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对过去十年全球聚落形态考古的综述和回顾。自美国考古学家戈登·威利在秘鲁维鲁河谷进行的开创性工作以来,聚落考古已经走过了约60个年头,并已成为全球考古学家田野发掘和研究的基础。经过几代考古学家的努力,聚落考古的理论方法和视野也不断提高和拓宽,为一个区域里社会复杂化和文化演变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使得真正的历史重建成为可能。虽然聚落考古的实践在世界各国发展尚不平衡,但是就目前所取得的进展来看,这一方法已经成为全球性的趋势。根据目前这一领域的现状,我们可以获得如下的印象:第一,聚落形态研究使得考古学的田野工作和研究已经超越对个别大型或典型遗址进行选择和发掘的思路,进而关注整个区域大小各类遗址的时空特点,将这些遗址看作是人类行为和各种活动的反映,进而了解人类社会文化在整个区域里的历史变迁。第二,聚落形态研究使得考古分析不再以器物特征和类型学为导向,也不再以考古学文化的分辨和命名为目标,而是着眼于整个区域的生态环境、地貌特征、资源分布、人口规模、技术工具、经济形态、流动与贸易、社会结构乃至宗教意识。分析考古现象也注重于人地关系和社群之间的关系与互动,以此了解环境对人类适应的影响以及人类对环境的利用、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兴衰或轮回,并了解社会为何能够进化到文明或国家以及无法进一步发展的原因。第三,随着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强化,世界各国对主动的考古发掘都有所限制,开始将田野工作纳入文化资源保护的进程中去。而聚落形态研究能较好地将抢救性发掘与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结合起来,使各种从抢救发掘中获得的不甚系统的资料整合到区域聚落形态研究的框架中去,以弥补主动发掘不足所造成的欠缺,并能够以聚落形态分析的价值来评估和保护地下考古资源。从本文中可见,作者对中国聚落考古的进展也做了积极的评价。然而从总体而言,这种采用国际上通行理念和方法的聚落形态研究在国内还是比较薄弱的,因此我们希望这篇文章能够为我国的广大田野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借鉴,为提高我国的聚落考古水平而努力。(陈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