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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桔子水晶酒店CEO吴海的一封名为《做企业这么多年，我太憋屈了》的公开信，这篇文章痛陈企业经营的困难，历数了土地使用费、办理开工证等多个环节存在的政策问题，成为社会讨论的热点。
营商环境对于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对于那些外资企业及中小企业，这是它们做出投资决策的考量指标。在简政放权的浪潮中，政府至少已经下放或取消了400项行政审批权。伴随而来的是市场活力的激发，2014年上半年新登记注册外资企业数量达到1.77万户，同比增长6.31%，成为连续两年负增长之后的首次正增长。
但中国的营商环境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世界银行刚刚公布的《2016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衡量监管质量和有效性》中，中国的营商环境排名位列全球189个经济体中的第84位，营商环境的总体评价指标仅为新加坡的62.93%，这其中潜藏着近40%的较大差距。
评价各国营商环境是一件复杂的事情，涉及多个领域和层面。在复杂的情况下，世界银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考维度。在这份报告中，世界银行从政府监管的层面系统评价了全球总计189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
这已经是世界银行连续第十三年公布《全球营商报告》，这一报告主要考量政府在商业经营领域颁布的法规，并从10个方面评测经济体的营商环境，涵盖了从开办企业、财产注册、保护少数投资者，到纳税、合同履行等多个层面。
在过去一年，有122个经济体通过颁布法规来提升本国的营商监管质量，高达231项的商业改革让全球创业者感受到了营商环境正趋向友好。
其中表现最明显的领域是开办企业。2003年，全球范围内创建一个新的企业需要耗费的平均时间为51天，而这个数值在过去这一年已经缩减至20天。
而低收入经济体的改善程度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位于非洲南部莫桑比克的创业者开办新公司的时间，已由2003年的168天大幅缩短至今年的19天。数据的背后显示出，全球经济体之间创造优质营商环境的竞争正变得日趋激烈。
这场竞争中的胜出者是新加坡，得益于完善的法规及优质的商业生态，新加坡连续第十年成为全球营商环境最好的经济体，其在办理施工许可证、保护少数投资者、执行合同3个小项中也都位列第一。
与去年相比，全球排名前20的经济体变化不大，其中欧洲占据了12席，亚洲地区则包括了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马来西亚。
虽然全球范围内，仍然是欧美发达地区的营商环境有着更大的吸引力，但相对落后地区由于有着更为迫切的需求，因此在营商环境的改善方面步伐更大，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过去一年推动的法规改革，占到了全球所有法规改革的30%。
虽然在政府的支持下，中国的创业氛围史无前例的浓厚，但中国的营商环境在总共10个评测维度上，只在办理施工许可证以及纳税2个方面有所提升，跨境贸易与执行合同的排名没有变化，而其他6个指标的排名均有所下滑。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在对创业者非常重要的“开办企业”维度上，中国的排名下滑了9名，在“获得信贷”这一评价指标上也下降了8位。看相应的具体分数，能够发现，中国这两个维度的表现并没有出现波动。因此，下滑的排名意味着过去一年，更多相对落后的经济体在营商环境上有了长足的改善。
如果从更为微观的角度切入去审视各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可以发现中国仍然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在北京和上海，开办新企业都需要经历11道程序，而耗费的时间分别为33天和30天，这与全球平均的20天有不小差距。对比其他经济体的数据更能够凸显这种紧迫感，在新加坡境内开办一个企业需要经历3道程序，耗时仅为2.5天。即使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越南胡志明，开办一个新企业的时间也仅为20天左右。繁琐的程序可能会挫伤创业者的积极性，有潜力的创业公司也许因此胎死腹中。
另外一个可供观察的维度是纳税。新加坡企业每年耗费在纳税上面的时间仅为83.5小时，而北京和上海的企业需要耗费261小时，是新加坡的3.12倍；新加坡企业应税总额占毛利润的百分比仅为18.4%，而位于北京和上海的企业，应税总额占毛利润的比例却高达68.5%以及67.2%。较高的赋税压力对于快速发展的初创企业，显然不是一个值得高兴的消息。
当然，受到人力成本逐步提升等因素的影响，制造业外流和外资出逃的话题在今年频繁出现，外流目的地涵盖了印度以及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但根据世界银行的这份报告可以判断，虽然营商环境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但比起这些所谓的外流目的地，中国仍然具有竞争优势。
在所有分项排名中，中国在“执行合同”层面的排名位于全球所有经济体的第7位，相较其他经济体而言更完善且有效率的商业纠纷解决机制，让中国遥遥领先。当遭遇商业纠纷时，北京和上海的企业解决争端的成本一般只占到标的额的17.5%和15.1%，这一数值在越南胡志明和印度德里则分别高达29.0%以及39.6%。
在衡量司法体系效率和质量的“司法程序质量指标”上，北京和上海也分别达到了13.5和14.5的的高标准，而印度德里和越南胡志明的指标分数分别仅为7.5和6.5。除此之外，中国企业每年纳税的次数为9次，而位于印度德里和越南胡志明的企业纳税次数高达33次和30次。低效的司法体系和繁冗的程序，将使企业承担较高的运营成本。
对于制造业而言，相较印度和东南亚国家，中国依托庞大的消费市场和较好的营商环境，仍然不用过分担心制造业外流的问题。但是这绝不代表中国可以高枕无忧，毕竟相对落后经济体在改善营商环境方面正在采取更为积极的努力，留给中国的时间已经不多。
营商环境对于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对于那些外资企业及中小企业，这是它们做出投资决策的考量指标。在简政放权的浪潮中，政府至少已经下放或取消了400项行政审批权。伴随而来的是市场活力的激发，2014年上半年新登记注册外资企业数量达到1.77万户，同比增长6.31%，成为连续两年负增长之后的首次正增长。
但中国的营商环境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世界银行刚刚公布的《2016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衡量监管质量和有效性》中，中国的营商环境排名位列全球189个经济体中的第84位，营商环境的总体评价指标仅为新加坡的62.93%，这其中潜藏着近40%的较大差距。
评价各国营商环境是一件复杂的事情，涉及多个领域和层面。在复杂的情况下，世界银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考维度。在这份报告中，世界银行从政府监管的层面系统评价了全球总计189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
这已经是世界银行连续第十三年公布《全球营商报告》，这一报告主要考量政府在商业经营领域颁布的法规，并从10个方面评测经济体的营商环境，涵盖了从开办企业、财产注册、保护少数投资者，到纳税、合同履行等多个层面。
在过去一年，有122个经济体通过颁布法规来提升本国的营商监管质量，高达231项的商业改革让全球创业者感受到了营商环境正趋向友好。
其中表现最明显的领域是开办企业。2003年，全球范围内创建一个新的企业需要耗费的平均时间为51天，而这个数值在过去这一年已经缩减至20天。
而低收入经济体的改善程度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位于非洲南部莫桑比克的创业者开办新公司的时间，已由2003年的168天大幅缩短至今年的19天。数据的背后显示出，全球经济体之间创造优质营商环境的竞争正变得日趋激烈。
这场竞争中的胜出者是新加坡，得益于完善的法规及优质的商业生态，新加坡连续第十年成为全球营商环境最好的经济体，其在办理施工许可证、保护少数投资者、执行合同3个小项中也都位列第一。
与去年相比，全球排名前20的经济体变化不大，其中欧洲占据了12席，亚洲地区则包括了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马来西亚。
虽然全球范围内，仍然是欧美发达地区的营商环境有着更大的吸引力，但相对落后地区由于有着更为迫切的需求，因此在营商环境的改善方面步伐更大，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过去一年推动的法规改革，占到了全球所有法规改革的30%。
虽然在政府的支持下，中国的创业氛围史无前例的浓厚，但中国的营商环境在总共10个评测维度上，只在办理施工许可证以及纳税2个方面有所提升，跨境贸易与执行合同的排名没有变化，而其他6个指标的排名均有所下滑。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在对创业者非常重要的“开办企业”维度上，中国的排名下滑了9名，在“获得信贷”这一评价指标上也下降了8位。看相应的具体分数，能够发现，中国这两个维度的表现并没有出现波动。因此，下滑的排名意味着过去一年，更多相对落后的经济体在营商环境上有了长足的改善。
如果从更为微观的角度切入去审视各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可以发现中国仍然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在北京和上海，开办新企业都需要经历11道程序，而耗费的时间分别为33天和30天，这与全球平均的20天有不小差距。对比其他经济体的数据更能够凸显这种紧迫感，在新加坡境内开办一个企业需要经历3道程序，耗时仅为2.5天。即使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越南胡志明，开办一个新企业的时间也仅为20天左右。繁琐的程序可能会挫伤创业者的积极性，有潜力的创业公司也许因此胎死腹中。
另外一个可供观察的维度是纳税。新加坡企业每年耗费在纳税上面的时间仅为83.5小时，而北京和上海的企业需要耗费261小时，是新加坡的3.12倍；新加坡企业应税总额占毛利润的百分比仅为18.4%，而位于北京和上海的企业，应税总额占毛利润的比例却高达68.5%以及67.2%。较高的赋税压力对于快速发展的初创企业，显然不是一个值得高兴的消息。
当然，受到人力成本逐步提升等因素的影响，制造业外流和外资出逃的话题在今年频繁出现，外流目的地涵盖了印度以及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但根据世界银行的这份报告可以判断，虽然营商环境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但比起这些所谓的外流目的地，中国仍然具有竞争优势。
在所有分项排名中，中国在“执行合同”层面的排名位于全球所有经济体的第7位，相较其他经济体而言更完善且有效率的商业纠纷解决机制，让中国遥遥领先。当遭遇商业纠纷时，北京和上海的企业解决争端的成本一般只占到标的额的17.5%和15.1%，这一数值在越南胡志明和印度德里则分别高达29.0%以及39.6%。
在衡量司法体系效率和质量的“司法程序质量指标”上，北京和上海也分别达到了13.5和14.5的的高标准，而印度德里和越南胡志明的指标分数分别仅为7.5和6.5。除此之外，中国企业每年纳税的次数为9次，而位于印度德里和越南胡志明的企业纳税次数高达33次和30次。低效的司法体系和繁冗的程序，将使企业承担较高的运营成本。
对于制造业而言，相较印度和东南亚国家，中国依托庞大的消费市场和较好的营商环境，仍然不用过分担心制造业外流的问题。但是这绝不代表中国可以高枕无忧，毕竟相对落后经济体在改善营商环境方面正在采取更为积极的努力，留给中国的时间已经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