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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是英国媒介研究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该小组初建于1974年，研究成员包括让·哈特（Jean Hart）、阿里森·麦克莱顿（Alison McNaughton）、保罗·沃尔顿（Paul Walton）、 布莱恩·温斯顿（Brian Winston）、约翰·埃尔德里奇（John Eldrige）和格瑞格·费娄（Greg Philo）。根据该小组主要成员之一格瑞格·费娄⑴的访谈，格拉斯哥媒介小组其实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派，它主要是一个学者群，其成员既包括媒介内容生产加工的新闻媒体从业人员，也包括其他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它以格拉斯哥大学社会学系为依托，以社会学的方法对媒体、政府和受众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故此而得名。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格拉斯哥媒介小组对新闻的真相、媒体与舆论的形成、权利与控制、灾难与危机报道、精神病与自杀等重大而敏感的社会问题进行研究和反思，推出一系列经典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新闻三部曲《坏新闻》（1976）、《更多的坏新闻》（1980）、《真正的坏新闻》（1982）；以及《新闻：战争与和平》（1986）、《眼见为实》（1990）、《获取信息》（1992）、《大众传媒的巡回》（1998）等著作。在文化研究的政治介入和批判传统不断被改写、淡化甚至取消的情况下⑵，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批判理论成为固守英国媒介批判传统的一支生力军。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虽然由不同背景的研究人员组成，也没有统一的研究目标和宗旨，但他们却是基于一致的批判思想和理论出发点。他们的大多数成果也是作为集体智慧的结晶得以问世，所以他们的批判理论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梳理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研究图谱，不难发现其秉承着英国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批判传统；采用新受众研究方法；反思媒介的启蒙功能，强调媒介在促进民主进程方面至关重要的功能。在媒体空间日益被挤占和封建化的情况下，大众传媒与文化机构应该着力培育受众对于媒体现实和媒体幻觉的鉴别能力和相应的抵抗策略，继续现代性未完成的解放事业。
缘起与目标：新闻、真相与权力
客观性是新闻的基本属性，也是长期以来被西方新闻媒体视为圭臬的信条。格拉斯哥媒介小组以电视新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敏锐而犀利的笔锋“穿透了新闻媒介表面上所声称的中立和平衡，发现新闻报道中充满偏见和限制的事实”。⑶因此，格拉斯哥媒介小组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电视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以及围绕电视新闻生产过程的信息采集、信息传播、信息接受和信息控制等。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关注新闻的内容和呈现方式，而且关注新闻生产过程背后的诸多影响和制约因素。格拉斯哥媒介小组主张，无论电视新闻看上去多么自然、真实和及时，它仍然是一种社会性构建的伟大创举。⑷换言之，新闻并不代表真相，新闻是一种构造的真实，是一种事实的外表。如果大众社会是各种势力争斗、竞争和协商的场域，那么电视新闻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是如何把不同利益和观点整合成“事实”的？这样的“事实”具有何种性质？格拉斯哥媒介小组的研究目标，就是要考察媒介控制和媒介影响问题，进而促进媒介和传播领域里新方法的发展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⑸
雷蒙德·威廉斯认为，“文化是对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达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⑹新闻既然是作为一种叙述的文本，作为一种话语的建构产物，也就是一种文化的载体，那么新闻中出现的图像和符号就不可避免地传递着一种共享的文化价值和一种共同遵守的行业规范。不言而喻，新闻的选择过程就是一个价值判断的过程。霸权理论揭示大众社会是各种意识形态争夺霸权的场所，霸权争夺的过程就是各种文化争斗、对立、冲突和协商的过程，霸权争夺的结果就是主流意识形态不仅占统治地位，而且还会利用国家机器控制、支配、压抑其他亚文化。大众媒介则趋向于把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主流的文化来传播。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不仅对新闻中出现的图形、符号、呈现方式等诸多方面作文本分析，而且还对新闻作话语分析，深入新闻语言的结构以及电视新闻的制作过程，从细节入手，揭示特定新闻得以生产的语境、背景和动机。
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把环境区分为真实环境与拟态环境，主张人们大脑中关于外部世界的印象既产生于想象，也产生于见解，又产生于思想；并进一步认为，人类的认知活动主要来自于自己或者别人给他的图像。⑺而新闻媒介作为人的认知活动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中介，对人们的认知活动和观点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首先，“新闻媒介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给我们认知世界的图像提供主要元素，而且也影响着认知图像中那些元素的显著度。”⑻因此，新闻媒介报道的客观与否直接影响到对客观世界再现的真实与否。然而，媒体背后的权力控制常常使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备受质疑。“媒体从本质上说就不是一种中立的、懂常识的或者理性的社会事件协调者，而是帮助重构预先制定的意识形态。”⑼其次，一则新闻的呈现要经过许多的把关过程，“大量证据表明，当新闻记者进行选择和报道新闻的日常工作时，他们扮演着建构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图像的关键角色。”⑽所以，作为中介人的新闻记者和新闻媒介，尽管声称他们的报道是客观的，但是在实践中，客观的意义却是千变万化的。正如美国政治传播教授兰斯·班尼特指出：“一种事实成为主流以后，主流的事实看起来就像是客观的了。就是由于没有另一个可信的观点与之竞争，所以自己怎么说都可以被称为是客观的了。”⑾新闻不一定代表真相，只不过是新闻来源所决定的真相。
那么是谁决定新闻的来源呢？J·赫伯特·阿特休尔在《权力的媒介》一书中指出，四种权力形式对新闻的内容产生直接影响和控制。它们是：第一，官方形式：其内容由法规、条令等规定；第二，商业形式，反映广告商的利益；第三，利益形式：反映金融企业、政党和宗教团体等组织的利益；第四，非正式形式：反映亲朋至友的利益。⑿对新闻的话语分析也同样表明，“记者以为自己在说话，其实是当权的新闻来源的话语在说记者。”⒀
以BBC为代表的英国电视媒体向来以客观、公正和中立著称, 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对英国媒体在1982年“福兰克岛事件”中报道方式进行了研究，发现BBC不仅受到英国保守媒体的攻击而且受到英国政府的诘难，BBC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报道方式，甚至改变立场。对北爱尔兰的媒体形象研究发现政府部门对新闻的控制——政府对不同新闻记者采取等级制度，以影响不同的受众群体；政府通过媒体对不同事件给予不同的显著报道而避重就轻，藉此对新闻信息和传播进行控制。对1984年的煤矿工人罢工事件分析，发现政府控制媒体发布虚假和歪曲信息，影响罢工工人形象，进而瓦解罢工活动。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每一项研究都直指媒体的要害，其目的在于揭示新闻生产与权利之间的真实关系。
所以，新闻并非真相，新闻并不像它所宣扬的那样客观和中立，新闻只是真相的一部分或者是歪曲了的事实。新闻的生产过程是各种权力和利益争斗协商的过程。
方法论：新闻游戏与接受分析
批判学派的受众研究自戴卫·莫利在《举国关注的观众》一书中采用的民族志受众研究方法以来，进入了所谓的“新受众”研究时代，即接受分析。其显著特征就是回归文本的社会语境以及强调受众在文本解读时的能动性和主体性。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在方法论上继承了新受众研究的精髓，但又不排斥经验研究的一些优点，体现出了方法论上的创新和突破。约翰．埃尔德里奇坦言，“我们工作的重心多聚焦于信息内容分析，采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方法”。⒁
首先，传统的受众研究大多遵循刺激——反应模式，重视媒介影响的结果，也就是媒介效果分析，而忽视对信息内容的分析以及这些信息如何与特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相联系。其二，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虽然为批判研究提供了定性分析受众类型的有效阐释框架，但是忽视了文化语境中的权利结构对受众的控制。⒂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受众研究一方面竭力避免霍尔模式的缺陷，另一方面又力图克服定性研究缺乏科学性和客观性的缺陷。因此，在他们的受众研究中，“将两个议题看做是关键性的。第一个是信息如何确切地使接受者信服的。由此而来的第二个问题是：一条信息是如何对一组人群起作用而对另一组人群不起作用？”⒃也就是说，新闻信息的建构是如何让受众信服的？即一则新闻为何选取特定的标题、图片、语言和切入点？是什么策略促使特定信息对特定人群具有说服力？为此，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设计的研究方法是让受众策划自己的新闻节目。具体说来就是，给受众一个既定的议题或者新闻剪辑图片，该议题为重大新闻事件且发生有一段时间；假设受众就是新闻记者，三四个人组成一个小组，写出有关这个议题的新闻报道。然后检验受众的报道与媒体报道就同一议题的相关性。换言之，就是要揭示媒体报道如何影响人们特定观念的形成过程。
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以1984年-1985 年发生在英国的矿工罢工事件作为研究，将受众在罢工一年结束后写出的新闻报道与英国广播公司（BBC）和独立电台（ITN）的真实新闻节目进行比较，发现二者惊人的相似。首先，“每个小组的陈述不仅反映了新闻的主题内容，而且反映了报纸标题的结构”。⒄也就是说，人们能够回忆新闻中的重大主题。但是人们对新闻报道的认同与否却不尽相同。其二，“受众对新闻的理解是非常复杂的。文化、逻辑和经验的成分都可能融合在个人对新闻报道的评价当中。”⒅
对英国媒体有关艾滋病报道的研究发现，第一，“人们具有复制媒体报道——包括媒体于艾滋病的报道中常见的形式、论据、理论、语言和概念的能力。”第二，“受众不是不加选择地接受所有的信息……媒体和受众都是更为广阔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中的一部分，而文化和政治背景会促进或阻碍对这种报道的接受。”⒆第三，“在意义建立的过程中，受众也是主动的参与者。他们根据自己已有的知识和想法来解释他们的所见所闻，他们在反映现实的不同版本中选择……而且，他们能够推翻主流的观点，并利用自己的经验、政治信仰以及对媒体和政府言论的普遍批评而建立自己的另一种言论”。⒇
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采用新闻游戏和接受分析的方法，其优点在于：首先，它揭示了受众的“事实”、“理论”是由媒体提出来的；其次，新闻游戏能够检验人们复制媒体语言的程度；第三，它能够探寻人们记得媒体报道的一些“事实”或者“单个词语”的程度。
简言之，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将受众置于广阔的文化和媒体背景之中，在微观上采用接受分析和内容分析，从宏观上揭示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控制。这种方法有助于揭示媒介的中长期影响，即媒介不仅影响了人们对社
会问题显著度的关注，而且影响人们的认知和对外界事物的重构。
媒介观：意识形态批判与现代性启蒙
众所周知，传播批判学派的主要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因对受众的过分悲观，寄希望于文化精英，由此陷入了高雅艺术对抗文化工业的永恒悖论之中，从而失去了解释现实、变革现实的意义。英国文化研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实现从审美向政治的转换，发现媒介是意识形态的角斗场，重新确立受众的主体性，从而开创了英国媒介研究新的范式。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与英国媒介研究的总体特征是一脉相承的，即“它对于媒介侧身其中的社会应该是如何的总是有一种不安的考量。这种对应然问题的不断求索，使得对媒介能够和应该发挥什么功能的问题从来就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首先，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秉承着英国媒介研究的意识形态批判传统。对媒介的意识形态再发现是斯图亚特·霍尔对英国媒介研究的重要贡献。霍尔认为媒介是表意的工具。媒介通过表意过程建构社会现实。媒介一方面塑造社会的价值观和审美规范，使其成为大众的一种自觉共识；另一方面媒介又趋向于代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阶级的利益。在这一方面，媒介可以被说成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阿尔都塞语）。但是，“霍尔的工作偏离经验研究，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关注受众对意义的建构而忽视了权力结构对受众的宰制。然而，权力结构像所有权和控制权一样是关键问题，霍尔放弃探讨谁拥有这个社会、谁控制这个世界，反而关注人们怎样建构和发展自己的语言和意义”。换言之，霍尔只关注微观的权力控制，而忽视了宏观的阶级结构。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认为受众是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群体，受众的任何解读都不能脱离社会文化语境。因此，媒介研究不能离开意识形态批判。因为“意识形态已经不是某种既有社会结构或秩序的后续反映了，它伴随着建构社会结构和秩序的全过程，并在此过程当中始终是有所作为的。”所以，对媒体作意识形态的分析首先就是要确认眼见是否真实。然后，进一步分析意识形态如何作用于社会媒介和日常生活。
其二，在市场体制下，媒体作为一种现代企业，追逐利益的最大化是其本性。市场作为一种解放的力量一方面促进文化产品的极大丰富，另一方面也造成消费文化盛行。消费文化的泛滥导致文化的同质化趋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盛行。其结果是“意见的自由市场”难以形成，从而对民主进程造成威胁。在西欧的公共媒体制度事实上已经瓦解的情况下，公共领域有进一步被封建化的危险。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作为“第四力量”，如何实现其维护公义的社会责任，如何更好地担当把关人的角色？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犀利地责问媒体的社会责任。格瑞格·费娄认为：“媒介已经丧失掉它的批判锋芒，已无力对其栖身的社会进行批判性的评论”。因此，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主张媒体在促进民主进程方面应当发挥教育和启蒙的重要功能。因为“明达而非武断的公民群体是民主政治成熟的前提。大众传媒与我们文化机构的其他部分，尤其是教育机构一起在这方面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
第三，在现实社会中，传媒的教育功能与娱乐功能时常发生冲突，有时甚至完全对立。在利益最大化原则的驱使下，传媒常常牺牲教育功能以迎合市场的需求。其结果是市场上媚俗化、低俗化的娱乐性媒介产品泛滥，从而导致众多媒体，一个声音。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将媒体的教育功能与社会的现代性和人的解放相联系，主张媒介应该服务于公众的认知活动并开启民智，因为它与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休戚相关。
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解放事业。格拉斯哥媒介小组认为人类惟有坚持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普遍怀疑精神，才能从社会约束下解放出来。人们通过媒介对社会的认识，需要辨别媒介的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控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媒介的意识形态再发现就是回归被压抑的人（霍尔语）。正是基于这样的媒介观，格拉斯哥媒介小组超越了单纯的意识形态批判，体现出了普遍的人文关怀。
结语
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批判理论在英国文化研究陷入迷雾之际，为传播批判学派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他们的研究既有理论上的思辨，又有经验研究的实证分析；既继承了新受众研究的精髓，又有所创新和突破（新闻游戏）；既关注媒体的社会责任，也重视媒体的教育功能；既探讨微观的权力控制，也剖析宏观的意识形态影响；既关注受众的接受过程，也关注媒介影响的中长期效果。就像任何理论建构一样，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批判理论远非无懈可击。对该理论的批评集中在他们的方法论上。尽管如此，瑕不掩玉，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批判理论以其锐利的批判锋芒和厚重的人文关怀为传播批判学派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正如凯瑞所言，“关于传播的现代思想——无论是肯定的还是批判的——揭示了同样的贪婪。传播的批判理论必须确认我们眼前之所见，并构想一个起码更令人向往的世界，以超越现在。”
参考文献：
⑴The Glasgow University Media Group: Good News, WWW. Variant. Org. UK
⑵赵勇：《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0页
⑶The Glasgow University Media Group: Good News, WWW. Variant. Org. UK
⑷[英] 约翰·埃尔德里奇主编：《获取信息、新闻、真相和权力》[C]（张威 邓天颖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⑸同⑷，第4页
⑹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分析》，载[英]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 克里斯·纽博尔德编《媒介研究的进路》[C]（汪凯 刘晓红译）， 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08页
⑺[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M]（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⑻[美]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新闻对我们认识世界的影响》载[英]罗杰·迪金森等编《受众研究读本》[C]（单波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⑼[荷] 托伊恩·A.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M]（曾庆香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⑽[美]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新闻对我们认识世界的影响》载[英]罗杰·迪金森等编《受众研究读本》[C]（单波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⑾兰斯·班尼特：《新闻：政治的幻像》[M]（杨晓红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153页。转引自曾庆香：《谁在新闻中说话——论新闻的话语主体》，《新闻与传播研究》[J], 2005年第3期
⑿[美]J·赫伯特·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M]（黄煜 裘志康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序言第5页
⒀曾庆香：《谁在新闻中说话——论新闻的话语主体》，《新闻与传播研究》[J]，2005年第3期
⒁同⑷第3页
⒂同⑷第49页
⒃同⑷第328页
⒄同⑷第332页
⒅同⑷第339页
⒆同⑷第382页
⒇同⑷第382页
（作者系四川外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化系讲师）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格拉斯哥媒介小组对新闻的真相、媒体与舆论的形成、权利与控制、灾难与危机报道、精神病与自杀等重大而敏感的社会问题进行研究和反思，推出一系列经典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新闻三部曲《坏新闻》（1976）、《更多的坏新闻》（1980）、《真正的坏新闻》（1982）；以及《新闻：战争与和平》（1986）、《眼见为实》（1990）、《获取信息》（1992）、《大众传媒的巡回》（1998）等著作。在文化研究的政治介入和批判传统不断被改写、淡化甚至取消的情况下⑵，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批判理论成为固守英国媒介批判传统的一支生力军。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虽然由不同背景的研究人员组成，也没有统一的研究目标和宗旨，但他们却是基于一致的批判思想和理论出发点。他们的大多数成果也是作为集体智慧的结晶得以问世，所以他们的批判理论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梳理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研究图谱，不难发现其秉承着英国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批判传统；采用新受众研究方法；反思媒介的启蒙功能，强调媒介在促进民主进程方面至关重要的功能。在媒体空间日益被挤占和封建化的情况下，大众传媒与文化机构应该着力培育受众对于媒体现实和媒体幻觉的鉴别能力和相应的抵抗策略，继续现代性未完成的解放事业。
缘起与目标：新闻、真相与权力
客观性是新闻的基本属性，也是长期以来被西方新闻媒体视为圭臬的信条。格拉斯哥媒介小组以电视新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敏锐而犀利的笔锋“穿透了新闻媒介表面上所声称的中立和平衡，发现新闻报道中充满偏见和限制的事实”。⑶因此，格拉斯哥媒介小组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电视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以及围绕电视新闻生产过程的信息采集、信息传播、信息接受和信息控制等。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关注新闻的内容和呈现方式，而且关注新闻生产过程背后的诸多影响和制约因素。格拉斯哥媒介小组主张，无论电视新闻看上去多么自然、真实和及时，它仍然是一种社会性构建的伟大创举。⑷换言之，新闻并不代表真相，新闻是一种构造的真实，是一种事实的外表。如果大众社会是各种势力争斗、竞争和协商的场域，那么电视新闻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是如何把不同利益和观点整合成“事实”的？这样的“事实”具有何种性质？格拉斯哥媒介小组的研究目标，就是要考察媒介控制和媒介影响问题，进而促进媒介和传播领域里新方法的发展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⑸
雷蒙德·威廉斯认为，“文化是对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达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⑹新闻既然是作为一种叙述的文本，作为一种话语的建构产物，也就是一种文化的载体，那么新闻中出现的图像和符号就不可避免地传递着一种共享的文化价值和一种共同遵守的行业规范。不言而喻，新闻的选择过程就是一个价值判断的过程。霸权理论揭示大众社会是各种意识形态争夺霸权的场所，霸权争夺的过程就是各种文化争斗、对立、冲突和协商的过程，霸权争夺的结果就是主流意识形态不仅占统治地位，而且还会利用国家机器控制、支配、压抑其他亚文化。大众媒介则趋向于把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主流的文化来传播。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不仅对新闻中出现的图形、符号、呈现方式等诸多方面作文本分析，而且还对新闻作话语分析，深入新闻语言的结构以及电视新闻的制作过程，从细节入手，揭示特定新闻得以生产的语境、背景和动机。
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把环境区分为真实环境与拟态环境，主张人们大脑中关于外部世界的印象既产生于想象，也产生于见解，又产生于思想；并进一步认为，人类的认知活动主要来自于自己或者别人给他的图像。⑺而新闻媒介作为人的认知活动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中介，对人们的认知活动和观点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首先，“新闻媒介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给我们认知世界的图像提供主要元素，而且也影响着认知图像中那些元素的显著度。”⑻因此，新闻媒介报道的客观与否直接影响到对客观世界再现的真实与否。然而，媒体背后的权力控制常常使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备受质疑。“媒体从本质上说就不是一种中立的、懂常识的或者理性的社会事件协调者，而是帮助重构预先制定的意识形态。”⑼其次，一则新闻的呈现要经过许多的把关过程，“大量证据表明，当新闻记者进行选择和报道新闻的日常工作时，他们扮演着建构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图像的关键角色。”⑽所以，作为中介人的新闻记者和新闻媒介，尽管声称他们的报道是客观的，但是在实践中，客观的意义却是千变万化的。正如美国政治传播教授兰斯·班尼特指出：“一种事实成为主流以后，主流的事实看起来就像是客观的了。就是由于没有另一个可信的观点与之竞争，所以自己怎么说都可以被称为是客观的了。”⑾新闻不一定代表真相，只不过是新闻来源所决定的真相。
那么是谁决定新闻的来源呢？J·赫伯特·阿特休尔在《权力的媒介》一书中指出，四种权力形式对新闻的内容产生直接影响和控制。它们是：第一，官方形式：其内容由法规、条令等规定；第二，商业形式，反映广告商的利益；第三，利益形式：反映金融企业、政党和宗教团体等组织的利益；第四，非正式形式：反映亲朋至友的利益。⑿对新闻的话语分析也同样表明，“记者以为自己在说话，其实是当权的新闻来源的话语在说记者。”⒀
以BBC为代表的英国电视媒体向来以客观、公正和中立著称, 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对英国媒体在1982年“福兰克岛事件”中报道方式进行了研究，发现BBC不仅受到英国保守媒体的攻击而且受到英国政府的诘难，BBC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报道方式，甚至改变立场。对北爱尔兰的媒体形象研究发现政府部门对新闻的控制——政府对不同新闻记者采取等级制度，以影响不同的受众群体；政府通过媒体对不同事件给予不同的显著报道而避重就轻，藉此对新闻信息和传播进行控制。对1984年的煤矿工人罢工事件分析，发现政府控制媒体发布虚假和歪曲信息，影响罢工工人形象，进而瓦解罢工活动。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每一项研究都直指媒体的要害，其目的在于揭示新闻生产与权利之间的真实关系。
所以，新闻并非真相，新闻并不像它所宣扬的那样客观和中立，新闻只是真相的一部分或者是歪曲了的事实。新闻的生产过程是各种权力和利益争斗协商的过程。
方法论：新闻游戏与接受分析
批判学派的受众研究自戴卫·莫利在《举国关注的观众》一书中采用的民族志受众研究方法以来，进入了所谓的“新受众”研究时代，即接受分析。其显著特征就是回归文本的社会语境以及强调受众在文本解读时的能动性和主体性。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在方法论上继承了新受众研究的精髓，但又不排斥经验研究的一些优点，体现出了方法论上的创新和突破。约翰．埃尔德里奇坦言，“我们工作的重心多聚焦于信息内容分析，采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方法”。⒁
首先，传统的受众研究大多遵循刺激——反应模式，重视媒介影响的结果，也就是媒介效果分析，而忽视对信息内容的分析以及这些信息如何与特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相联系。其二，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虽然为批判研究提供了定性分析受众类型的有效阐释框架，但是忽视了文化语境中的权利结构对受众的控制。⒂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受众研究一方面竭力避免霍尔模式的缺陷，另一方面又力图克服定性研究缺乏科学性和客观性的缺陷。因此，在他们的受众研究中，“将两个议题看做是关键性的。第一个是信息如何确切地使接受者信服的。由此而来的第二个问题是：一条信息是如何对一组人群起作用而对另一组人群不起作用？”⒃也就是说，新闻信息的建构是如何让受众信服的？即一则新闻为何选取特定的标题、图片、语言和切入点？是什么策略促使特定信息对特定人群具有说服力？为此，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设计的研究方法是让受众策划自己的新闻节目。具体说来就是，给受众一个既定的议题或者新闻剪辑图片，该议题为重大新闻事件且发生有一段时间；假设受众就是新闻记者，三四个人组成一个小组，写出有关这个议题的新闻报道。然后检验受众的报道与媒体报道就同一议题的相关性。换言之，就是要揭示媒体报道如何影响人们特定观念的形成过程。
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以1984年-1985 年发生在英国的矿工罢工事件作为研究，将受众在罢工一年结束后写出的新闻报道与英国广播公司（BBC）和独立电台（ITN）的真实新闻节目进行比较，发现二者惊人的相似。首先，“每个小组的陈述不仅反映了新闻的主题内容，而且反映了报纸标题的结构”。⒄也就是说，人们能够回忆新闻中的重大主题。但是人们对新闻报道的认同与否却不尽相同。其二，“受众对新闻的理解是非常复杂的。文化、逻辑和经验的成分都可能融合在个人对新闻报道的评价当中。”⒅
对英国媒体有关艾滋病报道的研究发现，第一，“人们具有复制媒体报道——包括媒体于艾滋病的报道中常见的形式、论据、理论、语言和概念的能力。”第二，“受众不是不加选择地接受所有的信息……媒体和受众都是更为广阔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中的一部分，而文化和政治背景会促进或阻碍对这种报道的接受。”⒆第三，“在意义建立的过程中，受众也是主动的参与者。他们根据自己已有的知识和想法来解释他们的所见所闻，他们在反映现实的不同版本中选择……而且，他们能够推翻主流的观点，并利用自己的经验、政治信仰以及对媒体和政府言论的普遍批评而建立自己的另一种言论”。⒇
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采用新闻游戏和接受分析的方法，其优点在于：首先，它揭示了受众的“事实”、“理论”是由媒体提出来的；其次，新闻游戏能够检验人们复制媒体语言的程度；第三，它能够探寻人们记得媒体报道的一些“事实”或者“单个词语”的程度。
简言之，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将受众置于广阔的文化和媒体背景之中，在微观上采用接受分析和内容分析，从宏观上揭示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控制。这种方法有助于揭示媒介的中长期影响，即媒介不仅影响了人们对社
会问题显著度的关注，而且影响人们的认知和对外界事物的重构。
媒介观：意识形态批判与现代性启蒙
众所周知，传播批判学派的主要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因对受众的过分悲观，寄希望于文化精英，由此陷入了高雅艺术对抗文化工业的永恒悖论之中，从而失去了解释现实、变革现实的意义。英国文化研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实现从审美向政治的转换，发现媒介是意识形态的角斗场，重新确立受众的主体性，从而开创了英国媒介研究新的范式。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与英国媒介研究的总体特征是一脉相承的，即“它对于媒介侧身其中的社会应该是如何的总是有一种不安的考量。这种对应然问题的不断求索，使得对媒介能够和应该发挥什么功能的问题从来就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首先，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秉承着英国媒介研究的意识形态批判传统。对媒介的意识形态再发现是斯图亚特·霍尔对英国媒介研究的重要贡献。霍尔认为媒介是表意的工具。媒介通过表意过程建构社会现实。媒介一方面塑造社会的价值观和审美规范，使其成为大众的一种自觉共识；另一方面媒介又趋向于代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阶级的利益。在这一方面，媒介可以被说成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阿尔都塞语）。但是，“霍尔的工作偏离经验研究，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关注受众对意义的建构而忽视了权力结构对受众的宰制。然而，权力结构像所有权和控制权一样是关键问题，霍尔放弃探讨谁拥有这个社会、谁控制这个世界，反而关注人们怎样建构和发展自己的语言和意义”。换言之，霍尔只关注微观的权力控制，而忽视了宏观的阶级结构。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认为受众是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群体，受众的任何解读都不能脱离社会文化语境。因此，媒介研究不能离开意识形态批判。因为“意识形态已经不是某种既有社会结构或秩序的后续反映了，它伴随着建构社会结构和秩序的全过程，并在此过程当中始终是有所作为的。”所以，对媒体作意识形态的分析首先就是要确认眼见是否真实。然后，进一步分析意识形态如何作用于社会媒介和日常生活。
其二，在市场体制下，媒体作为一种现代企业，追逐利益的最大化是其本性。市场作为一种解放的力量一方面促进文化产品的极大丰富，另一方面也造成消费文化盛行。消费文化的泛滥导致文化的同质化趋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盛行。其结果是“意见的自由市场”难以形成，从而对民主进程造成威胁。在西欧的公共媒体制度事实上已经瓦解的情况下，公共领域有进一步被封建化的危险。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作为“第四力量”，如何实现其维护公义的社会责任，如何更好地担当把关人的角色？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犀利地责问媒体的社会责任。格瑞格·费娄认为：“媒介已经丧失掉它的批判锋芒，已无力对其栖身的社会进行批判性的评论”。因此，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主张媒体在促进民主进程方面应当发挥教育和启蒙的重要功能。因为“明达而非武断的公民群体是民主政治成熟的前提。大众传媒与我们文化机构的其他部分，尤其是教育机构一起在这方面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
第三，在现实社会中，传媒的教育功能与娱乐功能时常发生冲突，有时甚至完全对立。在利益最大化原则的驱使下，传媒常常牺牲教育功能以迎合市场的需求。其结果是市场上媚俗化、低俗化的娱乐性媒介产品泛滥，从而导致众多媒体，一个声音。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将媒体的教育功能与社会的现代性和人的解放相联系，主张媒介应该服务于公众的认知活动并开启民智，因为它与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休戚相关。
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解放事业。格拉斯哥媒介小组认为人类惟有坚持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普遍怀疑精神，才能从社会约束下解放出来。人们通过媒介对社会的认识，需要辨别媒介的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控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媒介的意识形态再发现就是回归被压抑的人（霍尔语）。正是基于这样的媒介观，格拉斯哥媒介小组超越了单纯的意识形态批判，体现出了普遍的人文关怀。
结语
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批判理论在英国文化研究陷入迷雾之际，为传播批判学派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他们的研究既有理论上的思辨，又有经验研究的实证分析；既继承了新受众研究的精髓，又有所创新和突破（新闻游戏）；既关注媒体的社会责任，也重视媒体的教育功能；既探讨微观的权力控制，也剖析宏观的意识形态影响；既关注受众的接受过程，也关注媒介影响的中长期效果。就像任何理论建构一样，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批判理论远非无懈可击。对该理论的批评集中在他们的方法论上。尽管如此，瑕不掩玉，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批判理论以其锐利的批判锋芒和厚重的人文关怀为传播批判学派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正如凯瑞所言，“关于传播的现代思想——无论是肯定的还是批判的——揭示了同样的贪婪。传播的批判理论必须确认我们眼前之所见，并构想一个起码更令人向往的世界，以超越现在。”
参考文献：
⑴The Glasgow University Media Group: Good News, WWW. Variant. Org. UK
⑵赵勇：《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0页
⑶The Glasgow University Media Group: Good News, WWW. Variant. Org. UK
⑷[英] 约翰·埃尔德里奇主编：《获取信息、新闻、真相和权力》[C]（张威 邓天颖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⑸同⑷，第4页
⑹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分析》，载[英]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 克里斯·纽博尔德编《媒介研究的进路》[C]（汪凯 刘晓红译）， 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08页
⑺[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M]（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⑻[美]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新闻对我们认识世界的影响》载[英]罗杰·迪金森等编《受众研究读本》[C]（单波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⑼[荷] 托伊恩·A.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M]（曾庆香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⑽[美]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新闻对我们认识世界的影响》载[英]罗杰·迪金森等编《受众研究读本》[C]（单波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⑾兰斯·班尼特：《新闻：政治的幻像》[M]（杨晓红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153页。转引自曾庆香：《谁在新闻中说话——论新闻的话语主体》，《新闻与传播研究》[J], 2005年第3期
⑿[美]J·赫伯特·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M]（黄煜 裘志康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序言第5页
⒀曾庆香：《谁在新闻中说话——论新闻的话语主体》，《新闻与传播研究》[J]，2005年第3期
⒁同⑷第3页
⒂同⑷第49页
⒃同⑷第328页
⒄同⑷第332页
⒅同⑷第339页
⒆同⑷第382页
⒇同⑷第382页
（作者系四川外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化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