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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因特网通信技术被应用于各层次的教育中,因此有必要了解过去教育领域引进其他技术的情况,尤其是教师、管理者和决策者对技术应用的态度。过去半个世纪,美国远程教育有诸多重要创新之举,其中最为重要的创新涵盖三个方面:在教学法领域,威斯康星大学首创课程组机制,把课程组作为教学的系统论方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则在20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展了交互式在线教学;在理论领域,把远程教育当成一种教学法现象研究,提出交互距离理论;在组织领域,加强远程教育在传统双轨模式大学的地位,发展校际合作和联合体,出现独立的、通常也是营利性的单轨模式大学,以及最近提出的不依托某一所具体学校的虚拟大学系统这个理念。诞生于20世纪七十年代的理论是实证研究的基础,促进实证研究的发展、远程教育工作者的专业发展培训以及学术期刊和其他文献的增长。所有这些都是奠定现代远程教育极其重要的发展的基础,无论是教育研究者还是决策者和管理者都应该研究这些创新成果。
【关键词】 历史;穆尔;魏德迈;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交互距离;虚拟大学
【中图分类号】 G420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9—458x(2014)01—0024—12
导读:迈克尔·格雷厄姆·穆尔(Michael Grahame Moore)教授在中国远程教育领域家喻户晓,他的很多研究成果对于中国远程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同样具有指导意义,为学界所广泛引用。穆尔教授虽然已经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杰出教育学教授(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Education)的岗位荣誉退休,但仍然活跃在远程教育研究领域,忙碌于世界各地,继续不遗余力地推动远程教育的发展。穆尔教授一直关注中国远程教育(尤其是广播电视大学)的发展并对我们所取得的成就给予充分的肯定。我们很荣幸地邀请他为本刊撰写这篇文章,诚如穆尔教授所言,希望“他山之石”能唤起我们对(中国)远程教育历史的重视,以史为鉴,坚定进一步发展(中国)远程教育的信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了解过去的辉煌是为了增强发展信心,汲取历史教训则能使我们避免重蹈覆辙。本刊主编严冰先生也深感以史为鉴对于进一步发展中国远程教育(尤其是开放大学建设)的重要性,多次在本刊“卷首”呼吁勿忘电大卅余载发展历程之本。比如在《中国远程教育》2012年第12期的“敬畏历史”这篇卷首中,严冰先生指出:“创造未来或许当以敬畏历史为逻辑起点。……以在中国特有国情条件下探索开放大学发展道路为主线,研究广播电视大学30多年发展历程及历史经验,包括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可能是个很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非常需要这种‘历史研究’的学术视角和研究方法。”
穆尔教授的这篇文章从历史的视角,主要以美国远程教育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为背景,阐述了过去50年远程教育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分析制约远程教育发展的各种因素和经验教训,很多历史事件和作者对这些事件的反思对于开放大学建设正处于如火如荼的中国来讲,仍然不失其现实指导意义。
文章在第一节就指出,由于远程教育日渐进入普通高等教育的主流,加之技术在远程教育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开展远程教育往往也就意味着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大手笔投入,以史为鉴能使我们少走弯路,从而避免巨大损失。一句话,发展远程教育需要的不是“莽夫之勇”。(现代)远程教育离不开技术,技术的应用能促进远程教育的大发展——这是历史事实,然而,正如本文第二节在分析相关历史事件之后所指出的,每一种技术“登上教育这个舞台的时候都是在一开始受到热情欢迎,被寄予厚望,但接踵而至的却是失望……其潜在教育用途没有得到利用,或受到严重削弱。”究其原因,主要是教师没能改革传统课堂的教学方法,管理者没能重新组织机构资源以促进教学方法的改进。也正是人们开始认识到“技术决定论”思潮的消极影响,所以就有了大胆创新教学法的尝试。魏德迈在美国开展的“整合教学媒体”试验和建立在这个试验的基础上的英国开放大学均是创新远程教育教学法、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例子。正如本文第三节所指出的:“任何一种新技术登上教育舞台的时候都会增加教师的压力,迫使他们改革教学方法……”遗憾的是,这些经验教训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在学界引起应有的重视,因此人们依旧把希望寄托在一代又一代更新的技术上,虽历尽挫折与失望,但依然“矢志不移”。技术与远程教育的深度融合还有赖于办学机构在组织构架/体系(管理工作)方面的改革,“旧瓶装新酒”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本文第四节介绍了美国在这方面的一些尝试,这些经验对于正在构建新的国家开放大学办学网络的我们而言尤其值得更进一步了解和借鉴。也正是有感于这一点,穆尔承前启后提出了“虚拟大学”这一设想。从第五节的阐述可知,虚拟大学不是我们现在通常意义上所讲的、技术上的“虚拟”,而是不依托任何大学的一个虚拟系统。穆尔认为其成功的关键因素有三:“一是专门的管理知识,二是雄厚资金,三是政治上的支持(这也是最关键的因素)。”这是在总结了美国和巴西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文章的第六节重点阐述“结构”、“对话”和“学习者自主”以及工业化特点的内涵,对于读者更好地理解相关理论和概念很有帮助。第七节简要回顾了对远程教育研究的兴起发挥重要影响的几个历史事件以及旨在促使远程教育发展成为一个学科的一些努力。这种“未雨绸缪”为尚未成熟的远程教育培养后备(研究)力量之举说明当时有一批很有远见的学者。文章最后一节再次呼吁勿忘历史并探讨了当今学界不重视历史经验教训的原因。穆尔教授在文章的结尾再次告诫我们:不能过分热衷技术的运用,唯有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和改革组织结构以适应新技术所带来的新机会,才能实现技术在远程教育领域的潜能,助推远程教育的不断发展。
在国家开放大学建设已经正式启动并进入实质性阶段的今天,我们必定会碰到诸多发展瓶颈和藩篱,也许我们能从广播电视大学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找到突破瓶颈、铲除藩篱的很多方案。因此,我们热切期盼学界真正重视电大的历史价值,挖掘电大的历史价值,以继往开来的姿态,迎接中国远程教育新时代的到来! 最后,我们谨向穆尔教授致以衷心感谢!(肖俊洪)
一、引言:历史的启示
一、引言:历史的启示
“不懂历史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这是18世纪英国政治家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著名的警示。虽然几乎没有人把这句警示与远程教育联系起来,但是在今天如果对远程教育历史缺乏了解,那么我们所付出的代价要远远高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直到不久之前,如果我们对远程教育历史无知,这种无知所造成的实际影响可以说是无足轻重,因为绝大多数教师、管理者和决策者都认为远程教育实践,甚至是远程教育这个概念是无关紧要的;尽管有少数人认识到远程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在这些人看来,远程教育是非主流的、次优的教育,名声不佳。然而,随着因特网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因对远程教育历史的无知而造成的损失会是巨大的。由于在线通信的普及,世界各国的教育机构都迫不及待——有人甚至说是有失尊严地——匆忙上阵推出自己的在线远程教育模式或开展某种形式的在线远程教育。在稍有远程教育历史知识的人看来,赶潮流提供在线远程教育的大多数大学、学校系统和其他机构显然似乎会以失败告终,至少也是把自己的名声押在质量平庸、远不如人意的远程教育课程上,当然它们还得有足够的财力。2013年,传媒对所谓大规模在线公开课程的大肆渲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过去在开展在线教学和开发大规模课程方面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教训,但是有些人和机构对此一无所知,因此把大量资源浪费到开发这些项目上,而这些资源原本是可以用在建设更高质量、更有持续性的项目上的。本文拟简要介绍我亲身经历的、发生在几个国家(但多数发生在美国)的几个历史事件和趋势。我以为这些例子能够说明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涉及某一个国家或某一种教育体系,因此期盼读者将这些例子跟自己所熟悉的、体现自己国情和机构背景的实践进行比较和对比。我也期盼有一天能面对面且更加详细地向读者介绍这些经验教训,共同讨论,并回答读者的疑问。本文将分别从技术、教学法和组织的角度阐述这些趋势,虽然难以严格区分这三个领域,或者说严格区分并非上策。
二、技术带来的希望
如果我们简单地把远程教育历史看成是反映一系列通信技术的发展,那么我们便能很容易地把远程教育历史分为几个阶段并加以描述,而这正是大家所熟悉的做法。比如,我编著的教科书《远程教育:系统观》每一版都专门阐述印刷和邮政通信、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基于计算机的学习、远程会议系统、基于网页的学习以及移动和社交网络等技术在美国背景下的远程教育中的应用(Moore
目前因特网通信技术被应用于各层次的教育中,因此有必要了解过去教育领域引进其他技术的情况,尤其是教师、管理者和决策者对技术应用的态度。过去半个世纪,美国远程教育有诸多重要创新之举,其中最为重要的创新涵盖三个方面:在教学法领域,威斯康星大学首创课程组机制,把课程组作为教学的系统论方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则在20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展了交互式在线教学;在理论领域,把远程教育当成一种教学法现象研究,提出交互距离理论;在组织领域,加强远程教育在传统双轨模式大学的地位,发展校际合作和联合体,出现独立的、通常也是营利性的单轨模式大学,以及最近提出的不依托某一所具体学校的虚拟大学系统这个理念。诞生于20世纪七十年代的理论是实证研究的基础,促进实证研究的发展、远程教育工作者的专业发展培训以及学术期刊和其他文献的增长。所有这些都是奠定现代远程教育极其重要的发展的基础,无论是教育研究者还是决策者和管理者都应该研究这些创新成果。
【关键词】 历史;穆尔;魏德迈;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交互距离;虚拟大学
【中图分类号】 G420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9—458x(2014)01—0024—12
导读:迈克尔·格雷厄姆·穆尔(Michael Grahame Moore)教授在中国远程教育领域家喻户晓,他的很多研究成果对于中国远程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同样具有指导意义,为学界所广泛引用。穆尔教授虽然已经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杰出教育学教授(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Education)的岗位荣誉退休,但仍然活跃在远程教育研究领域,忙碌于世界各地,继续不遗余力地推动远程教育的发展。穆尔教授一直关注中国远程教育(尤其是广播电视大学)的发展并对我们所取得的成就给予充分的肯定。我们很荣幸地邀请他为本刊撰写这篇文章,诚如穆尔教授所言,希望“他山之石”能唤起我们对(中国)远程教育历史的重视,以史为鉴,坚定进一步发展(中国)远程教育的信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了解过去的辉煌是为了增强发展信心,汲取历史教训则能使我们避免重蹈覆辙。本刊主编严冰先生也深感以史为鉴对于进一步发展中国远程教育(尤其是开放大学建设)的重要性,多次在本刊“卷首”呼吁勿忘电大卅余载发展历程之本。比如在《中国远程教育》2012年第12期的“敬畏历史”这篇卷首中,严冰先生指出:“创造未来或许当以敬畏历史为逻辑起点。……以在中国特有国情条件下探索开放大学发展道路为主线,研究广播电视大学30多年发展历程及历史经验,包括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可能是个很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非常需要这种‘历史研究’的学术视角和研究方法。”
穆尔教授的这篇文章从历史的视角,主要以美国远程教育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为背景,阐述了过去50年远程教育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分析制约远程教育发展的各种因素和经验教训,很多历史事件和作者对这些事件的反思对于开放大学建设正处于如火如荼的中国来讲,仍然不失其现实指导意义。
文章在第一节就指出,由于远程教育日渐进入普通高等教育的主流,加之技术在远程教育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开展远程教育往往也就意味着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大手笔投入,以史为鉴能使我们少走弯路,从而避免巨大损失。一句话,发展远程教育需要的不是“莽夫之勇”。(现代)远程教育离不开技术,技术的应用能促进远程教育的大发展——这是历史事实,然而,正如本文第二节在分析相关历史事件之后所指出的,每一种技术“登上教育这个舞台的时候都是在一开始受到热情欢迎,被寄予厚望,但接踵而至的却是失望……其潜在教育用途没有得到利用,或受到严重削弱。”究其原因,主要是教师没能改革传统课堂的教学方法,管理者没能重新组织机构资源以促进教学方法的改进。也正是人们开始认识到“技术决定论”思潮的消极影响,所以就有了大胆创新教学法的尝试。魏德迈在美国开展的“整合教学媒体”试验和建立在这个试验的基础上的英国开放大学均是创新远程教育教学法、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例子。正如本文第三节所指出的:“任何一种新技术登上教育舞台的时候都会增加教师的压力,迫使他们改革教学方法……”遗憾的是,这些经验教训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在学界引起应有的重视,因此人们依旧把希望寄托在一代又一代更新的技术上,虽历尽挫折与失望,但依然“矢志不移”。技术与远程教育的深度融合还有赖于办学机构在组织构架/体系(管理工作)方面的改革,“旧瓶装新酒”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本文第四节介绍了美国在这方面的一些尝试,这些经验对于正在构建新的国家开放大学办学网络的我们而言尤其值得更进一步了解和借鉴。也正是有感于这一点,穆尔承前启后提出了“虚拟大学”这一设想。从第五节的阐述可知,虚拟大学不是我们现在通常意义上所讲的、技术上的“虚拟”,而是不依托任何大学的一个虚拟系统。穆尔认为其成功的关键因素有三:“一是专门的管理知识,二是雄厚资金,三是政治上的支持(这也是最关键的因素)。”这是在总结了美国和巴西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文章的第六节重点阐述“结构”、“对话”和“学习者自主”以及工业化特点的内涵,对于读者更好地理解相关理论和概念很有帮助。第七节简要回顾了对远程教育研究的兴起发挥重要影响的几个历史事件以及旨在促使远程教育发展成为一个学科的一些努力。这种“未雨绸缪”为尚未成熟的远程教育培养后备(研究)力量之举说明当时有一批很有远见的学者。文章最后一节再次呼吁勿忘历史并探讨了当今学界不重视历史经验教训的原因。穆尔教授在文章的结尾再次告诫我们:不能过分热衷技术的运用,唯有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和改革组织结构以适应新技术所带来的新机会,才能实现技术在远程教育领域的潜能,助推远程教育的不断发展。
在国家开放大学建设已经正式启动并进入实质性阶段的今天,我们必定会碰到诸多发展瓶颈和藩篱,也许我们能从广播电视大学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找到突破瓶颈、铲除藩篱的很多方案。因此,我们热切期盼学界真正重视电大的历史价值,挖掘电大的历史价值,以继往开来的姿态,迎接中国远程教育新时代的到来! 最后,我们谨向穆尔教授致以衷心感谢!(肖俊洪)
一、引言:历史的启示
一、引言:历史的启示
“不懂历史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这是18世纪英国政治家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著名的警示。虽然几乎没有人把这句警示与远程教育联系起来,但是在今天如果对远程教育历史缺乏了解,那么我们所付出的代价要远远高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直到不久之前,如果我们对远程教育历史无知,这种无知所造成的实际影响可以说是无足轻重,因为绝大多数教师、管理者和决策者都认为远程教育实践,甚至是远程教育这个概念是无关紧要的;尽管有少数人认识到远程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在这些人看来,远程教育是非主流的、次优的教育,名声不佳。然而,随着因特网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因对远程教育历史的无知而造成的损失会是巨大的。由于在线通信的普及,世界各国的教育机构都迫不及待——有人甚至说是有失尊严地——匆忙上阵推出自己的在线远程教育模式或开展某种形式的在线远程教育。在稍有远程教育历史知识的人看来,赶潮流提供在线远程教育的大多数大学、学校系统和其他机构显然似乎会以失败告终,至少也是把自己的名声押在质量平庸、远不如人意的远程教育课程上,当然它们还得有足够的财力。2013年,传媒对所谓大规模在线公开课程的大肆渲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过去在开展在线教学和开发大规模课程方面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教训,但是有些人和机构对此一无所知,因此把大量资源浪费到开发这些项目上,而这些资源原本是可以用在建设更高质量、更有持续性的项目上的。本文拟简要介绍我亲身经历的、发生在几个国家(但多数发生在美国)的几个历史事件和趋势。我以为这些例子能够说明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涉及某一个国家或某一种教育体系,因此期盼读者将这些例子跟自己所熟悉的、体现自己国情和机构背景的实践进行比较和对比。我也期盼有一天能面对面且更加详细地向读者介绍这些经验教训,共同讨论,并回答读者的疑问。本文将分别从技术、教学法和组织的角度阐述这些趋势,虽然难以严格区分这三个领域,或者说严格区分并非上策。
二、技术带来的希望
如果我们简单地把远程教育历史看成是反映一系列通信技术的发展,那么我们便能很容易地把远程教育历史分为几个阶段并加以描述,而这正是大家所熟悉的做法。比如,我编著的教科书《远程教育:系统观》每一版都专门阐述印刷和邮政通信、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基于计算机的学习、远程会议系统、基于网页的学习以及移动和社交网络等技术在美国背景下的远程教育中的应用(Mo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