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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规则的确定应对结果的不确定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
无论公司、行业还是国家，当没有预料到的事情突然发生的时候，究竟怎样来应对？破解这个难题，可以从一个基本事实出发。就是以确定的规则来应对不确定的结果。
那么，哪些确定的经济规则对未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呢？第一，我们认为一个可靠的企业制度具有基础的意义。这是一套关于企业创立、营运、兼并和破产的规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护创业者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的合法权益。
第二个确定性的规则，就是要由反映供求的价格机制来指导资源配置，使之成为全部资源配置的基础。
第三个就是货币的稳定。这场全球性的金融灾难，讲到底是货币问题。中国要争取未来的健康增长，就要努力使确定性的货币规则高于倾向于相机调控的权威。
再一点就是税收。作为合法强制性的税收体制，本身又要具备程序合法的严肃性，不能成为一个过于灵活的调控开关，想拨一下就拨一下，增加各方面对未来的人为的不确定性。中国要在未来成为伟大的国家，一定要在这件事情上达成政府、企业、民众之间最基本的一个共识，有一套制度限制，不要让合法强制性的税收变成一个过度使用的权力，导致投资、创业、生产意愿的下降。
最后，所有影响市场行为的法律，要有很高的稳定性、可靠性、透明性和变更程序的权威性。
中国的老话说，“以不变应万变”。这是了不起的传统智慧。今天要强调的是，以不变的规则应对万变的结果。
美国经济恢复要比中国快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 陈志武
关于美国金融模式的话题，我回到国内翻了不少中文报纸，好像比在美国感觉还严重。所以我想是不是从中国看美国，就像外面的人看里面一样觉得更加的恐怖。我的判断是美国
经济复苏的能力比所有其他国家的能力都更强，而且速度更快。
尽管危机起源于美国，但一旦全球经济出现回升，美国的回升会更快。理由是，这次危机最核心的根源是信心问题，一旦大家感觉到房地产市场不会继续恶化，很多人就又会
冲进证券市场去买相关的金融产品。
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华尔街经济学家，他讲过一个美国的规律，他说美国人不高兴的时候要去shopping(购物)，高兴时更加会去shopping，所以不管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他们都喜欢shopping。我觉得这次对美国中产阶级消费者信心打击比较大，但是一旦低谷到了，相对
而言恢复得也会非常快。”
我觉得奥巴马上台以后，美国人的信心有所提升。奥巴马最大的能力就是煽起人们的信心。到了2009年1月20日，他给老百姓作演讲，呼吁美国老百姓跟他一起度过艰难的经济危机。我个人觉得很多人都会听的。相反，中国经济相比美国恢复起来要慢很多。美国70%以上的GDP靠消费拉动，消费一旦提升，经济回升会很快，而这种提升反馈到以出口
等驱动经济的中国制造业，却要有一段时间的延迟。
商业生态文明还有多远？
财经评论员 于清教
如何通过节约能源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如何发展和支持低碳经济，如何让产品完成其符合生态文明的生命周期，如何实现危机到来时少些恐惧，少些过度索取与浪费？
宝马公司在循环利用旧车制造新车的过程中，节省了数亿美元的开支，持续坚持的意识培养和知识积累，让宝马对工业化循环文明的实践到达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宝马更多的是考虑一个产品从头到尾的全生命周期，考虑最原始的自然系统，而不仅仅是完成产品制造、销售，宝马更关注以循环流转的生命规律。我举宝马例子的目的是想问，中国企业是不是应该很好地借鉴借鉴？
一个企业的健康取决于全供应链的健康，不管是生产食品还是能源。美国次贷危机说白了，就是往金融产品和未来预期中添加夸张、泡沫、虚假、不负责任等“猛料”，再通过杠杆（广告）、担保（过度营销）共同作用的结果。
因此，如何重建企业和顾客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中国企业面对商业生态文明要解决的迫在眉睫问题。要解决这样重大的商业系统问题，当务之急，我觉得社会须切实启动法律来解决企业无法遵守道德底线的问题，加大对这种故意伤害顾客的企业行为的惩罚力度，提高其犯错误的成本。惟有如此，才能避免已积重难返的商业生态文明的进一步恶化。
中小银行做好“过冬”准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巴曙松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中小商业银行既要积极发展业务，又要控制风险，二者如何兼顾？
目前经济数据显示的恶化速度让绝大部分人出乎意料。2009年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里，进出口几乎为零，这可能就是我们所要面对的现实。工业增加值出乎意料的下滑，从2008年一季度16.4%的增长到10月份的8.2%，11月份的5.4%，这可能是近十多年来的低点。工业增加值对应的是我们企业的盈利状况，大幅下滑意味着我们企业盈利状况迅速的恶化。
作为中小银行的负责人，在这个时期应该做点什么呢？第一，趁着今年业绩还不错，不良资产核销力度加大一点，不良资产拨备多提一点，留点过冬的冬粮；第二，系统地做做体检，把我们的资产负债表全面地梳理一下。中小银行出不起问题，七八千万元的不良资产在大型国有企业算不了什么，在我们城市商行如果有不良资产，对我们就是灭顶之灾；第三，表外业务。经济回落之后，有些表外业务风险并没有变到表外，说是表外，风险却在表内。表内的风险经常还有贷款审查、风险委员会跟踪，表外的以为是别人的，实际上风险在自己口袋里；第四，操作风险。越是在经济回落时期，腐败的案件发生的比例越大。我们只能是做好预警，敲响警钟。
小银行做起来很不容易，面临很多压力，但是在回落时期，我们不给监管部门、不给当地政府和领导添乱，把自己的事情管好，就是对扩张内需最大的贡献。
黄光裕、牛根生们的困顿与抉择
管理专家 王育琨
黄光裕、牛根生等知名企业家近期的背运，让我想到了由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首创的两栖动物这个词。
中国商人、企业家也是两栖动物。他们不得不同时跟两个世界打交道：一个是国际市场化的竞争和标准，另一个是适应中国土壤的一整套关系网和传统。两个世界有着不同的游戏规则，两个世界的穿梭，需要随时变换形象与技巧。如果哪一回变换得不对，就有身败名裂的危险。
两栖动物，再清楚不过地表达了中国企业家的生存状态。没有哪一个成功企业家，不曾得到过政府上层的眷顾。哪怕你起步时没有引起注意，而一旦你到了一定的位置，不与上层建立相应的同盟，可能就不利于运作。而这种结盟，常常存在着危机。两栖动物的困顿在于，一些有利于当下运作的伎俩，可能成为长久生存的障碍。
两栖动物的困顿，也就是亚当•斯密当年提出的“经济人”与“社会合宜性”之间的抉择。小企业生存靠钱，大企业生存靠道，道法自然。“合宜性”是大企业生存的安全边界。一旦跨越这个边界，无论是跨越自身能力的边界，还是跨越了社会道德的边界，再强的资本大鳄都救不了。
作为两栖动物，中国企业家在道与术上要有很好的权衡。黄光裕、牛根生们显然没有意识到一个大规模企业的生存法则，要明显区别于一个创业中的小公司。当你太渺小时，玩一点伎俩没有人会太在意。而一旦公司做大了，企业行为就24小时360度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了。此时任何一点小得见不得人的伎俩，都可能成为导致宏伟大厦坍塌的蚁穴。
建议微调个税税率累进制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 樊 纲
如果不解决储蓄、消费这一国民经济最重要的结构失衡问题，其他改革都是隔靴搔痒。高储蓄低消费问题的根源有四个原因：资源价格低、国有垄断资本利润未上缴、个税税率不合理、社保投入低。我建议以多种形式合理征收资源税，收缴国企红利。而通过减税来拉动内需、启动消费是根本之举，对于减税，我跟大家提出的提高起征点的看法不太一样。个税调整应该落脚在税率累进制度上。
目前，我国针对工资和薪金所得实行起征点为月收入2000元、5%～45%的九级累进所得税率。月应纳税所得额在500元以下按5%征收、500～2000元按10%征收。一旦超过2000元，累进税率增加很快。如每月5000元的应纳税所得额要面对20%的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
在高收入那个层面应该继续高收，低收入继续低收，而在中等收入那块要让出来。具体做法是，在不改变现行起征点的情况下，月应纳税所得额在500元以下的保持5%的所得税率；500～5000元的按10%的税率征收。
上述两步，既保持了现行个税制度的稳定性，也降低了2000元以上应纳税所得的税率。而最关键的一步是，建议把5000～40000元的应纳税所得额，调整为统一实行15%的税率。这个范围包含了大多数的中等收入阶层，统一实行较低的税率符合国际惯例，有利于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而40000～50000元的，建议实行20%的税率，50000元以上按照原来税率征收。
油价就像冬天里的童话
财经评论员 水 皮
现在很多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金融危机对金融机构的冲击，抨击华尔街的贪腐和缺德，其实在次贷危机发生之后的原油炒作产生的后遗症才是对实体经济真正的冲击点。
从油价的炒作路线可以看到，这一轮油价的起步始于2004年10月，当时油价第一次突破40美元。在次贷危机发生之后，原油期货开始了最后的疯狂，从50美元起步，冲至147美元。油价的炒作其实是类似高盛这样的投行最后的盛宴，在这个过程中，高盛预测的油价神奇般地变现。而参与炒作的投机资金则由130亿美元猛增20倍，达到2600亿美元。
原油炒作对全球经济的危害要比所谓的次贷危机大得多。正是油价的过度炒作，带动了粮食价格的暴涨，不但导致了全球性的通胀，甚至在2008年初形成了人人自危的粮食危机，影响到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存。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强力干预，油价真被炒到200美元之后，世界将会怎样。如果把世界当做一国，那么人类能够容忍的油价极限只有126美元，具体到主要的国家，美国的极限是160美元，日本是168美元，德国是172美元，英国是183美元，而我们中国的极限是99.5美元，印度只有62.6美元。
事实证明，泡沫就是泡沫。油价可以从4年前的40美元炒到147美元，也可以从147美元在一年中重新打到40美元，而有意思的是，就在美国三大汽车救援遇挫的当天，原油价格一天暴涨10%重回48美元，油价会不会像世行预测的在2009年均价达到75美元，大家可以走着瞧。
中国房地产处于不死不活状态
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董事总经理 陶 冬
我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处于不死不活的状态。开发商资金流的最坏时期已经过去，但是在整体经济没有出现比较大的复苏之前，在金融资产价格没有调整之前。我相信，一轮新的牛市也没有办法产生。
针对房地产政策，中央政府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由打压转向扶持。但是所出台的政策并没有击中目前房地产的两大要害。
第一是开发商现金流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房地产的短期不确定性依然存在；第二是买房人对于房价的预期，这个问题不解决，住房市场的成交量很难有明显的改善。那么新的牛市就不会产生。
在过去的两三个星期，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针对于地方政府的救市行为，北京采取了视而不见，地方政府与地方房地产开发商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如果北京在这个问题上持相对宽容的态度，开发商现金流危机就有可能在静悄悄中得到舒缓。如果开发商在现金流上有所舒缓，开发商短期出现价格战导致市场崩盘的可能性就会出现明显下降。
但是保住房价并不能够使房地产的基本面形势出现根本性改变。房地产的牛市一定是来自于旺盛的需求，但是目前北京已经没有进一步打压房价，使房价降到一个市场认为合理的水平，这种做法本身是把房市调整的时机向后推移。这个过程买房人也未必会心甘情愿的跳下去重新再买房，把这两个加在一起，我认为房地产的调整会被推后，但是真正问题的解决未必会在2009年。■
[编辑 陈 力]
E-mail:chinacbr@vip.163.com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
无论公司、行业还是国家，当没有预料到的事情突然发生的时候，究竟怎样来应对？破解这个难题，可以从一个基本事实出发。就是以确定的规则来应对不确定的结果。
那么，哪些确定的经济规则对未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呢？第一，我们认为一个可靠的企业制度具有基础的意义。这是一套关于企业创立、营运、兼并和破产的规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护创业者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的合法权益。
第二个确定性的规则，就是要由反映供求的价格机制来指导资源配置，使之成为全部资源配置的基础。
第三个就是货币的稳定。这场全球性的金融灾难，讲到底是货币问题。中国要争取未来的健康增长，就要努力使确定性的货币规则高于倾向于相机调控的权威。
再一点就是税收。作为合法强制性的税收体制，本身又要具备程序合法的严肃性，不能成为一个过于灵活的调控开关，想拨一下就拨一下，增加各方面对未来的人为的不确定性。中国要在未来成为伟大的国家，一定要在这件事情上达成政府、企业、民众之间最基本的一个共识，有一套制度限制，不要让合法强制性的税收变成一个过度使用的权力，导致投资、创业、生产意愿的下降。
最后，所有影响市场行为的法律，要有很高的稳定性、可靠性、透明性和变更程序的权威性。
中国的老话说，“以不变应万变”。这是了不起的传统智慧。今天要强调的是，以不变的规则应对万变的结果。
美国经济恢复要比中国快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 陈志武
关于美国金融模式的话题，我回到国内翻了不少中文报纸，好像比在美国感觉还严重。所以我想是不是从中国看美国，就像外面的人看里面一样觉得更加的恐怖。我的判断是美国
经济复苏的能力比所有其他国家的能力都更强，而且速度更快。
尽管危机起源于美国，但一旦全球经济出现回升，美国的回升会更快。理由是，这次危机最核心的根源是信心问题，一旦大家感觉到房地产市场不会继续恶化，很多人就又会
冲进证券市场去买相关的金融产品。
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华尔街经济学家，他讲过一个美国的规律，他说美国人不高兴的时候要去shopping(购物)，高兴时更加会去shopping，所以不管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他们都喜欢shopping。我觉得这次对美国中产阶级消费者信心打击比较大，但是一旦低谷到了，相对
而言恢复得也会非常快。”
我觉得奥巴马上台以后，美国人的信心有所提升。奥巴马最大的能力就是煽起人们的信心。到了2009年1月20日，他给老百姓作演讲，呼吁美国老百姓跟他一起度过艰难的经济危机。我个人觉得很多人都会听的。相反，中国经济相比美国恢复起来要慢很多。美国70%以上的GDP靠消费拉动，消费一旦提升，经济回升会很快，而这种提升反馈到以出口
等驱动经济的中国制造业，却要有一段时间的延迟。
商业生态文明还有多远？
财经评论员 于清教
如何通过节约能源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如何发展和支持低碳经济，如何让产品完成其符合生态文明的生命周期，如何实现危机到来时少些恐惧，少些过度索取与浪费？
宝马公司在循环利用旧车制造新车的过程中，节省了数亿美元的开支，持续坚持的意识培养和知识积累，让宝马对工业化循环文明的实践到达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宝马更多的是考虑一个产品从头到尾的全生命周期，考虑最原始的自然系统，而不仅仅是完成产品制造、销售，宝马更关注以循环流转的生命规律。我举宝马例子的目的是想问，中国企业是不是应该很好地借鉴借鉴？
一个企业的健康取决于全供应链的健康，不管是生产食品还是能源。美国次贷危机说白了，就是往金融产品和未来预期中添加夸张、泡沫、虚假、不负责任等“猛料”，再通过杠杆（广告）、担保（过度营销）共同作用的结果。
因此，如何重建企业和顾客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中国企业面对商业生态文明要解决的迫在眉睫问题。要解决这样重大的商业系统问题，当务之急，我觉得社会须切实启动法律来解决企业无法遵守道德底线的问题，加大对这种故意伤害顾客的企业行为的惩罚力度，提高其犯错误的成本。惟有如此，才能避免已积重难返的商业生态文明的进一步恶化。
中小银行做好“过冬”准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巴曙松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中小商业银行既要积极发展业务，又要控制风险，二者如何兼顾？
目前经济数据显示的恶化速度让绝大部分人出乎意料。2009年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里，进出口几乎为零，这可能就是我们所要面对的现实。工业增加值出乎意料的下滑，从2008年一季度16.4%的增长到10月份的8.2%，11月份的5.4%，这可能是近十多年来的低点。工业增加值对应的是我们企业的盈利状况，大幅下滑意味着我们企业盈利状况迅速的恶化。
作为中小银行的负责人，在这个时期应该做点什么呢？第一，趁着今年业绩还不错，不良资产核销力度加大一点，不良资产拨备多提一点，留点过冬的冬粮；第二，系统地做做体检，把我们的资产负债表全面地梳理一下。中小银行出不起问题，七八千万元的不良资产在大型国有企业算不了什么，在我们城市商行如果有不良资产，对我们就是灭顶之灾；第三，表外业务。经济回落之后，有些表外业务风险并没有变到表外，说是表外，风险却在表内。表内的风险经常还有贷款审查、风险委员会跟踪，表外的以为是别人的，实际上风险在自己口袋里；第四，操作风险。越是在经济回落时期，腐败的案件发生的比例越大。我们只能是做好预警，敲响警钟。
小银行做起来很不容易，面临很多压力，但是在回落时期，我们不给监管部门、不给当地政府和领导添乱，把自己的事情管好，就是对扩张内需最大的贡献。
黄光裕、牛根生们的困顿与抉择
管理专家 王育琨
黄光裕、牛根生等知名企业家近期的背运，让我想到了由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首创的两栖动物这个词。
中国商人、企业家也是两栖动物。他们不得不同时跟两个世界打交道：一个是国际市场化的竞争和标准，另一个是适应中国土壤的一整套关系网和传统。两个世界有着不同的游戏规则，两个世界的穿梭，需要随时变换形象与技巧。如果哪一回变换得不对，就有身败名裂的危险。
两栖动物，再清楚不过地表达了中国企业家的生存状态。没有哪一个成功企业家，不曾得到过政府上层的眷顾。哪怕你起步时没有引起注意，而一旦你到了一定的位置，不与上层建立相应的同盟，可能就不利于运作。而这种结盟，常常存在着危机。两栖动物的困顿在于，一些有利于当下运作的伎俩，可能成为长久生存的障碍。
两栖动物的困顿，也就是亚当•斯密当年提出的“经济人”与“社会合宜性”之间的抉择。小企业生存靠钱，大企业生存靠道，道法自然。“合宜性”是大企业生存的安全边界。一旦跨越这个边界，无论是跨越自身能力的边界，还是跨越了社会道德的边界，再强的资本大鳄都救不了。
作为两栖动物，中国企业家在道与术上要有很好的权衡。黄光裕、牛根生们显然没有意识到一个大规模企业的生存法则，要明显区别于一个创业中的小公司。当你太渺小时，玩一点伎俩没有人会太在意。而一旦公司做大了，企业行为就24小时360度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了。此时任何一点小得见不得人的伎俩，都可能成为导致宏伟大厦坍塌的蚁穴。
建议微调个税税率累进制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 樊 纲
如果不解决储蓄、消费这一国民经济最重要的结构失衡问题，其他改革都是隔靴搔痒。高储蓄低消费问题的根源有四个原因：资源价格低、国有垄断资本利润未上缴、个税税率不合理、社保投入低。我建议以多种形式合理征收资源税，收缴国企红利。而通过减税来拉动内需、启动消费是根本之举，对于减税，我跟大家提出的提高起征点的看法不太一样。个税调整应该落脚在税率累进制度上。
目前，我国针对工资和薪金所得实行起征点为月收入2000元、5%～45%的九级累进所得税率。月应纳税所得额在500元以下按5%征收、500～2000元按10%征收。一旦超过2000元，累进税率增加很快。如每月5000元的应纳税所得额要面对20%的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
在高收入那个层面应该继续高收，低收入继续低收，而在中等收入那块要让出来。具体做法是，在不改变现行起征点的情况下，月应纳税所得额在500元以下的保持5%的所得税率；500～5000元的按10%的税率征收。
上述两步，既保持了现行个税制度的稳定性，也降低了2000元以上应纳税所得的税率。而最关键的一步是，建议把5000～40000元的应纳税所得额，调整为统一实行15%的税率。这个范围包含了大多数的中等收入阶层，统一实行较低的税率符合国际惯例，有利于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而40000～50000元的，建议实行20%的税率，50000元以上按照原来税率征收。
油价就像冬天里的童话
财经评论员 水 皮
现在很多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金融危机对金融机构的冲击，抨击华尔街的贪腐和缺德，其实在次贷危机发生之后的原油炒作产生的后遗症才是对实体经济真正的冲击点。
从油价的炒作路线可以看到，这一轮油价的起步始于2004年10月，当时油价第一次突破40美元。在次贷危机发生之后，原油期货开始了最后的疯狂，从50美元起步，冲至147美元。油价的炒作其实是类似高盛这样的投行最后的盛宴，在这个过程中，高盛预测的油价神奇般地变现。而参与炒作的投机资金则由130亿美元猛增20倍，达到2600亿美元。
原油炒作对全球经济的危害要比所谓的次贷危机大得多。正是油价的过度炒作，带动了粮食价格的暴涨，不但导致了全球性的通胀，甚至在2008年初形成了人人自危的粮食危机，影响到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存。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强力干预，油价真被炒到200美元之后，世界将会怎样。如果把世界当做一国，那么人类能够容忍的油价极限只有126美元，具体到主要的国家，美国的极限是160美元，日本是168美元，德国是172美元，英国是183美元，而我们中国的极限是99.5美元，印度只有62.6美元。
事实证明，泡沫就是泡沫。油价可以从4年前的40美元炒到147美元，也可以从147美元在一年中重新打到40美元，而有意思的是，就在美国三大汽车救援遇挫的当天，原油价格一天暴涨10%重回48美元，油价会不会像世行预测的在2009年均价达到75美元，大家可以走着瞧。
中国房地产处于不死不活状态
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董事总经理 陶 冬
我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处于不死不活的状态。开发商资金流的最坏时期已经过去，但是在整体经济没有出现比较大的复苏之前，在金融资产价格没有调整之前。我相信，一轮新的牛市也没有办法产生。
针对房地产政策，中央政府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由打压转向扶持。但是所出台的政策并没有击中目前房地产的两大要害。
第一是开发商现金流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房地产的短期不确定性依然存在；第二是买房人对于房价的预期，这个问题不解决，住房市场的成交量很难有明显的改善。那么新的牛市就不会产生。
在过去的两三个星期，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针对于地方政府的救市行为，北京采取了视而不见，地方政府与地方房地产开发商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如果北京在这个问题上持相对宽容的态度，开发商现金流危机就有可能在静悄悄中得到舒缓。如果开发商在现金流上有所舒缓，开发商短期出现价格战导致市场崩盘的可能性就会出现明显下降。
但是保住房价并不能够使房地产的基本面形势出现根本性改变。房地产的牛市一定是来自于旺盛的需求，但是目前北京已经没有进一步打压房价，使房价降到一个市场认为合理的水平，这种做法本身是把房市调整的时机向后推移。这个过程买房人也未必会心甘情愿的跳下去重新再买房，把这两个加在一起，我认为房地产的调整会被推后，但是真正问题的解决未必会在2009年。■
[编辑 陈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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