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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罗瑞卿继“八大”之后又一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这是罗瑞卿几经浮沉之后，再挑重担。
（一）
1975年“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后，罗瑞卿和谭政、陈再道、陈士榘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
离开工作岗位近10年了，为了尽快适应工作，在福州时，罗瑞卿就向福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冯征提出，希望把近10年来的文件送给他翻一翻。
这时离“四人帮”覆灭只有几个月了。不幸的是，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罗瑞卿决定第二天返回北京。1月周恩来逝世后，罗瑞卿就返回北京参加了追悼活动。然而，就在他准备走的7月7日中午，因为意外飞行事故，时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的皮定均殉职。罗瑞卿抚摸着覆盖着党旗的皮定均的骨灰盒，久久不肯离去。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罗瑞卿不顾一切地返回了北京。他坚持不让儿子搀扶，靠双拐把刚刚能站立的双腿挪到毛泽东的遗体旁，久久地端详着，泣不成声。从“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已经10余年过去了，那一次相见竟成永诀。
9月18日，百万人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为毛泽东举行的追悼大会，但没有通知作为中央军委顾问的罗瑞卿参加。罗瑞卿坚决要求参加天安门广场的追悼大会。最后，上边同意是同意了，但只给罗瑞卿、谭政和陈再道三个军委顾问派了一辆车。陈再道气愤地说：罗瑞卿一人就得一辆车——他，轮椅，还有推轮椅的，我们三个人怎么去？谭政为难地说：没有车，我就不去了。罗瑞卿立即说：不去怎么行？没有车，我爬也爬到天安门去！
终于又争取到一辆车。那天到天安门，是儿子罗宇陪着罗瑞卿去的。
罗瑞卿把轮椅停在天安门西北角。毛泽东追悼大会开始后，他站起来，拄着双拐，和所有的人一样肃立了一个多小时。整个追悼会中，罗瑞卿不停地流泪，像孩子一样失声痛哭，最终导致冠心病复发，住进301医院。
（二）
1977年7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议。8月12日，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罗瑞卿继“八大”之后又一次被选进中央委员会，并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
从军委秘书长的任命一宣布，繁忙又重新回到罗瑞卿的生命中。妻子郝治平从报纸上看到十一届一中全会已经结束，而罗瑞卿还没有回家，很不放心，他毕竟是个残疾人啊。郝治平把电话打到京西宾馆，罗瑞卿说：中央已经给我分配了新的工作岗位，回去后再详细告诉你。现在，我这里有许多各地来开会的同志在谈事情。你不要着急，事情办完我就会回去。
罗瑞卿被任命为军委秘书长的事情很突然，秘书班子一时还没有配齐，而工作已经铺天盖地而来。罗瑞卿让人把以前的卫士长赵文岐找来。赵文岐已经40多岁，再做警卫不太合适，罗瑞卿就叫他改任秘书。赵文岐望着罗瑞卿的残腿和已经驼了的背，直流眼泪。罗瑞卿说：文岐，你回来了，怎么样？赵文岐说：我还好，首长您受苦了。罗瑞卿说：现在好了，我们往前看吧。
那时，军委秘书处有8位副秘书长。拨乱反正，需要做的工作千头万绪，大量的文件、大量要办的事情潮水一样涌来。那时还没有军委办事组，规章制度也还没有完全恢复，什么事一请示就到了罗瑞卿这里。有些事罗瑞卿答复不了，还要再往上请示。赵文岐每天光收发文件都来不及，郝治平也只好仓促上阵。电话铃不断，秘书记了一下，有一天不算文件，光电话就143个。好多电话秘书来不及接，罗瑞卿就自己接了。罗瑞卿也愿意自己接电话。
罗瑞卿又开始“革命加拼命”。与10年前相比，他的工作热情不仅没有减退，反而显得更急切。年龄不饶人啊，抛开那条残腿不说，他已经71岁了，早已经不再年富力强。罗瑞卿72岁的时候，曾经这样说：我要把我当成27岁一样工作。
不这样怎么行呢？为了那失去的宝贵岁月，为了当好军委副主席邓小平的助手，他怎么能不拼命干？面对案头堆积如山的文件，罗瑞卿每天工作长达十几个小时，常常是五六个小时不挪地方，一副老花镜把鼻子两侧压出深深的紫斑。残腿也在捣乱，痛得夜里难以入眠，不得不服用大量的镇静剂。
但是，他的工作量依然有增无减。为了不让残腿影响工作，中午休息时他不摘假腿，以此节约一点穿衣服脱衣服的时间。上厕所也很费时间，为减少上厕所的次数，他一上午不喝一口水。就连吃饭时也是他思考问题的时间。十有八九，你问他每天吃的是什么，他都回答不上来。以前，饭桌上七嘴八舌，现在大家谁也不敢说话，就怕打断他的思路。
这样怎么能行呢？毕竟“人生七十古来稀”。孩子们商量好一起劝他。罗瑞卿说你们总劝我吃饭、睡觉，你们为什么不劝爸爸多做些工作呢？郝治平插了一句，天哪，谁还敢劝你工作，再劝，你的命恐怕也要没有了。罗瑞卿说：你们知道《水浒》中有个拼命三郎石秀吗？我就是这个“拼命主义”。
后来，秘书多了，除了赵文岐，还有金耀铭和陶驷驹。
主要秘书是金耀铭，他是从总参作战部选调到罗瑞卿办公室的。先调了作战部的一位副处长来当秘书，干了28天，心脏受不了，加班时昏倒了。又重新选，还是从作战部挑。
罗瑞卿复出后没有再像以前一样设立办公室，没有办公室，也就没法设主任。而金耀铭已经当了16年的团级干部，其中当过8年的副处长。那时还没有给参谋、秘书定职级，这么老的“高参”再当秘书是有些委屈了。罗瑞卿问：你当了27年的参谋，到我这儿来愿意吗？金耀铭说：组织上决定，我当然愿意。我是1960年到作战部的，命令还是您下的，您怎么批评怎么要求都行。罗瑞卿说：我这里太忙，你身体行吗？金耀铭说：我听说了，我身体不要紧，到总参这么长时间，我在301医院还没有一个病历号，我从来没有看过病。罗瑞卿说：好，这里工作多，你熟悉一下。没关系，该问就问，要细一点，尽量把事情弄清，认真办好。
关于罗瑞卿的认真，金耀铭是体会到家了。文件上几个错字，罗瑞卿都要自己动笔改。郝治平说：首长这么忙，几个错字你就替他改了得了。金耀铭说：他要自己改，这是原件，是历史档案，他一定要是他自己的字。
金耀铭到任时，赵文岐已经忙得连脚都恨不得也要用上了。赵文岐文化低一点，又是第一次当秘书，每天的文件分类都来不及。满屋子都是文件，白花花摊开了一地。
那时真是办不完的事，信也不断，好多受迫害的人都来找，像以后担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的王晓棠、像电影演员陶玉玲都直接来找，不熟悉的也来找。后来冤假错案都一律交给总政处理，罗瑞卿的担子才减轻了些。
罗瑞卿也没有看到自己的平反。他那时批转信件，帮助那么多受迫害的同志平了反，却忘了自己也应该平反。
郝治平问起他，他说：不要急，现在党也有难处，我们不要给党增加困难。1980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罗瑞卿同志平反的通知》，撤销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有关因罗瑞卿同志问题受株连的同志，也应予以平反，恢复名誉。而这时，罗瑞卿已经去世一年多了。
摘自《罗瑞卿大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一）
1975年“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后，罗瑞卿和谭政、陈再道、陈士榘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
离开工作岗位近10年了，为了尽快适应工作，在福州时，罗瑞卿就向福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冯征提出，希望把近10年来的文件送给他翻一翻。
这时离“四人帮”覆灭只有几个月了。不幸的是，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罗瑞卿决定第二天返回北京。1月周恩来逝世后，罗瑞卿就返回北京参加了追悼活动。然而，就在他准备走的7月7日中午，因为意外飞行事故，时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的皮定均殉职。罗瑞卿抚摸着覆盖着党旗的皮定均的骨灰盒，久久不肯离去。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罗瑞卿不顾一切地返回了北京。他坚持不让儿子搀扶，靠双拐把刚刚能站立的双腿挪到毛泽东的遗体旁，久久地端详着，泣不成声。从“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已经10余年过去了，那一次相见竟成永诀。
9月18日，百万人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为毛泽东举行的追悼大会，但没有通知作为中央军委顾问的罗瑞卿参加。罗瑞卿坚决要求参加天安门广场的追悼大会。最后，上边同意是同意了，但只给罗瑞卿、谭政和陈再道三个军委顾问派了一辆车。陈再道气愤地说：罗瑞卿一人就得一辆车——他，轮椅，还有推轮椅的，我们三个人怎么去？谭政为难地说：没有车，我就不去了。罗瑞卿立即说：不去怎么行？没有车，我爬也爬到天安门去！
终于又争取到一辆车。那天到天安门，是儿子罗宇陪着罗瑞卿去的。
罗瑞卿把轮椅停在天安门西北角。毛泽东追悼大会开始后，他站起来，拄着双拐，和所有的人一样肃立了一个多小时。整个追悼会中，罗瑞卿不停地流泪，像孩子一样失声痛哭，最终导致冠心病复发，住进301医院。
（二）
1977年7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议。8月12日，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罗瑞卿继“八大”之后又一次被选进中央委员会，并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
从军委秘书长的任命一宣布，繁忙又重新回到罗瑞卿的生命中。妻子郝治平从报纸上看到十一届一中全会已经结束，而罗瑞卿还没有回家，很不放心，他毕竟是个残疾人啊。郝治平把电话打到京西宾馆，罗瑞卿说：中央已经给我分配了新的工作岗位，回去后再详细告诉你。现在，我这里有许多各地来开会的同志在谈事情。你不要着急，事情办完我就会回去。
罗瑞卿被任命为军委秘书长的事情很突然，秘书班子一时还没有配齐，而工作已经铺天盖地而来。罗瑞卿让人把以前的卫士长赵文岐找来。赵文岐已经40多岁，再做警卫不太合适，罗瑞卿就叫他改任秘书。赵文岐望着罗瑞卿的残腿和已经驼了的背，直流眼泪。罗瑞卿说：文岐，你回来了，怎么样？赵文岐说：我还好，首长您受苦了。罗瑞卿说：现在好了，我们往前看吧。
那时，军委秘书处有8位副秘书长。拨乱反正，需要做的工作千头万绪，大量的文件、大量要办的事情潮水一样涌来。那时还没有军委办事组，规章制度也还没有完全恢复，什么事一请示就到了罗瑞卿这里。有些事罗瑞卿答复不了，还要再往上请示。赵文岐每天光收发文件都来不及，郝治平也只好仓促上阵。电话铃不断，秘书记了一下，有一天不算文件，光电话就143个。好多电话秘书来不及接，罗瑞卿就自己接了。罗瑞卿也愿意自己接电话。
罗瑞卿又开始“革命加拼命”。与10年前相比，他的工作热情不仅没有减退，反而显得更急切。年龄不饶人啊，抛开那条残腿不说，他已经71岁了，早已经不再年富力强。罗瑞卿72岁的时候，曾经这样说：我要把我当成27岁一样工作。
不这样怎么行呢？为了那失去的宝贵岁月，为了当好军委副主席邓小平的助手，他怎么能不拼命干？面对案头堆积如山的文件，罗瑞卿每天工作长达十几个小时，常常是五六个小时不挪地方，一副老花镜把鼻子两侧压出深深的紫斑。残腿也在捣乱，痛得夜里难以入眠，不得不服用大量的镇静剂。
但是，他的工作量依然有增无减。为了不让残腿影响工作，中午休息时他不摘假腿，以此节约一点穿衣服脱衣服的时间。上厕所也很费时间，为减少上厕所的次数，他一上午不喝一口水。就连吃饭时也是他思考问题的时间。十有八九，你问他每天吃的是什么，他都回答不上来。以前，饭桌上七嘴八舌，现在大家谁也不敢说话，就怕打断他的思路。
这样怎么能行呢？毕竟“人生七十古来稀”。孩子们商量好一起劝他。罗瑞卿说你们总劝我吃饭、睡觉，你们为什么不劝爸爸多做些工作呢？郝治平插了一句，天哪，谁还敢劝你工作，再劝，你的命恐怕也要没有了。罗瑞卿说：你们知道《水浒》中有个拼命三郎石秀吗？我就是这个“拼命主义”。
后来，秘书多了，除了赵文岐，还有金耀铭和陶驷驹。
主要秘书是金耀铭，他是从总参作战部选调到罗瑞卿办公室的。先调了作战部的一位副处长来当秘书，干了28天，心脏受不了，加班时昏倒了。又重新选，还是从作战部挑。
罗瑞卿复出后没有再像以前一样设立办公室，没有办公室，也就没法设主任。而金耀铭已经当了16年的团级干部，其中当过8年的副处长。那时还没有给参谋、秘书定职级，这么老的“高参”再当秘书是有些委屈了。罗瑞卿问：你当了27年的参谋，到我这儿来愿意吗？金耀铭说：组织上决定，我当然愿意。我是1960年到作战部的，命令还是您下的，您怎么批评怎么要求都行。罗瑞卿说：我这里太忙，你身体行吗？金耀铭说：我听说了，我身体不要紧，到总参这么长时间，我在301医院还没有一个病历号，我从来没有看过病。罗瑞卿说：好，这里工作多，你熟悉一下。没关系，该问就问，要细一点，尽量把事情弄清，认真办好。
关于罗瑞卿的认真，金耀铭是体会到家了。文件上几个错字，罗瑞卿都要自己动笔改。郝治平说：首长这么忙，几个错字你就替他改了得了。金耀铭说：他要自己改，这是原件，是历史档案，他一定要是他自己的字。
金耀铭到任时，赵文岐已经忙得连脚都恨不得也要用上了。赵文岐文化低一点，又是第一次当秘书，每天的文件分类都来不及。满屋子都是文件，白花花摊开了一地。
那时真是办不完的事，信也不断，好多受迫害的人都来找，像以后担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的王晓棠、像电影演员陶玉玲都直接来找，不熟悉的也来找。后来冤假错案都一律交给总政处理，罗瑞卿的担子才减轻了些。
罗瑞卿也没有看到自己的平反。他那时批转信件，帮助那么多受迫害的同志平了反，却忘了自己也应该平反。
郝治平问起他，他说：不要急，现在党也有难处，我们不要给党增加困难。1980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罗瑞卿同志平反的通知》，撤销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有关因罗瑞卿同志问题受株连的同志，也应予以平反，恢复名誉。而这时，罗瑞卿已经去世一年多了。
摘自《罗瑞卿大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