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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大转型的金融视角，巴曙松、杨现领著，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
从国际经验来看，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在初期，城镇化可以通过劳动力的转移、农业向工商业的转换实现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但在后期，城镇化则必须通过人口的集中、城市规模的扩大、产业内部的生产率改进、专业化的分工等渠道才能真正产生增长效应，即顺利实现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传导过程。
在过去30多年，中国的城镇化非常有效地支撑和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然而，这种正相关性主要来自于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的转换所刺激的结构效率上升，城市规模和专业分工对经济增长的驱动效应相对有效。目前，通过廉价劳动力供应、大量土地开发、出口快速扩张等进一步实现结构效率的空间已经比较有限，为了实现更有效率、更有质量的城镇化，并以此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我们需要寻找新的动力之源。
巴曙松博士的新著《城镇化大转型的金融视角》一书，立足于转型，把城镇化视为未来中国实体经济领域寻求转型和突破的一条主线索，围绕城镇化的动力、机制等问题深入讨论了城镇化的转型问题，并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未来中国城镇化可否实现成功的转型，关键在于启动土地、户籍、融资等领域的改革。具体而言：
第一，为实现高效的土地城镇化而改革。这表现在几个层面。
其一是耕地流转。耕地流转的目标是变分散种植为规模种植，未来最有可能种田的人是种植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虽然规模种植可以通过农业机械化提高种植效率，通过提高种植者在农资市场的定价权以降低农资成本，然而，无论由谁来种，均须解决三个问题：农产品仓储和物流配送；农田水利投资，大规模种植必须依赖统一排灌，这需要水利基础设施投入；农业保险，现有农业保费用标准和保险金额较低，难以覆盖相关风险。破解这三个问题的出路除了农业补贴之外，最重要的是实现农地承包经营权的“资产”功能，发展农业金融，从而使耕地具有融资能力。当然，耕地流转改革的最终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农业工业化的水平。如果实现耕地流转，后续的问题将会是如何解决被释放出来的农业劳动力，潜在的解决途径则是立足于农产品产业链深加工，实现农业工业化。
其二是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这项改革的目标是克服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约束的同时，提升土地的使用效率，既要“用好增量”，又要“盘活存量”。目前中国建设用地的一个明显的问题是，不同城市的发展速度不同，用地指标的耗费速度也自然不同，相应，明显的结果就是发达城市的指标约束更为紧张，落后城市的指标约束则相对宽余。因此，目前不少地方正在建立试点，希望通过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方法，来缓解土地指标的总量不足和区域错配这个问题。长远看来，这项改革的方向是集体建设用地和城市国有建设用地同地、同价、同权直接入市流转，但现在来看，这种较为彻底的改革依然存在较多分歧。一个相对折中的方案可以是放开城市内存量集体建设用地的流动，增量部分继续实施较为严格的控制。
其三是土地增值收益改革。这是实现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突破口，潜在的改革方向有两个：在不改变现有征地补偿政策框架的前提下，直接提高耕地补偿的标准倍数；改变现有征地补偿的政策框架，补偿基础由历史产值转向市场价格，即直接参考耕地用途转换之后的市场价格进行补偿。
第二，为实现包容性的人口城镇化而改革。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以城镇常驻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核算的城镇化率，平均每年上升1个百分点，截至2011年已经达到51.3%，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属于最快的城镇化速度。但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如果以城镇非农户籍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来核算城镇化水平，同期这个比重仅仅为34.7%。这两个指标之间存在16.6个百分点的差别，具体表现为1.59亿外出农民工进入城市却没有获得市民身份，也无法享受与市民相同的城市公共服务。
作者进一步指出，外来流动人口无法享受与户籍挂钩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是居民储蓄率上升的一个主要原因。大致估算，城镇平均储蓄率比农村地区高出10个百分点。国际投行高盛通过对中国各省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在研究报告中指出，居民储蓄率上升与农民工缺乏足够公共服务之间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简单的统计模拟分析显示，如果没有任何改变，储蓄率可能会随着更多外来人员进城而走高。例如，如果每年有1400万农民工进城（约2%的总就业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工作），平均储蓄率可能每年上升0.1个百分点。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消除户籍相关的社保福利差异在未来十年中将使居民消费占GDP 的比例最多提高6个百分点。
第三，为更可持续的城市融资而改革。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65%—70%，届时将有大约10亿人将生活在城市。与之相伴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融资需求依然较大。这也意味着：中国快速的城镇化必然需要一个大规模的资金跨时空匹配机制来支撑。从目前的趋势观察，为了实现更有效率的城镇化，中国未来的城市基础设施将逐步从高铁、高速公路、机场等，转向地铁、城际交通网、城市供水、燃气管道和污水处理等公共设施以及大量的保障性住房。然而，在当前融资和财税体制下，城市基础设施融资依然存在诸多挑战，突出表现在地方政府缺少可持续的支柱税种和主体税源、公共服务责任和财力不匹配、地方债务负担压力较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等。要解决上述突出矛盾，就需要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必要的融资工具创新、财税体制改革，以及土地财政改革等改变和创新，从而打造可持续的城市融资方式。
作者单位：全美华人金融协会
（责任编辑林诗雯）
从国际经验来看，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在初期，城镇化可以通过劳动力的转移、农业向工商业的转换实现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但在后期，城镇化则必须通过人口的集中、城市规模的扩大、产业内部的生产率改进、专业化的分工等渠道才能真正产生增长效应，即顺利实现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传导过程。
在过去30多年，中国的城镇化非常有效地支撑和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然而，这种正相关性主要来自于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的转换所刺激的结构效率上升，城市规模和专业分工对经济增长的驱动效应相对有效。目前，通过廉价劳动力供应、大量土地开发、出口快速扩张等进一步实现结构效率的空间已经比较有限，为了实现更有效率、更有质量的城镇化，并以此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我们需要寻找新的动力之源。
巴曙松博士的新著《城镇化大转型的金融视角》一书，立足于转型，把城镇化视为未来中国实体经济领域寻求转型和突破的一条主线索，围绕城镇化的动力、机制等问题深入讨论了城镇化的转型问题，并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未来中国城镇化可否实现成功的转型，关键在于启动土地、户籍、融资等领域的改革。具体而言：
第一，为实现高效的土地城镇化而改革。这表现在几个层面。
其一是耕地流转。耕地流转的目标是变分散种植为规模种植，未来最有可能种田的人是种植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虽然规模种植可以通过农业机械化提高种植效率，通过提高种植者在农资市场的定价权以降低农资成本，然而，无论由谁来种，均须解决三个问题：农产品仓储和物流配送；农田水利投资，大规模种植必须依赖统一排灌，这需要水利基础设施投入；农业保险，现有农业保费用标准和保险金额较低，难以覆盖相关风险。破解这三个问题的出路除了农业补贴之外，最重要的是实现农地承包经营权的“资产”功能，发展农业金融，从而使耕地具有融资能力。当然，耕地流转改革的最终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农业工业化的水平。如果实现耕地流转，后续的问题将会是如何解决被释放出来的农业劳动力，潜在的解决途径则是立足于农产品产业链深加工，实现农业工业化。
其二是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这项改革的目标是克服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约束的同时，提升土地的使用效率，既要“用好增量”，又要“盘活存量”。目前中国建设用地的一个明显的问题是，不同城市的发展速度不同，用地指标的耗费速度也自然不同，相应，明显的结果就是发达城市的指标约束更为紧张，落后城市的指标约束则相对宽余。因此，目前不少地方正在建立试点，希望通过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方法，来缓解土地指标的总量不足和区域错配这个问题。长远看来，这项改革的方向是集体建设用地和城市国有建设用地同地、同价、同权直接入市流转，但现在来看，这种较为彻底的改革依然存在较多分歧。一个相对折中的方案可以是放开城市内存量集体建设用地的流动，增量部分继续实施较为严格的控制。
其三是土地增值收益改革。这是实现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突破口，潜在的改革方向有两个：在不改变现有征地补偿政策框架的前提下，直接提高耕地补偿的标准倍数；改变现有征地补偿的政策框架，补偿基础由历史产值转向市场价格，即直接参考耕地用途转换之后的市场价格进行补偿。
第二，为实现包容性的人口城镇化而改革。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以城镇常驻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核算的城镇化率，平均每年上升1个百分点，截至2011年已经达到51.3%，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属于最快的城镇化速度。但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如果以城镇非农户籍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来核算城镇化水平，同期这个比重仅仅为34.7%。这两个指标之间存在16.6个百分点的差别，具体表现为1.59亿外出农民工进入城市却没有获得市民身份，也无法享受与市民相同的城市公共服务。
作者进一步指出，外来流动人口无法享受与户籍挂钩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是居民储蓄率上升的一个主要原因。大致估算，城镇平均储蓄率比农村地区高出10个百分点。国际投行高盛通过对中国各省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在研究报告中指出，居民储蓄率上升与农民工缺乏足够公共服务之间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简单的统计模拟分析显示，如果没有任何改变，储蓄率可能会随着更多外来人员进城而走高。例如，如果每年有1400万农民工进城（约2%的总就业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工作），平均储蓄率可能每年上升0.1个百分点。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消除户籍相关的社保福利差异在未来十年中将使居民消费占GDP 的比例最多提高6个百分点。
第三，为更可持续的城市融资而改革。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65%—70%，届时将有大约10亿人将生活在城市。与之相伴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融资需求依然较大。这也意味着：中国快速的城镇化必然需要一个大规模的资金跨时空匹配机制来支撑。从目前的趋势观察，为了实现更有效率的城镇化，中国未来的城市基础设施将逐步从高铁、高速公路、机场等，转向地铁、城际交通网、城市供水、燃气管道和污水处理等公共设施以及大量的保障性住房。然而，在当前融资和财税体制下，城市基础设施融资依然存在诸多挑战，突出表现在地方政府缺少可持续的支柱税种和主体税源、公共服务责任和财力不匹配、地方债务负担压力较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等。要解决上述突出矛盾，就需要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必要的融资工具创新、财税体制改革，以及土地财政改革等改变和创新，从而打造可持续的城市融资方式。
作者单位：全美华人金融协会
（责任编辑林诗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