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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几年来知名度、受关注度、出镜率、甚至被批评度都相当高的部长。然而，如果没有他的强力推动，医改或许走不到今天。他有颗善良的心。有品格、重情义、敢担当，能站在全局看问题，有政治家的胸怀和胆识，尤其善于处理和应对复杂局面。他的辞旧履新，外界称为“完美谢幕”。
离开卫生部、履新全国人大会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的高强，依然是参与两会报道的记者们热衷追逐的目标。
这位刚刚回到“财经老本行”的原卫生部党组书记，仍念念不忘新医改，希望“政府在落实GDP‘保八’工作的同时，不要忽视新医改在拉动居民消费中的作用。”两会前，高强还曾在《求是》撰文阐述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及解决之道。
从到任卫生部的那一天起，高强连同卫生部就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并且一直“热”到现在。担任卫生部副部长、部长、党组书记六年期间，高强可谓一直处在风口浪尖，从“非典”、禽流感、汶川地震、奥运会保障、“毒奶粉”等重大事件，到倍受关注、倍受争议的医改方案。
在鞠躬告别卫生系统时，高强说，在卫生部工作的这6年，“脑细胞已经耗尽了”。
这6年，与其共过事并熟悉他的人对其不吝赞美，也有人因见解不同对其颇有微词。我们采访了十几位接近并熟悉高强的卫生系统官员、医改专家、记者及重大事件中与高强有过密切接触的人，试图最客观、真实地还原高强卫生部这六年。
雅号最多的部长
非典最紧张时上任、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高强，履任卫生部后经历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为此，他获得了很多“雅号”：SARS部长、艾滋部长、禽流感部长等。无论哪一件，高强做的几乎都是“临上轿才扎耳朵眼的急活儿”，而他对于这些公共事件的处理无疑是快速且颇有成效的。
与高强相识6年的人民日报记者白剑锋评价说，高强“每临大事有静气”。无论是众所周知的非典临阵换帅、禽流感中“高强吃鸡”、还是后来的数次公共卫生事件、汶川地震救援、奶粉事件等等，在这些突发公共事件面前，出现在镜头前的高强总是面色凝重、行色匆匆。
在2005年的安徽泗县疫苗事件中，高强明确指出当地卫生防疫部门存在违规之处。面对各种失实报道和谣言，立即就地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降低了公众的恐惧感。在总结经验教训时，高强要求有关部门，把“第一时间发出声音”，作为处理突发事件的一条重要原则。
2008年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高强当着中外记者的面严声痛批：三鹿集团应该承担很大的责任。他希望媒体的朋友们给几天时间，对全国奶粉进行质量检测，并对是否含有三聚氰胺等其他有害物质进行检测，结果一出来，就将检查的结果原原本本地向大家通报。2008年9月16日，含有三聚氰胺奶粉的生产企业全部被曝光。
奶粉事件中，接触过高强的河北儿童医院院长李江告诉本刊记者，高强看问题很尖锐。比如结石的性质，当时专家都还没有定论，他当时就说，这种结石和平常的结石是不会一样的，是以晶状体的聚核为主。后来发现，他的判断是准确的。
令李江印象颇深的是，奶粉事件中医院聚集的家长有六七千人，进会议室都得保安把人拔拉开才得以进入。看到有些家长比较急躁，高强就主动走过去，耐心安抚。虽然是部级领导，却朴实、亲民、负责，没有架子，在院子里、大厅里、会议室里跟医务人员和家长密切接触，临走时还拉着李江的手说：“这件事非同小可，压力很大，你们一定要做好工作。”
高强之前在河北省财政厅工作时，李江即与他有过接触，所以两人不算陌生。他评价说，高书记政策水平很高，讲话不爱拿稿子。有一次三鹿事件的电视电话会，根本事先没准备，但无论专业知识，还是宏观、微观高书记都讲得很到位。
最操心处是医改
在一次新春联欢会上，高强唱了一段京戏，最后一句是“难啊”。唱罢，高强感慨道：“卫生工作怎么就这么难啊!”其实，最让他操心的还是涉及13亿人利益的医改。
他在卫生部任内的6年，是围着医改打转的6年。卫生部规划财务司一位处长介绍，还在非典防控时期，高强就考虑到下一步要加强各级医疗机构传染病房的建设和运行机制，这是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举措，也可视为高强倾力医改的开始。非典后，卫生部就开始重视公共卫生系统和网络的建设。
2004年，高强开始在医疗系统内部整顿、纠风。他曾邀请健康时报副总编赵安平等4位资深业内记者座谈，说：一定要听听你们的意见。令赵安平印象深刻的是，原本纠风方案中有一句话“力争年底达到成效”，高强去掉了，并解释说：那会给人一种“纠风工作到年底就结束”的误读，纠风工作是要长抓不懈的。心思之细，决心之大可见一斑。
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出了一个课题报告，认为中国的医改基本不成功。高强对此既没有进行义愤填膺的驳斥，也没有进行欲盖弥彰的辩解，而是在肯定的前提下，进行了客观的否定：“方向是对的，操作有误”。然后，开始切实地去改，去纠偏。国家的一项大的改革被否定了，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高强的务实使得新医改的全过程得到了广泛的各阶层民众的参与，这也成了高强推动医改往前走的力量。
2006年两会期间，政协委员高强点了十几个部门的名：“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涉及十几个部门，相当复杂，目前尚无灵丹妙药可以解决。”当年9月，为了“支援”高强，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医疗体制改革协调小组成立。这个协调小组中，除了卫生部，还有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十余个部委的成员。
2006年，医改基调确定，政府将承担基本医疗；2007年夏，七套医改方案过堂；2008年10月，国家发改委公布《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2009年1月，新医改方案获原则通过，卫生部部长陈竺称，“新医改将彻底切断公立医院以药养医这个渠道。”
北大教授、医改专家李玲告诉本刊记者，几年来高强一直在努力，使中国的医改为中国的老百姓服务，新医改方案反映的就是高强的思路，是高强这么多年的贡献。
高强最大的贡献，是把之前的医改中渐行渐远的公益性拉回来。不管医改想达到什么目标，定位不对肯定是会出问题的。因此赵安平评价此举为“善莫大焉”。
有两组数字可以看出高强的努力：新农合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到任卫生部几年来政府投入的显著增加。
去年声称对医改“不抱信心”的钟南山日前坦言，看到新医改方案的框架后，信心增加了一些。
当然，期间不乏质疑、非议甚至指责。高强成为了知名度、受关注度、出镜率、甚至被批评度都相当高的部长。而接受《小康》采访的绝大多数人承认，如果没有高强的强力推动，医改或许走不到今天。
毁誉之间
毁誉之间，多为医改。由于之前医改方案一直久孕不产，以及医改的意见不同，高强和卫生部一直承受压力。
卫生部原科技教育司司长、现中华医学会副会长祁国明对此表示，医改是涉及好多部门的事，很复杂。佳美口腔董事长刘佳也持相同观点，认为大国大医疗，本来就是非常难的事。在他看来，这几年医改确有成效，比如打击商业贿赂、普及社区医院和医保等等。
高强任上鼓励非公有制医疗资本进入，作为民营医疗机构老板的刘佳一直对此充满感激。
对于高强的不同评价，实质也是医改两派之争。市场派的医改专家主张加强医保，用医保购买医疗服务，医疗服务走向市场化。他们认为，把钱投给医疗机构，不如用钱鼓励大家参保。他们批评卫生部不听取他们的意见，认为取消以药养医，公立医院低价运行，必然造成医护人员工作不积极，会造成百姓看得起病，但看不上病，看不好病。
与高强共过事、熟悉高强的人和另一派专家却持截然相反的观点。卫生部规划财务司一位官员说，能听进去不同意见是高强最鲜明的特点，只要你能把道理说清楚，他可以改变之前的观点。这位官员就曾有过这样的经历。“高强刚到任时虽然对卫生不熟悉，但能把握原则和方向，并乐于听不同声音，因此很快便熟悉了起来。”
祁国明也说，高强在讨论时并不觉得自己是部长，大家都有发言权。虽然也和下属辩论，但能听进去不同意见。他认为，高强政治上比较强，把卫生在全局中的位置理解得比较全，卫生队伍和百姓的关系理解得也比较清楚。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回忆说：他曾代表协会向高强反映过医改方面的意见，高强不但很认真地听，还耐心地做了讨论。协会所提的意见在征求意见稿上也有所反映。在于明德看来，医改是社会性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部委的问题，很复杂，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
中国民间中医药协会会长、原中医药管理局国际合作司司长沈志祥认为，高强医改的思路不错，在卫生体制改革，机构改革方面功劳不小。市场派专家有些观点是对的，比如主张多补贴百姓，但医院建设、医疗队伍稳定，保护他们的积极性也非常重要。卫生部负责管理工作，需要考虑各方面的平衡，当然看问题会是另一角度。其实利益对立起来，对谁都不好。
好医生医学教育中心的高瞻，参与了卫生部组织的乡村医生的培训工作。他认为高强在农村医疗建设方面做了很多好事，比如新农合、对村卫生所的改造、体系建设和人员培训等等。以前都是乡村医生自己花钱培训，现在卫生部把钱和教学大纲发给全国各地的卫生局，卫生局再向医院或专业医疗培训机构购买服务。政府拨钱送医生学习，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
沈志祥曾陪同高强一起出国、接待外宾。他评价说，高强从宏观角度指导卫生有其独到优势。不从局部考虑，从全局考虑的特点比较突出；与各部委协调、争取支持做得很到位，这几年国家投入力度大与他很有关系；他思维快，敏捷，处理事情干脆利落。虽然具体事务放手让手下干，但抓宏观的确很有一套与外宾谈判原则性强，勇于直面矛盾，很少用外交语言；对中医支持，跟老中医的关系不错，每年过年时都要亲自看望德高望重的老医生。
卫生部规划财务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高书记的责任感和事业心非常强，看问题一针见血，能站在长远的战略高度看待卫生事业的发展；对工作要求严格。因为他是财政财务方面专家，我们司里工作要是错了，他一眼就能看出来，所以我们跟他打交道总是慎之又慎。
他表示，高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是他付出心血最多的问题。对传染病人的免费救治，就是从非典病人免费救治开始的，包括地震期间的免费救治。卫生改革的重大决策和医改思路，基本上是在高强的领导下形成的。高强在基层调研时，有的医院院长汇报工作，一开口就谈收入几个亿。每次听到这里，他就很生气，说：公立医院不能只谈赚钱，要考虑社会效益。2006年，人民日报发表关于他的专访，题目是《公立医院：要公益不要逐利》，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反对市场化的观点，而这也成为今天医改的重要原则。
性情部长
高强为人低调，在调往卫生部之前，他从事了30多年与卫生毫不相干的财政工作，虽官至国务院副秘书长，但是公众却很少在媒体上听说过这个人，偶尔在电视露面，也往往都是以陪同人员的身份出现。但他到任卫生部后，却成了引人注目的个性部长。
医药卫生领域的敏感话题，他往往主动提及，分析问题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上任不久，他说起虚高药价来即深恶痛绝：“虚高药价简直就是对百姓的生吞活剥” 。对于医疗系统内部的问题，他不回避、不怕丑、不护短。高强曾斥责某些医疗机构见利忘义， 甚至为了追求收入而损害群众利益。他说，看病贵是造成群众看病难的一个主要原因。
高强还数次自曝卫生部和医疗行业的短处。针对医患矛盾突出问题，他曾在人民日报发表《解决医患矛盾关键在医方》一文，指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是主导。他自曝家丑说，卫生部门监管不力也是导致上述不协调的重要原因。他反思道，中国卫生部门对医疗机构存在重扶持、轻监管的倾向，近几年虽有些扭转，但仍不够有力。
高强也勇于承认自身问题。2005年两会，面对一些政协委员对去年提案(提议成立中央卫生工作领导小组或国务院卫生工作领导小组)迟迟不见动静的质疑，高强作了回出人意料的检讨：“老实讲，我办事不力，没有提出一个特别像样的方案报国务院……大家要批评的话，就批评我办事不力、效率不高。”
高强批评起其他官员也毫不嘴软，他批评一些政协委员的“看病不难不贵”论点时，毫不客气地说，“这种极端的话还是不要说为好”。
在熟悉并接近高强的部下和记者看来，高强是一个坦诚的人，他的笑很可爱，憨憨的，像个淘气的大孩子。他喜欢传统文化，喜欢听京戏，唱京戏，尤其爱听梅葆玖的戏。
在赵安平看来，高强坦诚务实、欢迎并重视舆论监督。比如那次请他们四名记者去座谈，第一句话就是：今天请诸位来，是向诸位问计来了。而且把卫生系统的很多问题都说了出来，请几名记者提意见。
高强大力推动新闻公开，卫生部是第一批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的部委之一。他曾对卫生部的司局长们说，要敢于面对媒体，经常接受采访，可以锻炼自己的反应能力。高强到任卫生部后，一直是记者追逐的焦点。这一半是缘于社会对卫生的关注，一半缘于他的个人魅力。一年“两会”，记者对他围追堵截，甚至连他上厕所也穷追不舍。后来，高强主动招呼记者，接受采访。他说：“我是被他们的敬业精神感动了。”
高强曾有过当记者的梦想，他善于思考，思路清，文笔好。他不喜欢念别人写好的讲话稿，就连每年全国卫生会议报告，都要亲自动手。办公厅提供的初稿，常常被他改得面目全非。到了最后，几乎从头到尾都看不到原稿的痕迹。他说“我的讲话稿，不改几遍不出手”。有时连卫生部发布的新闻稿，他也要亲自起草。
高强卸任卫生部党组书记一职，除了向卫生系统官员及院长们鞠躬致谢外，还曾向媒体记者们深深鞠躬致谢，以感谢媒体朋友的帮助和支持，并一起留影、忆往事，充满依依惜别之情。
这些年在卫生部，高强的烟瘾很大。有一次，赵安平在两会会议间隙找不到他，一问方知“抽烟去了”。每次记者问起“高部长，您啥时戒烟呢”，他总是笑笑不答。
高强关心百姓疾苦，是一位具有民生情怀的部长。6年来，他一直执力于解决看病难看病贵，使医疗为基层百姓和农民服务。2007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关于医院“三无”病人无人付费的报道，他很快作出批示，要求尽快建立紧急医疗救助制度。一名退休老人给他写信，反映北京某著名医院服务质量差。他亲自批示，要求有关部门调查情况。批转这封信时，还特意叮嘱工作人员把投诉人的姓名遮去，以免带来不便。后来，他还专门邀请这位老人到卫生部做客，听取她对医院改革的意见。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财政部官员说，高强有后来的成绩不足为怪。早在高强在财政部预算司任司长时，就成绩卓越，准确把预算内外资金合理使用，得到部里好评。他印象中高强为人豪爽，思路清晰，开明正直、不保守，属于开放型的人。
白剑峰这样评价高强任职卫生部的6年：他有颗善良的心，有品格、重情义、敢担当，能站在全局看问题，有政治家的胸怀和胆识，尤其善于处理和应对复杂局面，是一位深孚众望的部长。
离开卫生部、履新全国人大会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的高强，依然是参与两会报道的记者们热衷追逐的目标。
这位刚刚回到“财经老本行”的原卫生部党组书记，仍念念不忘新医改，希望“政府在落实GDP‘保八’工作的同时，不要忽视新医改在拉动居民消费中的作用。”两会前，高强还曾在《求是》撰文阐述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及解决之道。
从到任卫生部的那一天起，高强连同卫生部就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并且一直“热”到现在。担任卫生部副部长、部长、党组书记六年期间，高强可谓一直处在风口浪尖，从“非典”、禽流感、汶川地震、奥运会保障、“毒奶粉”等重大事件，到倍受关注、倍受争议的医改方案。
在鞠躬告别卫生系统时，高强说，在卫生部工作的这6年，“脑细胞已经耗尽了”。
这6年，与其共过事并熟悉他的人对其不吝赞美，也有人因见解不同对其颇有微词。我们采访了十几位接近并熟悉高强的卫生系统官员、医改专家、记者及重大事件中与高强有过密切接触的人，试图最客观、真实地还原高强卫生部这六年。
雅号最多的部长
非典最紧张时上任、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高强，履任卫生部后经历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为此，他获得了很多“雅号”：SARS部长、艾滋部长、禽流感部长等。无论哪一件，高强做的几乎都是“临上轿才扎耳朵眼的急活儿”，而他对于这些公共事件的处理无疑是快速且颇有成效的。
与高强相识6年的人民日报记者白剑锋评价说，高强“每临大事有静气”。无论是众所周知的非典临阵换帅、禽流感中“高强吃鸡”、还是后来的数次公共卫生事件、汶川地震救援、奶粉事件等等，在这些突发公共事件面前，出现在镜头前的高强总是面色凝重、行色匆匆。
在2005年的安徽泗县疫苗事件中，高强明确指出当地卫生防疫部门存在违规之处。面对各种失实报道和谣言，立即就地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降低了公众的恐惧感。在总结经验教训时，高强要求有关部门，把“第一时间发出声音”，作为处理突发事件的一条重要原则。
2008年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高强当着中外记者的面严声痛批：三鹿集团应该承担很大的责任。他希望媒体的朋友们给几天时间，对全国奶粉进行质量检测，并对是否含有三聚氰胺等其他有害物质进行检测，结果一出来，就将检查的结果原原本本地向大家通报。2008年9月16日，含有三聚氰胺奶粉的生产企业全部被曝光。
奶粉事件中，接触过高强的河北儿童医院院长李江告诉本刊记者，高强看问题很尖锐。比如结石的性质，当时专家都还没有定论，他当时就说，这种结石和平常的结石是不会一样的，是以晶状体的聚核为主。后来发现，他的判断是准确的。
令李江印象颇深的是，奶粉事件中医院聚集的家长有六七千人，进会议室都得保安把人拔拉开才得以进入。看到有些家长比较急躁，高强就主动走过去，耐心安抚。虽然是部级领导，却朴实、亲民、负责，没有架子，在院子里、大厅里、会议室里跟医务人员和家长密切接触，临走时还拉着李江的手说：“这件事非同小可，压力很大，你们一定要做好工作。”
高强之前在河北省财政厅工作时，李江即与他有过接触，所以两人不算陌生。他评价说，高书记政策水平很高，讲话不爱拿稿子。有一次三鹿事件的电视电话会，根本事先没准备，但无论专业知识，还是宏观、微观高书记都讲得很到位。
最操心处是医改
在一次新春联欢会上，高强唱了一段京戏，最后一句是“难啊”。唱罢，高强感慨道：“卫生工作怎么就这么难啊!”其实，最让他操心的还是涉及13亿人利益的医改。
他在卫生部任内的6年，是围着医改打转的6年。卫生部规划财务司一位处长介绍，还在非典防控时期，高强就考虑到下一步要加强各级医疗机构传染病房的建设和运行机制，这是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举措，也可视为高强倾力医改的开始。非典后，卫生部就开始重视公共卫生系统和网络的建设。
2004年，高强开始在医疗系统内部整顿、纠风。他曾邀请健康时报副总编赵安平等4位资深业内记者座谈，说：一定要听听你们的意见。令赵安平印象深刻的是，原本纠风方案中有一句话“力争年底达到成效”，高强去掉了，并解释说：那会给人一种“纠风工作到年底就结束”的误读，纠风工作是要长抓不懈的。心思之细，决心之大可见一斑。
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出了一个课题报告，认为中国的医改基本不成功。高强对此既没有进行义愤填膺的驳斥，也没有进行欲盖弥彰的辩解，而是在肯定的前提下，进行了客观的否定：“方向是对的，操作有误”。然后，开始切实地去改，去纠偏。国家的一项大的改革被否定了，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高强的务实使得新医改的全过程得到了广泛的各阶层民众的参与，这也成了高强推动医改往前走的力量。
2006年两会期间，政协委员高强点了十几个部门的名：“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涉及十几个部门，相当复杂，目前尚无灵丹妙药可以解决。”当年9月，为了“支援”高强，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医疗体制改革协调小组成立。这个协调小组中，除了卫生部，还有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十余个部委的成员。
2006年，医改基调确定，政府将承担基本医疗；2007年夏，七套医改方案过堂；2008年10月，国家发改委公布《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2009年1月，新医改方案获原则通过，卫生部部长陈竺称，“新医改将彻底切断公立医院以药养医这个渠道。”
北大教授、医改专家李玲告诉本刊记者，几年来高强一直在努力，使中国的医改为中国的老百姓服务，新医改方案反映的就是高强的思路，是高强这么多年的贡献。
高强最大的贡献，是把之前的医改中渐行渐远的公益性拉回来。不管医改想达到什么目标，定位不对肯定是会出问题的。因此赵安平评价此举为“善莫大焉”。
有两组数字可以看出高强的努力：新农合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到任卫生部几年来政府投入的显著增加。
去年声称对医改“不抱信心”的钟南山日前坦言，看到新医改方案的框架后，信心增加了一些。
当然，期间不乏质疑、非议甚至指责。高强成为了知名度、受关注度、出镜率、甚至被批评度都相当高的部长。而接受《小康》采访的绝大多数人承认，如果没有高强的强力推动，医改或许走不到今天。
毁誉之间
毁誉之间，多为医改。由于之前医改方案一直久孕不产，以及医改的意见不同，高强和卫生部一直承受压力。
卫生部原科技教育司司长、现中华医学会副会长祁国明对此表示，医改是涉及好多部门的事，很复杂。佳美口腔董事长刘佳也持相同观点，认为大国大医疗，本来就是非常难的事。在他看来，这几年医改确有成效，比如打击商业贿赂、普及社区医院和医保等等。
高强任上鼓励非公有制医疗资本进入，作为民营医疗机构老板的刘佳一直对此充满感激。
对于高强的不同评价，实质也是医改两派之争。市场派的医改专家主张加强医保，用医保购买医疗服务，医疗服务走向市场化。他们认为，把钱投给医疗机构，不如用钱鼓励大家参保。他们批评卫生部不听取他们的意见，认为取消以药养医，公立医院低价运行，必然造成医护人员工作不积极，会造成百姓看得起病，但看不上病，看不好病。
与高强共过事、熟悉高强的人和另一派专家却持截然相反的观点。卫生部规划财务司一位官员说，能听进去不同意见是高强最鲜明的特点，只要你能把道理说清楚，他可以改变之前的观点。这位官员就曾有过这样的经历。“高强刚到任时虽然对卫生不熟悉，但能把握原则和方向，并乐于听不同声音，因此很快便熟悉了起来。”
祁国明也说，高强在讨论时并不觉得自己是部长，大家都有发言权。虽然也和下属辩论，但能听进去不同意见。他认为，高强政治上比较强，把卫生在全局中的位置理解得比较全，卫生队伍和百姓的关系理解得也比较清楚。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回忆说：他曾代表协会向高强反映过医改方面的意见，高强不但很认真地听，还耐心地做了讨论。协会所提的意见在征求意见稿上也有所反映。在于明德看来，医改是社会性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部委的问题，很复杂，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
中国民间中医药协会会长、原中医药管理局国际合作司司长沈志祥认为，高强医改的思路不错，在卫生体制改革，机构改革方面功劳不小。市场派专家有些观点是对的，比如主张多补贴百姓，但医院建设、医疗队伍稳定，保护他们的积极性也非常重要。卫生部负责管理工作，需要考虑各方面的平衡，当然看问题会是另一角度。其实利益对立起来，对谁都不好。
好医生医学教育中心的高瞻，参与了卫生部组织的乡村医生的培训工作。他认为高强在农村医疗建设方面做了很多好事，比如新农合、对村卫生所的改造、体系建设和人员培训等等。以前都是乡村医生自己花钱培训，现在卫生部把钱和教学大纲发给全国各地的卫生局，卫生局再向医院或专业医疗培训机构购买服务。政府拨钱送医生学习，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
沈志祥曾陪同高强一起出国、接待外宾。他评价说，高强从宏观角度指导卫生有其独到优势。不从局部考虑，从全局考虑的特点比较突出；与各部委协调、争取支持做得很到位，这几年国家投入力度大与他很有关系；他思维快，敏捷，处理事情干脆利落。虽然具体事务放手让手下干，但抓宏观的确很有一套与外宾谈判原则性强，勇于直面矛盾，很少用外交语言；对中医支持，跟老中医的关系不错，每年过年时都要亲自看望德高望重的老医生。
卫生部规划财务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高书记的责任感和事业心非常强，看问题一针见血，能站在长远的战略高度看待卫生事业的发展；对工作要求严格。因为他是财政财务方面专家，我们司里工作要是错了，他一眼就能看出来，所以我们跟他打交道总是慎之又慎。
他表示，高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是他付出心血最多的问题。对传染病人的免费救治，就是从非典病人免费救治开始的，包括地震期间的免费救治。卫生改革的重大决策和医改思路，基本上是在高强的领导下形成的。高强在基层调研时，有的医院院长汇报工作，一开口就谈收入几个亿。每次听到这里，他就很生气，说：公立医院不能只谈赚钱，要考虑社会效益。2006年，人民日报发表关于他的专访，题目是《公立医院：要公益不要逐利》，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反对市场化的观点，而这也成为今天医改的重要原则。
性情部长
高强为人低调，在调往卫生部之前，他从事了30多年与卫生毫不相干的财政工作，虽官至国务院副秘书长，但是公众却很少在媒体上听说过这个人，偶尔在电视露面，也往往都是以陪同人员的身份出现。但他到任卫生部后，却成了引人注目的个性部长。
医药卫生领域的敏感话题，他往往主动提及，分析问题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上任不久，他说起虚高药价来即深恶痛绝：“虚高药价简直就是对百姓的生吞活剥” 。对于医疗系统内部的问题，他不回避、不怕丑、不护短。高强曾斥责某些医疗机构见利忘义， 甚至为了追求收入而损害群众利益。他说，看病贵是造成群众看病难的一个主要原因。
高强还数次自曝卫生部和医疗行业的短处。针对医患矛盾突出问题，他曾在人民日报发表《解决医患矛盾关键在医方》一文，指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是主导。他自曝家丑说，卫生部门监管不力也是导致上述不协调的重要原因。他反思道，中国卫生部门对医疗机构存在重扶持、轻监管的倾向，近几年虽有些扭转，但仍不够有力。
高强也勇于承认自身问题。2005年两会，面对一些政协委员对去年提案(提议成立中央卫生工作领导小组或国务院卫生工作领导小组)迟迟不见动静的质疑，高强作了回出人意料的检讨：“老实讲，我办事不力，没有提出一个特别像样的方案报国务院……大家要批评的话，就批评我办事不力、效率不高。”
高强批评起其他官员也毫不嘴软，他批评一些政协委员的“看病不难不贵”论点时，毫不客气地说，“这种极端的话还是不要说为好”。
在熟悉并接近高强的部下和记者看来，高强是一个坦诚的人，他的笑很可爱，憨憨的，像个淘气的大孩子。他喜欢传统文化，喜欢听京戏，唱京戏，尤其爱听梅葆玖的戏。
在赵安平看来，高强坦诚务实、欢迎并重视舆论监督。比如那次请他们四名记者去座谈，第一句话就是：今天请诸位来，是向诸位问计来了。而且把卫生系统的很多问题都说了出来，请几名记者提意见。
高强大力推动新闻公开，卫生部是第一批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的部委之一。他曾对卫生部的司局长们说，要敢于面对媒体，经常接受采访，可以锻炼自己的反应能力。高强到任卫生部后，一直是记者追逐的焦点。这一半是缘于社会对卫生的关注，一半缘于他的个人魅力。一年“两会”，记者对他围追堵截，甚至连他上厕所也穷追不舍。后来，高强主动招呼记者，接受采访。他说：“我是被他们的敬业精神感动了。”
高强曾有过当记者的梦想，他善于思考，思路清，文笔好。他不喜欢念别人写好的讲话稿，就连每年全国卫生会议报告，都要亲自动手。办公厅提供的初稿，常常被他改得面目全非。到了最后，几乎从头到尾都看不到原稿的痕迹。他说“我的讲话稿，不改几遍不出手”。有时连卫生部发布的新闻稿，他也要亲自起草。
高强卸任卫生部党组书记一职，除了向卫生系统官员及院长们鞠躬致谢外，还曾向媒体记者们深深鞠躬致谢，以感谢媒体朋友的帮助和支持，并一起留影、忆往事，充满依依惜别之情。
这些年在卫生部，高强的烟瘾很大。有一次，赵安平在两会会议间隙找不到他，一问方知“抽烟去了”。每次记者问起“高部长，您啥时戒烟呢”，他总是笑笑不答。
高强关心百姓疾苦，是一位具有民生情怀的部长。6年来，他一直执力于解决看病难看病贵，使医疗为基层百姓和农民服务。2007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关于医院“三无”病人无人付费的报道，他很快作出批示，要求尽快建立紧急医疗救助制度。一名退休老人给他写信，反映北京某著名医院服务质量差。他亲自批示，要求有关部门调查情况。批转这封信时，还特意叮嘱工作人员把投诉人的姓名遮去，以免带来不便。后来，他还专门邀请这位老人到卫生部做客，听取她对医院改革的意见。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财政部官员说，高强有后来的成绩不足为怪。早在高强在财政部预算司任司长时，就成绩卓越，准确把预算内外资金合理使用，得到部里好评。他印象中高强为人豪爽，思路清晰，开明正直、不保守，属于开放型的人。
白剑峰这样评价高强任职卫生部的6年：他有颗善良的心，有品格、重情义、敢担当，能站在全局看问题，有政治家的胸怀和胆识，尤其善于处理和应对复杂局面，是一位深孚众望的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