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时期，后梁朱温篡唐(公元907年)，册封驻广州的唐将靖海军节度使刘稳为南平王。刘稳在位时，自行铸造“开平元宝”等铅钱，是一些铸工粗率、薄小的劣质铅钱，没有铸年号钱。“开平元宝”铅钱虽劣质，但存世罕少。
　　公元911年，刘隐死，其弟刘岩(后改名刘龚)继位，于后梁贞明三年(917年)称帝，都设广州，国号大越。次年，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年号乾亨，开始铸行乾亨年号钱，前后铸有“乾亨通宝”及“乾亨重宝”两种，存世量都不多，特别是“乾亨通宝”十分罕有，属名珍级古钱，约十数枚存世。
　　据南汉《高祖本纪》载：“乾亨元年(917年)，铸乾亨通宝钱。二年，以国用不足，又铸铅钱，十当铜钱一。”
　　另据《简明古钱辞典》介绍，刘岩铸“乾亨通宝”铜钱不久后就改铸“乾亨重宝”铜钱及“乾亨重宝”铅钱。
　　“乾亨通宝”铸工尚可，“乾亨重宝”铜钱铸工则不精，风格类似辽钱，两钱均为直读。由于在吉林省等地曾有“乾亨通宝”铜钱出土，曾经有人认为此钱是辽景宗乾亨年所铸。《辽史·食货志》记载：“景宗以旧钱不足于用，始铸乾亨新钱……”据近年辽钱出土情况看，确有其事，但辽铸乾亨钱为隶书，旋读。例如，2007年8月，在吉林省西南部的信州城辽金遗址附近，在勘探矿产过程中，发现一处金代窖藏，其中在一千多公斤窖藏钱币中有一枚“乾亨通宝”小平钱，从实物照片看，该钱面文为隶书旋读，其“乾”字也写“”，钱径2.4厘米，重3.45克，整体风格与其他辽钱风格相同，但是，该钱与已发表的南汉“乾亨通宝”较为硬朗的钱风有明显的不同。
　　上述史料明确记载南汉乾亨元年铸“乾亨通宝”钱，也明确记载辽代景宗也有铸乾亨钱。而且，通过考古挖掘，两者都有实物出士。笔者收集的南汉乾亨钱有“通宝”、“重宝”多款，来源地在广东、广西等原南汉属地，个别“通宝”钱在东北辽金故地。所以，综合以上几点，笔者认为，“乾亨通宝”钱有南汉铸及辽铸两种，“乾亨重寶”钱则都是南汉铸币。
　　那么，在远离南汉属地的地方为什么会发现“乾亨通宝”钱呢?
　　在货币流通过程中，人们对品相或成色好的，常常舍不得花掉，积蓄起来，而是先花不好的或劣质币。致使当地市面良币越来越少，正所谓：“劣币驱逐良币”。
　　据史书上说：南汉缺铜，南汉第三个君主刘晟乾和年间以后，多聚敛铜钱。城内用铅钱，城外用铜钱。又说：禁其出入，犯者抵罪。官员的俸禄，非有“特恩”，不给铜钱。著名泉学家罗伯昭先生对史书的这一记载有如下解释，他说：“城内用铅，城外用铜，不是官方规定的，势所必至，是自然形成的。”他举例说：“刘的铅钱，后蜀孟昶的铁广政钱，以及楚马殷的铁‘乾封泉宝’，别处都不易得到。反之，三地的铜钱，则产地反缺，大都流往外省。”
　　综上所述可知，在远离南汉属地的地方发现南汉钱是符合情理的。
　　南汉王朝除铸有上述钱币外，还铸造了面文为“开元通宝”、“乾元重宝”、“五五”、“五朱”等铅钱，都是一些薄小的粗制滥造之品，钱文由工匠就范刻划，枚枚不同，千钱千面，至今花钱不多仍可集到，成为廉价的钱币弧品。笔者在收集这类铅钱的同时，还集到这类铅钱风格的银质“开元通宝”及“五五”钱各一枚，目前为仅见品。
　　公元925年，即南汉高祖刘岩白龙元年，南汉朝廷还鼓铸过一种面文为“飞龙进宝”的大钱(另一说是大有十四年即刘岩改名刘时铸)，属纪念币性质，系宫廷特铸庆典钱。该钱极为珍稀，存世仅数枚，目前发现的有五种版别，即：折十型光背、折十型背飞龙戏珠、折十型光背银钱及折五型光背钱，折五型背龙凤钱。
　　公元928年，刘岩改年号为大有，但是否铸行过年号钱，史籍无载，以往亦无出土报道。近年来，笔者集到“大有元宝”小平铜钱二枚及银钱一枚，品相开门（见附图）。经查，我国古代帝王使用“大有”年号的，仅刘岩一人，刘岩在大有年之前用过的两个年号，都有铸钱，由此可推知，刘岩在大有年铸行大有钱，是顺理成章，有可能的。另外，何林著《钱币学词汇简释》提到，民国时期广州潘氏伪造过南汉“大有元宝”钱，为当十型铅钱，但该书无附图，无从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