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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当代文学而言，生态散文是一种新兴散文类型，特别是2012年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概念提出以后，生态散文有了更深入的发展。而《人民文学》作为主流话语中极具代表性的杂志，更能体现主流话语视野中的生态散文变革。本文以2013—2019年度《人民文学》中的生态散文作为研究对象，对2012年以来生态散文的艺术特点以及生态散文的精神特质等方面进行研究，以期寻找生态散文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生态散文 《人民文学》 艺术特点 精神特质
21世纪以来，社会不断变革，现代化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同，“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观点越来越为人们所理解，生态散文的发展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使得主流话语视野中的生态散文产生了以下艺术特色和精神特质。
一、生态散文的艺术特点
我国传统文化以“诗文”为宗，在中国历史上散文一直占据重要地位。故而就历史传承和当代衍生而言，散文应是最早彰显传承关系且取得显著成绩的文体。近年来，散文创作愈发得到重视，其中生态散文作为新兴散文类型获得了极大发展。20世纪90年代是生态散文发展的重要节点，在此期间诞生了一大批生态散文作家，如李存葆、周晓枫、韩少功、芦苇，等等。他们为生态散文的发展提供了有效支持，为生态散文的创作注入了新鲜血液。如韩少功生态散文中的“空间差异”①写作，描述乡土世界与城市世界形成的落差，给予读者反思空间。[1]而李存葆生态散文的陌生化②语言，在语言上标新立异，采用有意识的创造性表达，突出语言的新颖性和内涵性，增加了艺术感受的难度，进而延长这种感受。[2]再如周晓枫的极致描写，突出了自然界动植物的生命性和主体性，从侧面展现出生态散文作者的生态意识、生态伦理观念和生态责任。而《人民文学》的生态散文集由不同作家独立完成，其生态散文创造呈现出多样化的艺术特点，如生态散文中多样化题材的运用、跨文体写作的尝试、生态写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
（一）多样化的题材
创作者拥有不同的生活经历和观察视角，这使《人民文学》中的生态散文集显而易见地具有多样化的题材，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等方面都有所涉及，多方面观照现实生活，为读者创造出一个贯穿古今、连接各地的自然世界。在开阔读者视野的同时，也给予读者多元化的想象美、新奇美和语言魅力。不同于2012年以前的生态散文，《人民文学》之中的生态散文不避讳直面表现现实社会中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和种种负面因素，如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但并不着重于表现此方面，其更注重的是呈现人类在面对生态危机时的主动性与创造性，表现出中国人民对自然生态逐渐重视和有所作为，故而在阅读中能感受到一股浓郁的改善自然世界的积极氛围。
《人民文学》中的生态散文，以简短的笔墨指出现实中的生态危机，对人类改善自然的积极性举措进行浓墨重彩的书写。如在赵德发的《崮下》中，狼群消失的背后是地区生物物种的灭绝，物种灭绝的加剧导致了生态危机的恶化，在有关政府严格的管理下，野兔这类常受捕猎的动物有了生存空间，从而使得生物链恢复，地区的生物逐渐多样化。③在彭程的《万山的表情》散文开头，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资源枯竭、百业凋敝的矿区，人民失去了生活的活力，但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举措”，以绿色发展之法托举起了万山和万山的人民。④尽管人类是生态危机的创造者，但在生态意识觉醒后人类能有所作为。生态危机中人类的创造性在汕尾行系列散文中也有所体现，这些生态散文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在中国人民的努力下，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正趋于缓和，并终将走向和谐发展。曾经，由于人民对生态环境的维系缺乏科学性认知，加上社会生活水平的低下，对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和利用，推动了生态危机出现，但随着社会发展，国家开始重视生态保护，人们的相关意识也有所提高，开始主动促使自然环境回归正常，让人类可以“诗意栖居”。
在创作选材上，《人民文学》上的生态散文角度多样，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三方面进行反思批判。如在安宁的《布谷，布谷》一文中，从对立角度深刻反思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忙碌于生活的物质追求，却看不到布谷鸟所代表的自然世界。⑤同时，该文也对人与人的关系进行了反思，自然界的动物彼此真诚，人类家庭中的亲人却有着隔阂和鄙夷。同样是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李存葆的《乡村燕事》则从统一的角度观照人与自然，提出“人是大宇宙中的小宇宙”，人與自然构成一个整体，自然与人之间的爱应当如同母子之爱般“不讲任何条件”。⑥多样化的选材，能让人们意识到人类对生态改善有创造性建设，促进对人、自然、社会三者间关系的反思，进而创造一个生态文明高度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二）跨文体写作
不同于小说、诗歌，散文的文学表达手法具有多样化与丰富性的特征，叙事、议论、抒情、描写、说明均可交织其中，也可广泛借鉴其他文体的特点和表现方法，从而使得作者可以无拘无束地表达个人情感，最大限度地创造新颖的结构。《人民文学》刊登的散文各具特点，不仅具有散文的随意形式，还吸收借鉴了诗歌的诗化语言、小说的叙事性、说明文的科学严谨性。在《畜禽六记》中，作者玄武进行了叙事散文的探索，该篇散文叙述了六个故事，故事短小精悍，却又与主题相扣，让作品呈现出生活趣味性与思考性。⑦在李焕才的《南海渔家》中讲述了大海老人与大海的故事，极具故事性的开头给读者塑造了一个与大海息息相关的捕鱼健儿，在叙事、抒情与议论夹杂之中，健儿成了一个怪癖的老人。⑧故事的趣味性，不仅增添了文章的可读性，还使得散文中的抒情与议论更易被读者接受、理解。
与此同时，《人民文学》上的生态散文还具有诗化语言的特点，即在散文中吸取诗歌的语言凝练性和结构特点，使散文展现出一种诗意盎然的艺术魅力。例如《这样的人万里无一》这篇散文首句，“五月山楂，粉花褪，子离离”⑨，出自唐代李贤《黄瓜台辞》中“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这种诗化的语言，增加了文章语言的凝练之感，提升了散文美感。同时，该散文中也多用简短的文字进行叙述，如“天阴，事多，心不宁”，也是对诗歌语言凝练性的借鉴。散文的随意性与诗歌的凝练性结合使用，丰富的想象与充沛的情感得到了有机结合，给读者营造了一个诗意的散文空间。 （三）生态写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刘军在其论文《为什么是生态文学》中提到生态批评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自然写作、关注环境公正、注重结合日常生活和社会变革。[3]但从理论层面而言，我国基本已经做到与西方同步，而近些年来，我国在生态写作和生态实践上有了质的飞跃。
生态文学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的生态文学着重于描绘生态恶化，蕴含的是一种鲜明的危机意识，并开始产生自然生态保护意识。而到了90年代，生态散文创作者开始对自然有了更深入的思考，而不是简单的环保意识，更多的是思考自然与生命的独特性，对自然生命的敬畏意识开始萌芽，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观念在这一时期开始被摒弃，生态整体主义初步形成。进入21世纪以来，生态散文有了明确的自然生态整体观，对自然与人的关系有了正确的认识，但作家对生态散文的创作大多都停留在生态写作层面，对生态实践鲜少涉及。中国生态散文创作不可避免地受到《瓦尔登湖》的影响，着重对自然生命进行探索，却忽略人类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将人类行为划至社会活动而非生态活动。2012年以后，生态散文突破了这一局限性，产生了新的特质，即生态写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人的创造性在生态修复中得到了体现。
在国家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后，一系列政策颁布实施，许多生态恶化的地区逐渐走上绿色发展之路，生态散文创作者也注意到了人类的生态实践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如在万山行系列中的《万山有仁山》《万山的表情》两篇中，人类过度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导致资源枯竭，但并不意味着生态会走向崩溃，在国家的支持和人民的劳动下，矿区恢复了原有的生机，走上了科学绿色发展之路。《陆河赏花》中提到装修工人罗广志对家乡洋岭的改造，从荒田到旅游胜地，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获得发展，恰当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在生态意识觉醒之后能够帮助生态重新回到平衡，并且寻找到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学之路，这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理想境界。⑩
二、生态散文的精神特质
文学来自作家对现实世界的观察与思考，生态散文就是来自作家对人与自然现实关系的思考。因此，不同时期的生态散文受制于日常生活和时代，会具有不同的精神特质，彰显时代特性。自2012年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主流话题，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了缓和，生态整体主义成为主流观念。在此基础上，作家开始反思人与自然的文化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对当代物欲盛行和精神信仰缺失的现象进行了批判。
（一）生态整体主义
在过去，人类得意于自身的力量，对自然过度开发，对生态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当不平衡的自然开始反作用于人类，自然灾害的暴发不得不迫使人类收敛，于是环境保护意识开始觉醒。但这还是基于人类自身的利益，是出于对人类既得利益的维护和及时止损，而非对自然生命体系的尊重。21世纪以来，生态散文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将自然作为一个生命整体，对自然生命报以敬畏，试图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社会。在2019年度《人民文学》生态散文中，作家不再大笔墨地批判人类中心主义，而是自然地将生态整体主义体现在文章之中。人开始意识到人类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只是相较于其他物种更具有理性，于是人开始尊重接受自然对自己的设定，活跃于自然的容忍范围内，将自身纳入生态整体之中。李一鸣的《万山的行板》中就提到“人本是自然的产物，一颗通透纯净的心灵，只有回归自然才可寻回天然”“在大化流行中自然运行”，个人开始融入生态，对自然产生依赖和归属感，人类从身体和精神上回归自然，此时生态才算达到真正的整体，即真正的生态整体主义。?
中国山水画向来推崇写意手法，“咏花而不见花”，这种不及物的文化态度使文学寻找自然生命共性，却缺乏对自然生命个性的关注，久而久之，造成了中国文人与自然生命的隔阂，即人与自然生命的疏离感。在写意手法之下，麻雀间没有不同，一朵花与另一朵花之间也无差别。但当人开始将自身置于生态整体中观察自然，每个生命也就成了独一无二的个体，具有自然生命的鲜活性与独特性。龙仁青的《他乡故知是麻雀》中，麻雀“不是人类创造的，是人类之前就独自生活着的”，作者以一种人与麻雀平等的态度来观察麻雀这个生命个体，展现城市麻雀与农村麻雀的习性，不批判、不评价麻雀习性的优劣，而是于单纯叙述中展现人类对待自然生命的漠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反思。?同时，文中也描述了两个牧民家的羊群合群后，主人能轻而易举地分辨，因为对牧民而言，每一只羊都是独特的生命，这是一种对生命的敏感。将自然生命视作独立个体，是生态意识发展的一步，也是构建真正生态整体的必要环节。苏沧桑在《麻雀轰鸣》中采用了独特的视角创作，即从麻雀出发观察动物的生存空间、生存状态以及与人类的关系。?
（二）人与自然的历史文化关系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个时代造就一代人。生态环境是人生存之地，不同地域培育出不同的文化，同時，自然本身就是一部历史，一部文化史，保护生态环境其实也是保护人类文明。虽然从人与自然的文化关系视角来观照自然，难免带有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毕竟是从人的立场去考量人类的历史文化，自然被当成有生命的历史文化载体，但这是自然生态所允许的，好比是松鼠为过冬大量储存坚果，多余以及被遗忘的坚果成为新生命的开始，而人类出于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充分保护自然生态，也是健康生态的促进者。二者都是从个体中心出发，但创造的是和谐自然，但由于人类力量远超过其他物种，故需要怀有生态整体主义，行为有度方得和谐。
梁衡第一个提出创建人文森林理论，并亲自指导创建了我国第一个人文森林公园——高寒岭人文森林公园。[4]他意识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文化阐释，保护自然也是一种文化保护。在利川生态行系列生态散文中阿来的《水杉，一种树的故事》，讲述了水杉，一种生长于白垩纪、历经漫长时间下的生命，这个古老的生命，记载着中国的历史文化，故而对自然的保护，也是中国人在文化历史上的重新觉醒。?《崮下》中涉及了许多神话故事，如“韩湘子洞”中的《天花引》创作故事，带有浪漫色彩的神话故事附着于自然景物之上，给人以瑰丽想象的同时也是在无形中保护自然。另外，托物言志是中国文人常用的写作方法，在漫长的文化发展中，许多景物拥有了无可替代的寓意，如菊花“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的孤高之姿，明月“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的思念之情，自然景物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象征了。在这个时代，一些景物也被寄托独特的情感。《他乡故知是麻雀》中的麻雀寄托着作者对乡土的怀念、对传统文化的坚守，“葆有一份与我们的历史过往紧密相连，也与我们的未来梦想紧密相关的悠悠乡愁。”重建人与自然的历史文化关系，保留活的人文史，表面是人类中心主义，深层次的却是人与自然在精神层面的和谐相处。从历史文化角度出发，自然被赋予神圣的历史性，甚至成为精神的象征，被人类尊重与敬畏。 （三）对精神生态危机的批判
生态危机的产生源自人类自然生态保护意识的缺乏，一味追求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导致资源过度开发，生态保护意识的薄弱造成生态持续恶化。探究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逃脱不开人类缺乏生态整体主义观念，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人类精神生态出现了危机。
1.自然教育的缺失
儿童，与自然最为貼近且最具有自然美。人对生命有着与生俱来的敏感性，在儿童身上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儿童对生命是一种平等的对话，也是“泛灵论”的一种体现。现代化快速发展，城市化不断加快，使得儿童拥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和受教育机会，但不可避免的，儿童开始脱离自然，于室内接受规范训练，自然教育缺失开始成为一个问题。
《这样的人万里无一》里四岁半的孩子对自然有着天真的好奇与向往，将家中的宠物认作兄弟，对草木感到好奇，但这都停留在认识阶段，曾经父辈与植物玩耍的快乐是这代孩子所不理解的。?儿童只是在观赏自然，并非体验自然。而在安宁的《布谷，布谷》中，儿童成了自然的破坏者。弟弟用树枝做成伤害自然生命的弹弓，上面沾满各种生命的鲜血，也沾有人类的血液。自然曾对这个顽童予以警告，“石子击到了树干上，又迅速弹回来，并落在弟弟的手臂上”，但是不理解自然的儿童不愿停手，直至象征着自然的布谷鸟被击落，弟弟才感到张皇失措。未接受过自然教育的儿童，会借生命寻找乐趣——一种嗜杀的欲望，这就是对自然界缺乏尊重的体现。儿童作为社会的未来，也是自然生态的未来，越来越少的自然教育不仅危害着儿童的身心发展，还会影响整个地球的生态环境。
2.物质欲望膨胀
现代社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生活日益富裕，社会疲于追求物质财富，鲜少有人为春日盛开的野花驻足，自然在物欲膨胀的时代骤然失色。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们缺乏安全感与幸福感，快节奏的生活扰乱人的内心。“几千年前，人的梦想无非是：几间屋子，一个安静的院子”，《这样的人万里无一》一文发出对当今人们过度追求物质的疑惑，人口中喊着高质量的生活，却将精神的富足从生活中割裂。不论城市还是农村，都存在着此现象。龙仁青在《他乡故知是麻雀》中写道“越是城里的，便不能区分，越是农耕文化背景，也越是‘不及物’”，城市与农村都在埋头为物质而战，精神上的空虚让他们无法欣赏自然的魅力与生命的活力。
3.精神信仰缺失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正在弱化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曾经的土地信仰开始崩塌。在《南海渔家》中，人们借助先进的捕鱼工具，过度捕捞，对海洋失去了敬畏之心，尽管老人提出海洋“不容许被蔑视，更不容忍被欺负”的劝解，人们却不屑一顾。?在《崮下》中提到中国人信奉土地神，村中修建一座小庙用于安置土地神，却不需要大肆祭拜，这是一种朴素的土地自然观——尊重贴近生活的土地。泛滥的物质主义，抢占了人们的精神空间，精神信仰开始变得虚无，土地、树木等自然的象征不再具有精神的力量，只是作为自然事物的简单存在。
三、结语
《人民文学》2019年度的生态散文在散文的随意性基础上，吸收了诗歌语言的凝练性，多样化的题材、生态写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多方面、多层次展现2012年以来人民在生态环境保护上的创造性。生态散文在探索自然生态的同时，也是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反思。人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在自然生态中得到积极体现，但社会陷于功利物质、缺乏精神信仰，人的精神生态危机尚未得到解决，精神生态文明建设仍需努力。
注释：
①“差异空间”由20世纪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提出，其认为“空间”具有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
②“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的核心概念，强调在内容与形式上违反人们习见的常情、常理、常事，同时在艺术上超越常境。
③赵德发：《崮下》，《人民文学》，2019年版，第1期。
④彭程：《万山的表情》，《人民文学》，2019年版，第4期。
⑤安宁：《布谷，布谷》，《人民文学》，2019年版，第6期。
⑥李存葆：《乡村燕事》，《人民文学》，2013年版，第6期。
⑦玄武：《畜禽六记》，《人民文学》，2014年版，第12期。
⑧李焕才：《南海渔家》，《人民文学》，2019年版，第10期。
⑨?玄武：《这样的人万里无一》，《人民文学》，2019年版，第6期。
⑩王万然：《陆河赏花》，《人民文学》，2019年版，第3期。
?李一鸣：《万山的行板》，《人民文学》，2019年版，第4期。
?龙仁青：《他乡故知是麻雀》，《人民文学》，2019年版，第4期。
?苏沧桑：《麻雀轰鸣》，《人民文学》，2015年版，第9期。
?阿来：《水杉，一种树的故事》，《人民文学》，2019年版，第12期。
?李焕才：《南海渔家》，《人民文学》，2019年版，第10期。
参考文献：
[1]林岚.论新时期生态散文的空间叙事——以韩少功、张炜和阿来等作家为例[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7（11）：58-62.
[2]王霞.李存葆生态散文研究[D].湖北大学，2018.
[3]刘军.为什么是生态文学[J].创作评谭，2020（03）：34-36.
[4]舒晋瑜.梁衡：从政治散文走向生态散文[N].中华读书报，2020-05-27（018）.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十八大’以来主流话语视野中的新世纪散文研究——以《人民文学》（2013-2019）为考察中心”（项目编号：202010347015）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梅妍冰，女，本科，湖州师范学院，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 张云逸）
关键词：生态散文 《人民文学》 艺术特点 精神特质
21世纪以来，社会不断变革，现代化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同，“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观点越来越为人们所理解，生态散文的发展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使得主流话语视野中的生态散文产生了以下艺术特色和精神特质。
一、生态散文的艺术特点
我国传统文化以“诗文”为宗，在中国历史上散文一直占据重要地位。故而就历史传承和当代衍生而言，散文应是最早彰显传承关系且取得显著成绩的文体。近年来，散文创作愈发得到重视，其中生态散文作为新兴散文类型获得了极大发展。20世纪90年代是生态散文发展的重要节点，在此期间诞生了一大批生态散文作家，如李存葆、周晓枫、韩少功、芦苇，等等。他们为生态散文的发展提供了有效支持，为生态散文的创作注入了新鲜血液。如韩少功生态散文中的“空间差异”①写作，描述乡土世界与城市世界形成的落差，给予读者反思空间。[1]而李存葆生态散文的陌生化②语言，在语言上标新立异，采用有意识的创造性表达，突出语言的新颖性和内涵性，增加了艺术感受的难度，进而延长这种感受。[2]再如周晓枫的极致描写，突出了自然界动植物的生命性和主体性，从侧面展现出生态散文作者的生态意识、生态伦理观念和生态责任。而《人民文学》的生态散文集由不同作家独立完成，其生态散文创造呈现出多样化的艺术特点，如生态散文中多样化题材的运用、跨文体写作的尝试、生态写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
（一）多样化的题材
创作者拥有不同的生活经历和观察视角，这使《人民文学》中的生态散文集显而易见地具有多样化的题材，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等方面都有所涉及，多方面观照现实生活，为读者创造出一个贯穿古今、连接各地的自然世界。在开阔读者视野的同时，也给予读者多元化的想象美、新奇美和语言魅力。不同于2012年以前的生态散文，《人民文学》之中的生态散文不避讳直面表现现实社会中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和种种负面因素，如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但并不着重于表现此方面，其更注重的是呈现人类在面对生态危机时的主动性与创造性，表现出中国人民对自然生态逐渐重视和有所作为，故而在阅读中能感受到一股浓郁的改善自然世界的积极氛围。
《人民文学》中的生态散文，以简短的笔墨指出现实中的生态危机，对人类改善自然的积极性举措进行浓墨重彩的书写。如在赵德发的《崮下》中，狼群消失的背后是地区生物物种的灭绝，物种灭绝的加剧导致了生态危机的恶化，在有关政府严格的管理下，野兔这类常受捕猎的动物有了生存空间，从而使得生物链恢复，地区的生物逐渐多样化。③在彭程的《万山的表情》散文开头，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资源枯竭、百业凋敝的矿区，人民失去了生活的活力，但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举措”，以绿色发展之法托举起了万山和万山的人民。④尽管人类是生态危机的创造者，但在生态意识觉醒后人类能有所作为。生态危机中人类的创造性在汕尾行系列散文中也有所体现，这些生态散文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在中国人民的努力下，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正趋于缓和，并终将走向和谐发展。曾经，由于人民对生态环境的维系缺乏科学性认知，加上社会生活水平的低下，对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和利用，推动了生态危机出现，但随着社会发展，国家开始重视生态保护，人们的相关意识也有所提高，开始主动促使自然环境回归正常，让人类可以“诗意栖居”。
在创作选材上，《人民文学》上的生态散文角度多样，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三方面进行反思批判。如在安宁的《布谷，布谷》一文中，从对立角度深刻反思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忙碌于生活的物质追求，却看不到布谷鸟所代表的自然世界。⑤同时，该文也对人与人的关系进行了反思，自然界的动物彼此真诚，人类家庭中的亲人却有着隔阂和鄙夷。同样是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李存葆的《乡村燕事》则从统一的角度观照人与自然，提出“人是大宇宙中的小宇宙”，人與自然构成一个整体，自然与人之间的爱应当如同母子之爱般“不讲任何条件”。⑥多样化的选材，能让人们意识到人类对生态改善有创造性建设，促进对人、自然、社会三者间关系的反思，进而创造一个生态文明高度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二）跨文体写作
不同于小说、诗歌，散文的文学表达手法具有多样化与丰富性的特征，叙事、议论、抒情、描写、说明均可交织其中，也可广泛借鉴其他文体的特点和表现方法，从而使得作者可以无拘无束地表达个人情感，最大限度地创造新颖的结构。《人民文学》刊登的散文各具特点，不仅具有散文的随意形式，还吸收借鉴了诗歌的诗化语言、小说的叙事性、说明文的科学严谨性。在《畜禽六记》中，作者玄武进行了叙事散文的探索，该篇散文叙述了六个故事，故事短小精悍，却又与主题相扣，让作品呈现出生活趣味性与思考性。⑦在李焕才的《南海渔家》中讲述了大海老人与大海的故事，极具故事性的开头给读者塑造了一个与大海息息相关的捕鱼健儿，在叙事、抒情与议论夹杂之中，健儿成了一个怪癖的老人。⑧故事的趣味性，不仅增添了文章的可读性，还使得散文中的抒情与议论更易被读者接受、理解。
与此同时，《人民文学》上的生态散文还具有诗化语言的特点，即在散文中吸取诗歌的语言凝练性和结构特点，使散文展现出一种诗意盎然的艺术魅力。例如《这样的人万里无一》这篇散文首句，“五月山楂，粉花褪，子离离”⑨，出自唐代李贤《黄瓜台辞》中“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这种诗化的语言，增加了文章语言的凝练之感，提升了散文美感。同时，该散文中也多用简短的文字进行叙述，如“天阴，事多，心不宁”，也是对诗歌语言凝练性的借鉴。散文的随意性与诗歌的凝练性结合使用，丰富的想象与充沛的情感得到了有机结合，给读者营造了一个诗意的散文空间。 （三）生态写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刘军在其论文《为什么是生态文学》中提到生态批评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自然写作、关注环境公正、注重结合日常生活和社会变革。[3]但从理论层面而言，我国基本已经做到与西方同步，而近些年来，我国在生态写作和生态实践上有了质的飞跃。
生态文学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的生态文学着重于描绘生态恶化，蕴含的是一种鲜明的危机意识，并开始产生自然生态保护意识。而到了90年代，生态散文创作者开始对自然有了更深入的思考，而不是简单的环保意识，更多的是思考自然与生命的独特性，对自然生命的敬畏意识开始萌芽，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观念在这一时期开始被摒弃，生态整体主义初步形成。进入21世纪以来，生态散文有了明确的自然生态整体观，对自然与人的关系有了正确的认识，但作家对生态散文的创作大多都停留在生态写作层面，对生态实践鲜少涉及。中国生态散文创作不可避免地受到《瓦尔登湖》的影响，着重对自然生命进行探索，却忽略人类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将人类行为划至社会活动而非生态活动。2012年以后，生态散文突破了这一局限性，产生了新的特质，即生态写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人的创造性在生态修复中得到了体现。
在国家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后，一系列政策颁布实施，许多生态恶化的地区逐渐走上绿色发展之路，生态散文创作者也注意到了人类的生态实践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如在万山行系列中的《万山有仁山》《万山的表情》两篇中，人类过度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导致资源枯竭，但并不意味着生态会走向崩溃，在国家的支持和人民的劳动下，矿区恢复了原有的生机，走上了科学绿色发展之路。《陆河赏花》中提到装修工人罗广志对家乡洋岭的改造，从荒田到旅游胜地，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获得发展，恰当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在生态意识觉醒之后能够帮助生态重新回到平衡，并且寻找到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学之路，这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理想境界。⑩
二、生态散文的精神特质
文学来自作家对现实世界的观察与思考，生态散文就是来自作家对人与自然现实关系的思考。因此，不同时期的生态散文受制于日常生活和时代，会具有不同的精神特质，彰显时代特性。自2012年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主流话题，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了缓和，生态整体主义成为主流观念。在此基础上，作家开始反思人与自然的文化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对当代物欲盛行和精神信仰缺失的现象进行了批判。
（一）生态整体主义
在过去，人类得意于自身的力量，对自然过度开发，对生态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当不平衡的自然开始反作用于人类，自然灾害的暴发不得不迫使人类收敛，于是环境保护意识开始觉醒。但这还是基于人类自身的利益，是出于对人类既得利益的维护和及时止损，而非对自然生命体系的尊重。21世纪以来，生态散文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将自然作为一个生命整体，对自然生命报以敬畏，试图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社会。在2019年度《人民文学》生态散文中，作家不再大笔墨地批判人类中心主义，而是自然地将生态整体主义体现在文章之中。人开始意识到人类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只是相较于其他物种更具有理性，于是人开始尊重接受自然对自己的设定，活跃于自然的容忍范围内，将自身纳入生态整体之中。李一鸣的《万山的行板》中就提到“人本是自然的产物，一颗通透纯净的心灵，只有回归自然才可寻回天然”“在大化流行中自然运行”，个人开始融入生态，对自然产生依赖和归属感，人类从身体和精神上回归自然，此时生态才算达到真正的整体，即真正的生态整体主义。?
中国山水画向来推崇写意手法，“咏花而不见花”，这种不及物的文化态度使文学寻找自然生命共性，却缺乏对自然生命个性的关注，久而久之，造成了中国文人与自然生命的隔阂，即人与自然生命的疏离感。在写意手法之下，麻雀间没有不同，一朵花与另一朵花之间也无差别。但当人开始将自身置于生态整体中观察自然，每个生命也就成了独一无二的个体，具有自然生命的鲜活性与独特性。龙仁青的《他乡故知是麻雀》中，麻雀“不是人类创造的，是人类之前就独自生活着的”，作者以一种人与麻雀平等的态度来观察麻雀这个生命个体，展现城市麻雀与农村麻雀的习性，不批判、不评价麻雀习性的优劣，而是于单纯叙述中展现人类对待自然生命的漠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反思。?同时，文中也描述了两个牧民家的羊群合群后，主人能轻而易举地分辨，因为对牧民而言，每一只羊都是独特的生命，这是一种对生命的敏感。将自然生命视作独立个体，是生态意识发展的一步，也是构建真正生态整体的必要环节。苏沧桑在《麻雀轰鸣》中采用了独特的视角创作，即从麻雀出发观察动物的生存空间、生存状态以及与人类的关系。?
（二）人与自然的历史文化关系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个时代造就一代人。生态环境是人生存之地，不同地域培育出不同的文化，同時，自然本身就是一部历史，一部文化史，保护生态环境其实也是保护人类文明。虽然从人与自然的文化关系视角来观照自然，难免带有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毕竟是从人的立场去考量人类的历史文化，自然被当成有生命的历史文化载体，但这是自然生态所允许的，好比是松鼠为过冬大量储存坚果，多余以及被遗忘的坚果成为新生命的开始，而人类出于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充分保护自然生态，也是健康生态的促进者。二者都是从个体中心出发，但创造的是和谐自然，但由于人类力量远超过其他物种，故需要怀有生态整体主义，行为有度方得和谐。
梁衡第一个提出创建人文森林理论，并亲自指导创建了我国第一个人文森林公园——高寒岭人文森林公园。[4]他意识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文化阐释，保护自然也是一种文化保护。在利川生态行系列生态散文中阿来的《水杉，一种树的故事》，讲述了水杉，一种生长于白垩纪、历经漫长时间下的生命，这个古老的生命，记载着中国的历史文化，故而对自然的保护，也是中国人在文化历史上的重新觉醒。?《崮下》中涉及了许多神话故事，如“韩湘子洞”中的《天花引》创作故事，带有浪漫色彩的神话故事附着于自然景物之上，给人以瑰丽想象的同时也是在无形中保护自然。另外，托物言志是中国文人常用的写作方法，在漫长的文化发展中，许多景物拥有了无可替代的寓意，如菊花“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的孤高之姿，明月“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的思念之情，自然景物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象征了。在这个时代，一些景物也被寄托独特的情感。《他乡故知是麻雀》中的麻雀寄托着作者对乡土的怀念、对传统文化的坚守，“葆有一份与我们的历史过往紧密相连，也与我们的未来梦想紧密相关的悠悠乡愁。”重建人与自然的历史文化关系，保留活的人文史，表面是人类中心主义，深层次的却是人与自然在精神层面的和谐相处。从历史文化角度出发，自然被赋予神圣的历史性，甚至成为精神的象征，被人类尊重与敬畏。 （三）对精神生态危机的批判
生态危机的产生源自人类自然生态保护意识的缺乏，一味追求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导致资源过度开发，生态保护意识的薄弱造成生态持续恶化。探究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逃脱不开人类缺乏生态整体主义观念，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人类精神生态出现了危机。
1.自然教育的缺失
儿童，与自然最为貼近且最具有自然美。人对生命有着与生俱来的敏感性，在儿童身上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儿童对生命是一种平等的对话，也是“泛灵论”的一种体现。现代化快速发展，城市化不断加快，使得儿童拥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和受教育机会，但不可避免的，儿童开始脱离自然，于室内接受规范训练，自然教育缺失开始成为一个问题。
《这样的人万里无一》里四岁半的孩子对自然有着天真的好奇与向往，将家中的宠物认作兄弟，对草木感到好奇，但这都停留在认识阶段，曾经父辈与植物玩耍的快乐是这代孩子所不理解的。?儿童只是在观赏自然，并非体验自然。而在安宁的《布谷，布谷》中，儿童成了自然的破坏者。弟弟用树枝做成伤害自然生命的弹弓，上面沾满各种生命的鲜血，也沾有人类的血液。自然曾对这个顽童予以警告，“石子击到了树干上，又迅速弹回来，并落在弟弟的手臂上”，但是不理解自然的儿童不愿停手，直至象征着自然的布谷鸟被击落，弟弟才感到张皇失措。未接受过自然教育的儿童，会借生命寻找乐趣——一种嗜杀的欲望，这就是对自然界缺乏尊重的体现。儿童作为社会的未来，也是自然生态的未来，越来越少的自然教育不仅危害着儿童的身心发展，还会影响整个地球的生态环境。
2.物质欲望膨胀
现代社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生活日益富裕，社会疲于追求物质财富，鲜少有人为春日盛开的野花驻足，自然在物欲膨胀的时代骤然失色。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们缺乏安全感与幸福感，快节奏的生活扰乱人的内心。“几千年前，人的梦想无非是：几间屋子，一个安静的院子”，《这样的人万里无一》一文发出对当今人们过度追求物质的疑惑，人口中喊着高质量的生活，却将精神的富足从生活中割裂。不论城市还是农村，都存在着此现象。龙仁青在《他乡故知是麻雀》中写道“越是城里的，便不能区分，越是农耕文化背景，也越是‘不及物’”，城市与农村都在埋头为物质而战，精神上的空虚让他们无法欣赏自然的魅力与生命的活力。
3.精神信仰缺失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正在弱化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曾经的土地信仰开始崩塌。在《南海渔家》中，人们借助先进的捕鱼工具，过度捕捞，对海洋失去了敬畏之心，尽管老人提出海洋“不容许被蔑视，更不容忍被欺负”的劝解，人们却不屑一顾。?在《崮下》中提到中国人信奉土地神，村中修建一座小庙用于安置土地神，却不需要大肆祭拜，这是一种朴素的土地自然观——尊重贴近生活的土地。泛滥的物质主义，抢占了人们的精神空间，精神信仰开始变得虚无，土地、树木等自然的象征不再具有精神的力量，只是作为自然事物的简单存在。
三、结语
《人民文学》2019年度的生态散文在散文的随意性基础上，吸收了诗歌语言的凝练性，多样化的题材、生态写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多方面、多层次展现2012年以来人民在生态环境保护上的创造性。生态散文在探索自然生态的同时，也是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反思。人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在自然生态中得到积极体现，但社会陷于功利物质、缺乏精神信仰，人的精神生态危机尚未得到解决，精神生态文明建设仍需努力。
注释：
①“差异空间”由20世纪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提出，其认为“空间”具有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
②“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的核心概念，强调在内容与形式上违反人们习见的常情、常理、常事，同时在艺术上超越常境。
③赵德发：《崮下》，《人民文学》，2019年版，第1期。
④彭程：《万山的表情》，《人民文学》，2019年版，第4期。
⑤安宁：《布谷，布谷》，《人民文学》，2019年版，第6期。
⑥李存葆：《乡村燕事》，《人民文学》，2013年版，第6期。
⑦玄武：《畜禽六记》，《人民文学》，2014年版，第12期。
⑧李焕才：《南海渔家》，《人民文学》，2019年版，第10期。
⑨?玄武：《这样的人万里无一》，《人民文学》，2019年版，第6期。
⑩王万然：《陆河赏花》，《人民文学》，2019年版，第3期。
?李一鸣：《万山的行板》，《人民文学》，2019年版，第4期。
?龙仁青：《他乡故知是麻雀》，《人民文学》，2019年版，第4期。
?苏沧桑：《麻雀轰鸣》，《人民文学》，2015年版，第9期。
?阿来：《水杉，一种树的故事》，《人民文学》，2019年版，第12期。
?李焕才：《南海渔家》，《人民文学》，2019年版，第10期。
参考文献：
[1]林岚.论新时期生态散文的空间叙事——以韩少功、张炜和阿来等作家为例[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7（11）：58-62.
[2]王霞.李存葆生态散文研究[D].湖北大学，2018.
[3]刘军.为什么是生态文学[J].创作评谭，2020（03）：34-36.
[4]舒晋瑜.梁衡：从政治散文走向生态散文[N].中华读书报，2020-05-27（018）.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十八大’以来主流话语视野中的新世纪散文研究——以《人民文学》（2013-2019）为考察中心”（项目编号：202010347015）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梅妍冰，女，本科，湖州师范学院，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 张云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