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发怒、没有恐惧，这世界就需要太多警察，以对每一次争议做出裁决、对每一次逾矩进行惩罚，而有权力的人们也会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如此，则商业将无法存在。
　　发怒不利于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可能对个人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此外，常发怒还会引发胃溃疡、甲亢、心肌缺氧等疾病，百害而无一利，可在现实中，几乎找不到从不发怒的人。令人好奇：为什么人类就不能不发怒呢？
　　许多学者将发怒视为一种未退化的本能，由于人类社会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人类进化的速度，导致我们身上残存着许多不适应时代需要的本能。这种“多余之物”是一种巨大的风险，凯恩斯称其为“动物精神”。从古至今，几乎所有教育都要求人们学会克制自己，尽可能不发怒。
　　然而，在以色列行为经济学家埃亚尔·温特看来，不发怒的社会可能更危险，哲人们津津乐道的“用理性战胜情感”有违人道。
　　温特发现，大多数人是在“应该发怒”时才发怒，比如遭遇欺诈、慢待等。几名学生订了外卖店的比萨饼，可店家借口太忙，始终未送到，一名家长的父亲拿起电话，怒吼道：“如果10分钟再不送到，我就……”可放下电话，他的情绪立刻恢复正常。几分钟后，比萨饼果然被送到。
　　现代世界是一个陌生人的世界，我们每天必须和陌生人打交道，当我们掏钱买东西时，店家承担着极大风险，因为收到的很可能是伪钞。与此同时，我们也承担着风险，因为买到的可能是假货。
　　然而，即使不想着顾客下次还来店买东西，店家一般也会拿出真货，因为他知道激怒消费者的后果很可怕，同样，我们也不会用假钞，因为激怒店家的结果同样可怕。正是在这个恐惧平衡中，人们满足了彼此需要，社会得以进步。
　　如果没有发怒、没有恐惧，这世界就需要太多警察，以对每一次争议做出裁决、对每一次逾矩进行惩罚，而有权力的人们也会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如此，则商业将无法存在。
　　事实上，发怒和理性一样，也是进化的产物，既然我们将理性看成是上天赐给人类的礼物，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同样善待发怒呢？
　　可能很多人会说：发怒会伤害自己，从趋利避害的角度看，发怒是不理性的，所以应该去除。
　　这其实是对理性的误会，以为满足利益最大化就是理性，如果我们将提高人类生存率的能力视为理性，那么，从更长远、更宏观的角度看，发怒也是理性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不应将情感与理性截然分开，它本是一个东西，而非两个东西。当我们做判断时，必然是理性与情感相混杂，谁也做不到绝对理性，正如谁也做不到绝对情感， “理性加情感”才是人类进化的结果。
　　不否认，应该控制并减少发怒，但不能因此沉入到“理性高于情感”“用理性战胜情感”的误区中，因为这会将我们带入道德困境中——从理性角度看，群体利益大于个体利益，所以为了群体利益，个体应该只谈奉献、不计回报，在必要时，应牺牲自己的生命，就像蚂蚁、蜜蜂等那样。
　　蚂蚁、蜜蜂能做到这点，因为同一群蚂蚁、蜜蜂只有一个母亲，它们彼此有血缘关系，而代价也很明显，蚂蚁、蜜蜂的个体智商极低。更何况，虽然蚂蚁们、蜜蜂们不内斗，可它们不同群之间却不断发生着惨烈的战争。
　　事实是，我们找不到一个比蚂蚁、蜜蜂更聪明点的物种采取同样的组织方式，从进化角度看，全员利他的社会更易消亡，因为其中个体越优秀，就越会率先挺身而出，这就成了一个汰优的机制。
　　将情感视为从属物，视为理性“应该克服的缺陷”，以此为借口，我们很可能建构出一个畸形社会——人人嘴上讲利他，可实际上却在按相反的方式行事，而在这样一个普遍虚伪的社会中，由于缺乏共识的基础，难免出现阵发性的崩溃。
　　控制情感，其实就是在伤害理性，不发怒，那就只好浑浑噩噩、是非不分，成为失去自我的愚人。人类的情感远比我们想象的狡猾，理性能到哪里，情感也能到哪里，与其裁剪情感以适应环境，那就不如改造环境，以满足情感的需要。
　　有愤怒、嫉妒、偏见，所以人类变得更智慧，所以决策变得更有价值。一个勇于接纳情感、与之共容的社会方能不断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负能量”也是宝贵的，关键看能否将其转化为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