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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国由于受经济增长乏力影响，国防预算持续缩减，尤其是研发性经费开支大幅下降。与此同时，美国面临的安全威胁和挑战却不断增多，美军认为相对于战略对手的传统优势正在减弱。
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能够继续维持美军的非对称优势，保持强大的战略威慑力，2014年8月5日，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在美国国防大学发表演讲时，呼吁要制定第三个“抵消战略”。2014年11月15日，即将离任的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在里根国防论坛上发表演讲时再次强调此观点，提出以第三次“抵消战略”为牵引，启动“国防创新倡议”，并试图将其作为他防长任期内不朽的功绩。2015年3月6日，阿什顿·卡特接棒哈格尔的防长职务之后，继续大力推动第三次“抵消战略”，试图通过技术创新，继续维持美军的霸权地位。
第一次“抵消战略”的核心是依靠发展核武器抵消苏联的常规兵优势
第三次“抵消战略”提出之后，引发了美国官方和学界的高度关注。在这期间，美国国会召集有关专家就第三次“抵消战略”的战略定位、战略目标、实现方式、预期效果召开了多场听证会，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新美国安全中心等高端智库，密集出台了多份研究报告，进一步阐述、细化其中的战略要点。
此前，第三次“抵消战略”多以官员讲话和智库报告为主，尚未见到官方正式的战略文本。时过境迁，今非昔比。此轮由美国军方发起的第三次“抵消战略”能否获得认同、顺利推进、落到实处，获得像前两次“抵消战略”那样的效果呢？这中间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从美国自身来看，面临着找准战略定位、防控技术扩散、形成推动合力、协调国际合作等方面的难题;另外，即使这些困难都克服了，按照净评估战略思想设计出的这一战略，最终能给美军带来多大的非对称优势，也不完全取决于其自身努力情况，还与战略对手的作为和表现密切相关。
找准战略定位难
哈格尔提出第三次“抵消战略”之后不久，美国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海上力量和兵力投送小组委员会针对此项战略举行了首次听证会。会上争论最为激烈的是第三次“抵消战略”的定位问题，它应该是关注五角大楼面临的所有挑战呢？还是缩小范围，只关注那些少数却是美军面临的最严重威胁和挑战，如“反介入和区域拒止”。在这次辩论中，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罗伯特·马蒂纳热提出本次“抵消战略”应进一步聚焦和具体化，而不是包含美国从高到低遇到的所有冲突，即战略对手瞄准俄罗斯、中国;战略目标为突破“反介入和区域拒止”？他认为，前两次“抵消战略”之所以成功，在于有明确的战略对象，都是针对苏联;有明确的战略目标，都是为了抵消掉苏联常规力量优势。这一观点代表了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对第三次“抵消战略”的最新研究成果，与美国军方多数高官的讲话思想相一致。
20世纪50年代，为了应对苏联的兵力数量优势及地理优势，总统艾森豪威尔首次提出“抵消战略”，即“新面貌”战略，核心是依靠发展核武器抵消掉苏联的常规兵力优势，从而形成对苏联的强大战略威慑力。随后，苏联对此做出了反应，逐渐实现了与美国的核均势，“新面貌”战略的作用变得有限。20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启动实施第二次“抵消战略”，核心是把信息技术作为作战效能的倍增器，通过发展隐身技术、精确打击武器和C4ISR体系，应对苏联常规力量崛起。相对于第一次“抵消战略”，本轮“抵消战略”持续时间更长，使美国的军事优势保持了近40年。当前，随着潜在军事对手在精确打击能力方面的长足进展，美军依托军事前沿基地和航母等大型作战平台构建的常规投送能力受到了挑战，而这又是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维持军事威力的前提，在这种情况下，美军认为应该启动第三次“抵消战略”。
从战略定位来看，当前美国面临的安全威胁和风险挑战是全方位的，五角大楼处理的问题比20世纪70年代多多了，单从潜在军事对手来看，既有新兴大国、发展中大国的挑战，也有来自像朝鲜、“伊斯兰国”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存在一种对所有潜在军事对手都有效的普适型“抵消战略”，值得怀疑。为抵消掉特定对象而形成的能力和优势，并不适用于另一方。1991年的海湾战争可谓是美军第二次“抵消战略”的成功展示，但是在面对像阿富汗战争、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中，这次“抵消战略”的优势就未能得到充分施展。这也是第三次“抵消战略”遭到美国有些智囊质疑的根源所在，他们认为到底应该将该战略定位为技术变化引起的军事战略改变，还是定位为21世纪格局的新变化。目前，这种争议仍在广泛讨论之中。其实，当前美国应该从造成世界动荡不安的深层根源中去反思和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而不是为创新概念而找个假想敌人，一味追求军事上的绝对优势，片面认为军事上具有非对称优势国家就绝对安全了，这种骨子里隐藏的好斗思想与人类追求和平的主流不相适应。
控制技术扩散难
前两次“抵消战略”取得成功，归根到底是美军在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突破，具有了优势：第一次“抵消战略”主要是依靠核技术优势，第二次“抵消战略”主要是依靠信息技术优势。本轮“抵消战略”试图通过“改变未来战争规则”的颠覆性技术创新赢得优势。近期，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宣布将在2017财年投入120～150亿美元用于支持第三次“抵消战略”，并明确驱动此轮“抵消战略”的五个关键技术领域包括：具有自主学习能力的机器、人机协作、人类作战行动辅助系统、先进有人/无人作战编组、针对网络（攻击）和电子战环境进行加固的网络赋能自主武器等。这些颠覆性技术的创新和突破程度，和能否把成熟商业技术应用于武器装备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第三次“抵消战略”的推进程度和最终效果。
从军民技术转化规律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兴起和快速应用，人类开始进入了军民技术通用时代，商业需求成为拉动技术创新的主要动力，民用技术在某些领域出现了优于军用的发展趋势。当时，美国为了适应这种发展趋势，推进实施了军民一体化发展战略，到21世纪初基本建成了军民一体的国家科技和工业基础。这期间，美国正处于第二次“抵消战略”的加速推进期，为了防止军用技术扩散，他们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条款，包括《武器出口控制法》《国际军方贸易条例》和《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等。现在来看，这种防止技术扩散外流的传统做法虽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新兴大国的技术创新能力还是得到了快速提高，在有些方面已经由过去的技术模仿者、跟踪者转变为领跑者。
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能够继续维持美军的非对称优势，保持强大的战略威慑力，2014年8月5日，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在美国国防大学发表演讲时，呼吁要制定第三个“抵消战略”。2014年11月15日，即将离任的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在里根国防论坛上发表演讲时再次强调此观点，提出以第三次“抵消战略”为牵引，启动“国防创新倡议”，并试图将其作为他防长任期内不朽的功绩。2015年3月6日，阿什顿·卡特接棒哈格尔的防长职务之后，继续大力推动第三次“抵消战略”，试图通过技术创新，继续维持美军的霸权地位。
第三次“抵消战略”提出之后，引发了美国官方和学界的高度关注。在这期间，美国国会召集有关专家就第三次“抵消战略”的战略定位、战略目标、实现方式、预期效果召开了多场听证会，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新美国安全中心等高端智库，密集出台了多份研究报告，进一步阐述、细化其中的战略要点。
此前，第三次“抵消战略”多以官员讲话和智库报告为主，尚未见到官方正式的战略文本。时过境迁，今非昔比。此轮由美国军方发起的第三次“抵消战略”能否获得认同、顺利推进、落到实处，获得像前两次“抵消战略”那样的效果呢？这中间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从美国自身来看，面临着找准战略定位、防控技术扩散、形成推动合力、协调国际合作等方面的难题;另外，即使这些困难都克服了，按照净评估战略思想设计出的这一战略，最终能给美军带来多大的非对称优势，也不完全取决于其自身努力情况，还与战略对手的作为和表现密切相关。
找准战略定位难
哈格尔提出第三次“抵消战略”之后不久，美国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海上力量和兵力投送小组委员会针对此项战略举行了首次听证会。会上争论最为激烈的是第三次“抵消战略”的定位问题，它应该是关注五角大楼面临的所有挑战呢？还是缩小范围，只关注那些少数却是美军面临的最严重威胁和挑战，如“反介入和区域拒止”。在这次辩论中，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罗伯特·马蒂纳热提出本次“抵消战略”应进一步聚焦和具体化，而不是包含美国从高到低遇到的所有冲突，即战略对手瞄准俄罗斯、中国;战略目标为突破“反介入和区域拒止”？他认为，前两次“抵消战略”之所以成功，在于有明确的战略对象，都是针对苏联;有明确的战略目标，都是为了抵消掉苏联常规力量优势。这一观点代表了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对第三次“抵消战略”的最新研究成果，与美国军方多数高官的讲话思想相一致。
20世纪50年代，为了应对苏联的兵力数量优势及地理优势，总统艾森豪威尔首次提出“抵消战略”，即“新面貌”战略，核心是依靠发展核武器抵消掉苏联的常规兵力优势，从而形成对苏联的强大战略威慑力。随后，苏联对此做出了反应，逐渐实现了与美国的核均势，“新面貌”战略的作用变得有限。20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启动实施第二次“抵消战略”，核心是把信息技术作为作战效能的倍增器，通过发展隐身技术、精确打击武器和C4ISR体系，应对苏联常规力量崛起。相对于第一次“抵消战略”，本轮“抵消战略”持续时间更长，使美国的军事优势保持了近40年。当前，随着潜在军事对手在精确打击能力方面的长足进展，美军依托军事前沿基地和航母等大型作战平台构建的常规投送能力受到了挑战，而这又是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维持军事威力的前提，在这种情况下，美军认为应该启动第三次“抵消战略”。
从战略定位来看，当前美国面临的安全威胁和风险挑战是全方位的，五角大楼处理的问题比20世纪70年代多多了，单从潜在军事对手来看，既有新兴大国、发展中大国的挑战，也有来自像朝鲜、“伊斯兰国”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存在一种对所有潜在军事对手都有效的普适型“抵消战略”，值得怀疑。为抵消掉特定对象而形成的能力和优势，并不适用于另一方。1991年的海湾战争可谓是美军第二次“抵消战略”的成功展示，但是在面对像阿富汗战争、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中，这次“抵消战略”的优势就未能得到充分施展。这也是第三次“抵消战略”遭到美国有些智囊质疑的根源所在，他们认为到底应该将该战略定位为技术变化引起的军事战略改变，还是定位为21世纪格局的新变化。目前，这种争议仍在广泛讨论之中。其实，当前美国应该从造成世界动荡不安的深层根源中去反思和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而不是为创新概念而找个假想敌人，一味追求军事上的绝对优势，片面认为军事上具有非对称优势国家就绝对安全了，这种骨子里隐藏的好斗思想与人类追求和平的主流不相适应。
控制技术扩散难
前两次“抵消战略”取得成功，归根到底是美军在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突破，具有了优势：第一次“抵消战略”主要是依靠核技术优势，第二次“抵消战略”主要是依靠信息技术优势。本轮“抵消战略”试图通过“改变未来战争规则”的颠覆性技术创新赢得优势。近期，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宣布将在2017财年投入120～150亿美元用于支持第三次“抵消战略”，并明确驱动此轮“抵消战略”的五个关键技术领域包括：具有自主学习能力的机器、人机协作、人类作战行动辅助系统、先进有人/无人作战编组、针对网络（攻击）和电子战环境进行加固的网络赋能自主武器等。这些颠覆性技术的创新和突破程度，和能否把成熟商业技术应用于武器装备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第三次“抵消战略”的推进程度和最终效果。
从军民技术转化规律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兴起和快速应用，人类开始进入了军民技术通用时代，商业需求成为拉动技术创新的主要动力，民用技术在某些领域出现了优于军用的发展趋势。当时，美国为了适应这种发展趋势，推进实施了军民一体化发展战略，到21世纪初基本建成了军民一体的国家科技和工业基础。这期间，美国正处于第二次“抵消战略”的加速推进期，为了防止军用技术扩散，他们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条款，包括《武器出口控制法》《国际军方贸易条例》和《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等。现在来看，这种防止技术扩散外流的传统做法虽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新兴大国的技术创新能力还是得到了快速提高，在有些方面已经由过去的技术模仿者、跟踪者转变为领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