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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图书馆学思想;近代图书馆学思想;湖北
摘要：近代以来，西方图书馆学思想通过西方传教士、留学生和教会学校传入湖北，在官方政府和本土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下，湖北开办西式图书馆、创办图书专科学校，培养图书馆学人才，为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文章从晚清西方图书馆学思想在湖北的传播、清末官方及民间学习创办西方图书馆的实践活动、民国初年湖北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三个阶段考察了近代（1840—1920）西方图书馆学思想在湖北的传播和实践，以期为研究者提供参考和借鉴。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21）10-0086-04
图书馆史研究是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探寻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发展内在逻辑和历史规律的价值[1]。近年来，图书馆史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区域图书馆史研究方面，关于京师图书馆和江沪浙区域的图书馆的研究成果较多，而针对其他省级图书馆及偏远地区图书馆的研究成果却较少[2]。湖北近代图书馆事业特色鲜明，极具研究价值。笔者尝试勾勒出1840—1920年间西方图书馆学思想在湖北传播及实践的过程图。
1晚清西方图书馆学思想的传播及湖北图书馆事业的起步近代图书馆是西学东渐和我国社会近代化的产物，也是近代西方图书馆学思想传入我国的结果。图书馆作为一个近代公共文化机构的概念，最早诞生于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在西学东渐中传入我国。
1.1西方传教士对图书馆学思想的宣传介绍
早在西周时期，我国就出现了图书馆，当时称为“盟府”。近代意义的图书馆概念最早由万历年间来华传教的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传入，其在天启年间撰写的《职方外纪》卷二“欧罗巴总说”中记载欧洲诸国“其都会大地，皆有官设书院，聚书于中，日开门二次，听士子入内抄写诵读，但不许携出也”，这是最早介绍欧洲图书馆的记载。但是，由于时人对西学的排斥，《职方外纪》在杭州出版后影响力十分有限。19世纪后期，西方传教士加大了宣传图书馆的力度，如：英国马礼逊著的《外国史略》、美国祎理哲著的《地球说略》、美国戴德江著的《地理志略》、美国高理文著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英国慕维廉著的《地理全志》等书对欧美各国图书馆都作了简要介绍。这些著述虽然对图书馆的介绍并不全面，但其涉猎多国，为国人了解西方图书馆提供了参考。林则徐在《四洲志》及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有关西方图书馆的介绍大多取材于这些著述。
1.2西方传教士创办藏书楼及西式图书馆
1840年鸦片战争后，传教士纷沓而至。他们除了宣传西方的图书馆思想，还先后创办、资助、扶持了多种图书馆。1847年，传教士在上海创办了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1849年创办了上海书会;1870年创办了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1874年建立了格致书院藏书楼;1894年创办了上海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1901年创办了武昌思文学校八角亭图书室;1910创办了武昌文华公书林等。这些图书馆已初具西方公共图书馆的规模，当时的知识分子接受了这一理念，并仿建了许多公共藏书楼，客观上促进了旧式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变。
1.3国人对西方图书馆的考察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不少官员及士人到日本及欧美国家求学、访问，在接触图书馆的过程中留下些许文字记述。即使是只言片语的见闻，也为近代图书馆学思想的传播作出了贡献。晚清时期，记载图书馆相关内容的著作主要包括张德彝的《欧美环游记》、郭嵩焘的《使西纪程》、王韬的《漫游随录》和《扶桑游记》、薛福成的《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及《出使日记续刻》、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载泽的《考察政治日记》、戴鸿慈的《出使九国记》等，这些著述从不同角度考察和描述了西方图书馆，有的甚至记录了图书馆的特点和相关制度。这些考察人士虽然不是湖北籍，但智慧的曙光从不因地域而隔阂，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势必也会促进湖北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1.4国人对西方图书馆的介绍和宣传
1840年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相继编译了《四洲志》《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著作，这些著作对世界各地的图书馆、藏书楼等进行了介绍[3]。1892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对欧洲各国及俄罗斯的图书馆进行了介绍。这些著作既宣传和介绍了西方图书馆，也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1895年甲午战争后，朝野中的有识之士开始明白，救亡图存不仅需要船坚炮利，还需要必须从“振兴教育、培育人才、开通民智”入手[4]。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迅速崛起，呼吁向西方学习，创办公共藏书楼。1896年5月，维新派大臣李端棻在其《请推广学校折》中提出：“自京师及十八行省省会，咸设大书楼，调殿板及各官书局所刻书籍，暨同文馆、制造局所译西学，按部分送各省以实之。妥定章程，许人入楼观书，由地方公择好学解事之人经理其事。”李端棻提出的“自勉于学，无为弃才”的思想，为普通民众读书提供了便利[5]。1896年8月，《请推广学校折》经光绪皇帝批准成为维新变法中推行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这份奏折在《时务报》第七期上刊登，随后被广为流传，成为全国各地兴办新式学堂和发展文教事业的依据。维新派人士开始在京、沪、津等地积极创办学会、学堂。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记载：三年内全国设立的学会、学堂、报馆共有51所，其中学会24所，学堂18所，报馆7所，书局2所[6]。这些学会、学堂建设了藏书楼，收藏了大量西式书籍，制定了相关的规则制度，对图书的采编、分类、流通借阅等进行了详细规定，基本上发挥了近代图书馆的功能。其后，关于西方图书馆制度的介绍也开始见诸报端。1899年5月，梁启超在《清议报》第17期上刊登了《論图书馆与开进文化一大机关》一文，列举了图书馆的八个功用，认为图书馆可通过传播知识培养人才[7]。1901年，《教育世界》刊载了日本1848年制定的《关于幼稚园图书馆等及私立小学规则》。1909年，孙毓修撰写的《图书馆》连载在《教育杂志》上;1909年至1910年，王国维翻译的《世界图书馆小史》连载在《学部官报》上。这两部作品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详细介绍了图书馆学及世界各国各类型图书馆的管理方法和制度。 2清末湖北创办的向近代图书馆过渡的图书楼随着西方图书馆学思想在我国各地的落地生根，维新派进步知识分子开始将西方图书馆学思想应用于近代图书馆的建设实践。虽然这些学会、学堂、藏书楼存在的时间较短，但西方近代图书馆理念已渗透到社会更深层面。
2.1进步知识分子开设的学会藏书室
洋务运动后，湖北地区维新思潮与洋务思潮交织在一起。自张之洞实施洋务新政、倡导新式教育以来，我国派遣大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西学，湖北地区产生了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和革命人才群体，他们相继开展了图书馆实践活动。
1897年，湖北潜江籍学者甘鹏云与罗田籍学者王葆心、屈子厚等人在武昌组成质学会，开湖北近代学会和维新思潮之先。该会的宗旨是“意在劝学，务崇质实，毋鹜声华”[8]。该会认为社会危机日益严重，没有人才不可能进步，没有学习不可能成才，没有人讲授不可能学习。因此，该会不仅主张分科学习，还筹建藏书楼，“每人酌捐，六两以上为率，此为购书之资”。藏书楼不仅对会员开放，还对一般的士大夫和普通市民开放。《武昌质学会章程》规定，“中书局外，兼购西书，凡五洲史籍、格致专家，律例章程、制度政典，皆储藏核备，用资他山”[9]。
1903年6月，湖北留日学生万武亭、时功璧等归国创办公司售卖留日学生的进步译著，传播革命思想。湖北知识界与国外留学生遥相呼应，不久便从思想舆论宣传阶段进入革命组织和行动阶段。1904年至1905年间，文华书院教师刘静庵、牧师胡兰亭和进步青年曹亚伯成立日知会，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为了方便联络，日知会利用教会作掩护，在基督教圣公会的教堂开办了一所阅书馆，“广储书报，纵人观览，历有年所”[10]。
2.2清末官员与公共图书馆创建
1901年，清王朝被迫施行新政，在教育方面“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这三项变革实质性地推动了湖北地区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变。1902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北巡抚端方联合上书奏请在湖北设立图书馆。1903年，《湖北学报》明确建议，“京师大学校及各省会各立大图书馆一所，各府厅州县亦每处立一所（其规模可小于省立者），以藏中东欧美新旧图籍，任人观看”[11]。1904年1月，清王朝颁发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当附属图书馆所，广罗中外古今各种图书，以资考证”[12]，官方文件中首次出现“图书馆”一词。
1904年年初，湖北正式开始筹设图书馆。1904年3月14日（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八日），《湖南官报》载《图书设局》言：端方将武当宫道院改为图书局，派人到上海、日本购买图书。目前，这一天被学界视为湖北图书馆最早建馆之日[13]。1904年6月，端方调任江苏巡抚，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兼湖北巡抚。1904年7月14日，《湖南官报》载《记图书纵览室》言：湖北学务处参议胡千之拟设的汉阳图书纵览室，现已改为鄂省图书纵览室[14]。7月，端方所购之书运到武昌武当宫道院图书局。同月，张之洞在武昌兰陵街西侧劝业场设立学堂应用图书馆，并将其与武当宫道院图书局合并，湖北图书馆成为我国最早成立的省级官办图书馆。
《湖南官报》后续报道了湖北图书馆的运营情况。1904年10月18日，《湖南官报》刊载的《武昌图书馆并合》言：新任湖北巡抚张之洞因学校图书资料与经费不足，遂将端方所办的工业厂改为仪器图书馆，并将设在武当宫道院的原湖北图书馆合并过来，以供各学堂和校外研究家所用。1905年，在武昌兰陵街学堂应用图书馆旁，湖北当局又购买附近民房十多间，“专储儿童教育品物，以启智慧，并加名曰豁蒙室”[15]。1908年，图书馆迁入武昌兰陵街的博文书院并对外开放。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图书馆受到冲击，书籍多散佚。
2.3西方传教士在湖北的图书馆实践活动
1899年秋，美国传教士韦棣华来华探亲后留在由圣公会创立的思文学校当教员。韦棣华曾在纽约州理奇蒙得纪念图书馆任馆长十余年，当看到学校缺少图书馆时，就产生了建设图书馆的愿望。1901年，她在思文学校内建起八角亭图书室，受到师生的欢迎。她还尝试开放一间备有中文杂志的阅览室，也取得了巨大成功[16]。因此，韦棣华认识到，有必要把西方的公共图书馆理念引入中国，建立一所大型公共图书馆。1906年8月，为了传播图书馆知识和筹措资金，韦棣华返回纽约普莱特学院和波士顿西蒙斯学院进修图书馆学。学习之余，韦棣华奔走各大学院游说，得到哥伦比亚大学及相关人士的大力赞助。1908年1月，韦棣华回到了圣公会创办的武昌文华大学，继续筹款。1909年6月1日，韦棣华筹建的文华公书林举行奠基典礼，1910年5月16日正式落成开馆，成为湖北乃至中国第一所美式公共图书馆。
3民国初年湖北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3.1民国初年的湖北图书馆
1911年9月，辛亥革命爆發，湖北图书馆曾被革命军用作军储所，很多书籍散佚。民国建元，鄂军都督黎元洪“派正副馆长各一人督率馆员从事整理”[17]，恢复图书馆事业，鄂军都督府每年拨给图书馆一定经费，但图书经费增减无定额。为了维持正常运转，图书馆主要依靠社会捐赠。由于缺乏经费，书籍采购不足，来馆读者较少。北洋政府教育部1916年公布的全国图书馆调查统计表显示，湖北图书馆每月的阅览人数约900人，说明早期的图书馆事业发展缓慢。
3.2文华公书林与文华图专
文华公书林开馆后不仅对文华大学的学生开放，还对社会人士开放。韦棣华和助手沈祖荣多次深入武汉各学校宣传文华公书林，通过聘请名人每月两次定期演讲、举办音乐会、赠送阅览卡等方式，鼓励社会人员使用公书林。此外，文华公书林还开展巡回书库活动，以流动车运载图书，深入武昌各机关团体、商店和社区，“屡向武汉市住户商家赠阅书籍，到处皆受热烈之欢迎”[18]。《美国图书馆手册（1917-1918）》介绍，1915—1916年文华公书林共设立了18个小型巡回文库[19]。创设分点、扩大服务范围是文华公书林的新举措。他们在校外的圣迈克尔氏教堂和三一教堂各设一间阅览室，吸引附近读者就近借阅图书。韦棣华一直注重培养图书馆人才。1914年和1917年，她选送并资助文华学校学生沈祖荣、胡庆生赴美国攻读图书馆学。1916年，沈祖荣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理学学士学位，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图书馆学学士，1917年归国后，协助韦棣华管理文华公书林。在沈祖荣、胡庆生相继回国后，1920年3月，韦棣华带领他们创办了文华大学图书科，又称文华图书馆学校，这是我国第一所图书馆学教育机构。1920年，文华大学创立图书科，标志着作为我国学科体系的图书馆学正式在湖北诞生，中国图书馆学进入第一个发展时期。 参考文献：
[1]顾烨青.我国图书馆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0（5）：114-127.
[2]苏全有，李燕南.近年来对我国晚清图书馆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9（5）：9-16.
[3]陈闯.武汉近代公共图书馆史研究（1840-1937）[D].武汉：武汉大学，2017.
[4]陈源蒸，张树华，毕世栋.中国图书馆百年纪事（1840-
2000）[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1.[5][9][10]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M].北京：中华书局，1996：97-98，105，178.
[6]王酉梅.中国图书馆发展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226.
[7]王子舟.20世紀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三次高潮[J].图书情报工作，1998（2）：2-6.
[8]汤志钧.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555.
[11]关图书馆及博物馆等事[N].湖北学报（第一集第十六册）学制私议（第十条），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五日.
[12]璩鑫主，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391.
[13]汤旭岩，马志立.湖北省图书馆早期历史（1904-1908）之考察[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3（1）：85-92.
[14]徐孝宓.湖北省志文艺志资料选辑（四）：图书馆专辑[M].武汉：湖北省志《文艺志》编辑室，1984：211.
[15]鄂垣图书馆扩充[N].湖南官报（第934号），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初三.
[16][19]陈碧香.韦棣华生平考辨[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3（6）：112-122.
[17]徐孝宓.湖北省志文艺志资料选辑（四）：图书馆专辑[M].武汉：湖北省志《文艺志》编辑室，1984：43.
[18]程焕文.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评传[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7：365.
（编校：孙新梅）
作者简介：汪仕君（1984—），湖北省图书馆馆员。
摘要：近代以来，西方图书馆学思想通过西方传教士、留学生和教会学校传入湖北，在官方政府和本土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下，湖北开办西式图书馆、创办图书专科学校，培养图书馆学人才，为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文章从晚清西方图书馆学思想在湖北的传播、清末官方及民间学习创办西方图书馆的实践活动、民国初年湖北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三个阶段考察了近代（1840—1920）西方图书馆学思想在湖北的传播和实践，以期为研究者提供参考和借鉴。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21）10-0086-04
图书馆史研究是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探寻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发展内在逻辑和历史规律的价值[1]。近年来，图书馆史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区域图书馆史研究方面，关于京师图书馆和江沪浙区域的图书馆的研究成果较多，而针对其他省级图书馆及偏远地区图书馆的研究成果却较少[2]。湖北近代图书馆事业特色鲜明，极具研究价值。笔者尝试勾勒出1840—1920年间西方图书馆学思想在湖北传播及实践的过程图。
1晚清西方图书馆学思想的传播及湖北图书馆事业的起步近代图书馆是西学东渐和我国社会近代化的产物，也是近代西方图书馆学思想传入我国的结果。图书馆作为一个近代公共文化机构的概念，最早诞生于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在西学东渐中传入我国。
1.1西方传教士对图书馆学思想的宣传介绍
早在西周时期，我国就出现了图书馆，当时称为“盟府”。近代意义的图书馆概念最早由万历年间来华传教的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传入，其在天启年间撰写的《职方外纪》卷二“欧罗巴总说”中记载欧洲诸国“其都会大地，皆有官设书院，聚书于中，日开门二次，听士子入内抄写诵读，但不许携出也”，这是最早介绍欧洲图书馆的记载。但是，由于时人对西学的排斥，《职方外纪》在杭州出版后影响力十分有限。19世纪后期，西方传教士加大了宣传图书馆的力度，如：英国马礼逊著的《外国史略》、美国祎理哲著的《地球说略》、美国戴德江著的《地理志略》、美国高理文著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英国慕维廉著的《地理全志》等书对欧美各国图书馆都作了简要介绍。这些著述虽然对图书馆的介绍并不全面，但其涉猎多国，为国人了解西方图书馆提供了参考。林则徐在《四洲志》及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有关西方图书馆的介绍大多取材于这些著述。
1.2西方传教士创办藏书楼及西式图书馆
1840年鸦片战争后，传教士纷沓而至。他们除了宣传西方的图书馆思想，还先后创办、资助、扶持了多种图书馆。1847年，传教士在上海创办了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1849年创办了上海书会;1870年创办了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1874年建立了格致书院藏书楼;1894年创办了上海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1901年创办了武昌思文学校八角亭图书室;1910创办了武昌文华公书林等。这些图书馆已初具西方公共图书馆的规模，当时的知识分子接受了这一理念，并仿建了许多公共藏书楼，客观上促进了旧式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变。
1.3国人对西方图书馆的考察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不少官员及士人到日本及欧美国家求学、访问，在接触图书馆的过程中留下些许文字记述。即使是只言片语的见闻，也为近代图书馆学思想的传播作出了贡献。晚清时期，记载图书馆相关内容的著作主要包括张德彝的《欧美环游记》、郭嵩焘的《使西纪程》、王韬的《漫游随录》和《扶桑游记》、薛福成的《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及《出使日记续刻》、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载泽的《考察政治日记》、戴鸿慈的《出使九国记》等，这些著述从不同角度考察和描述了西方图书馆，有的甚至记录了图书馆的特点和相关制度。这些考察人士虽然不是湖北籍，但智慧的曙光从不因地域而隔阂，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势必也会促进湖北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1.4国人对西方图书馆的介绍和宣传
1840年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相继编译了《四洲志》《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著作，这些著作对世界各地的图书馆、藏书楼等进行了介绍[3]。1892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对欧洲各国及俄罗斯的图书馆进行了介绍。这些著作既宣传和介绍了西方图书馆，也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1895年甲午战争后，朝野中的有识之士开始明白，救亡图存不仅需要船坚炮利，还需要必须从“振兴教育、培育人才、开通民智”入手[4]。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迅速崛起，呼吁向西方学习，创办公共藏书楼。1896年5月，维新派大臣李端棻在其《请推广学校折》中提出：“自京师及十八行省省会，咸设大书楼，调殿板及各官书局所刻书籍，暨同文馆、制造局所译西学，按部分送各省以实之。妥定章程，许人入楼观书，由地方公择好学解事之人经理其事。”李端棻提出的“自勉于学，无为弃才”的思想，为普通民众读书提供了便利[5]。1896年8月，《请推广学校折》经光绪皇帝批准成为维新变法中推行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这份奏折在《时务报》第七期上刊登，随后被广为流传，成为全国各地兴办新式学堂和发展文教事业的依据。维新派人士开始在京、沪、津等地积极创办学会、学堂。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记载：三年内全国设立的学会、学堂、报馆共有51所，其中学会24所，学堂18所，报馆7所，书局2所[6]。这些学会、学堂建设了藏书楼，收藏了大量西式书籍，制定了相关的规则制度，对图书的采编、分类、流通借阅等进行了详细规定，基本上发挥了近代图书馆的功能。其后，关于西方图书馆制度的介绍也开始见诸报端。1899年5月，梁启超在《清议报》第17期上刊登了《論图书馆与开进文化一大机关》一文，列举了图书馆的八个功用，认为图书馆可通过传播知识培养人才[7]。1901年，《教育世界》刊载了日本1848年制定的《关于幼稚园图书馆等及私立小学规则》。1909年，孙毓修撰写的《图书馆》连载在《教育杂志》上;1909年至1910年，王国维翻译的《世界图书馆小史》连载在《学部官报》上。这两部作品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详细介绍了图书馆学及世界各国各类型图书馆的管理方法和制度。 2清末湖北创办的向近代图书馆过渡的图书楼随着西方图书馆学思想在我国各地的落地生根，维新派进步知识分子开始将西方图书馆学思想应用于近代图书馆的建设实践。虽然这些学会、学堂、藏书楼存在的时间较短，但西方近代图书馆理念已渗透到社会更深层面。
2.1进步知识分子开设的学会藏书室
洋务运动后，湖北地区维新思潮与洋务思潮交织在一起。自张之洞实施洋务新政、倡导新式教育以来，我国派遣大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西学，湖北地区产生了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和革命人才群体，他们相继开展了图书馆实践活动。
1897年，湖北潜江籍学者甘鹏云与罗田籍学者王葆心、屈子厚等人在武昌组成质学会，开湖北近代学会和维新思潮之先。该会的宗旨是“意在劝学，务崇质实，毋鹜声华”[8]。该会认为社会危机日益严重，没有人才不可能进步，没有学习不可能成才，没有人讲授不可能学习。因此，该会不仅主张分科学习，还筹建藏书楼，“每人酌捐，六两以上为率，此为购书之资”。藏书楼不仅对会员开放，还对一般的士大夫和普通市民开放。《武昌质学会章程》规定，“中书局外，兼购西书，凡五洲史籍、格致专家，律例章程、制度政典，皆储藏核备，用资他山”[9]。
1903年6月，湖北留日学生万武亭、时功璧等归国创办公司售卖留日学生的进步译著，传播革命思想。湖北知识界与国外留学生遥相呼应，不久便从思想舆论宣传阶段进入革命组织和行动阶段。1904年至1905年间，文华书院教师刘静庵、牧师胡兰亭和进步青年曹亚伯成立日知会，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为了方便联络，日知会利用教会作掩护，在基督教圣公会的教堂开办了一所阅书馆，“广储书报，纵人观览，历有年所”[10]。
2.2清末官员与公共图书馆创建
1901年，清王朝被迫施行新政，在教育方面“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这三项变革实质性地推动了湖北地区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变。1902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北巡抚端方联合上书奏请在湖北设立图书馆。1903年，《湖北学报》明确建议，“京师大学校及各省会各立大图书馆一所，各府厅州县亦每处立一所（其规模可小于省立者），以藏中东欧美新旧图籍，任人观看”[11]。1904年1月，清王朝颁发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当附属图书馆所，广罗中外古今各种图书，以资考证”[12]，官方文件中首次出现“图书馆”一词。
1904年年初，湖北正式开始筹设图书馆。1904年3月14日（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八日），《湖南官报》载《图书设局》言：端方将武当宫道院改为图书局，派人到上海、日本购买图书。目前，这一天被学界视为湖北图书馆最早建馆之日[13]。1904年6月，端方调任江苏巡抚，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兼湖北巡抚。1904年7月14日，《湖南官报》载《记图书纵览室》言：湖北学务处参议胡千之拟设的汉阳图书纵览室，现已改为鄂省图书纵览室[14]。7月，端方所购之书运到武昌武当宫道院图书局。同月，张之洞在武昌兰陵街西侧劝业场设立学堂应用图书馆，并将其与武当宫道院图书局合并，湖北图书馆成为我国最早成立的省级官办图书馆。
《湖南官报》后续报道了湖北图书馆的运营情况。1904年10月18日，《湖南官报》刊载的《武昌图书馆并合》言：新任湖北巡抚张之洞因学校图书资料与经费不足，遂将端方所办的工业厂改为仪器图书馆，并将设在武当宫道院的原湖北图书馆合并过来，以供各学堂和校外研究家所用。1905年，在武昌兰陵街学堂应用图书馆旁，湖北当局又购买附近民房十多间，“专储儿童教育品物，以启智慧，并加名曰豁蒙室”[15]。1908年，图书馆迁入武昌兰陵街的博文书院并对外开放。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图书馆受到冲击，书籍多散佚。
2.3西方传教士在湖北的图书馆实践活动
1899年秋，美国传教士韦棣华来华探亲后留在由圣公会创立的思文学校当教员。韦棣华曾在纽约州理奇蒙得纪念图书馆任馆长十余年，当看到学校缺少图书馆时，就产生了建设图书馆的愿望。1901年，她在思文学校内建起八角亭图书室，受到师生的欢迎。她还尝试开放一间备有中文杂志的阅览室，也取得了巨大成功[16]。因此，韦棣华认识到，有必要把西方的公共图书馆理念引入中国，建立一所大型公共图书馆。1906年8月，为了传播图书馆知识和筹措资金，韦棣华返回纽约普莱特学院和波士顿西蒙斯学院进修图书馆学。学习之余，韦棣华奔走各大学院游说，得到哥伦比亚大学及相关人士的大力赞助。1908年1月，韦棣华回到了圣公会创办的武昌文华大学，继续筹款。1909年6月1日，韦棣华筹建的文华公书林举行奠基典礼，1910年5月16日正式落成开馆，成为湖北乃至中国第一所美式公共图书馆。
3民国初年湖北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3.1民国初年的湖北图书馆
1911年9月，辛亥革命爆發，湖北图书馆曾被革命军用作军储所，很多书籍散佚。民国建元，鄂军都督黎元洪“派正副馆长各一人督率馆员从事整理”[17]，恢复图书馆事业，鄂军都督府每年拨给图书馆一定经费，但图书经费增减无定额。为了维持正常运转，图书馆主要依靠社会捐赠。由于缺乏经费，书籍采购不足，来馆读者较少。北洋政府教育部1916年公布的全国图书馆调查统计表显示，湖北图书馆每月的阅览人数约900人，说明早期的图书馆事业发展缓慢。
3.2文华公书林与文华图专
文华公书林开馆后不仅对文华大学的学生开放，还对社会人士开放。韦棣华和助手沈祖荣多次深入武汉各学校宣传文华公书林，通过聘请名人每月两次定期演讲、举办音乐会、赠送阅览卡等方式，鼓励社会人员使用公书林。此外，文华公书林还开展巡回书库活动，以流动车运载图书，深入武昌各机关团体、商店和社区，“屡向武汉市住户商家赠阅书籍，到处皆受热烈之欢迎”[18]。《美国图书馆手册（1917-1918）》介绍，1915—1916年文华公书林共设立了18个小型巡回文库[19]。创设分点、扩大服务范围是文华公书林的新举措。他们在校外的圣迈克尔氏教堂和三一教堂各设一间阅览室，吸引附近读者就近借阅图书。韦棣华一直注重培养图书馆人才。1914年和1917年，她选送并资助文华学校学生沈祖荣、胡庆生赴美国攻读图书馆学。1916年，沈祖荣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理学学士学位，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图书馆学学士，1917年归国后，协助韦棣华管理文华公书林。在沈祖荣、胡庆生相继回国后，1920年3月，韦棣华带领他们创办了文华大学图书科，又称文华图书馆学校，这是我国第一所图书馆学教育机构。1920年，文华大学创立图书科，标志着作为我国学科体系的图书馆学正式在湖北诞生，中国图书馆学进入第一个发展时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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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孙新梅）
作者简介：汪仕君（1984—），湖北省图书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