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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长胜街还是二三十年代的老样子，走进来，一切都是旧的，越往里走越旧，就像走进了一个旧世界。街两边是一水的青砖黑瓦的老屋子，那些木板墙上，木格子窗上，雕着一些龙凤的花纹，同样也是黑色的。飞檐翘角的门楼，凸凹不平的石板地，搭眼望过去，一条不足千米的巷子，却望不了多远，因为街道是弯的，弯过去又弯过来，还狭窄（最宽处不过7米）。两溜儿乌沉沉的铺面相向而立，面对面，门脸错开，高些的是旧式阁楼，二层，矮的是居家平房。有家户就把屋檐撑出去，也不是伸很远，窄窄的，只是略微的能够遮些风挡些雨；也有的干脆缩回来，来个开门见山。屋脊上、防火墙上雕鸟塑兽；屋檐下进出的是木门槛、石门槛，早被什么磨得光溜溜的了，中间都凹陷了。或许是对“旧”的一种留念、怀想吧，就不时有游客停住脚步，在门槛上坐一坐，摸一摸，与主人聊会儿天，说些老街过去的、却总也绕不开的红军时期的往事。主人家经营的是古玩，有些罩在玻璃柜里，有些就在地上随意堆放着，乌七八糟，看着像堆破烂儿。一问，却都是几十上百年的老物件了，有一种脏兮兮、灰乎乎的旧。倒是偶见门檐下有红对联、红灯笼点缀其间，是块亮色。说起那时候的长胜街（后来为纪念革命先烈杨殷，曾改叫杨殷街），那可是七里坪镇最为繁华的一条街了。红安县志有记载，“到1927年，仅长胜街从南到北所经营的粮油漕行就有三十多家”。居民们每天把收来的粮油山货，用竹排经倒河运到阳逻、武汉，再从武汉把山里人需要的工业用品、生活用品运回来，销往各地。当时人称七里坪为“小汉口”，长胜街为“六渡桥”。自1924年这里建立党组织起，七里坪地区在郑位三、戴克敏、吴焕先、曹学楷等人领导下，革命活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到了县志上所说的1927年，红安七里坪镇已然成为鄂豫皖革命斗争的中心地带了，长胜街更是中心的中心。天南海北的人拥到这里，带动了街面的商贸空前繁盛，经营商品包罗万象，各类行当如雨后春笋般应有尽有。1931年徐向前、陈昌浩、刘士奇在此组建红四方面军，七里坪镇随之改为列宁市。而市中心，即长胜街77号那座大屋，就是红军第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部。那时候红军和群众之间没有太多讲究，大屋里面正开着军事会议呢，屋外面就是些卖烧红薯的，卖红安油面的，卖大豆大米卖棉花的，喊叫专治跌打损伤的……现在这些卖烧红薯、卖红安油面、喊叫专治跌打损伤做理疗的店面、摊子依然在那儿，生活如常承传，自然延续，只是物还是，人已非。秦基伟将军后来回乡时说，他一生记忆最深刻、最得意的场面并不是在北京指挥大阅兵，而是在七里坪跟着徐帅闹革命的那个时期，长胜街是那么热闹，人民对我们是那么亲。第四方面军成立那天，三万多人在镇西门外的倒河河滩上举行誓师大会，他骑着大白马，挎着盒子炮，跟在徐帅后面打长胜街上嘚嘚嘚、嘚嘚嘚地一路跑过去，街上他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乡亲们欢呼如潮，那真是八面威风，比他当军长、当司令、当国防部长都威风，真正感受到了做一名红军战士的无比的威武、光荣和骄傲。那场面他永远不会忘，不能忘。
现今长胜街革命遗址保存完好，可供参观的有三十七处之多。除街中间77号为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外，9号是苏维埃七里坪工会。48号为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49号为鄂豫皖红军中西药局。52—54号是鄂豫皖特区第一个苏维埃经济公社。60号是红安赤色邮政局。63号是苏维埃革命法庭。29号为饭堂合作社。靠河边那排石门框的老屋是当时创办的鄂豫皖苏维埃列宁小学。南门外的文昌宫，就是震撼全国的黄麻武装起义的策源地……
让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想想在时局那么吃紧、那么艰难的情况下，竟然就能够印刷发行苏维埃自己的票子，如纸币一元、五角、二串三种，铜币面值五十文一种；油布凭票，有一串文、二串文两种。另外还有“苏维埃中西药局”，原来是郑位三家里的私人药铺，贡献出来，为红军医院供应药品。还有“苏维埃经济公社”，是专给农民提供种子、农具等用品的；而“饭堂合作社”就相当于今天的招待所，持苏区政府或红军介绍信就可以去那里免费就餐……讲解员讲到这里有些激动，说，那可是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呀，在七里坪的长胜街，就已经呈现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雏形了，太不简单了！
二
红安七里坪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红色旅游名镇，长胜街是被中宣部授予的“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但在我看来，它更像一座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只不过这座博物馆和其他博物馆有所不同，它是活的，是一座活着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虽然它也有实物、图片、绘画、文字等等这些不会动的陈列因素，但这座博物馆的各个展厅（革命旧址）都是分散在市民家居之间、穿插在他们的商店铺面之间的，是他们的隔壁邻居。长胜街上几乎每个市民对于他们的“邻居”都知根知底。据资料统计，七里坪地区在大革命时期的总人数不足六万，但在战场上牺牲的、被地主还乡团报复残酷杀害的加起来就达三万多人，过大半了，有几个受苦人的家里没死人的？因而在长胜街，这座历史博物馆的内核是装在人心里的，馆里登记在册的那些烈士们，没准就有一名是他（她）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就是他们的亲人干下的。在长胜街，无论是卖小吃的，卖日用杂货的，理发的，卖大碗茶的，卖红安手工布鞋、手工十字绣等旅游产品的，或是坐在门口晒太阳的老人，你去问他（她），他（她）都能给你讲出个子丑寅卯，别看他们没有什么文凭，比教授们知道的都多。这里每个居民都是这座博物馆最好的讲解员，宣传员。
在一家卖“红安大布”的铺子里，同行的一位女诗人正坐在一架旧的织布机上，她左手拉住机杼，右手拿梭，脚下交错踩着踏板，在女店主的热情指导下，做出在织布的样子，笑靥如花。午后的阳光从大门口泼进来，泼在织布机的五色线上，日影斑驳。那一瞬间的画面，忽然就让我想起了《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可是女店主说，木兰是哪个，她不晓得，传说吧？倒是和烈士程训宣真有关系。接着就说，程训宣你们晓得吧，就是总指挥徐向前的妻子。说程训宣在苏维埃“妇女会”当干部那会儿，组织群众宣传“扩红”，带头唱歌演节目，也带头纺线织布，她在参加红军之前，就是在这架织布机上织过布的。此话当真？这架织布机看起来是有些旧了，但还不至于太老。我们刚在隔壁的七里坪工会旧址里看到过和这一模一样的织布机，还有纺线车，都老得发黑，黑得都看不清木头的质地了。讲解员说，根据地的妇女同志们，当年就是在这样的纺车和织布机上，给红军纺线织布做军衣的。不过女店主真是聪明，我猜她不知“木兰”是假，她是要把话题转移到程训宣身上来吧。程训宣在哪台织布机上织过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借此拉近历史，亲近历史，说明这样的织布机至今还在长胜街上织着布，过去称红安土布，现在叫“红安大布”。 “红安大布”名气很大，在七里坪，仅长胜街一条街就有十几家这种大布作坊。他们除了自己用来制作布衣、布艺，比如粗布的休闲装、围巾，以及红军的军装、军帽、背包、挂袋红五星等旅游产品外，主要成布还是销往外地。人家外地人就信红安，红安是和井冈山一样的红色根据地，打上世纪初就在织着这布了，一直织到现在。讲解员言之凿凿，说解放后，从这里走出去的那些开国将军、国家领导人，好多住在北京却都不喜欢北京的布，说穿不习惯，几十年还是用着家乡的“红安大布”。董必武、李先念、陈锡联、韩先楚等等，他们不喜欢那些呢子绒、的纶、卡其之类，仍然还是在用家乡的土布（红安大布）做床单、衣服等日常生活用品。在七里坪，“红安大布”，已经成了红色旅游的一个特色品牌。出了店门才知道，这家女店主的娘家屋里，也是烈属。就连她现在的夫家爷爷过去也是当过红军的，已经升营长了，是受伤了就要求回来了。活到八十多岁，几年前去世了。这之前，曾有记者来采访过，跟老爷子聊天，说，您要是不回来，没准儿也是开国的将军啦！老爷子答：“死了那多人，不回来，说不定早就死球了。”
三
和“红安大布”相呼应的，是“红安绣活”。“红安绣活”门店也很多，随便进档铺子，就是一个民间刺绣博物馆，墙上挂的，柜台里摆的，以连袜绣花鞋垫为代表，各种绣品琳琅满目，绚丽多彩。鞋垫、兜肚、虎鞋、虎枕、荷花帽、小背包、围裙等等十余种家庭生活用品，丰富得让你眼花缭乱。叶重豪先生告诉我，红安绣活与红安大布一样，是黄麻地区特有的民间文化行为，这里历来就有“无女不绣花”的习俗。过去红安姑娘出嫁，都要绣上几十百把双绣花鞋垫带到婆家。婆家要从新娘带的绣花鞋垫的多少、做工的精细、花样的难易来评判新娘的聪明和灵巧。他说，现在红安绣活了不得，被国家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了。有位叫刘寿仙的绣娘，作品参展到武汉、到北京，被外商看中订货，漂洋过海了。就在这间铺子的正面墙上，端端正正地悬挂着习近平主席正手拿绣花鞋垫认真欣赏的大照片。说着话的绣娘发现我们在关注那张照片，就凑过来自豪地说，那个侧面穿红衣裳的，就是我呀。噢！原来您就是伍四花！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里报道过的，习主席来长胜街视察时，买过她的一双绣花垫，价钱是50元。
相比绣活，我个人似乎更喜欢看绣娘们刺绣。这可能跟性格有关，我喜欢静。正在刺绣的绣娘，也无非就一个字：静。人静，心静。一针一线，千针万线，都在她们安静的心境里层层叠加、积累，一心一意。把她们的日思夜想，积累成一个寄托，叠加为一种安详。只不过是旷日持久的功夫，大段大段的时光，也就随着那一针一线，在绣娘轻盈灵巧的手指间慢慢地流逝了。但绣娘们似乎都不计较，为什么要计较呢？流走的是时间，留下的是艺术，是她们全部的心事。心事，是不好以时间来计较的吧。写到这儿，我好像忽然就明白了那天讲解员跟我们说过的一段话：在红四军被迫转移的时候，黄麻地区的群众支援红军最多的除了粮食，几乎所有战士的背包里，都有乡亲们送给他们的布鞋和鞋垫。有的战士舍不得把绣有漂亮花朵的鞋垫垫在脚底下，就只穿鞋。爬雪山过草地时，鞋子烂掉了，不少战士冻死了，饿死了，但绣花鞋垫仍然在背包里紧紧夹着。这些死去的战士，都是黄（安）麻（城）人。
——还是说刺绣吧。刺绣是时间的艺术，其实也不光是刺绣，世间所有的手工艺品都是时间艺术，每要完成一件作品，都要付出大量时光。它们的工艺流程繁杂，每道工序，都需要作者尽心尽力，全神贯注。就比如看起来很简单的红安大布，仅仅织成布，就需要经过纺纱、挽纱、染纱、浆纱、倒筒、牵经、穿纵、穿扣、上机、制梭心、织布等等，那么你要再做成一件衣服、一双布鞋、一件旅游艺术品呢？因此说，现在民间手工艺品在市场上的价值，与它实际所耗费的工时大多数是不对等的。现在很多工艺品看似人工，事实上都是现代化的机器制造，成批出货。但是，机器制造可以比人工快速、精美，却没有人工特有的那种朴拙的质地美；机器制造永远只能是千人一面，而人工手艺则每一件都有每一件的独特之处，都有厚厚的一层时间沉淀，散发出时间的光芒，更难得的，是有作者日夜触摸的体温和情感表达。我想，这应是手工艺术的唯一性，也是排他性，是任何先进机器也替代不了的。在这点上，红安人做得真是很好，他们是有底线的，似乎也守得很紧。但凡在我们走访到的家户商铺，刺绣的，绣娘就在厅堂里绣着；做布艺的，如红军军帽、红军挎包等等，他做他的，你可以随便观看；在红安大布的铺子里，老旧的织布机就摆在一边，店家招呼游客做生意：大布衣服、床单、各种款式的大布披肩、围巾等，那织布机上的大布还正织着一半……叶重豪先生说，红安人性格里天生有一种“愣”。我想他所说的这种“愣”，也就是一种坚持、或者是守候吧！祖辈传下来的手艺，不能在他们手里给弄砸了搞丢掉了。——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比如纪念，回味，已逝的往事，比如一代一代所耗费的那些岁月的幽光，承传的情感……
四
午后的长胜街，随着游客逐渐减少，慢慢安静下来，扭来扭去的古老街道，笼罩在散淡斑驳的阳光里，像个历尽沧桑、但依旧在给人们讲着故事的老人，身体佝偻，脸色还有点黑。我反复地打量它，想着它曾经的辉煌。在传说与现实、人文与历史的徜徉中，仿佛就找到了窥视历史的那只时光之眼，却又总感到有些虚幻，像一个梦。我来到街边的一个门楼前，请叶重豪先生给我拍了一张照，又想着要是能拍出黑白的照片就好了，可惜不行。想着只有黑白照片才能配得上长胜街的这份旧，像个旧世界。但如果你不到这里来，你就不能想象，偏偏就是在这个看似很旧的旧世界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旧世界的大事情。它的历尽沧桑，前世今生，以及现在平静安详地生活在这里面的百姓们，他们那份对以往历史刻骨铭心的尊重、追忆，还有面对当下泛滥的物欲世界，他们那份淡定的、对自己固有的传统文化的坚守，都应该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民族的宝贵财富。只不过这些财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我们忽略了。
叶重豪，红安作家。这几天在红色老区游走，他一直陪着我们。他过去是在省城一家杂志社干记者，干了几年，觉得没意思，就辞职回乡了。他老家就在红安七里坪镇，他说他属于七里坪。这些年除了写作，其他时间，他都在致力于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是中共鄂豫皖革命斗争史；一是黄（安）麻（城）地区，实际是整个大别山地区的地方风物、传统文明（尤其是手工艺品）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他写过大量的关于红安在大革命时期的纪实文学，出过一本书，叫《红安将军故事》；他还多方筹集资金，在离长胜街不远的芳村创办了一所《红安七里坪开国将军陈列馆》，自任馆长。但我发现，我们一路走来，所谈红安将军的时候并不多，反而是谈死人多。他说前些年不少老红军都还在世，他采访过二十几位，说事隔那么多年了，老人家们还是不愿意提，一提身子就打颤，嘴巴抖，激动得说不出话。他举了几个例子：七里坪杨山乡有个地方叫平台岭，1931年1月红二十五军刚从这里撤走，敌八十九师会同地主武装随后就对这一带进行了疯狂的清算和报复，他们把杨山乡附近几个村落没来得及撤走的红军伤员和群众一起合围，威逼至平台岭，用机枪扫射，一次扫光两千余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平台岭大血案，致使方圆六十里内，数月炊烟断绝，不见一个活人。1932年3月，国民党顽固分子刘梅溪带领还乡团，在礼山（今大悟县）刘家河村，一次屠杀群众128口，杀绝7户；同是这年10月，国民党还乡团闯进紫云区贾家洼村搜捕红军伤员，未果，把群众集中在村里的禾场上，一一“过筛”，说一声“不知道”，就杀掉一个，杀掉三百多人仍不收手，又丧心病狂地在黄龙冲一个山坳里，再次屠杀一千多人。紫云区有一个死人沟，至今当地的村民一提起就害怕，下地做活不敢朝那里走。他说，那些侥幸活过来后来做了将军的人，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极少数。比如我们七里坪有个观音阁村，当年出去参加红军的56人，活过来的仅一人；王锡九院（解放后改叫八一村）出去72人，也只一人幸存。还有的村庄一个也没回的，这样的现象在黄麻地区很普遍，据后来统计，仅黄安（红安）一县在大革命时期牺牲的烈士就达十四万多人。他说他要把这些都写下来，这都是遗产呀！就像我们的祖辈给我们留下的这条长胜街，传给我们那些生活的手艺一样，那些死去的烈士也是我们的无形的精神遗产！在交谈中，叶先生反复提到他有个担忧，就是我们下一代，或下下一代，会不晓得他们生活的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那些轰轰烈烈的事，那些惨绝人寰的事，生活是怎么延续下来的，怕他们都不晓得，对长胜街也不珍惜。现今年轻人大多数都到山外面大城市图发展了，在那里成家立业，可是长胜街还在这里。长胜街就是红安地区历史文化的一个大图腾，可是这个“大图腾”他们带不走呀，长胜街是一条街，它就在这里。叶先生说，他看到很多的游客、“驴友”们慕名而来，又一晃而过，停不下来，这也叫他着急。红色老区，红在哪里，老在什么地方，要让人家来了有看头儿，回头有想头儿，并不是一件简单事。所以这么多年他在走访、书写黄麻革命斗争史的同时，也一直还在做着另外一个努力，就是想把这些红色历史、烈士故事，跟大别山地区特有的传统习俗融合起来，和这里的传统手工艺品，比如和“红安大布”、“红安绣活”等产品也结合起来，搞成一个系列的红色旅游文化。哪怕是人家就是为图个稀奇新鲜，买个红军军帽儿、红军背包，买个“八月桂花”、“十送红军”的连袜绣花鞋垫儿，回家有个纪念，他就满足了。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不但写文章呼吁，还亲力亲为，帮助群众开发“红安大布”系列产品，并成功注册了“红土”商标，鼓励红安地区的一些传统老手艺人，把我们的手艺保持好，传承好，不要搞偷奸耍滑的把戏，好能够永远地做下去，把传承变为传统。我能理解叶先生的良好愿望，也理解他的担忧。他担忧，是因为他有执念，看得远。叶先生的确是个有眼光的文化人。 毋庸讳言，从长胜街现实的情形看，也的确不太乐观，人力毕竟是有限的，传统就像一座老旧的古城被现代死死包围，当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大肆侵占的时候，人能做的其实很微弱。尽管解放以来，红安人民也在尽力维护着长胜街，维护着它所代表、所彰显、所昭示的自身内涵和“图腾”般的精神动力，可是我们似乎还是嗅到了一股隐约的衰落气息。长胜街的知名度是越来越高了，有好几部影视剧都是来这里拍摄的，《大别山上红旗飘》、《五更寒》、《黄麻惊雷》、《大进攻序曲》等等，去年又在这儿拍了一部《铁血红安》，现在好像一拍老区的片子，都要到七里坪、到长胜街来，颇有点横店影视基地的热闹了。但谁也说不清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若仅从文物的角度讲，这条街大多数都是明清时期的老建筑，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虽也有过几次的简单维修，但总的来说，还是给人以风雨飘摇之感。就像一位百岁老人，最需要的是平静，经不起折腾了。——保护、开发、宣传，不能说错，甚至说还很有必要，可它一定是双刃剑。目前我们对于一些有价值的、濒临消亡的古镇、老街，又有了一个新的提法，叫做“抢救性开发”。其实也是矛盾，怎么抢救，如何开发？抢救当然是大好事，修旧如旧，可以不遗余力，延长文物寿命。但一经开发起来，恐怕就难免要急功近利，变数就大了（比如现在很多地方，为了利益都在搞推倒重来，甚至是“修旧如新”，凭猜测造假古董等就是例子）。在当下这个充满诱惑、且矛盾重重的时代，还真不知道，面对如此庞大的经济浪潮，纷乱的世相，长胜街、以及它所承载的历史意义和固有的文化传统还能延续多久？这将是对红安（当然也对我们所有当代人）的一大考验。
离开长胜街的时候，天色已近黄昏，太阳晃晃地挂在西边的门楼上，街道的大半边就暗了。在一家“红安大布”的店铺旁，偶然发现一个叫“兴盛”的网吧（它可能是这条街上唯一的一家网吧），网吧里飘出来那首耳熟能详的《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歌子。在网吧门口，一位中年妇女正向零星的游客兜售着她两大箱子的红安油面：“正宗的红安油面哪，纯粹的传统工艺，只四块一斤，比城里的超市便宜三块！”我们打她的摊子跟前经过，她又向我们推销，叶重豪先生微笑着向她摆了摆手：“我就是七里坪的！”
——网吧的歌子跟在身后，正唱得热闹：
八月桂花遍地开
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
张灯又结彩呀
张灯又结彩呀
光辉灿烂闪出新世界
……
责任编辑 楚 风
长胜街还是二三十年代的老样子，走进来，一切都是旧的，越往里走越旧，就像走进了一个旧世界。街两边是一水的青砖黑瓦的老屋子，那些木板墙上，木格子窗上，雕着一些龙凤的花纹，同样也是黑色的。飞檐翘角的门楼，凸凹不平的石板地，搭眼望过去，一条不足千米的巷子，却望不了多远，因为街道是弯的，弯过去又弯过来，还狭窄（最宽处不过7米）。两溜儿乌沉沉的铺面相向而立，面对面，门脸错开，高些的是旧式阁楼，二层，矮的是居家平房。有家户就把屋檐撑出去，也不是伸很远，窄窄的，只是略微的能够遮些风挡些雨；也有的干脆缩回来，来个开门见山。屋脊上、防火墙上雕鸟塑兽；屋檐下进出的是木门槛、石门槛，早被什么磨得光溜溜的了，中间都凹陷了。或许是对“旧”的一种留念、怀想吧，就不时有游客停住脚步，在门槛上坐一坐，摸一摸，与主人聊会儿天，说些老街过去的、却总也绕不开的红军时期的往事。主人家经营的是古玩，有些罩在玻璃柜里，有些就在地上随意堆放着，乌七八糟，看着像堆破烂儿。一问，却都是几十上百年的老物件了，有一种脏兮兮、灰乎乎的旧。倒是偶见门檐下有红对联、红灯笼点缀其间，是块亮色。说起那时候的长胜街（后来为纪念革命先烈杨殷，曾改叫杨殷街），那可是七里坪镇最为繁华的一条街了。红安县志有记载，“到1927年，仅长胜街从南到北所经营的粮油漕行就有三十多家”。居民们每天把收来的粮油山货，用竹排经倒河运到阳逻、武汉，再从武汉把山里人需要的工业用品、生活用品运回来，销往各地。当时人称七里坪为“小汉口”，长胜街为“六渡桥”。自1924年这里建立党组织起，七里坪地区在郑位三、戴克敏、吴焕先、曹学楷等人领导下，革命活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到了县志上所说的1927年，红安七里坪镇已然成为鄂豫皖革命斗争的中心地带了，长胜街更是中心的中心。天南海北的人拥到这里，带动了街面的商贸空前繁盛，经营商品包罗万象，各类行当如雨后春笋般应有尽有。1931年徐向前、陈昌浩、刘士奇在此组建红四方面军，七里坪镇随之改为列宁市。而市中心，即长胜街77号那座大屋，就是红军第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部。那时候红军和群众之间没有太多讲究，大屋里面正开着军事会议呢，屋外面就是些卖烧红薯的，卖红安油面的，卖大豆大米卖棉花的，喊叫专治跌打损伤的……现在这些卖烧红薯、卖红安油面、喊叫专治跌打损伤做理疗的店面、摊子依然在那儿，生活如常承传，自然延续，只是物还是，人已非。秦基伟将军后来回乡时说，他一生记忆最深刻、最得意的场面并不是在北京指挥大阅兵，而是在七里坪跟着徐帅闹革命的那个时期，长胜街是那么热闹，人民对我们是那么亲。第四方面军成立那天，三万多人在镇西门外的倒河河滩上举行誓师大会，他骑着大白马，挎着盒子炮，跟在徐帅后面打长胜街上嘚嘚嘚、嘚嘚嘚地一路跑过去，街上他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乡亲们欢呼如潮，那真是八面威风，比他当军长、当司令、当国防部长都威风，真正感受到了做一名红军战士的无比的威武、光荣和骄傲。那场面他永远不会忘，不能忘。
现今长胜街革命遗址保存完好，可供参观的有三十七处之多。除街中间77号为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外，9号是苏维埃七里坪工会。48号为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49号为鄂豫皖红军中西药局。52—54号是鄂豫皖特区第一个苏维埃经济公社。60号是红安赤色邮政局。63号是苏维埃革命法庭。29号为饭堂合作社。靠河边那排石门框的老屋是当时创办的鄂豫皖苏维埃列宁小学。南门外的文昌宫，就是震撼全国的黄麻武装起义的策源地……
让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想想在时局那么吃紧、那么艰难的情况下，竟然就能够印刷发行苏维埃自己的票子，如纸币一元、五角、二串三种，铜币面值五十文一种；油布凭票，有一串文、二串文两种。另外还有“苏维埃中西药局”，原来是郑位三家里的私人药铺，贡献出来，为红军医院供应药品。还有“苏维埃经济公社”，是专给农民提供种子、农具等用品的；而“饭堂合作社”就相当于今天的招待所，持苏区政府或红军介绍信就可以去那里免费就餐……讲解员讲到这里有些激动，说，那可是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呀，在七里坪的长胜街，就已经呈现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雏形了，太不简单了！
二
红安七里坪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红色旅游名镇，长胜街是被中宣部授予的“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但在我看来，它更像一座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只不过这座博物馆和其他博物馆有所不同，它是活的，是一座活着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虽然它也有实物、图片、绘画、文字等等这些不会动的陈列因素，但这座博物馆的各个展厅（革命旧址）都是分散在市民家居之间、穿插在他们的商店铺面之间的，是他们的隔壁邻居。长胜街上几乎每个市民对于他们的“邻居”都知根知底。据资料统计，七里坪地区在大革命时期的总人数不足六万，但在战场上牺牲的、被地主还乡团报复残酷杀害的加起来就达三万多人，过大半了，有几个受苦人的家里没死人的？因而在长胜街，这座历史博物馆的内核是装在人心里的，馆里登记在册的那些烈士们，没准就有一名是他（她）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就是他们的亲人干下的。在长胜街，无论是卖小吃的，卖日用杂货的，理发的，卖大碗茶的，卖红安手工布鞋、手工十字绣等旅游产品的，或是坐在门口晒太阳的老人，你去问他（她），他（她）都能给你讲出个子丑寅卯，别看他们没有什么文凭，比教授们知道的都多。这里每个居民都是这座博物馆最好的讲解员，宣传员。
在一家卖“红安大布”的铺子里，同行的一位女诗人正坐在一架旧的织布机上，她左手拉住机杼，右手拿梭，脚下交错踩着踏板，在女店主的热情指导下，做出在织布的样子，笑靥如花。午后的阳光从大门口泼进来，泼在织布机的五色线上，日影斑驳。那一瞬间的画面，忽然就让我想起了《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可是女店主说，木兰是哪个，她不晓得，传说吧？倒是和烈士程训宣真有关系。接着就说，程训宣你们晓得吧，就是总指挥徐向前的妻子。说程训宣在苏维埃“妇女会”当干部那会儿，组织群众宣传“扩红”，带头唱歌演节目，也带头纺线织布，她在参加红军之前，就是在这架织布机上织过布的。此话当真？这架织布机看起来是有些旧了，但还不至于太老。我们刚在隔壁的七里坪工会旧址里看到过和这一模一样的织布机，还有纺线车，都老得发黑，黑得都看不清木头的质地了。讲解员说，根据地的妇女同志们，当年就是在这样的纺车和织布机上，给红军纺线织布做军衣的。不过女店主真是聪明，我猜她不知“木兰”是假，她是要把话题转移到程训宣身上来吧。程训宣在哪台织布机上织过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借此拉近历史，亲近历史，说明这样的织布机至今还在长胜街上织着布，过去称红安土布，现在叫“红安大布”。 “红安大布”名气很大，在七里坪，仅长胜街一条街就有十几家这种大布作坊。他们除了自己用来制作布衣、布艺，比如粗布的休闲装、围巾，以及红军的军装、军帽、背包、挂袋红五星等旅游产品外，主要成布还是销往外地。人家外地人就信红安，红安是和井冈山一样的红色根据地，打上世纪初就在织着这布了，一直织到现在。讲解员言之凿凿，说解放后，从这里走出去的那些开国将军、国家领导人，好多住在北京却都不喜欢北京的布，说穿不习惯，几十年还是用着家乡的“红安大布”。董必武、李先念、陈锡联、韩先楚等等，他们不喜欢那些呢子绒、的纶、卡其之类，仍然还是在用家乡的土布（红安大布）做床单、衣服等日常生活用品。在七里坪，“红安大布”，已经成了红色旅游的一个特色品牌。出了店门才知道，这家女店主的娘家屋里，也是烈属。就连她现在的夫家爷爷过去也是当过红军的，已经升营长了，是受伤了就要求回来了。活到八十多岁，几年前去世了。这之前，曾有记者来采访过，跟老爷子聊天，说，您要是不回来，没准儿也是开国的将军啦！老爷子答：“死了那多人，不回来，说不定早就死球了。”
三
和“红安大布”相呼应的，是“红安绣活”。“红安绣活”门店也很多，随便进档铺子，就是一个民间刺绣博物馆，墙上挂的，柜台里摆的，以连袜绣花鞋垫为代表，各种绣品琳琅满目，绚丽多彩。鞋垫、兜肚、虎鞋、虎枕、荷花帽、小背包、围裙等等十余种家庭生活用品，丰富得让你眼花缭乱。叶重豪先生告诉我，红安绣活与红安大布一样，是黄麻地区特有的民间文化行为，这里历来就有“无女不绣花”的习俗。过去红安姑娘出嫁，都要绣上几十百把双绣花鞋垫带到婆家。婆家要从新娘带的绣花鞋垫的多少、做工的精细、花样的难易来评判新娘的聪明和灵巧。他说，现在红安绣活了不得，被国家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了。有位叫刘寿仙的绣娘，作品参展到武汉、到北京，被外商看中订货，漂洋过海了。就在这间铺子的正面墙上，端端正正地悬挂着习近平主席正手拿绣花鞋垫认真欣赏的大照片。说着话的绣娘发现我们在关注那张照片，就凑过来自豪地说，那个侧面穿红衣裳的，就是我呀。噢！原来您就是伍四花！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里报道过的，习主席来长胜街视察时，买过她的一双绣花垫，价钱是50元。
相比绣活，我个人似乎更喜欢看绣娘们刺绣。这可能跟性格有关，我喜欢静。正在刺绣的绣娘，也无非就一个字：静。人静，心静。一针一线，千针万线，都在她们安静的心境里层层叠加、积累，一心一意。把她们的日思夜想，积累成一个寄托，叠加为一种安详。只不过是旷日持久的功夫，大段大段的时光，也就随着那一针一线，在绣娘轻盈灵巧的手指间慢慢地流逝了。但绣娘们似乎都不计较，为什么要计较呢？流走的是时间，留下的是艺术，是她们全部的心事。心事，是不好以时间来计较的吧。写到这儿，我好像忽然就明白了那天讲解员跟我们说过的一段话：在红四军被迫转移的时候，黄麻地区的群众支援红军最多的除了粮食，几乎所有战士的背包里，都有乡亲们送给他们的布鞋和鞋垫。有的战士舍不得把绣有漂亮花朵的鞋垫垫在脚底下，就只穿鞋。爬雪山过草地时，鞋子烂掉了，不少战士冻死了，饿死了，但绣花鞋垫仍然在背包里紧紧夹着。这些死去的战士，都是黄（安）麻（城）人。
——还是说刺绣吧。刺绣是时间的艺术，其实也不光是刺绣，世间所有的手工艺品都是时间艺术，每要完成一件作品，都要付出大量时光。它们的工艺流程繁杂，每道工序，都需要作者尽心尽力，全神贯注。就比如看起来很简单的红安大布，仅仅织成布，就需要经过纺纱、挽纱、染纱、浆纱、倒筒、牵经、穿纵、穿扣、上机、制梭心、织布等等，那么你要再做成一件衣服、一双布鞋、一件旅游艺术品呢？因此说，现在民间手工艺品在市场上的价值，与它实际所耗费的工时大多数是不对等的。现在很多工艺品看似人工，事实上都是现代化的机器制造，成批出货。但是，机器制造可以比人工快速、精美，却没有人工特有的那种朴拙的质地美；机器制造永远只能是千人一面，而人工手艺则每一件都有每一件的独特之处，都有厚厚的一层时间沉淀，散发出时间的光芒，更难得的，是有作者日夜触摸的体温和情感表达。我想，这应是手工艺术的唯一性，也是排他性，是任何先进机器也替代不了的。在这点上，红安人做得真是很好，他们是有底线的，似乎也守得很紧。但凡在我们走访到的家户商铺，刺绣的，绣娘就在厅堂里绣着；做布艺的，如红军军帽、红军挎包等等，他做他的，你可以随便观看；在红安大布的铺子里，老旧的织布机就摆在一边，店家招呼游客做生意：大布衣服、床单、各种款式的大布披肩、围巾等，那织布机上的大布还正织着一半……叶重豪先生说，红安人性格里天生有一种“愣”。我想他所说的这种“愣”，也就是一种坚持、或者是守候吧！祖辈传下来的手艺，不能在他们手里给弄砸了搞丢掉了。——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比如纪念，回味，已逝的往事，比如一代一代所耗费的那些岁月的幽光，承传的情感……
四
午后的长胜街，随着游客逐渐减少，慢慢安静下来，扭来扭去的古老街道，笼罩在散淡斑驳的阳光里，像个历尽沧桑、但依旧在给人们讲着故事的老人，身体佝偻，脸色还有点黑。我反复地打量它，想着它曾经的辉煌。在传说与现实、人文与历史的徜徉中，仿佛就找到了窥视历史的那只时光之眼，却又总感到有些虚幻，像一个梦。我来到街边的一个门楼前，请叶重豪先生给我拍了一张照，又想着要是能拍出黑白的照片就好了，可惜不行。想着只有黑白照片才能配得上长胜街的这份旧，像个旧世界。但如果你不到这里来，你就不能想象，偏偏就是在这个看似很旧的旧世界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旧世界的大事情。它的历尽沧桑，前世今生，以及现在平静安详地生活在这里面的百姓们，他们那份对以往历史刻骨铭心的尊重、追忆，还有面对当下泛滥的物欲世界，他们那份淡定的、对自己固有的传统文化的坚守，都应该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民族的宝贵财富。只不过这些财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我们忽略了。
叶重豪，红安作家。这几天在红色老区游走，他一直陪着我们。他过去是在省城一家杂志社干记者，干了几年，觉得没意思，就辞职回乡了。他老家就在红安七里坪镇，他说他属于七里坪。这些年除了写作，其他时间，他都在致力于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是中共鄂豫皖革命斗争史；一是黄（安）麻（城）地区，实际是整个大别山地区的地方风物、传统文明（尤其是手工艺品）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他写过大量的关于红安在大革命时期的纪实文学，出过一本书，叫《红安将军故事》；他还多方筹集资金，在离长胜街不远的芳村创办了一所《红安七里坪开国将军陈列馆》，自任馆长。但我发现，我们一路走来，所谈红安将军的时候并不多，反而是谈死人多。他说前些年不少老红军都还在世，他采访过二十几位，说事隔那么多年了，老人家们还是不愿意提，一提身子就打颤，嘴巴抖，激动得说不出话。他举了几个例子：七里坪杨山乡有个地方叫平台岭，1931年1月红二十五军刚从这里撤走，敌八十九师会同地主武装随后就对这一带进行了疯狂的清算和报复，他们把杨山乡附近几个村落没来得及撤走的红军伤员和群众一起合围，威逼至平台岭，用机枪扫射，一次扫光两千余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平台岭大血案，致使方圆六十里内，数月炊烟断绝，不见一个活人。1932年3月，国民党顽固分子刘梅溪带领还乡团，在礼山（今大悟县）刘家河村，一次屠杀群众128口，杀绝7户；同是这年10月，国民党还乡团闯进紫云区贾家洼村搜捕红军伤员，未果，把群众集中在村里的禾场上，一一“过筛”，说一声“不知道”，就杀掉一个，杀掉三百多人仍不收手，又丧心病狂地在黄龙冲一个山坳里，再次屠杀一千多人。紫云区有一个死人沟，至今当地的村民一提起就害怕，下地做活不敢朝那里走。他说，那些侥幸活过来后来做了将军的人，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极少数。比如我们七里坪有个观音阁村，当年出去参加红军的56人，活过来的仅一人；王锡九院（解放后改叫八一村）出去72人，也只一人幸存。还有的村庄一个也没回的，这样的现象在黄麻地区很普遍，据后来统计，仅黄安（红安）一县在大革命时期牺牲的烈士就达十四万多人。他说他要把这些都写下来，这都是遗产呀！就像我们的祖辈给我们留下的这条长胜街，传给我们那些生活的手艺一样，那些死去的烈士也是我们的无形的精神遗产！在交谈中，叶先生反复提到他有个担忧，就是我们下一代，或下下一代，会不晓得他们生活的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那些轰轰烈烈的事，那些惨绝人寰的事，生活是怎么延续下来的，怕他们都不晓得，对长胜街也不珍惜。现今年轻人大多数都到山外面大城市图发展了，在那里成家立业，可是长胜街还在这里。长胜街就是红安地区历史文化的一个大图腾，可是这个“大图腾”他们带不走呀，长胜街是一条街，它就在这里。叶先生说，他看到很多的游客、“驴友”们慕名而来，又一晃而过，停不下来，这也叫他着急。红色老区，红在哪里，老在什么地方，要让人家来了有看头儿，回头有想头儿，并不是一件简单事。所以这么多年他在走访、书写黄麻革命斗争史的同时，也一直还在做着另外一个努力，就是想把这些红色历史、烈士故事，跟大别山地区特有的传统习俗融合起来，和这里的传统手工艺品，比如和“红安大布”、“红安绣活”等产品也结合起来，搞成一个系列的红色旅游文化。哪怕是人家就是为图个稀奇新鲜，买个红军军帽儿、红军背包，买个“八月桂花”、“十送红军”的连袜绣花鞋垫儿，回家有个纪念，他就满足了。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不但写文章呼吁，还亲力亲为，帮助群众开发“红安大布”系列产品，并成功注册了“红土”商标，鼓励红安地区的一些传统老手艺人，把我们的手艺保持好，传承好，不要搞偷奸耍滑的把戏，好能够永远地做下去，把传承变为传统。我能理解叶先生的良好愿望，也理解他的担忧。他担忧，是因为他有执念，看得远。叶先生的确是个有眼光的文化人。 毋庸讳言，从长胜街现实的情形看，也的确不太乐观，人力毕竟是有限的，传统就像一座老旧的古城被现代死死包围，当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大肆侵占的时候，人能做的其实很微弱。尽管解放以来，红安人民也在尽力维护着长胜街，维护着它所代表、所彰显、所昭示的自身内涵和“图腾”般的精神动力，可是我们似乎还是嗅到了一股隐约的衰落气息。长胜街的知名度是越来越高了，有好几部影视剧都是来这里拍摄的，《大别山上红旗飘》、《五更寒》、《黄麻惊雷》、《大进攻序曲》等等，去年又在这儿拍了一部《铁血红安》，现在好像一拍老区的片子，都要到七里坪、到长胜街来，颇有点横店影视基地的热闹了。但谁也说不清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若仅从文物的角度讲，这条街大多数都是明清时期的老建筑，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虽也有过几次的简单维修，但总的来说，还是给人以风雨飘摇之感。就像一位百岁老人，最需要的是平静，经不起折腾了。——保护、开发、宣传，不能说错，甚至说还很有必要，可它一定是双刃剑。目前我们对于一些有价值的、濒临消亡的古镇、老街，又有了一个新的提法，叫做“抢救性开发”。其实也是矛盾，怎么抢救，如何开发？抢救当然是大好事，修旧如旧，可以不遗余力，延长文物寿命。但一经开发起来，恐怕就难免要急功近利，变数就大了（比如现在很多地方，为了利益都在搞推倒重来，甚至是“修旧如新”，凭猜测造假古董等就是例子）。在当下这个充满诱惑、且矛盾重重的时代，还真不知道，面对如此庞大的经济浪潮，纷乱的世相，长胜街、以及它所承载的历史意义和固有的文化传统还能延续多久？这将是对红安（当然也对我们所有当代人）的一大考验。
离开长胜街的时候，天色已近黄昏，太阳晃晃地挂在西边的门楼上，街道的大半边就暗了。在一家“红安大布”的店铺旁，偶然发现一个叫“兴盛”的网吧（它可能是这条街上唯一的一家网吧），网吧里飘出来那首耳熟能详的《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歌子。在网吧门口，一位中年妇女正向零星的游客兜售着她两大箱子的红安油面：“正宗的红安油面哪，纯粹的传统工艺，只四块一斤，比城里的超市便宜三块！”我们打她的摊子跟前经过，她又向我们推销，叶重豪先生微笑着向她摆了摆手：“我就是七里坪的！”
——网吧的歌子跟在身后，正唱得热闹：
八月桂花遍地开
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
张灯又结彩呀
张灯又结彩呀
光辉灿烂闪出新世界
……
责任编辑 楚 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