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邓发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不畏艰险，直至光荣牺牲。父亲的事迹时刻提醒着我爱党爱国。
　　父亲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1941年，父亲任延安中央党校校长时，在一个寒冬的雪后早晨，新学员贺安一大早就去党校报到。走到学校门口附近，他“看见一个穿一身破灰布棉军衣的同志，头上戴着一顶航空员式的皮帽，棉裤的两膝补着两个大补丁”的人，正在校门口铲雪。此人看到贺安就和蔼地问他：“天这样冷，你为什么这么早来了，从哪个机关来的？”贺安嫌他多管闲事，当时没有搭理。后来，才知道那人就是邓发校长，令他非常惭愧。
　　父亲是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他一生从事过香港、广州的工人运动，领导过香港党的地下工作、中央政治保卫局工作。抗战时期，在新疆代表党中央与军阀盛世才开展统战与建设新疆的工作。回到延安后，在中央党校任校长，创办了《工人月刊》 ，同时担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及民运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领导工、青、妇各部门的工作。1945年，他代表解放区工会参加世界职工代表大会，提出战后中国工人运动著名的“八项主张”，得到各国工会的重视和支持。父亲在实践中不断地学习，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斗争经验，从工人到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无论党把他放到哪里，他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父亲革命意志坚定，胆大心细，一生充满传奇。他经常独自行走于解放区与国民党统治区之间。1936年，他在西安迎送美国进步记者斯诺到陕北。然后，他又一个人从西安出发，经甘肃、新疆到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联系，报告长征、遵义会议的情况。1945年，他从延安出发到重庆，转飞机到法国巴黎，参加世界职工代表大会。他在巴黎遇到国民党的特务头子康泽，谈话中，康泽指责共产党挑起内战。父亲毫不退让，与康泽进行激烈辩论，从容不迫、有理有据地说明八路军和游击队在全国抗战爆发后的8年中浴血奋战，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收复失地，建立起根据地，现在却遭到国民党军队的侵犯。为了保护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共产党不得不进行自卫反击，何罪之有？康泽被驳斥得理屈詞穷。这件事反映了父亲坚持真理、敢于斗争，无所畏惧的鲜明个性。
　　父亲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同时不断地督促身边的同志坚持学习。父亲小时候家里很穷，只读过4年私塾。为了提高文化水平，在工作中，他经常挤时间自学。他给自己定下规矩：每天都要挤出两个小时读书学习，练习写作。他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他时刻不忘向知识分子学习。据学员荒苇回忆，有一次，我父亲请几个知识分子学员帮忙抄写“讲授提纲”。他很诚恳地讲：“这是要向全校同志讲课的提纲，我写得不够条理，麻烦你们在抄的过程中也研究一下，给我提些意见。”他在给堂弟碧群的信中，要求堂弟再困难也要完成中学学业，争取读大学。这是对自身的要求，也是今后革命工作的需要。父亲从不放过每一次学习的机会。1945年，他刚到巴黎，住进旅馆，放下行李箱，就要求马上去会场。接他的翻译李佩说：“我对巴黎街道不熟，叫个出租车吧。”父亲说不用，“我们搭地铁的车去吧，在莫斯科，我就常常搭地铁的车。不要怕，随我来”。他们找来一张地图，弄清楚目的地和路线后，就乘地铁顺利到达了会场。他曾对同志们讲：“只凭自己的历史在革命队伍里混，而不学习，就会做时代的尾巴。只凭自己的忠实可靠并不能代替工作。多学一点东西才能使自己在革命事业上多做一点事。”这就是我的父亲——邓发。 （邓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