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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论文是对弗吉尼亚·伍尔夫1927年提出的“新传记观”的习作实践进行的研究，以伍尔夫于1928年完成的作品《奥兰多》中文本建构为例，分析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对“新传记”这种与维多利亚时代旧传记有所不同的传记形式的认识和应用，期翼为研究弗吉尼亚·伍尔夫作品《奥兰多》以及伍尔夫的新传记观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帮助。
关键词：《奥兰多》；新传记；虚构传主；多线并置
1927年弗吉尼亚·伍尔夫第一次在对于《某些人》（Some People）的书评中提出了“新传记”一词来概括当时以斯特拉奇为首的打破传统的传记形式创作，新传记也因此得名。《奥兰多》作为在弗吉尼亚·伍尔夫提出“新传记”观点同年创作出来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伍尔夫为张扬自己“新传记”观而形成的一部“功利之作”。本文从两个方面对伍尔夫“新传记”创作实践进行分析，即虚构传主的选择和多线并置的手法的使用。
一、虚构传主的选择
在一般情况下，“人们理解的‘传记’是传统的文体样式之一，是反映真实人物生平的一种文体样式。”①而读者在弗吉尼亚·伍尔夫创作的传记《奥兰多》却很明显能看出奥兰多的生命形式超出了我们正常人的生理行为模式。
《奥兰多》中主人公奥兰多是一位英国的贵族，他在三十岁之前以男性身份存在，在三十岁之后性别更替为女性，并以女性身份，生命延续了将近四百年的时间。作为一部以“传记”定名的作品，虽然伍尔夫曾经表示这个传主的原型是自己的女友薇塔，但是在史实上，文中的记述主体奥兰多却完全违背了人类的生命形式存在，而是伍尔夫的一场文学虚构。
虚构传主的选择展现了伍尔夫大胆而独特的选材风格，并对传统传记模式做出极大的挑战，这也符合当时新传记创作中作者们自由的选题意识。同时伍尔夫新传记的这一改革也具有极强的讽刺性，用虚构传主这一对传记大跨度的改变讽刺了当时的传统传记中对塑造英雄主义的一味追求，伍尔夫“新传记”模式创作以其存在夸张色彩为特点，目的是引起人们对自己的“新传记”观重视，使传记能够达到为普通人物立传的目的，通过使用虚构人物立传手段，将写作过程放大，增加作品关注度，而非主张所有“新传记”都应该宣扬为虚构人物立传。
二、多线并置建构圆整人物
在《大英百科全书》中关于“传记”的词条释义认为传记是最初因为纪念目的而产生的，因而使得传记倾向于歌功颂德②。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英国的传记文学创作中却出现了一段和时代密切相关的传记创作改革浪潮，即“新传记观”的提出。传统传记的精神指引性被传记作家广泛消解，传记不在只为塑造人物的典型精神而进行单线孤立创作，伍尔夫亦开始对传记人物进行多维立体建构。
如果我们将《奥兰多》看做是一部以奥兰多为传主创作的传记，忽略其中出现的种种不符合科学的境况来看，传记中描述了英国年轻贵族奥兰多从伊丽莎白一世治理后期到伍尔夫身处的1928年间近四百年的生活。伍尔夫将众多真实人物穿插在奥兰多的生活中使整部作品的文本时间合理的向后推移。
《奥兰多》中除了为奥兰多营造出真实时间线之外，还为奥兰多建构了两条虚构的生命线即文学线与爱情线。作品中《大橡树》这本诗作在奥兰多的文学生涯中反复出现，奥兰多对于自然界的种种热爱与观察都是基于想完成《大橡树》的创作，因而文学线的展开即是以《大橡树》的成书过程为窗口向读者进行展现的。在《奥兰多》的爱情线中，奥兰多的每一个阶段就会遇到一段不同的或者符合或者不符合生命节奏的爱情或婚姻。例如从最初的陪伴女王身边没有爱情可言，到突破束缚爱上萨莎被萨莎所伤，到贯穿了奥兰多由男性变成女性过程的罗马尼亚哈丽特大公，到屈服于时代渴望找到婚姻作为自己的归宿嫁给了谢尔莫丁。
而在每一次奥兰多的爱情徘徊后，都会促进奥兰多对《大橡树》的写作进一步推进，或能进行再次创作，或能对其进行删减，这使爱情线和文学线紧密相连，在对两条链进行对比梳理时可以看出，文学线与爱情线不仅是奥兰多生命虚构中出现的两条重要的故事线，同时文学线和爱情线的推进过程呈现出一一对应的关系。三条线呈现出了相辅相成的状态，互相关照中更突出了伍尔夫新传记观中对传主精神塑造做出的尝试。
三、结语
因伍尔夫1927年提出“新传记”的巧合时间点以及伍尔夫为《奥兰多》的“传记”定性，所以本文中选择《奥兰多》作为伍尔夫新传记观研究的例本。研究《奥兰多》后得到伍尔夫对于新传记的创作实践包括为普通人立传的目的以及多线并置塑造圓整人物等手段，同时关于伍尔夫的“新传记”观的叙事时间仍然有待深入研究。
注释：
①田英华著：《语言学视角下的传记体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版，第1页。
②转引自唐岫敏著：《斯特拉奇与“新传记”——历史与文化透视》，太原：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参考文献：
[1]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奥兰多[M].任一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2] [英]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日记选[M].戴红珍、宋炳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
[3] 唐岫敏.斯特拉奇与“新传记”——历史与文化的透视[M].太原：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
[4] 吴庆宏.《奥兰多》中的文学与历史叙事[J].外国文学评论，2010（4）：111-118.
关键词：《奥兰多》；新传记；虚构传主；多线并置
1927年弗吉尼亚·伍尔夫第一次在对于《某些人》（Some People）的书评中提出了“新传记”一词来概括当时以斯特拉奇为首的打破传统的传记形式创作，新传记也因此得名。《奥兰多》作为在弗吉尼亚·伍尔夫提出“新传记”观点同年创作出来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伍尔夫为张扬自己“新传记”观而形成的一部“功利之作”。本文从两个方面对伍尔夫“新传记”创作实践进行分析，即虚构传主的选择和多线并置的手法的使用。
一、虚构传主的选择
在一般情况下，“人们理解的‘传记’是传统的文体样式之一，是反映真实人物生平的一种文体样式。”①而读者在弗吉尼亚·伍尔夫创作的传记《奥兰多》却很明显能看出奥兰多的生命形式超出了我们正常人的生理行为模式。
《奥兰多》中主人公奥兰多是一位英国的贵族，他在三十岁之前以男性身份存在，在三十岁之后性别更替为女性，并以女性身份，生命延续了将近四百年的时间。作为一部以“传记”定名的作品，虽然伍尔夫曾经表示这个传主的原型是自己的女友薇塔，但是在史实上，文中的记述主体奥兰多却完全违背了人类的生命形式存在，而是伍尔夫的一场文学虚构。
虚构传主的选择展现了伍尔夫大胆而独特的选材风格，并对传统传记模式做出极大的挑战，这也符合当时新传记创作中作者们自由的选题意识。同时伍尔夫新传记的这一改革也具有极强的讽刺性，用虚构传主这一对传记大跨度的改变讽刺了当时的传统传记中对塑造英雄主义的一味追求，伍尔夫“新传记”模式创作以其存在夸张色彩为特点，目的是引起人们对自己的“新传记”观重视，使传记能够达到为普通人物立传的目的，通过使用虚构人物立传手段，将写作过程放大，增加作品关注度，而非主张所有“新传记”都应该宣扬为虚构人物立传。
二、多线并置建构圆整人物
在《大英百科全书》中关于“传记”的词条释义认为传记是最初因为纪念目的而产生的，因而使得传记倾向于歌功颂德②。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英国的传记文学创作中却出现了一段和时代密切相关的传记创作改革浪潮，即“新传记观”的提出。传统传记的精神指引性被传记作家广泛消解，传记不在只为塑造人物的典型精神而进行单线孤立创作，伍尔夫亦开始对传记人物进行多维立体建构。
如果我们将《奥兰多》看做是一部以奥兰多为传主创作的传记，忽略其中出现的种种不符合科学的境况来看，传记中描述了英国年轻贵族奥兰多从伊丽莎白一世治理后期到伍尔夫身处的1928年间近四百年的生活。伍尔夫将众多真实人物穿插在奥兰多的生活中使整部作品的文本时间合理的向后推移。
《奥兰多》中除了为奥兰多营造出真实时间线之外，还为奥兰多建构了两条虚构的生命线即文学线与爱情线。作品中《大橡树》这本诗作在奥兰多的文学生涯中反复出现，奥兰多对于自然界的种种热爱与观察都是基于想完成《大橡树》的创作，因而文学线的展开即是以《大橡树》的成书过程为窗口向读者进行展现的。在《奥兰多》的爱情线中，奥兰多的每一个阶段就会遇到一段不同的或者符合或者不符合生命节奏的爱情或婚姻。例如从最初的陪伴女王身边没有爱情可言，到突破束缚爱上萨莎被萨莎所伤，到贯穿了奥兰多由男性变成女性过程的罗马尼亚哈丽特大公，到屈服于时代渴望找到婚姻作为自己的归宿嫁给了谢尔莫丁。
而在每一次奥兰多的爱情徘徊后，都会促进奥兰多对《大橡树》的写作进一步推进，或能进行再次创作，或能对其进行删减，这使爱情线和文学线紧密相连，在对两条链进行对比梳理时可以看出，文学线与爱情线不仅是奥兰多生命虚构中出现的两条重要的故事线，同时文学线和爱情线的推进过程呈现出一一对应的关系。三条线呈现出了相辅相成的状态，互相关照中更突出了伍尔夫新传记观中对传主精神塑造做出的尝试。
三、结语
因伍尔夫1927年提出“新传记”的巧合时间点以及伍尔夫为《奥兰多》的“传记”定性，所以本文中选择《奥兰多》作为伍尔夫新传记观研究的例本。研究《奥兰多》后得到伍尔夫对于新传记的创作实践包括为普通人立传的目的以及多线并置塑造圓整人物等手段，同时关于伍尔夫的“新传记”观的叙事时间仍然有待深入研究。
注释：
①田英华著：《语言学视角下的传记体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版，第1页。
②转引自唐岫敏著：《斯特拉奇与“新传记”——历史与文化透视》，太原：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参考文献：
[1]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奥兰多[M].任一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2] [英]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日记选[M].戴红珍、宋炳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
[3] 唐岫敏.斯特拉奇与“新传记”——历史与文化的透视[M].太原：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
[4] 吴庆宏.《奥兰多》中的文学与历史叙事[J].外国文学评论，2010（4）：11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