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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会主义刚刚在中国成为一种时尚的思潮时，张东荪就是其中最著名的宣传者，这使他在五四运动后最早参与中共上海发起组。可是，他的社会主义并非归属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这又使他最早退出上海发起组。从此，他便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若即若离、时亲时疏的关系，但在总的趋势上，他是中共所信赖的朋友。
最早参与和退出中共上海发起组
1917年初，张东荪接任《时事新报》主笔，直至1924年春辞职。经他改版后的《时事新报》，直面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文章。1918年3月4日，他又在《时事新报》设《学灯》副刊，致力于宣传新思潮，与同是宣传新思潮的《新青年》齐名，所不同的是，《新青年》对旧的东西采取了势不两立的批判态度，而《学灯》对旧的东西则是“不骂不破坏”。他这样解释：“我们若认定中国今天既需要新道德、新思想、新文艺，我们就该尽量充分地把他输入，不要与那旧道德、旧思想、旧文艺挑战，因为他自然会消灭的。”
五四运动时，《学灯》在介绍和宣传新思潮方面，并不亚于《新青年》，它与《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晨报》副刊《星期评论》，并称为五四时期的三大副刊。当时，曾被他以《时事新报》名义派去苏俄采访的俞颂华说，《时事新报》和副刊《学灯》，“对于介绍新思想是很有贡献的。在五四运动时读过他的报和杂志的人，想必还都肯为我这话作证”。
1919年9月1日，他又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旨在致力于“改造中国与世界”。至于怎样改造中国，他说必须要“依第三种文明的原则来改造”，何谓“第三种文明”，那就是社会主义，这是人类发展的必然，“我们现在应当准备着，以待大改造的临头”。还在4月28日，他就在《学灯》上开辟“社会主义”的征文，无论赞成还是反对，只要是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且又是“朴实说理”的，都可以发表。
这期间，《学灯》和《解放与改造》发表的颇有影响的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有《劳动与资本》《河上肇博士关于马克思之唯物史观的观察》《社会主义之进化》《马克思社会主义之理论的体系》《社会党泰斗马克思之学说》《社会主义两大派之研究》《社会改良与社会主义》等。
他所撰写的文章《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在当时最具典型意义。文章说，社会主义发展到马克思，已经具有了“科学基础”，而社会主义又“不单是马克思一人的学说”。
马克思专注于物质生活的改造，要推翻“全地球的旧制度”。这种社会主义恰是他所不能认同的。张东荪的社会主义“不是从物质方面破坏现在的制度入手，乃是从精神方面传播一种新思想、新道德、新人生观、新生活法入手，也就是先从打破现在社会的资本主义的习惯入手”，就是致力于文化运动，让社会主义制度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要慢慢地过度，而不是通过暴力革命，这才是社会主义“浑朴的趋向”，也是“唯一的趋向”。
当时的中国，正如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中所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正如久雍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至于张东荪所津津乐道的“浑朴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怎样的本质区别，人们也没有时间和实例去辨别，只知是社会主义，是对现行制度、体系挑战的异端。
他就这样成为宣传社会主义的著名的风云人物。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金斯基等人来到北京，通过北大的两名俄籍教授，与李大钊多次交谈，表示要帮助在中国建立像苏俄那样的政党。据张申府回忆，李大钊当即写信介绍维经斯基等人“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
在上海，社会主义思潮的宣传确比北京激进得多，而开此风气之先的是《新青年》和《学灯》《觉悟》《星期评论》三大副刊。维经斯基找到陈独秀，有意通过上述副刊的影响，聚集起一代社会主义的知识青年，成立一个类似苏俄的政党。维经斯基就组党问题与陈独秀多次交谈，参加交谈的就有张东逊、沈玄庐、戴季陶等。据与张东荪关系颇深的周佛海回忆：“有一天，我和张东荪、沈雁冰去环龙路渔阳里二号，去访仲甫（陈独秀——笔者注）。当时有第三国际远东代表吴庭斯基（维经斯基——笔者注）在座。吴庭斯基当时讲话的大意是：‘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工团主义，有社会民主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势；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的革命。’”
显然，维经斯基在讲话中排斥所谓“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而这其中就有张东荪推崇备至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在当天的讨论中，维经斯基正式提出中国已到了组党的时候，而张东荪却认为中国不具备建党的条件。据周佛海回忆：“当天讨论，没有结果，东荪是不赞成的，所以以后的会议，他都没有参加。”张东荪后来谈到此事时也说：“我和陈独秀先生来往甚多，彼时他们虽明知我是赞成社会主义，但在组织共产党的时候却不敢来约我，因为他们亦未尝不知我反对在这样工业未发达的中国鼓动阶级斗争的罢工与怠工。所以我始终是一个‘非党派者’。”
这样，在维经斯基召集的组党人员中，他最早退出中共上海发起组。他虽退出发起组，还是不遗余力地宣传和介绍社会主义，却又从不主张实际的社会主义运动，一句话，他的社会主义是“温和型”的，而不是主张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这就必然与陈独秀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分歧，一场思想冲突和笔墨官司也就难以避免了。
大讲开发实业和增加富力
1920年10月，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来华演讲，张东荪对此所表现出的热情以及对社会主义的批评，更使那些朋友惊诧。他由罗素的演讲而重新审视自己所宣传的社会主义，认为“中国的惟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要改变中国的状况，不是名目繁多的主义，而是要“开发实业”，“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可是，究竟怎样开发实业，怎样“增加富力”，他也没有具体的意见，唯一具体的就是由大讲社会主义，而批评社会主义的宣传是“空谈主义”了。 李达最早发表批评文章，称张东荪是个“无主义无定见的人”，只会“学时髦”，“说几句言不由衷的滑头话”。陈望道也发表批评文章。紧接着，邵力子又发表文章，明确了与张东荪分歧的关键所在。文章不反对“增加富力”和“开发实业”，而是提出“在于用什么方法去增加富力、开发实力”。文章深信只有“在社会主义下面的开发实业，方才能使一般人都得着‘人的生活’”。
在受到这些朋友的批评后，张东荪又发表《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他引述罗素在中国讲演时的话：“中国第一宜讲教育，使无知识的有知识，使有知识的更进一层。第二是开发实业救济物质生活。至于社会主义不妨迟点。”当然，罗素的话也就是他的意见，这些意见引起老友陈独秀的关注，在致张东荪的信中提出了两个极为实际的问题：“（一）社会的工业有没有成立的可能性？（二）先生所谓在通商口岸与都会得着‘人的生活’的，到底有多少人，这班人属何阶级，他们是否掠夺他人之劳力与（获）得比较好的生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而这正是他所缺乏的。
他没有正面回答陈独秀的问题，陈独秀又致信指出：“先生所谓人的生活，自然是专指必不可少底衣食住等生活费。按资本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财富，一面却增加贫乏，这是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的。欧洲机器初兴资本初发达的时候，失业者众多的恐慌，这种历史的事实，无人能够否认的。就是现在有名的伦敦神户的贫民窟，正是资本生产制的必然现象。”
针对他提出的“开发实业非资本主义不可，集中资本非资本家不可”的言论，陈独秀反驳说，这正是他们之间“重要的争点”。陈独秀认为：中国可以用社会主义开发实业，无需非资本主义不可。“中国资本家都直接或间接是外国资本家底买办，只能够帮着外国资本家来掠夺中国人，指望他们发达起来能够抵制外国资本家，能够保全中国独立，再过一两个世纪也没有希望。”陈独秀深知张东荪“既不赞成用革命手段集中资本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制”，而中国的资本家“向有不愿以财产充资本之习惯”，依靠他们开发实业又是不可能的，所以，陈独秀断言：“先生等所迷信的资本主义，仍是一个空中楼阁。”
他不接受陈独秀的观点，长文《现在与将来》便是他对“社会主义论战”的最终的态度。文章把中国的现状，概括为“四病”交加，即：“无知病”，人民没有知识；“贫乏病”，人民多困于生计；“兵匪病”，兵连匪结，民不聊生；“外力病”，外国列强恃势欺凌中国。这些都是当时中国的实情，遗憾的是他没有深入地分析产生这些现象的社会本质是什么。
他认为要根治“四病”，只能对劳动者进行改良，只能“开发实业”，“增加富力”。这就要依靠渐起的“中产阶级”，他称之为的“财阀”。他说：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除“少数工厂有工人以外，简直是没有”。他们“人数又少，直不能有何势力”，“人民贫乏太甚，求食不得，不能久持”。处此背景条件下，如果高喊“劳农主义”，那必定是“伪劳农主义”。他老调重弹，中国目前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更不可能组织无产阶级政党。
他认为，中国若实现社会主义，是不能超越资本主义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能“静待”，只能做这样一些工作：一是普通的文化事业；二是推行广义的教育事业；三是切实研究社会主义学说；四是协社的实行，也就是实行合作社的方法。这些才是将来实行社会主义的基础性的准备工作。应该说这些思想是切近中国的现实，然而他的主旨思想是取消建立共产党，不同意建立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当然是那一代的共产党人所无法容许的。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就未来的中国革命设立了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是实行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共把自己的奋斗目标分为最低和最高两步走，尤以最低纲领切近现实，不能不说是以陈独秀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论战中所得到的一些有益启示所致。
中共二大后不久，陈独秀给张东荪去信，提出发展中国实业应该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途径，实际上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他看到陈独秀已经正视中国的现实，在回信中又再次劝告这位中共领袖，不要将革命的矛头对准资产阶级，打倒军阀才是时下的当务之急，如果军阀不除，“劳动阶级即把资产阶级完全打败，也是不相干的，还是仍在十八层地狱里么”。
这时，他还将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人，集中到《时事新报》副刊《社会主义研究》的麾下，公开亮出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旗帜，以表明与陈独秀、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同，这就是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分野——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张东荪所追求的是后一种社会主义。
不赞成对共产党加以非人道的待遇
1932年8月20日，张东荪发表《阶级问题》，集中批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说，马克思“阶级”的阐释，本身就“是一个极不清楚的概念”。社会学定义的“阶级是广义的，而马克思派的阶级是狭义的”。按照马克思的“一部人类史乃是一部阶级斗争史”的说法，那岂不是说“历史是人类相斫书”，“是打仗的记录而已”。他不同意战争的阶级属性的说法，认为战争是人的贪婪、掠夺和占有的天性所为。“国与国的战争，人种与人种间的虐杀，若都是以阶级斗争论，则阶级的意义便不明了”。
他说，中国既不是封建社会，又不是资本主义前期，如果非要套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那“实在是一种拙笨到万分的事”。马克思的公式只“不过是欧洲各国的历史的共相，而决不能当作一个普遍的范畴，亦不完全适用于我们东方”。他承认阶级的存在，却不赞成将阶级明确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认为，马克思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出于“战略”的考虑，为了进行社会革命，即“以一个阶级为基础来抢政权”。这样，夺取政权就具有合理性，“其命意是在于立在一个阶级上，把这个阶级作为一种力量来夺取政权”。这就是以“阶级利害为政治运动的出发点与原动力”。他坦率地说，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引用到中国就是一个错误，暴力革命的“红军”，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只是“军阀的散股与土匪的化身”。中国农民从没有什么阶级的意识，工人也不是什么独立的政治力量。共产党进行的革命，决不是什么“无产者的革命”，而是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一样，“依然只是中国历史上的揭竿而起的老套子”。 他对阶级的划分自有独到的见解：“中国的社会阶级都具有东方的色彩。”即阶级“是指社会上由某一种利益与某一种机能而归类的人们而言”。通俗地讲，中国的阶级是以所从事的行业而划分的，一种行业，“而同时即是一个阶级”。中国有农、工、商三大类，自然也就形成三大类阶级。在这三大类阶级之外的，他将之定义为“余剩阶级”“游离分子”，说的不好听，就是“流氓”。他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政治之所以治乱相间，都是因这“余剩阶级”所致，当这“余剩阶级”增多，中国就必然要乱；当这“余剩阶级”大部分有了出路，中国又会入于治，归于暂时的平静。
早在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论战时，他就断言中国的实际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出现“劳农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他把热衷于宣传这种理论的人，称之为“伪共产派”。他不承认所有的工农运动，断言：“我敢说中国决不会真赤化，但那伪赤化的可能性却非常多。”此时，中共已经建立10多年，且正蓬勃开展土地革命。他对此就是视而不见，并底气十足地说：“我敢断言真正的无产政党（共产党）在三四十年内是不会成立的。”就是不承认中共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政党。
他对自己独创的这个“余剩者”，一直带有很深的成见。他说：政治主张一“不必建立在上述任何一个阶级上”；二“必须注重于所有的阶级”，尤其是“必不可建立在上述所谓余剩者（流氓）之上”。这些“余剩者”是极不可靠的，当你“想实行生产计划，必定感着极大的困难。因为他所率领的这些人们只能抢饭吃，却不能造产业”。这些“余剩者”只知打打杀杀，而不会安定生活，不去发展生产。他所说的这些都是有所指的，那就是对中共领导的工农革命的不理解不赞同，以至产生很大的抵触。
当然，他对共产党的批评，是与谴责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有着严格的区别。和所有的民主主义者一样，他对国民党的不满，远远超过了对共产党的理论不理解。他说：“老实说，我们对于国民党与共产党是这样分别对待的：即对于国民党的理论以为虽然不能说怎样好，然而其中所含的毒汁尚不算甚多；而一切罪恶却都在国民党的行动，因为国民党的行动与其理论本来是两回事。至于共产党，他的行为尚未大表现，我们不很容易下判断；只就其反对国民党一点而论，我们不但不反对他，却还可以赞成他。独有他的理论则以为其中毒素太重。倘使流毒于一代的青年则为可虑，如其道大昌，民族前途便不堪问了。所以我们总想从思想上纠正他，但除纠正其思想以外决不赞成加以任何非人道的待遇。这是我们一向的态度。”
耄耋老人自言自语：中美不能对抗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救国时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这个宣言很快传到国内，张东荪阅读后，立即产生共鸣，最先响应《八一宣言》，并发表《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表示：“我们历来不反对国民党与共产党而只反对一党专政，以为一切罪恶皆由此而生。”他在文章中暗示，自己属于“经济赞成社会主义”，“政治赞成民生主义”，而又“同情于共产党的人”。
1938年5月，他和他的学生叶笃义来到武汉，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等就抗日问题交谈。此番谈话后，他受到一些启发，从而决定利用自己在燕京大学任教授的身份，回到北平与中共合作，为抗日救亡作出自己的贡献。12月，老友张君劢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向中共提出“三个取消”的荒唐主张，即取消中共对八路军的领导，取消中共领导的特区，取消马克思主义。他看到公开信后，很不以为然，让去重庆的许宝揆转告张君劢：“不要向国民党靠拢，不要向国民党一边倒，要走中间路线。”
他为中共做了许多有利于抗日的工作。他回忆：七七事变后，中共华北局地下工作人员“与我联系，1938年我去汉口参加参政会，当时因为看到参政会并没有大作用，而且又怕后方苦且又丢不下家，于是自己觉得还不如回燕京来做一些切实的工作，当时我通过王君做了两件事情，一是送学生去解放区，一是送医药去”。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都表示在和平与民主的前提下，协商解决战后问题，建立联合政府。他对此极表赞同。可是，政协会议闭幕后，国民党就撕毁了政协决议，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同时，又摆出“还政于民”的姿态，违背政协各项协议付诸实施后召开会议的前提，单方面决定于1946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中共坚决抵制，拒绝参加。时为民社党中央常委的张东荪与党主席张君劢等产生分歧，坚决拒绝参加国民大会，表示不愿做国民党假民主的工具。他的理由是：“中共不参加，纵能保证通过政协宪草，宣布为国家宪法，没有对立的政党，制衡的力量，空凭条文，亦罔有实效。”
他既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官僚资本，又不赞同用革命方式推翻国民党统治及剥夺地主土地重新分配的做法；他认为中国应该折衷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这就是“中间性的政制”，即“在政治方面比较上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
他多次与北平军调部的中共代表叶剑英、徐冰等接触，并让叶笃义作为联系人，以保持经常性的联系。1947年3月，他和符定一还就时局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次年4月27日，毛泽东专门给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刘仁一封指示信，让转告张东荪等：“我很感谢他们的来信，他们及平津各位文化界民主战士的一切爱国民主活动，我们是热烈同情的。”并请他和符定一参加筹备新政协。
平津战役开始，他多次劝说北平国民党军最高长官傅作义与中共谈判，以和平方式代替军事方式，不能让战火毁灭古都的灿烂文明。他的努力和奔走起到了一定作用，后来傅作义同意中共提出和平条件，北平和平解放。他对自己为此所作的贡献，深感自豪，自以为“生平著书十余册，实不抵此一行也”。
1949年1月下旬，在中共的安排下，他与费孝通代表民盟，来到石家庄，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党派会议。会后，他又来到中共中央所在的西柏坡。在这里，他就即将成立的联合政府的内外方针，与毛泽东交换意见。在谈到新中国的外交方针时，他力荐“中间路线”，既不亲美也不亲苏。毛泽东不同意这种主张。两人各执己见，互不让步。
在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他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还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国家主席毛泽东还任命他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他就是不理解亲苏反美的“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书生气十足的他甚至幼稚和可笑到企图冒险向美国方面表示，中国无意与美国为敌，美国千万不能把战火烧到中国。他还与同美国有联系的王志奇联络，让其将自己的意思转告美国，试图充当中国和美国的“调人”。事后才知这个王志奇是美国特务。在那个年代，他可谓闯了大祸，民盟内部对他进行了反复的批判，并将其开除出盟。在有人要以“叛国罪”将其逮捕法办时，毛泽东出来说了话，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养起来。
他开始赋闲在家，虽是名义上的北大哲学系教授，可有着如此“恶劣”的前科，谁也不敢让他上课。整日是养花莳草，赋诗遣词，打发老年的无聊时光。在“文化大革命”狂飙袭来时，这种平静终被打破，1968年1月，一些人还是以所谓“特务”的罪名，将他与长子张宗炳一同逮捕。他被关在北京复兴门铁道医院。1973年3月，夫人在医院与他见了面。此时，距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上海《联合公报》已经一年有余。当他知道这一消息时，非常高兴，耄耋老人自言自语：“中美不能对抗，还是我对。”是年6月，老人走完自己的一生，享年88岁。○
责任编辑 马永义
最早参与和退出中共上海发起组
1917年初，张东荪接任《时事新报》主笔，直至1924年春辞职。经他改版后的《时事新报》，直面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文章。1918年3月4日，他又在《时事新报》设《学灯》副刊，致力于宣传新思潮，与同是宣传新思潮的《新青年》齐名，所不同的是，《新青年》对旧的东西采取了势不两立的批判态度，而《学灯》对旧的东西则是“不骂不破坏”。他这样解释：“我们若认定中国今天既需要新道德、新思想、新文艺，我们就该尽量充分地把他输入，不要与那旧道德、旧思想、旧文艺挑战，因为他自然会消灭的。”
五四运动时，《学灯》在介绍和宣传新思潮方面，并不亚于《新青年》，它与《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晨报》副刊《星期评论》，并称为五四时期的三大副刊。当时，曾被他以《时事新报》名义派去苏俄采访的俞颂华说，《时事新报》和副刊《学灯》，“对于介绍新思想是很有贡献的。在五四运动时读过他的报和杂志的人，想必还都肯为我这话作证”。
1919年9月1日，他又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旨在致力于“改造中国与世界”。至于怎样改造中国，他说必须要“依第三种文明的原则来改造”，何谓“第三种文明”，那就是社会主义，这是人类发展的必然，“我们现在应当准备着，以待大改造的临头”。还在4月28日，他就在《学灯》上开辟“社会主义”的征文，无论赞成还是反对，只要是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且又是“朴实说理”的，都可以发表。
这期间，《学灯》和《解放与改造》发表的颇有影响的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有《劳动与资本》《河上肇博士关于马克思之唯物史观的观察》《社会主义之进化》《马克思社会主义之理论的体系》《社会党泰斗马克思之学说》《社会主义两大派之研究》《社会改良与社会主义》等。
他所撰写的文章《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在当时最具典型意义。文章说，社会主义发展到马克思，已经具有了“科学基础”，而社会主义又“不单是马克思一人的学说”。
马克思专注于物质生活的改造，要推翻“全地球的旧制度”。这种社会主义恰是他所不能认同的。张东荪的社会主义“不是从物质方面破坏现在的制度入手，乃是从精神方面传播一种新思想、新道德、新人生观、新生活法入手，也就是先从打破现在社会的资本主义的习惯入手”，就是致力于文化运动，让社会主义制度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要慢慢地过度，而不是通过暴力革命，这才是社会主义“浑朴的趋向”，也是“唯一的趋向”。
当时的中国，正如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中所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正如久雍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至于张东荪所津津乐道的“浑朴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怎样的本质区别，人们也没有时间和实例去辨别，只知是社会主义，是对现行制度、体系挑战的异端。
他就这样成为宣传社会主义的著名的风云人物。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金斯基等人来到北京，通过北大的两名俄籍教授，与李大钊多次交谈，表示要帮助在中国建立像苏俄那样的政党。据张申府回忆，李大钊当即写信介绍维经斯基等人“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
在上海，社会主义思潮的宣传确比北京激进得多，而开此风气之先的是《新青年》和《学灯》《觉悟》《星期评论》三大副刊。维经斯基找到陈独秀，有意通过上述副刊的影响，聚集起一代社会主义的知识青年，成立一个类似苏俄的政党。维经斯基就组党问题与陈独秀多次交谈，参加交谈的就有张东逊、沈玄庐、戴季陶等。据与张东荪关系颇深的周佛海回忆：“有一天，我和张东荪、沈雁冰去环龙路渔阳里二号，去访仲甫（陈独秀——笔者注）。当时有第三国际远东代表吴庭斯基（维经斯基——笔者注）在座。吴庭斯基当时讲话的大意是：‘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工团主义，有社会民主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势；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的革命。’”
显然，维经斯基在讲话中排斥所谓“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而这其中就有张东荪推崇备至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在当天的讨论中，维经斯基正式提出中国已到了组党的时候，而张东荪却认为中国不具备建党的条件。据周佛海回忆：“当天讨论，没有结果，东荪是不赞成的，所以以后的会议，他都没有参加。”张东荪后来谈到此事时也说：“我和陈独秀先生来往甚多，彼时他们虽明知我是赞成社会主义，但在组织共产党的时候却不敢来约我，因为他们亦未尝不知我反对在这样工业未发达的中国鼓动阶级斗争的罢工与怠工。所以我始终是一个‘非党派者’。”
这样，在维经斯基召集的组党人员中，他最早退出中共上海发起组。他虽退出发起组，还是不遗余力地宣传和介绍社会主义，却又从不主张实际的社会主义运动，一句话，他的社会主义是“温和型”的，而不是主张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这就必然与陈独秀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分歧，一场思想冲突和笔墨官司也就难以避免了。
大讲开发实业和增加富力
1920年10月，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来华演讲，张东荪对此所表现出的热情以及对社会主义的批评，更使那些朋友惊诧。他由罗素的演讲而重新审视自己所宣传的社会主义，认为“中国的惟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要改变中国的状况，不是名目繁多的主义，而是要“开发实业”，“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可是，究竟怎样开发实业，怎样“增加富力”，他也没有具体的意见，唯一具体的就是由大讲社会主义，而批评社会主义的宣传是“空谈主义”了。 李达最早发表批评文章，称张东荪是个“无主义无定见的人”，只会“学时髦”，“说几句言不由衷的滑头话”。陈望道也发表批评文章。紧接着，邵力子又发表文章，明确了与张东荪分歧的关键所在。文章不反对“增加富力”和“开发实业”，而是提出“在于用什么方法去增加富力、开发实力”。文章深信只有“在社会主义下面的开发实业，方才能使一般人都得着‘人的生活’”。
在受到这些朋友的批评后，张东荪又发表《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他引述罗素在中国讲演时的话：“中国第一宜讲教育，使无知识的有知识，使有知识的更进一层。第二是开发实业救济物质生活。至于社会主义不妨迟点。”当然，罗素的话也就是他的意见，这些意见引起老友陈独秀的关注，在致张东荪的信中提出了两个极为实际的问题：“（一）社会的工业有没有成立的可能性？（二）先生所谓在通商口岸与都会得着‘人的生活’的，到底有多少人，这班人属何阶级，他们是否掠夺他人之劳力与（获）得比较好的生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而这正是他所缺乏的。
他没有正面回答陈独秀的问题，陈独秀又致信指出：“先生所谓人的生活，自然是专指必不可少底衣食住等生活费。按资本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财富，一面却增加贫乏，这是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的。欧洲机器初兴资本初发达的时候，失业者众多的恐慌，这种历史的事实，无人能够否认的。就是现在有名的伦敦神户的贫民窟，正是资本生产制的必然现象。”
针对他提出的“开发实业非资本主义不可，集中资本非资本家不可”的言论，陈独秀反驳说，这正是他们之间“重要的争点”。陈独秀认为：中国可以用社会主义开发实业，无需非资本主义不可。“中国资本家都直接或间接是外国资本家底买办，只能够帮着外国资本家来掠夺中国人，指望他们发达起来能够抵制外国资本家，能够保全中国独立，再过一两个世纪也没有希望。”陈独秀深知张东荪“既不赞成用革命手段集中资本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制”，而中国的资本家“向有不愿以财产充资本之习惯”，依靠他们开发实业又是不可能的，所以，陈独秀断言：“先生等所迷信的资本主义，仍是一个空中楼阁。”
他不接受陈独秀的观点，长文《现在与将来》便是他对“社会主义论战”的最终的态度。文章把中国的现状，概括为“四病”交加，即：“无知病”，人民没有知识；“贫乏病”，人民多困于生计；“兵匪病”，兵连匪结，民不聊生；“外力病”，外国列强恃势欺凌中国。这些都是当时中国的实情，遗憾的是他没有深入地分析产生这些现象的社会本质是什么。
他认为要根治“四病”，只能对劳动者进行改良，只能“开发实业”，“增加富力”。这就要依靠渐起的“中产阶级”，他称之为的“财阀”。他说：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除“少数工厂有工人以外，简直是没有”。他们“人数又少，直不能有何势力”，“人民贫乏太甚，求食不得，不能久持”。处此背景条件下，如果高喊“劳农主义”，那必定是“伪劳农主义”。他老调重弹，中国目前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更不可能组织无产阶级政党。
他认为，中国若实现社会主义，是不能超越资本主义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能“静待”，只能做这样一些工作：一是普通的文化事业；二是推行广义的教育事业；三是切实研究社会主义学说；四是协社的实行，也就是实行合作社的方法。这些才是将来实行社会主义的基础性的准备工作。应该说这些思想是切近中国的现实，然而他的主旨思想是取消建立共产党，不同意建立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当然是那一代的共产党人所无法容许的。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就未来的中国革命设立了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是实行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共把自己的奋斗目标分为最低和最高两步走，尤以最低纲领切近现实，不能不说是以陈独秀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论战中所得到的一些有益启示所致。
中共二大后不久，陈独秀给张东荪去信，提出发展中国实业应该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途径，实际上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他看到陈独秀已经正视中国的现实，在回信中又再次劝告这位中共领袖，不要将革命的矛头对准资产阶级，打倒军阀才是时下的当务之急，如果军阀不除，“劳动阶级即把资产阶级完全打败，也是不相干的，还是仍在十八层地狱里么”。
这时，他还将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人，集中到《时事新报》副刊《社会主义研究》的麾下，公开亮出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旗帜，以表明与陈独秀、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同，这就是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分野——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张东荪所追求的是后一种社会主义。
不赞成对共产党加以非人道的待遇
1932年8月20日，张东荪发表《阶级问题》，集中批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说，马克思“阶级”的阐释，本身就“是一个极不清楚的概念”。社会学定义的“阶级是广义的，而马克思派的阶级是狭义的”。按照马克思的“一部人类史乃是一部阶级斗争史”的说法，那岂不是说“历史是人类相斫书”，“是打仗的记录而已”。他不同意战争的阶级属性的说法，认为战争是人的贪婪、掠夺和占有的天性所为。“国与国的战争，人种与人种间的虐杀，若都是以阶级斗争论，则阶级的意义便不明了”。
他说，中国既不是封建社会，又不是资本主义前期，如果非要套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那“实在是一种拙笨到万分的事”。马克思的公式只“不过是欧洲各国的历史的共相，而决不能当作一个普遍的范畴，亦不完全适用于我们东方”。他承认阶级的存在，却不赞成将阶级明确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认为，马克思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出于“战略”的考虑，为了进行社会革命，即“以一个阶级为基础来抢政权”。这样，夺取政权就具有合理性，“其命意是在于立在一个阶级上，把这个阶级作为一种力量来夺取政权”。这就是以“阶级利害为政治运动的出发点与原动力”。他坦率地说，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引用到中国就是一个错误，暴力革命的“红军”，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只是“军阀的散股与土匪的化身”。中国农民从没有什么阶级的意识，工人也不是什么独立的政治力量。共产党进行的革命，决不是什么“无产者的革命”，而是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一样，“依然只是中国历史上的揭竿而起的老套子”。 他对阶级的划分自有独到的见解：“中国的社会阶级都具有东方的色彩。”即阶级“是指社会上由某一种利益与某一种机能而归类的人们而言”。通俗地讲，中国的阶级是以所从事的行业而划分的，一种行业，“而同时即是一个阶级”。中国有农、工、商三大类，自然也就形成三大类阶级。在这三大类阶级之外的，他将之定义为“余剩阶级”“游离分子”，说的不好听，就是“流氓”。他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政治之所以治乱相间，都是因这“余剩阶级”所致，当这“余剩阶级”增多，中国就必然要乱；当这“余剩阶级”大部分有了出路，中国又会入于治，归于暂时的平静。
早在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论战时，他就断言中国的实际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出现“劳农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他把热衷于宣传这种理论的人，称之为“伪共产派”。他不承认所有的工农运动，断言：“我敢说中国决不会真赤化，但那伪赤化的可能性却非常多。”此时，中共已经建立10多年，且正蓬勃开展土地革命。他对此就是视而不见，并底气十足地说：“我敢断言真正的无产政党（共产党）在三四十年内是不会成立的。”就是不承认中共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政党。
他对自己独创的这个“余剩者”，一直带有很深的成见。他说：政治主张一“不必建立在上述任何一个阶级上”；二“必须注重于所有的阶级”，尤其是“必不可建立在上述所谓余剩者（流氓）之上”。这些“余剩者”是极不可靠的，当你“想实行生产计划，必定感着极大的困难。因为他所率领的这些人们只能抢饭吃，却不能造产业”。这些“余剩者”只知打打杀杀，而不会安定生活，不去发展生产。他所说的这些都是有所指的，那就是对中共领导的工农革命的不理解不赞同，以至产生很大的抵触。
当然，他对共产党的批评，是与谴责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有着严格的区别。和所有的民主主义者一样，他对国民党的不满，远远超过了对共产党的理论不理解。他说：“老实说，我们对于国民党与共产党是这样分别对待的：即对于国民党的理论以为虽然不能说怎样好，然而其中所含的毒汁尚不算甚多；而一切罪恶却都在国民党的行动，因为国民党的行动与其理论本来是两回事。至于共产党，他的行为尚未大表现，我们不很容易下判断；只就其反对国民党一点而论，我们不但不反对他，却还可以赞成他。独有他的理论则以为其中毒素太重。倘使流毒于一代的青年则为可虑，如其道大昌，民族前途便不堪问了。所以我们总想从思想上纠正他，但除纠正其思想以外决不赞成加以任何非人道的待遇。这是我们一向的态度。”
耄耋老人自言自语：中美不能对抗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救国时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这个宣言很快传到国内，张东荪阅读后，立即产生共鸣，最先响应《八一宣言》，并发表《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表示：“我们历来不反对国民党与共产党而只反对一党专政，以为一切罪恶皆由此而生。”他在文章中暗示，自己属于“经济赞成社会主义”，“政治赞成民生主义”，而又“同情于共产党的人”。
1938年5月，他和他的学生叶笃义来到武汉，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等就抗日问题交谈。此番谈话后，他受到一些启发，从而决定利用自己在燕京大学任教授的身份，回到北平与中共合作，为抗日救亡作出自己的贡献。12月，老友张君劢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向中共提出“三个取消”的荒唐主张，即取消中共对八路军的领导，取消中共领导的特区，取消马克思主义。他看到公开信后，很不以为然，让去重庆的许宝揆转告张君劢：“不要向国民党靠拢，不要向国民党一边倒，要走中间路线。”
他为中共做了许多有利于抗日的工作。他回忆：七七事变后，中共华北局地下工作人员“与我联系，1938年我去汉口参加参政会，当时因为看到参政会并没有大作用，而且又怕后方苦且又丢不下家，于是自己觉得还不如回燕京来做一些切实的工作，当时我通过王君做了两件事情，一是送学生去解放区，一是送医药去”。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都表示在和平与民主的前提下，协商解决战后问题，建立联合政府。他对此极表赞同。可是，政协会议闭幕后，国民党就撕毁了政协决议，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同时，又摆出“还政于民”的姿态，违背政协各项协议付诸实施后召开会议的前提，单方面决定于1946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中共坚决抵制，拒绝参加。时为民社党中央常委的张东荪与党主席张君劢等产生分歧，坚决拒绝参加国民大会，表示不愿做国民党假民主的工具。他的理由是：“中共不参加，纵能保证通过政协宪草，宣布为国家宪法，没有对立的政党，制衡的力量，空凭条文，亦罔有实效。”
他既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官僚资本，又不赞同用革命方式推翻国民党统治及剥夺地主土地重新分配的做法；他认为中国应该折衷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这就是“中间性的政制”，即“在政治方面比较上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
他多次与北平军调部的中共代表叶剑英、徐冰等接触，并让叶笃义作为联系人，以保持经常性的联系。1947年3月，他和符定一还就时局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次年4月27日，毛泽东专门给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刘仁一封指示信，让转告张东荪等：“我很感谢他们的来信，他们及平津各位文化界民主战士的一切爱国民主活动，我们是热烈同情的。”并请他和符定一参加筹备新政协。
平津战役开始，他多次劝说北平国民党军最高长官傅作义与中共谈判，以和平方式代替军事方式，不能让战火毁灭古都的灿烂文明。他的努力和奔走起到了一定作用，后来傅作义同意中共提出和平条件，北平和平解放。他对自己为此所作的贡献，深感自豪，自以为“生平著书十余册，实不抵此一行也”。
1949年1月下旬，在中共的安排下，他与费孝通代表民盟，来到石家庄，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党派会议。会后，他又来到中共中央所在的西柏坡。在这里，他就即将成立的联合政府的内外方针，与毛泽东交换意见。在谈到新中国的外交方针时，他力荐“中间路线”，既不亲美也不亲苏。毛泽东不同意这种主张。两人各执己见，互不让步。
在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他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还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国家主席毛泽东还任命他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他就是不理解亲苏反美的“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书生气十足的他甚至幼稚和可笑到企图冒险向美国方面表示，中国无意与美国为敌，美国千万不能把战火烧到中国。他还与同美国有联系的王志奇联络，让其将自己的意思转告美国，试图充当中国和美国的“调人”。事后才知这个王志奇是美国特务。在那个年代，他可谓闯了大祸，民盟内部对他进行了反复的批判，并将其开除出盟。在有人要以“叛国罪”将其逮捕法办时，毛泽东出来说了话，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养起来。
他开始赋闲在家，虽是名义上的北大哲学系教授，可有着如此“恶劣”的前科，谁也不敢让他上课。整日是养花莳草，赋诗遣词，打发老年的无聊时光。在“文化大革命”狂飙袭来时，这种平静终被打破，1968年1月，一些人还是以所谓“特务”的罪名，将他与长子张宗炳一同逮捕。他被关在北京复兴门铁道医院。1973年3月，夫人在医院与他见了面。此时，距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上海《联合公报》已经一年有余。当他知道这一消息时，非常高兴，耄耋老人自言自语：“中美不能对抗，还是我对。”是年6月，老人走完自己的一生，享年88岁。○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