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体育领域的“空降兵”，是当年社会各领域回国潮的冰山一角。这些人大都成为各项目发展的中坚力量
1957年5月1日，广州越秀山游泳馆，一场庆“五一”的游泳表演赛正在举行。最后一项100米蛙泳比赛，几乎齐聚了国内所有的蛙泳高手。
比赛一开始，一个体型健硕、浓眉大眼、厚嘴唇的小伙子，就高昂着头，以独树一帜的“高航式”游法，冲到第一位。“1分11秒6”，中国游泳选手创造了第一个世界纪录，这也是国际泳联修改蛙泳规则后第一个世界纪录，这位宽肩阔背的小伙子叫戚烈云。
两年前，戚烈云从香港回国训练。与他同时期回国效力的一批华侨中，戚烈云是最早出成绩的一个。
1949年，中国体育除了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选拔有潜质的年轻运动员送到国外去训练，请一些苏联专家到中国帮助训练外，吸引一批爱国华侨中的优秀运动员回国效力，也是一条重要的途径。
“新中国，百废待兴，酝酿着勃勃生机。二战后，世界许多地方发展都不太景气，这种条件下，很多人也愿意回来。”在北京体育大学教授熊晓正看来，体育领域的“空降兵”，只是社会各领域回国潮的冰山一角。以华罗庚、钱学森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家，都在这时回到中国。
偷跨“罗湖桥”
罗湖桥是横卧在深圳河上的一座钢铁桥梁，联结着深圳站与香港九龙站。过去，桥两岸是两种不同制度的社会，因此在香港人的心中，罗湖桥有特殊的地位。
戚烈云先后师承香港泳坛“四大台柱”的陈震南和黄焯荣。1950年，他在香港游泳公开赛中夺得了100米和200米蛙泳两项冠军，并均打破香港纪录。16岁就成为香港的蛙王，受到当时港督的接见。
1953年，戚的恩师黄焯荣回国，担任中南区游泳队总教练，使戚烈云萌生了回国的念头。
回国前，这些运动员大都已在当地小有名气，因此，回国的过程还颇费些周折。
戚烈云一连7次向港英当局提出回国申请，港英政府都以曾受过港督接见为由，拒绝放行。当时菲律宾也伸出橄榄枝，想邀戚前往。戚烈云回国的愿望更强烈了。
他曾经尝试乔装打扮，偷偷前往深圳，却终被香港泳协发现，未能如愿。
1954年4月8日，在新华社一位记者的协助下，戚烈云打扮成外出写生的样子，穿着牛仔裤、花衬衫，肩挎画夹子，腰系着水壶，迈步跨过了罗湖桥。
在他之前，当时的香港乒乓球界的两位重量级人物——傅其芳和姜永宁，先后从这里进了深圳。
此时，远在印尼的王文教和陈福寿，也正在筹划回国事宜。来到移民厅办理离境签证时，他们被告知：你们可以去，但必须在护照上写上，“永远不再回印尼”。
这意味着要和印尼的亲人们从此分离，尽管如此，回国开创事业的决心还是让他们写下了“永不回印尼”的保证书。
1954年5月6日，王文教和陈福寿启程，乘坐一艘巨轮，驶出了雅加达港。
特殊礼遇
1950～1958年间，是“空降兵”比较密集的时期，前后约有20人，主要集中在乒乓球、羽毛、游泳、举重几个国家重点发展的项目。因为有一定的技术基础，这些“空降兵”们借着竞技体育的发展契机，也迎来了自己运动生涯的高峰。
戚烈云回国的第二年，中国游泳队引入一批苏联专家来华执教。在苏联教练古巴诺夫的指点下，戚烈云改变了旧的游泳方法，开始琢磨起专家口里所说的“流线型”泳姿，创造出独特的“高航式”游法。
虽然没有特别优厚的物质条件，但运动员们能感觉到“回家”的温暖和特殊礼遇。
从小生长在苏联的黄健，在1950年受邀回到中国，做了一名田径教练。之后，黄健培养出了郑凤荣和倪志钦等优秀田径运动员，成了中国最著名的田径教练员。他在自传中写到当时受到的待遇：“在苏联时，我是一名普通的穷大学生，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回到北京，我出乎意料地被尊重和敬意包围，同志们把我当成体育界的大专家看待，用小车带我去旅游，看京剧、跳舞等等”。
国家领导人也对这批体育人才格外关照。傅其芳回到中国时，贺龙亲自指示，给他定每月200元工资，这在当时是相当高的收入。
1957年冬天，戚烈云由于训练过度，左腿肌肉出现萎缩。得知消息后，贺龙亲笔批示，请治疗运动创伤名气很大的北京积水潭医院的医生孟继懋和黄翠婷给戚烈云会诊。后来，他又在周恩来的亲自关照下，接受了北京中医研究院杜子明医生长达半年的专业治疗，左腿才得以保全。
文革前后
“空降兵”直接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训练理念。
对技术革新影响最大的是乒羽项目。容国团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左推右攻打法，创造了发转与不转球、搓转与不转球的新技术，并形成了中国队“快、准、狠、变”的技术风格。姜永宁则奠定了搓球技术的基础。
而王文教和陈福寿，完成了中国羽毛球队从无到有的奠基工作。当时的羽毛球，仅在沿海的几个大城市里开展，毫无基础可言。回中国后，王文教和陈福寿被安排在中央体育学院竞技指导科，成为中国第一代国家羽毛球队的主力队员。由于没有教练，王文教还同时兼任教练和队长。逐渐制定出包括身体训练、技术训练和战术训练内容的一套完整的训练计划。
当这些人大都成为各项目发展的中坚力量时，上世纪60年代突然开始的文革，使得这些来从海外“投奔祖国”的运动员们受到了最惨烈的冲击。
50年代回来的这一批运动员，大都背上了“特嫌”的罪名，或被投入监狱、或被下放劳改。
“乒乓三英”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不堪迫害，在1968年的4月、5月、6月，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戚烈云被指为“回国动机不纯”，成了国家游泳队里头一个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的对象。他乐于助人，被批为施小恩小惠，收买人心；他探索运动训练的科学性，被说成抗拒大运动量。
当时，腰椎已经骨裂的王文教，也被下放到农村改造，并且被约法五章，完全失去人身自由。陈福寿背着“海外关系复杂”的罪名，被下放劳动，全家人被赶到闽西一个偏僻的山区，做了农民。直到1972年，羽毛球队恢复集训，陈福寿和王文教才被调回北京，做组队工作，直至退休。
他们中的大多数，文革后仍继续留在中国从事体育事业。而戚烈云，在文革结束后，又跨过罗湖桥，回到香港从商。如今，已经成为了商海里的健将。据说，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中国游泳队庆功用的路易十三，就是戚烈云提供的。
1957年5月1日，广州越秀山游泳馆，一场庆“五一”的游泳表演赛正在举行。最后一项100米蛙泳比赛，几乎齐聚了国内所有的蛙泳高手。
比赛一开始，一个体型健硕、浓眉大眼、厚嘴唇的小伙子，就高昂着头，以独树一帜的“高航式”游法，冲到第一位。“1分11秒6”，中国游泳选手创造了第一个世界纪录，这也是国际泳联修改蛙泳规则后第一个世界纪录，这位宽肩阔背的小伙子叫戚烈云。
两年前，戚烈云从香港回国训练。与他同时期回国效力的一批华侨中，戚烈云是最早出成绩的一个。
1949年，中国体育除了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选拔有潜质的年轻运动员送到国外去训练，请一些苏联专家到中国帮助训练外，吸引一批爱国华侨中的优秀运动员回国效力，也是一条重要的途径。
“新中国，百废待兴，酝酿着勃勃生机。二战后，世界许多地方发展都不太景气，这种条件下，很多人也愿意回来。”在北京体育大学教授熊晓正看来，体育领域的“空降兵”，只是社会各领域回国潮的冰山一角。以华罗庚、钱学森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家，都在这时回到中国。
偷跨“罗湖桥”
罗湖桥是横卧在深圳河上的一座钢铁桥梁，联结着深圳站与香港九龙站。过去，桥两岸是两种不同制度的社会，因此在香港人的心中，罗湖桥有特殊的地位。
戚烈云先后师承香港泳坛“四大台柱”的陈震南和黄焯荣。1950年，他在香港游泳公开赛中夺得了100米和200米蛙泳两项冠军，并均打破香港纪录。16岁就成为香港的蛙王，受到当时港督的接见。
1953年，戚的恩师黄焯荣回国，担任中南区游泳队总教练，使戚烈云萌生了回国的念头。
回国前，这些运动员大都已在当地小有名气，因此，回国的过程还颇费些周折。
戚烈云一连7次向港英当局提出回国申请，港英政府都以曾受过港督接见为由，拒绝放行。当时菲律宾也伸出橄榄枝，想邀戚前往。戚烈云回国的愿望更强烈了。
他曾经尝试乔装打扮，偷偷前往深圳，却终被香港泳协发现，未能如愿。
1954年4月8日，在新华社一位记者的协助下，戚烈云打扮成外出写生的样子，穿着牛仔裤、花衬衫，肩挎画夹子，腰系着水壶，迈步跨过了罗湖桥。
在他之前，当时的香港乒乓球界的两位重量级人物——傅其芳和姜永宁，先后从这里进了深圳。
此时，远在印尼的王文教和陈福寿，也正在筹划回国事宜。来到移民厅办理离境签证时，他们被告知：你们可以去，但必须在护照上写上，“永远不再回印尼”。
这意味着要和印尼的亲人们从此分离，尽管如此，回国开创事业的决心还是让他们写下了“永不回印尼”的保证书。
1954年5月6日，王文教和陈福寿启程，乘坐一艘巨轮，驶出了雅加达港。
特殊礼遇
1950～1958年间，是“空降兵”比较密集的时期，前后约有20人，主要集中在乒乓球、羽毛、游泳、举重几个国家重点发展的项目。因为有一定的技术基础，这些“空降兵”们借着竞技体育的发展契机，也迎来了自己运动生涯的高峰。
戚烈云回国的第二年，中国游泳队引入一批苏联专家来华执教。在苏联教练古巴诺夫的指点下，戚烈云改变了旧的游泳方法，开始琢磨起专家口里所说的“流线型”泳姿，创造出独特的“高航式”游法。
虽然没有特别优厚的物质条件，但运动员们能感觉到“回家”的温暖和特殊礼遇。
从小生长在苏联的黄健，在1950年受邀回到中国，做了一名田径教练。之后，黄健培养出了郑凤荣和倪志钦等优秀田径运动员，成了中国最著名的田径教练员。他在自传中写到当时受到的待遇：“在苏联时，我是一名普通的穷大学生，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回到北京，我出乎意料地被尊重和敬意包围，同志们把我当成体育界的大专家看待，用小车带我去旅游，看京剧、跳舞等等”。
国家领导人也对这批体育人才格外关照。傅其芳回到中国时，贺龙亲自指示，给他定每月200元工资，这在当时是相当高的收入。
1957年冬天，戚烈云由于训练过度，左腿肌肉出现萎缩。得知消息后，贺龙亲笔批示，请治疗运动创伤名气很大的北京积水潭医院的医生孟继懋和黄翠婷给戚烈云会诊。后来，他又在周恩来的亲自关照下，接受了北京中医研究院杜子明医生长达半年的专业治疗，左腿才得以保全。
文革前后
“空降兵”直接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训练理念。
对技术革新影响最大的是乒羽项目。容国团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左推右攻打法，创造了发转与不转球、搓转与不转球的新技术，并形成了中国队“快、准、狠、变”的技术风格。姜永宁则奠定了搓球技术的基础。
而王文教和陈福寿，完成了中国羽毛球队从无到有的奠基工作。当时的羽毛球，仅在沿海的几个大城市里开展，毫无基础可言。回中国后，王文教和陈福寿被安排在中央体育学院竞技指导科，成为中国第一代国家羽毛球队的主力队员。由于没有教练，王文教还同时兼任教练和队长。逐渐制定出包括身体训练、技术训练和战术训练内容的一套完整的训练计划。
当这些人大都成为各项目发展的中坚力量时，上世纪60年代突然开始的文革，使得这些来从海外“投奔祖国”的运动员们受到了最惨烈的冲击。
50年代回来的这一批运动员，大都背上了“特嫌”的罪名，或被投入监狱、或被下放劳改。
“乒乓三英”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不堪迫害，在1968年的4月、5月、6月，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戚烈云被指为“回国动机不纯”，成了国家游泳队里头一个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的对象。他乐于助人，被批为施小恩小惠，收买人心；他探索运动训练的科学性，被说成抗拒大运动量。
当时，腰椎已经骨裂的王文教，也被下放到农村改造，并且被约法五章，完全失去人身自由。陈福寿背着“海外关系复杂”的罪名，被下放劳动，全家人被赶到闽西一个偏僻的山区，做了农民。直到1972年，羽毛球队恢复集训，陈福寿和王文教才被调回北京，做组队工作，直至退休。
他们中的大多数，文革后仍继续留在中国从事体育事业。而戚烈云，在文革结束后，又跨过罗湖桥，回到香港从商。如今，已经成为了商海里的健将。据说，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中国游泳队庆功用的路易十三，就是戚烈云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