最近一直在读《王阳明全集》。出于个人兴趣，对阳明的文学观和诗学观不免特加留意。我发现，阳明心学并非所谓“立异好奇，漫不省究”的凌空蹈虚之学，而是“求六经之实于吾心”（《稽山书院尊经阁记》）的切身功夫和“实行”学问。阳明最终在诗歌创作上的特殊成就，正是建立在这一种“实学”功夫上。所以，对于阳明而言，所谓“诗学”者，亦可谓之“实学”也。
　　受宋儒程明道影响，阳明表现出重儒者轻文人、重道统轻文辞的倾向。阳明曾对弟子王畿（龙溪）说：“使学如韩、柳，不过为文人。辞如李、杜，不过为诗人。果有志于心性之学，以颜、闵为期，当与共事，图为非第一等德业。”足见其以道学为重，诗文为轻。门人徐爱以文中子、韩愈为问。阳明答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贤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又说：“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在阳明看来，正是“修饰文词”之风，导致了“文盛实衰”，文士们竞相以“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而不能“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不仅不是诗文之福，反而是莫大的堕落。
　　阳明又曾论“学”与“道”之关系云：
　　学弈则谓之学，学文词则谓之学，学道则谓之学，然而其归远也。道，大路也。外是，荆棘之蹊，鲜克达矣。是故专于道，斯谓之专;精于道，斯谓之精。专于弈而不专于道，其专溺也;精于文词而不精于道，其精僻也。夫道广矣大矣，文词技能于是乎出，而以文词技能为者，去道远矣。是故非专则不能以精，非精则不能以明，非明则不能以诚。故曰“惟精惟一”。精，精也;专，一也。精则明矣，明则诚矣。是故明精之为也，诚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况于文词技能之末乎？
　　阳明认为，不能“见道”、“明道”、“合道”之诗文，不过是一种“文词技能”，“去道远矣”，只能落入第二义，不值得推崇揄扬。你可以說这是阳明作为“道学家”的偏执，但转念一想，纯粹以“修饰文词”为高，是不是另一种更严重的偏执呢？
　　事实上，阳明早年亦曾“溺于词章之习”，甚至颇有诗名。但弘治十五年（1502）三十一岁时，乃幡然悔悟，叹曰：“吾焉能以有限之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弘治十八年（1505），阳明三十四岁。《年谱》载：“是年先生门人始进。学者溺于词章记诵，不复知有身心之学，先生首倡之，使人先立必为圣贤之志。闻者渐觉兴起，有愿执贽及门者，至是专志授徒讲学。”因为标举“圣人之学”，故阳明对“记诵词章之习”常加痛诋。
　　值得注意的是，阳明论学常以“树”为喻，且看：“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欲树之长，必于始生时删其繁枝;欲德之盛，必于始学时去夫外好。如外好诗文，则精神日渐漏泄在诗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又曰：“我此论学，是无中生有的工夫，诸公须要信得及，只是立志。学者一念为善之志，如树之种，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将去，自然日夜滋长，生气日完，枝叶日茂。树初生时，便抽繁枝，亦须刊落，然后根干能大。初学时亦然，故立志贵专一。”
　　这里，阳明将诗文当作一种“外好”，认为“立志专一”才是内在“工夫”，真是一针见血，机带双敲。君不见，今之学诗写诗者，一意驰骛于外求，为求取名利而不择手段，其情其状，几乎可谓惨不忍睹。在这些诗人那里，甚至连诗歌写作的技艺也不重要，重要的唯有“诗名”和“诗利”，甚至是“诗力”，这真是现代版的“工夫在诗外”了。
　　关于“立志”，阳明还说：“立志用功，如种树然。方其根芽，犹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枝而后叶，叶而后花实。初种根时，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叶想，勿作花想，勿作实想。悬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没有枝叶花实？”
　　以上谈“立志”须有“根”。再看“格物”、“致知”亦须有“本”。“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却是有根本的学问。日长进一日，愈久愈觉精明。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去寻讨，却是无根本的学问。方其壮时，虽暂能外面修饰，不见有过，老则精神衰退，终须放倒。譬如无根之树，移栽水边，虽暂时鲜好，终久要憔悴。”
　　我们知道，阳明之前，白居易论诗，尝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白居易将诗歌比作一棵树，并以“根”喻“情”，强调诗歌作为抒情文学的根底，在于内在“情志”，此即所谓“诗言志”，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也。阳明却不然。他一方面承认“《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情性者也”，另一方面，又对诗歌之树做了一次“手术”。他认为，诗歌虽然看似一棵树，但文辞本身却并非“根本”，只是“枝叶”。“根本”不是别的，而是“道”或者说“良知”，“性情”还在其次。
　　如果你以为，阳明如此轻视文辞，其一生恐怕与诗无缘，那就错了。打开阳明全集，你会发现，尽管阳明并不以诗人为职志，也曾多次感叹“论诗自许窥三昧，入圣无梯出小乘”，“从前却恨牵文句，辗转支离叹陆沈”，但其一生却酷爱诗歌，勤于创作，每有登临必有诗，适逢雅集必能歌，留下数量不菲的优秀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王阳明全集》共收诗六百余首，2016年出版的《王阳明全集补编》又辑补逸诗近一百四十首。若加上其三十岁之前“泛滥词章”时所作诗，阳明一生创作诗歌，总量当在千首以上。且阳明诗歌，题材广泛，兼备众体，言志缘情，纯出胸臆，模山范水，意气风发，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名篇，播之众口，于今尤为读者所喜诵。故阳明之诗歌成就，足可跻身于大诗人之列而无愧色。
　　可以说，阳明一生的诗歌创作及成就近乎完美地实现了其诗学主张。正因为其为学能尊经崇道，“敦本尚实”，故能枝繁叶茂，在诗歌创作上结出累累硕果。纵观古今，很少有这样的诗人，能将深刻的哲学思想与深沉的淑世情怀，如此强烈而持久地挥洒于诗文创作之中，真正实现了“诗以明道”与“教以诗传”。阳明者，不唯大哲人也，实亦大诗人也。阳明之心学非仅求诸“人心”而有得，实亦求诸“六经”而有得。阳明诗学，乃是其心学土壤中培植出来的一棵“树”，足以证明“诗学”者，非虚无凿空之玄学，乃根深叶茂之“实学”也。
　　以上所言，是从近期所撰一篇长文中拣择概要，牵合而成，值此《原诗》第三辑即将付梓之际，谨以此文置诸卷首，聊充弁言。
　　末了，且就本辑《原诗》稍做说明。
　　本辑《原诗》的主题是《中西古今的互文与借镜》，依然秉持我们一贯的“大诗学”理念：不设壁垒，不立山头，不事吹捧，不避讽谏。本辑的出版，得到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以及我的好友、诗人徐彦平先生的大力支持;在组稿及编订过程中，复旦大学汪涌豪先生、台湾诗人方明先生、台湾世新大学洪国樑先生、著名诗人及文论家周伦佑先生，或慷慨赐文，或多方约稿，或主持栏目，使《原诗》的学术品位得以保证;岳麓书社资深编辑饶毅女史严谨编校，付出了不少额外的辛劳;我的研究生陈文芝、刘青衢，先后做了书稿的校对工作。在此，谨代表同济大学诗学研究中心及《原诗》编辑部，向各位师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另外要说的是，因为篇幅有限，有三篇本已采用的论文只能遗憾撤下，这是要向作者表示歉意的。
　　[刘强：《原诗》（第三辑），岳麓书社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