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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古都南京，繁华的长江路292号，每天都熙熙攘攘，人头攒动，这里是南京民国建筑的主要代表之一，中国近代历史建筑遗存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建筑群——南京总统府。这里曾是明代的王府、清代的两江总督署、太平天国的天王府，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此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所在地，也是中国政治军事的中枢、重大事件的策源地。
现在的总统府门楼始建于1929年，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西方古典门廊式建筑，“总统府”三个金色的大字格外耀眼，显示着非同一般的威仪。鲜为人知的是这三个雄浑大字的书者就是云南大理剑川人——周钟岳。1948年5月20日（民国三十七年），蒋介石当选总统，国民政府改称总统府，需在全国甄选书法家书写“总统府”匾额，众人公推时任考试院副院长周钟岳先生的书法。不仅是因为先生的字雄浑厚重，大气端庄，更是因为先生庄重正直的人品和书法一样为世人所景仰称颂。
周钟岳（1876-1955年），字惺甫，号惺庵，白族，云南剑川县人，他一生经历了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不同的时代，先后任清朝云南学务公所普通课课长兼两级师范教务长、民国云南军政部参事、参议院参事、军政府秘书长、教育司司长、滇中观察使、代理省长、省长、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考试院副院长、总统府资政，1947年告老回昆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等。周钟岳先生学贯中西，历官数十，经历复杂，活跃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政治和文化舞台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周旋于军阀、官僚和各种人物之间，不群不党，同流而不合污，始终以克己奉公、高风亮节、恪尽职守、廉洁淡定的形象受到人们的普遍敬重，他是20世纪初云南知识分子形象的优秀代表，更是国家和民族的精英和栋梁！
一
清光绪二年（1876年），周钟岳出生于云南大理剑川县城一个小商人家庭，在剑川浓郁的儒家传统文化耕读之风的熏染下，周钟岳自幼跟随父亲和舅父学习《三字经》、诗词格律和书法，10岁起师从地方宿儒段野史学习儒家经典，随后进入私塾学习。周钟岳从小勤奋好学，很快就脱颖而出，光绪十七年（1891年），16岁的周钟岳在童子试中一举夺魁，至丽江府应考“经古”场列第一，参加了当年的大理府院试，成为秀才，苦读三年后在光绪二十一年（1894年）的乡试中却抱憾而归。成家立业后，周钟岳开始肩负生活的重担，一边做教书先生，一边在金华书院继续读书。幸而，刻苦聪慧的周钟岳得到同乡先贤赵藩的赏识，被收入赵藩门下，结下了两人一生的师徒之谊。
赵藩（1851-1927年），字界庵，晚年自号“石禅老人”，剑川向湖村白族，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学者、诗人和书法家。赵藩五岁读书，过目成诵，有着神童之称，22岁的赵藩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就取得优秀的成绩。光绪元年（1875年），赵藩参加乡试，中云南省第四名举人，出任易门县学官，后又任云贵总督岑毓英的幕僚，以书法崭露头角。光绪十四年（1888年），岑毓英重建大观楼，特请赵藩书写孙髯翁大观楼长联，笔力浑厚苍劲，深得颜真卿笔意，与孙髯翁的“古今第一长联”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光绪十九年（1893年）赵藩出任四川酉阳知州，此后15年一直在四川宦游。在川为官期间，他体察民情，秉公办事，被百姓称为“赵青天”。更为难得的是，赵藩不忘提携后辈，非常关心后学，甚至因为惜才摒弃家族恩怨对周钟岳给予勉励和指点，也发掘出一位光耀半个多世纪的杰出的白族政治名家、文化大家。周钟岳不仅深为感激赵藩的知遇之恩，在长期的相处中，赵藩的才华、学识、人品更是深刻地影响着周钟岳，将赵藩奉为宗师，作为自己立身做人的榜样，一生践行赵藩“践履笃实，志趣远大”的治学精神和先做人后为官的理念
受赵藩提携，周钟岳前往大理西云书院继续深造，然而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光绪随慈禧太后出亡西安，各省乡试停办，周钟岳充满了对国家蒙耻的悲愤和报国无门的痛苦，也充满了他在诗中多表达的“无路请缨辜壮志，学书学剑计都差”的迷茫。
幸而，在由四川卸任知州回乡的赵藩的建议下，周钟岳随赵藩入蜀，一边协助老师处理文牍一边继续苦读。随后几年，周钟岳一直跟随赵藩，除了担任文书还协助赵藩兴办新学，也对民生多艰有了更多直观深刻的体验和理解。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周钟岳参加了清朝最后一次乡试，高中第一，成为云南的末代解元。然而，此时的清王朝行将就木，已接触到新学的周钟岳在赵藩的支持下另寻新路。1904年，周钟岳前往日本弘文馆留学，师范毕业后继续到早稻田大学学习法政。
此时中国在腐朽的清王朝统治下，山河破碎，国力孱弱，帝国主义虎视鹰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周钟岳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着急迫的心情，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在日本期间，周钟岳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新学的学习中，在学习之余汇编《师范丛编》10卷，辑译了日本学者松村介石的《中国教育制度变迁通论》1卷。关心时事，博采中外图籍，與范熙壬、张耀曾、席聘臣等合组《新译界》杂志社，从事译述，编辑出版了当时有益于匡时救国的进步文章，还参加云南同学创设“云南杂志社”并任总编，写就《法占安南始末记》一书，撰写《论云南对于中国之地位》及《滇越铁路赎回之时机及其办法》等论文。
日本留学的经历，让周钟岳更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和日本教育的差别，也让他的思想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对教育的理念也有了极大的提升，将教育视为振兴中华的根本，教育救国。
二
怀着远大的胸襟抱负，1907年，周钟岳回到云南，任清朝新学两级师范学堂教员，教授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内容。教授心理学的他还自编授课讲义，认真细致地备课，采集中外学术精华，融东西方伦理为一体，见解独到。凭借出色的教学水平，周钟岳很快升任教务长，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教学建设，厘定规章，扩充校舍，编次学级，添聘教员;并函请云南求学于北京、日本之教育人士还滇襄助，两级师范教育教学质量迅速提高，学校面貌焕然一新，培养出不少成绩优异的学生，极大地充实了全省各地办学师资。随后，周钟岳开始参与全省的教育行政管理，先后支持创办昆明女子师范学堂、女子职业学堂，确定推广小学、养成教育、整顿学风、注意实用四大端。坚持救亡必先教育启蒙的信念，成为云南新学先导，努力改造云南旧式教育，积极倡议创办新式学校，培养中小学教师，发展义务教育和边地民族教育，为极为滞后的云南省各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奠定了快速发展的基础。在文化救国思潮的推动下，周钟岳和秦光玉等知识分子积极倡导，将提学司学务公所和昆明五华、经正、育材3个书院藏书的副本整理出来，成立云南图书馆以启迪民智、促进文化知识传播与教育、培养文化人才，这是云南历史上首座官办的省级公共图书馆，经历了政权更迭、社会动荡、战火威胁，承担起云南文化教育复兴大业，在云南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1920年，周钟岳还聘请自己的老师赵藩出任馆长，在动荡的局势中克服经费拮据的重重困难编辑刻印大型宏伟巨著《云南丛书》，搜访珍贵的古籍文献和地方文献，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根基。作为白族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周钟岳的不朽历史功绩，将永远铭记在包括白族在内的云南各民族人民心中。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云南，英法两国巧取豪夺，联合成立隆兴公司，强迫清政府签订《云南隆兴公司承办七属矿务章草》，将当时云南知名矿区据为己有，云南人民不满情绪日益聚集。加之1911年英国武力入侵片马的消息传入内地，舆论沸腾，人民纷纷集会游行，要求清政府出兵，收复失地。云南省城昆明各界组织“保界会”以为政府后援，云南省咨议局推举周钟岳等为代表赴京，向外交部请愿，要求向英国政府提出严正抗议，同时力争废除《云南隆兴公司承办七属矿务章草》，收回七府矿产。
周钟岳为民请愿义不容辞，甚至不惜放弃公职，毅然赴京请愿。还未出云南，又接到云贵总督的约谈通知，同意他赴京并代表云南参加全国第一次教育会议和由全国师范教育联合会会长主持召开的全国师范教育联合会。赴京参会后，周钟岳等人又到外部直接洽谈，据理力争，终于迫使英法以赔款为条件同意废除《云南隆兴公司承办七属矿务章程》，在众人的努力下，云南各族人民坚持十年的矿权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正在这时，辛亥革命爆发，周钟岳立即离京回到云南，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1911年10月30日蔡锷与革命党人李根源等在昆明领导新军响应武昌起义，成立云南军政府，由蔡锷任都督。
周钟岳回到云南后，被挚友李根源引荐给蔡锷，先后出任都督府军政部参事及参议院参议兼任登庸局长和都督府秘书长，逐渐得到蔡锷赏识和倚重，由此开启了他的政治生涯，也与蔡锷结下了伯牙子期的深情厚谊。
1912年，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被袁世凯蒙蔽而不明就里的各省纷纷通电表示拥护，周钟岳却不以为意，建议蔡锷对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不置可否，展现了他在政治上的敏锐观察力和判断力。
1913年，周钟岳在繁杂的工作之余，接受蔡锷的嘱托，组织人员，在短短数月内编纂完成《云南光复纪要》，以亲历者和参与者的视角记录了云南辛亥革命的史实及民国元年云南重大政治、军事事务，成为云南辛亥革命文献中可信的史料，显现了他惊人的才华。周钟岳处理公文电报驾轻就熟，应对各种人事妥帖得当，其废寝忘食、苦干实干的敬业精神更让蔡锷青睐有加，对他愈发信任和器重。周钟岳不负重托，还将自己对时政的认识感言和对策写成的《漆室危言》向蔡锷和盘托出，更得到蔡锷的另眼相看，凡重要文书都要交由周钟岳起草。受蔡锷举荐，周钟岳被中央政府委任为滇中观察使，严查吏制，认真贯彻鸦片禁令，也不忘积极推动全省兴建学校，培养人才，
1914年，蔡锷被袁世凯调离云南，赴京任职，方便笼络和监视。蔡锷任全国经界局督办后，各项工作纷纭繁杂，他竭力邀请周钟岳赴京襄助。士为知己者用，念及与蔡锷的深情厚谊，周钟岳不顾长期劳顿的病弱身体，放弃休养的机会，出任经界局秘书长，满腔热情地辅助蔡锷开展全国土地管理工作，写成《经界法规草案》一书，编辑《中国经界纪要》《各国经界纪要》，积极准备完成全国土地经界的测量和田亩清丈工作。然而，蔡锷和周钟岳呕心沥血制定的工作方案却始终没有得到袁世凯的重视和支持，不仅对蔡锷改革的热望不予理睬，反而倒行逆施，疯狂地进行军事独裁和复辟帝制活动。可以说在经界局，蔡锷是徒有雄心，周钟岳是枉有热肠。在认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后，蔡锷只有按兵不动，故作消沉，静观形势变化，伺机而动。
1915年1月，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的反动面目已昭然若揭。蔡锷忍无可忍，决心以武力“为四万万人争人格”，暗中多次潜赴天津，与老师梁启超商量讨袁计划，并初步拟定了赴云南发动武装起义的战略设想。
1915年11月11日，蔡锷来到天津，声称需要治病，住进天津共和医院。五天后，周钟岳带着所有重要文件到天津与蔡锷秘密会晤。随后，周钟岳回京掩护蔡锷脱离袁世凯的监控，瞒天过海安全赴日。
1915年12月25日，回到云南的蔡锷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出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分别从四川、湘西和广西三个方向出师讨袁。随即，全国各省纷纷响应，轰轰烈烈的护国运动拉开了序幕。而此时的周钟岳也终于摆脱了袁世凯的严密监视，化名周谧，装扮成商人，携带家眷从天津辗转赴日。周钟岳身在日本却心系云南。因袁世凯与港英当局对进出境的严密控制，周钟岳回滇无望，无法与蔡锷浴血疆场并肩作战，只有在日本默默關注国内护国战争的最新进展。风起云涌声势浩大的护国运动，很快将袁世凯陷入“全国共诛之，全民共讨之”的灭顶之灾中。一个月之后，袁世凯一命呜呼，“复辟称帝”顿成黄粱一梦。
护国运动取得胜利后，蔡锷因喉癌赴日就医，周钟岳得到消息，立刻赶到日本九州福冈医院看望。蔡锷不顾病弱之躯，谆谆嘱咐周钟岳回国辅佐自己的战友四川都督罗佩金，在四川方面的接应下，周钟岳回到上海，却听闻蔡锷在日本逝世的噩耗，悲痛不已，写下《挽蔡松坡将军四十韵》长诗，寄托自己的绵绵哀思。这些饱含血泪的诗句，抒发了自己作为蔡锷的知交挚友的无尽哀伤，表达了自己对天妒英才、将星陨落的伤悼之情，一份肝胆相照的生死情谊跃然纸上。
1944年年底，云南报业还发生了一场引人注目的论战。为纪念云南护国首义29周年，《朝报》连载了该报总经理王公弢一篇题为《云南护国起义纪实》的长文。文中提到蔡锷在京任经界局局长期间，无所事事，终日赌博饮酒，混迹于秦楼楚馆。这一失实的报道刺痛了时任民国政府国府委员兼考试院副院长的周钟岳的心。当时他正在昆明休假，面对报纸所提到的这段20多年前的往事，面对对已故挚友蔡锷形象的诬蔑，周钟岳怒不可遏，连夜提笔撰写《斥王公弢之妄言》一文，严词反驳。作为亲历者，他必须仗义执言，还历史和朋友公道，决不能容忍对历史的歪曲。随后王公弢又发表《上周副院长书》进行辩解，周钟岳又捉笔疾书，写成《答王公弢》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王公弢的纪实文章采用小说的内容作为资料，书中有关蔡锷的描写，多有渲染失实之处。既然称为“云南护国起义史实”，就须尊重历史事实，严格按照历史原貌来写，而不应把小说情节当做史料。文章在《正义报》刊出后，王公弢自觉理亏，自此沉默不语。在这次论战中，周钟岳挺身而出，不但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这份情谊的珍视，无论多少年都不容忘却。 三
为了不负挚友重托，周钟岳婉谢了老师赵藩和好友李根源的邀请，启程入川襄助罗佩金。然而，时局变化万千，军阀派系斗争越演越烈，川滇内战一触即发。周钟岳时刻牢记恩师赵藩治蜀的政治智慧，就如赵藩给成都武侯祠书写的那副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寬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审时度势，攻心为上。还未到任，周钟岳就详密关注四川局势，通过信函给罗佩金治蜀的建议。到成都后，周钟岳极力调和各军矛盾，顾全大局捍卫共和，为西南的稳定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
1917年张勋复辟，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掀起护法运动。周钟岳积极推动唐继尧支持护法，随后唐继尧组织“靖国军”，出任靖国联军总司令，邀请周钟岳回云南主政，周钟岳欣然出任靖国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回滇大展宏图。
1917年周钟岳任靖国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以一介书生周旋于云贵川军阀混战的乱局中，先后署理（代理）省长、盐运使、秘书厅厅长、内务司长、民政厅长、省务委员、内务厅长等职，三度行使云南省长职权，在各种政治势力的斗争中，以高超的政治技巧和人生智慧，始终坚持鲜明的政治观点，以民生和国家利益为己任，反对军阀割据，反对穷兵黩武，坚定地维护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坚定地反对列强对中国的欺凌与干涉，为云南及西南的政局稳定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他时刻铭记恩施赵藩的治蜀教导，坚持滇军不参与川军混战的立场，竭力主张不可用兵，向唐继尧提出：“宜以联军司令名义劝告川军，以川军连年苦于兵战，不堪再扰;滇军宜划江而守，可以保存实力，免陷漩涡”的主张，甚至怒斥主战派：“我们云南护国护法，连年用兵，一枪一卒，都是云南人民的膏血。你们这些空谈主战之辈，还有良心体恤我省人民的痛苦吗？”甚至奋起而殴之，拂衣而出。
然而面对各派军阀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周钟岳纵有万般雄才大略，主持滇政也常因政变突生，武人用事，诸事掣肘而有力不从心一筹莫展之时。为了大局稳定，民生发展，周钟岳转而寄情云南文教事业，行使省长职权的时候就把推广教育作为工作的首要，物色并支持白族文化精英董泽两次赴美学习，积极推动在云南筹建大学的计划。
1922年12月8日，在周钟岳等人的倡议和积极努力下，私立东陆大学在昆明正式成立。1923年4月20日，东陆大学教学主楼会泽院的奠基仪式和开学典礼隆重举行，周钟岳作为校董做了激情澎湃的开学演讲，私立东陆大学的成立，标志着西南边疆地区第一所综合性大学的诞生，云南的教育终于进入了高等级发展的阶段。此后多年，周钟岳一直关注教学发展，经常受邀到东陆大学演讲、座谈，与莘莘学子分享治学经验和读书方法，积极促进将东陆大学改为云南省立大学的转变，扩大办学规模。1934年，东陆大学改名云南大学，在周钟岳的关怀和积极努力下，1938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同意将云南大学医学专修科扩展为医学院，增设农学院，云南大学得以批准为国立大学，面向全国招生。1948年《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将云南大学列为中国15所著名的大学之一，这些历史功绩，周钟岳功不可没。
1927年2月6日，因不满唐继尧统治，龙云与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四镇守使联合起兵逼唐下台，发动“二六”政变，推翻了唐继尧对云南14年的统治。然而，四镇使之间的争夺也越发激烈，混战一触即发，省城昆明即将被各路军阀的战火吞噬。此时的周钟岳被选为省政府九委员之一，竭力主张消弭兵祸，他日夜奔走，斡旋其中，调融嫌隙，力挽狂澜，终于成功调停，消除战祸。
这一年政局动荡，更让人伤怀的是9月26日，周钟岳的恩师赵藩走完了他77年的人生历程，驾鹤西去。惊闻这一噩耗，周钟岳悲痛不已，涕泪交流，哀痛之余为老师的后事奔前忙后不眠不休，亲书挽联“是全滇文献所关，和不慦遗一老;感毕世师资之德，何止心丧三年。”这份悲恸的情怀借由笔端肆意流淌，《惺庵诗稿》中收录的《哭石禅师五十首》，展现了周钟岳和赵藩的师徒深情，令人动容。
1928年1月，南京政府任命龙云为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政局进入一个稳定的时期。多年的政务羁绊，案牍劳形让周钟岳心力交瘁，对于龙云和国民政府的委任坚辞不受，终于得以离开云南，游历江浙休养身心。然而，作为深受传统文化浸润的中国文人，周钟岳始终具有一份忧国忧民的情怀，将国家政事系于心上，在江浙游历期间，这份使命感依旧敦促着他关心时政民生，不忘将各地政局知会云南当局。
四
1930年云南省政府开始筹建通志馆，周钟岳欣然应聘为筹备主任，通过一年多的积极努力，云南通志馆顺利成立，周钟岳出任馆长，赵式铭为副馆长，延聘袁嘉谷、李根源、顾视高、金天羽等文化名家为编纂，方树梅、陈玉科等云南地方志著名学者为分纂，广征博采，取长补短，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然而，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寇侵华，举国动荡，为了抗战大业，周钟岳主动函请省政府精简人员、裁减经费，不管条件如何艰苦，周钟岳都带领通志馆全体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全身心地投入到编审工作中。
1939年，国民政府任命周钟岳为内政部长，国家有难，义不容辞，周钟岳暂时移交了通志馆的编纂工作，但依旧在此后多年时时关心编纂大事。十年后，也就是1949年年末，二百六十六卷的《新纂云南通志》终于付梓，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宣告成立，《新纂云南通志》的编纂、出版，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云南最完备的一部官修通志，将民国年间云南的文化建设划上了一个句号。作为20世纪上半叶云南百科全书式的巨著，《新纂云南通志》是前无古人的学术创制，将云南学术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在云南学术史上写下了精彩动人、永不褪色的经典篇章。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略，周钟岳寝食难安，先后多次致函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主张抗日，拟《斥国府人员通电》公开谴责国民党政府忙于剿共、党同伐异的行径，可谓爱憎分明，壮怀激烈。尤其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面对全国强烈要求一致抗日的诉求，周钟岳撰写了《中国抗日之重大意义，敬告诸友邦》的文章在报上发表，不但揭发了日寇的野心，也敦促英美等国警惕，支持中国抗战。在周钟岳的影响下，夫人顾筱文也积极参与捐资捐物，犒劳抗日将士。然而，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上却处于节节败退的劣势。 1937年淞沪会战失利，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龙云亲自委派周钟岳前往重庆慰问。周钟岳借机会晤各路要员，积极与抗日主战派联络，宣传抗日。随后，周钟岳面见蒋介石，将龙云所托事宜一一向蒋介石汇报，代表龙云表达了云南抗日的决心和对中央的支持，同时也向国民政府表达了修建滇川鐵路、滇缅公路以及加强云南大学建设的殷切期待。
其时，平津陷落，北京大学奉命南迁长沙，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长沙临时大学上课月余，南京失守，长沙危在旦夕，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建议临时大学继续南迁昆明，蒋介石表示同意。得知云南省政府代表周钟岳正在武汉，蒋梦麟立即致电国民政府协调请求云南代表的支持配合。周钟岳得知情况后，立即表示支持，并迅速向龙云报告。1938年1月，周钟岳回昆明后更是多方奔走，统一政府各方面和社会各界意见，出借屋舍，划地建房，为迎接学校西迁做好相关准备。
1938年2月中旬，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并于5月4日正式上课。其后，许多内地、沿海沦陷区的大专院校纷纷迁往云南，为解决教师住宿问题，周钟岳率先带头，动员社会贤达腾出屋舍安置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1939年至1940年，西南联大教授吴大猷、程毓准、汤用彤夫妇都在周钟岳西仓坡若园巷借住，与周钟岳一家结下深厚的友谊。
随着学校的迁入，大批的知识分子来到昆明，极大地推动了当地人民的思想进步，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地下党和民盟在云南的力量进一步壮大，使昆明成为“民主堡垒”。蒋介石本就对龙云割据一方深为忌惮，现在云南民主氛围高涨，蒋介石越发紧张，不断通过周钟岳转告龙云对民主势力严防死守。出于爱国热情和积极抗日的共同立场，周钟岳在其间总是巧妙化解，不着痕迹地保护民主人士。
1940年，周钟岳在重庆国民政府内政部任职时，正值日本对重庆长达五年的大轰炸时期，他所居住和办公的佛图关李园也在轰炸中岌岌可危。为节省经费，周钟岳草草修葺后继续办公。下雨天房屋漏雨，周钟岳只有让管家撑着雨伞，自己聚精会神地伏案批阅公文，从不嫌条件的艰苦简陋。而为了支持抗日，周钟岳将刚满19岁的次子周锡楠送入军校直接加入抗日队伍。一时间，国民政府堂堂内政部部长打伞办公和送子参军的逸事成为重庆口口相传的新闻，也激励着人们克服艰难困苦坚持抗日的精神。
周钟岳在重庆任职期间，密切关注抗日局势。尤其是1940年9月，日军入侵越南，占领河内，切断滇越铁路后，云南成为抗战前线。周钟岳充分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威信激励抗日，积极与挚友李根源谋划加强云南边境防御，甚至直接上书蒋介石，努力促成六十军回滇防御，在这些有识之士高瞻远瞩的推动下，众志成城，在滇南形成了严密的军事部署，最终拒敌于国门之外。
日军很快调整战略部署，转而通过缅甸大举进犯滇西，滇西抗战全面开始。周钟岳心急如焚，亲自由重庆回滇，面见龙云，商讨滇西抗战事宜。回到重庆后，又给龙云去信，详细分析抗战中云南面临的严峻形势，推心置腹地为龙云的处境和应对建言献策，鼓励龙云咬紧牙根坚持抗战，度此难关。在得知日军对保山疯狂轰炸后，周钟岳第一时间将龙云的电文转呈蒋介石，请款赈恤。周钟岳身在重庆，却时时关注滇西战局，与云贵监察使李根源密切配合，不断协调蒋介石和龙云的关系，力主龙云出任云南战区总司令，摈弃罅隙，一致抗日，在重庆国民政府高层为云南抗战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1942年，日寇发动细菌战引发滇西霍乱，导致20万民众死亡。为协调救治，周钟岳找到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金宝善，派人前往滇西平息霍乱发展之势，协调敦促财政署和卫生署的关系，从印度购买药物发往云南。
1944年，年逾古稀的周钟岳为了国民政府政事辛勤操劳，鞠躬尽瘁，而国民政府内部互相掣肘经费拮据令周旋其中的他越发劳心劳力以致体力难支，多次提出辞职申请，最终借回云南完成《新纂云南通志》的重要任务，获准辞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的职务，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副院长，成为唯一一位非国民党的国民政府高级长官。1944年底周钟岳完成工作的移交，得以回到昆明继续《新纂云南通志》的编纂，从1945年初到1949年末的时间大多都在安宁县温泉投入地工作。
1945年2月，在周钟岳的协调下，龙云出任陆军总部副司令，龙云和蒋介石的矛盾得以极大地缓和，同时也消除了龙云和何应钦的误会，暂时赢得了中央与地方齐心抗日的局面。然而，蒋介石独裁之心时时作祟，对龙云支持民主派的态度深为不满，将其视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1945年8月，抗日战争甫一胜利，蒋介石就命令杜聿明立即开始准备撤换龙云后的各种事宜。10月2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免去龙云的云南省政府主席一职，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同时授意杜聿明以武力强迫龙云卸任，离滇赴渝。直到周钟岳接到蒋介石请其从中斡旋的亲笔信函后，才知道自己多年来的悉心调解终不能化解中央与地方的必然矛盾，对蒋介石的阳奉阴违、鸟尽弓藏深为痛心，从大局考虑，他只有劝慰龙云放开襟度，豁然处之。虽然周钟岳化解了这场一触即发的内乱兵祸，但也看透了蒋介石口蜜腹剑背信弃义的行径，对蒋介石的过河拆桥极为反感。
面对蒋介石控制下的云南政局，周钟岳不愿与云南省政府代主席李宗黄合作，但面对李宗黄对治滇之策的“讨教”，为了解决人民疾苦，周钟岳还是提出几点整饬军队、减轻农民负担、整肃战后社会不良风气的意见和建议，可是李宗黄与蒋介石如出一辙，阳奉阴违，自以为是，云南省会社会治安不断恶化，加之“一二一”惨案的发生，李宗黄被撤职离开云南。
为了稳定社会，周钟岳大力支持卢汉成立云南省保安司令部的请求，出面寻求中央支持。在周钟岳的努力奔走呼吁下，1946年春，以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兼任司令的云南省保安司令部正式成立，拥有了正规军一个团的兵力，经过后期的不断整编，直至1949年夏，保安团扩充为两个军，“新型滇军”正式形成。卢汉作为新的地方实力派，逐步建立了自己的军事体系和指挥系统，拥有了与蒋介石对抗的军事力量，也为后期起义奠定了基础。 五
抗日战争胜利后，举国欢腾。随着龙云的去职，卢汉接替，云南的局势渐渐稳定下来。1946年2月，已年过古稀，心力交瘁的周钟岳厌倦了多年周旋于蒋龙之间的政治生活，向国民政府提出辞职申请。可是，蒋介石在与周钟岳面谈之后，还是决定“慰留”，希望周钟岳能到南京继续支持他的工作。4月底，作为国民代表大会第九区代表，周钟岳只有以大局为重，离开为国民政府效力了七年的重庆，乘机飞往南京。
到南京后，周钟岳继续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副院长一职。考试院建于1928年，是国民政府选拔人才的机构，负责国家人才的考选与任用，凡国家官员、政府公职人员、各专业部门专业人员，都通过考试院考试选拔。在这里，周钟岳也尽其所能推荐贤才，继续为中央和云南地方之间的关系协调奔走。然而年老体衰也是不争的事实，其间不得不多次申请休假，不问政事。
1948年初，周钟岳结束休假从昆明返回南京，参加国民党政府召开的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然而，目睹选举过程中形形色色的明争暗斗，周钟岳对国民党政权的统治也愈发失望。尤其是蒋介石违反民意发动内战之后，周钟岳深感无力回天，下定决心遂激流勇退，以保晚节。
1948年5月20日，中华民国总统就职典礼在国民大会堂举行，74岁的周钟岳以“国民大会代表”的身份向蒋介石颁发总统证书，这不仅仅是因为周钟岳是创建民国、捍卫共和体制的元勋之一，更是国民政府中唯一自始至终没有加入任何党派却又德高望重的高级官员。随后，周钟岳受蒋介石之请为国民政府题写了“总统府”三个大字，终于完成任务的周钟岳坚持引退，淡出政坛，被授予国民政府资政，不再担任考试院副院长一职，获准回昆颐养天年。
忙于政务的周钟岳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精神也终于有所放松。1945年底，他就积极向刚上任的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介绍创办五华学院的设想。其实，从创办东陆大学之后，周钟岳仍旧十分关注云南教育事业的发展，对学校的筹建事务热心不减。1931年，目睹滇中教育积年衰蔽，周钟岳与一批有识之士为创办一所师资完备、设备齐全的全日制中小学而奔走，得到龙云的支持后，很快，集“教、学、做”合一的全日制中小学——南菁学校诞生，成为当时名校的典范，周钟岳作为13位校董之一，极大地促进了云南人才的培养。1938年，为纪念云南人民在护国运动中做出的特殊贡献，云南省政府决定在昆明创建护国中学，各方竭力推选周钟岳为学校董事长，可见他在教育界的威望之高。虽然他婉拒了这个职务，却依旧为筹备工作全力以赴，使得护国中学在艰难顿挫中得以开学。
经过周钟岳的广泛支持动员，1945年5月25日，以周钟岳为主任委员的私立五华学院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1946年8月1日，私立五华学院与改设的国立昆明师范学院在昆明宣告成立。周钟岳任校董，并加入了五华学院的“以整理西南文献，养成朴实学风”为宗旨的民间学术社团五华文史研究会，出任理事长，热心参与教学事务，举办学术讲座，大力支持五华学报的编辑，直至 1949年9月，时局动荡不安，国民政府行政院训令云南省公私立中等以上学校解散整理才不得不停课。
其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三大战役的胜利取得明显优势，开始向国民党残余势力盘踞的广西、贵州、四川等地大举进军，新中国即将诞生，蒋家王朝行将就木。蒋介石集团不甘心失败，妄图以四川为设防重点，以地处祖国边陲的云南为“反共复兴”基地，集结力量负隅顽抗。云南局势因为卢汉和共产党的积极接触，蒋介石下定决心以武力解决云南问题。面对纷纭复杂的局势，尤其是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问题频发、民不聊生的状况令其忧心如焚，周钟岳的政治立场逐渐清晰起来，他以多年的政治经验和智慧坚定地支持卢汉赴重庆开会，随机应变。卢汉有惊无险地躲过了一次“鸿门宴”，也为起义争取了时间。
1949年9月9日，为清除昆明的民主力量，蒋介石授意特务分子“配合”卢汉整肃云南，100多名特务倾巢出动，在全市范围开展大搜捕，一夜之间，抓捕400多名中共地下党员、进步师生和民主人士。之后，特务头目们成立 “昆明整肃指挥部”，强行解散了云南省参议会，查封了《正义报》《观察报》《复兴晚报》《大观晚报》等20多家进步报刊和电台，甚至解散了云南省政府、参议会，学校、工厂、企业被关停，一时间军统横行昆明，白色恐怖笼罩了全市。
对此，周钟岳深感痛心，为了营救民主人士，周钟岳放弃了回昆时定下的 “三不见”原则，亲自迎接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来昆并主持欢迎大会，与卢汉、李根源巧妙配合，利用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的矛盾，借机要求李宗仁释放“九九”整肃被捕人员，面对这位德高望重的民国元老，李宗仁大笔一挥，交卢汉处理，一场血腥的反革命屠杀就此得以避免。经过这次双方通力合作的营救，周钟岳和卢汉建立了更为深切的信任，在多次密谈后，周钟岳帮卢汉下定了起义的决心。而周钟岳也拒绝了蒋介石接他去台湾的专机，毅然与云南人民携手走向新的时代。
1949年12月9日晚，卢汉在其私宅宴请美、英、法等国领事，汽车盈门，宾主尽欢。周钟岳也登门拜访，与卢汉在宴会的掩护下进行了最后一次密谈。晚上10点，卢汉以云南省政府主席的身份发表通电，宣布起义，云南和平解放。 1949年12月10日清晨，当看到五华山瞭望台上一面鲜红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周钟岳露出了从容笃定的微笑，迎着晨光，一个新的时代就此开始。更令他感到欣慰的是，这一年底，历经18个春秋的惨淡经营，《新纂云南通志》终于付梓，一部文化巨著因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而格外具有历史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钟岳被选为中国人民政府协商会议第一次全国委员会委员、云南文史馆馆员，直至1955年病逝。他凭着满腔的爱国情怀，从旧时代走来，历经整个民国，最后站到了人民的队伍里，为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事业战斗了一生，成为了毛主席称颂的云南三老之一。
六
周钟岳出身于云南大理剑川一户普通的白族家庭，从小对贫困的农民生活感触很深，具有强烈地关注民生的意识。他自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熏陶，始终把人品、官德和学问看得比权势和利禄更重要。他一生简素，不慕权贵，报效祖国的志向、奋發向上的精神和忧国忧民的情怀贯穿他的整个人生。回顾周钟岳从政的历程，他先后与蔡锷、唐继尧、龙云、卢汉等风云人物共事，异常复杂的政治情况下屹立不倒，可谓政坛常青树，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拥有敏锐的政治嗅觉，高超的政治技巧，处事变通，更是因为他治学勤恳，以文牍自任，从政兢兢业业不谋私利，处世爱国爱乡，一片忠心;待人和蔼大度，没有私心，拥有坚定不移的以家国情怀为核心的政治立场，一生关心人民疾苦，多次反对战争，反对内战。他一生不参加任何政党，以一片爱国为民的赤胆忠诚行走政坛，始终以克己奉公、高风亮节、恪尽职守、廉洁淡定的形象受到世人的敬重，周旋于军阀、官僚和各种人物之间，做到同流而不合污，以其人格魅力和学识气度成为各政治派别争夺和延聘的对象。 周钟岳不光是一位政声卓著，有着“第一等襟抱”的政治家，还是一位学贯中西，有着“第一等学识”著述甚丰的学者。他一生官居高位，却始终坚持勤勉治学，饱读诗书，博古通今。他对古典诗歌艺术有很深的研究和很高的造诣，从少年时期学习律诗开始，写作技巧日臻成熟，一生创作了700余首诗文，主要收录于《惺庵诗稿》。此书由周钟岳亲自编定，按所经历分为“少作集”“蜀游集”“公车集”“归云集”“公余录”“归田集”“续梦集”“江介集”“倦还集”“南雅集”十卷，内容丰富，涉及到感慨时局、忧愁国事、民生疾苦、抒情言志、登临远游、师友唱和、怀想亲人、悼亡念远、以诗论学、以诗论诗等方面。他所经历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他的诗里都有体现，如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武昌起义、护国运动、西南军阀混战、九一八事变、上海一二八事变等等，深刻地体现了中国近代的风云变化和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感情。陈荣昌、袁嘉谷等著名学者对周钟岳的诗作都给予极高评价。陈荣昌在《惺庵诗稿》的序中赞美周钟岳的诗作“文采风流，鸿篇巨制，照古耀今”，“以是长留天地间，足为滇诗增重，不但人杰地灵，为剑邑山川增色也”。除了《惺庵诗稿》，周钟岳还有大量珍稀手稿，如《惺庵回顾录》《惺庵回顾续录》《惺庵回顾录三编》《惺庵回顾录四编》《惺庵文牍》《惺庵尺牍》《惺庵日记》等，以及大量的著述、文牍、回忆录、日记、诗文等，对研究民国时期的历史，特别是民国时期的云南地方史，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也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
自少年时期起，周钟岳在从政数十年间，不论公文如何繁杂，一直笔耕不辍，其所编纂辑录的书籍除了《新纂云南通志》266卷、《续云南通志长编》81卷、《天南电光集》等重要史集外，还有《经界法规草案》《中国经界纪要》《各国经界纪实》等以及与陈光迪合辑赵藩作品《介庵楹句辑钞》《介庵楹句正续合钞》等，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文学意义也非同一般。如今，这些珍贵的手稿都珍藏在周钟岳参与创办的云南省图书馆。1955年周钟岳临终前，嘱咐家人将个人的图书数万卷和收藏的书画分赠云南大学及云南省图书馆，并留遗言：“吾所冀者，中国从兹统一，日进光明，世界共保和平，永息战祸而已！”
在政治和学术成就之外，周钟岳还是一位博采众长、风格独特的书法家，他的书法深得赵藩真传，刚劲雄浑，端楷庄正，骨气浑稳，体兼众妙，跻身全国一流书法家行列，与于右任并称民国政坛两大书家，作品入选《民国书法名家墨迹》、《民国历史人物书法选》和《中国20世纪百家人物墨迹》等，在故宫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台湾故宫博物院、中山纪念堂和日东东京国家博物馆都有珍藏。而民众可见除了南京 “总统府”三个大字，还有昆明五华山“光复楼”的匾额，“石林”两字、西山华亭寺“瑞云栖止”和《爨宝子碑》的题匾“南碑瑰宝”皆出自周钟岳手笔。说到《爨宝子碑》，还有一段传奇的故事。
爨宝子碑全称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为爨氏首领，世袭建宁郡太守，碑刻于东晋安帝乙已年（公元405年），用笔怪诞，结体随意却庄重古朴，是世间少有的具有隶书向楷书过渡风格的碑刻，为汉字的演变和书法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具有极高的书法地位，备受推崇。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在云南南宁（今曲靖）出土，被一乡民用做压豆腐的石板。直至咸丰二年（1852年），曲靖知府邓尔恒通过豆腐上有字迹的怪事寻找到这块被称为“滇中第一石”的碑刻，后运至城中武侯祠珍藏。1927年至1929年军阀混战期间，被曲靖以拓碑为生的张士元保护收藏得以免于战火兵燹。
1937年，京滇公路周览团到云南考察，点名要参观爨宝子碑，时任云南通志馆馆长的周钟岳得知消息，十分重视，出面协调，落实资金，并委托自己的得意门生和器重的老部下、曲靖省立第三师范谢显琳校长，在校园内（现曲靖一中）兴建“爨碑亭”珍藏并展示这块珍贵的碑刻。谢显琳经过多方打听并说服张士元将碑刻交出，安放在曲靖中学碑亭内，并将《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移置其内一同收藏保护。周钟岳对《爨宝子碑》推崇备至，亲自题写“南碑瑰宝”四个大字于《爨碑亭》大门上。正是周钟岳的出面协调保护，饱受颠沛流离的千年古碑《爨宝子碑》终于有了安身之地，为云南辉煌灿烂的历史留下了重要的稀世珍宝。这完全出自于一个中国文人的文化自觉，一份對历史文化的珍视和传承的情怀，这是云南文化的幸运也国家文化的幸运。
当我们怀着崇敬的目光回望周钟岳走过的一生，从满清到民国，再到新中国，他见证和参与了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为推动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进步做出了不懈努力，他不但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学者、诗人和书法家，更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纪念的文化名家，是大理历史文化的光辉和大理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传承和纪念，也必将在历史的浩瀚星空中闪耀着永恒不灭的风采！
现在的总统府门楼始建于1929年，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西方古典门廊式建筑，“总统府”三个金色的大字格外耀眼，显示着非同一般的威仪。鲜为人知的是这三个雄浑大字的书者就是云南大理剑川人——周钟岳。1948年5月20日（民国三十七年），蒋介石当选总统，国民政府改称总统府，需在全国甄选书法家书写“总统府”匾额，众人公推时任考试院副院长周钟岳先生的书法。不仅是因为先生的字雄浑厚重，大气端庄，更是因为先生庄重正直的人品和书法一样为世人所景仰称颂。
周钟岳（1876-1955年），字惺甫，号惺庵，白族，云南剑川县人，他一生经历了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不同的时代，先后任清朝云南学务公所普通课课长兼两级师范教务长、民国云南军政部参事、参议院参事、军政府秘书长、教育司司长、滇中观察使、代理省长、省长、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考试院副院长、总统府资政，1947年告老回昆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等。周钟岳先生学贯中西，历官数十，经历复杂，活跃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政治和文化舞台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周旋于军阀、官僚和各种人物之间，不群不党，同流而不合污，始终以克己奉公、高风亮节、恪尽职守、廉洁淡定的形象受到人们的普遍敬重，他是20世纪初云南知识分子形象的优秀代表，更是国家和民族的精英和栋梁！
一
清光绪二年（1876年），周钟岳出生于云南大理剑川县城一个小商人家庭，在剑川浓郁的儒家传统文化耕读之风的熏染下，周钟岳自幼跟随父亲和舅父学习《三字经》、诗词格律和书法，10岁起师从地方宿儒段野史学习儒家经典，随后进入私塾学习。周钟岳从小勤奋好学，很快就脱颖而出，光绪十七年（1891年），16岁的周钟岳在童子试中一举夺魁，至丽江府应考“经古”场列第一，参加了当年的大理府院试，成为秀才，苦读三年后在光绪二十一年（1894年）的乡试中却抱憾而归。成家立业后，周钟岳开始肩负生活的重担，一边做教书先生，一边在金华书院继续读书。幸而，刻苦聪慧的周钟岳得到同乡先贤赵藩的赏识，被收入赵藩门下，结下了两人一生的师徒之谊。
赵藩（1851-1927年），字界庵，晚年自号“石禅老人”，剑川向湖村白族，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学者、诗人和书法家。赵藩五岁读书，过目成诵，有着神童之称，22岁的赵藩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就取得优秀的成绩。光绪元年（1875年），赵藩参加乡试，中云南省第四名举人，出任易门县学官，后又任云贵总督岑毓英的幕僚，以书法崭露头角。光绪十四年（1888年），岑毓英重建大观楼，特请赵藩书写孙髯翁大观楼长联，笔力浑厚苍劲，深得颜真卿笔意，与孙髯翁的“古今第一长联”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光绪十九年（1893年）赵藩出任四川酉阳知州，此后15年一直在四川宦游。在川为官期间，他体察民情，秉公办事，被百姓称为“赵青天”。更为难得的是，赵藩不忘提携后辈，非常关心后学，甚至因为惜才摒弃家族恩怨对周钟岳给予勉励和指点，也发掘出一位光耀半个多世纪的杰出的白族政治名家、文化大家。周钟岳不仅深为感激赵藩的知遇之恩，在长期的相处中，赵藩的才华、学识、人品更是深刻地影响着周钟岳，将赵藩奉为宗师，作为自己立身做人的榜样，一生践行赵藩“践履笃实，志趣远大”的治学精神和先做人后为官的理念
受赵藩提携，周钟岳前往大理西云书院继续深造，然而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光绪随慈禧太后出亡西安，各省乡试停办，周钟岳充满了对国家蒙耻的悲愤和报国无门的痛苦，也充满了他在诗中多表达的“无路请缨辜壮志，学书学剑计都差”的迷茫。
幸而，在由四川卸任知州回乡的赵藩的建议下，周钟岳随赵藩入蜀，一边协助老师处理文牍一边继续苦读。随后几年，周钟岳一直跟随赵藩，除了担任文书还协助赵藩兴办新学，也对民生多艰有了更多直观深刻的体验和理解。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周钟岳参加了清朝最后一次乡试，高中第一，成为云南的末代解元。然而，此时的清王朝行将就木，已接触到新学的周钟岳在赵藩的支持下另寻新路。1904年，周钟岳前往日本弘文馆留学，师范毕业后继续到早稻田大学学习法政。
此时中国在腐朽的清王朝统治下，山河破碎，国力孱弱，帝国主义虎视鹰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周钟岳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着急迫的心情，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在日本期间，周钟岳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新学的学习中，在学习之余汇编《师范丛编》10卷，辑译了日本学者松村介石的《中国教育制度变迁通论》1卷。关心时事，博采中外图籍，與范熙壬、张耀曾、席聘臣等合组《新译界》杂志社，从事译述，编辑出版了当时有益于匡时救国的进步文章，还参加云南同学创设“云南杂志社”并任总编，写就《法占安南始末记》一书，撰写《论云南对于中国之地位》及《滇越铁路赎回之时机及其办法》等论文。
日本留学的经历，让周钟岳更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和日本教育的差别，也让他的思想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对教育的理念也有了极大的提升，将教育视为振兴中华的根本，教育救国。
二
怀着远大的胸襟抱负，1907年，周钟岳回到云南，任清朝新学两级师范学堂教员，教授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内容。教授心理学的他还自编授课讲义，认真细致地备课，采集中外学术精华，融东西方伦理为一体，见解独到。凭借出色的教学水平，周钟岳很快升任教务长，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教学建设，厘定规章，扩充校舍，编次学级，添聘教员;并函请云南求学于北京、日本之教育人士还滇襄助，两级师范教育教学质量迅速提高，学校面貌焕然一新，培养出不少成绩优异的学生，极大地充实了全省各地办学师资。随后，周钟岳开始参与全省的教育行政管理，先后支持创办昆明女子师范学堂、女子职业学堂，确定推广小学、养成教育、整顿学风、注意实用四大端。坚持救亡必先教育启蒙的信念，成为云南新学先导，努力改造云南旧式教育，积极倡议创办新式学校，培养中小学教师，发展义务教育和边地民族教育，为极为滞后的云南省各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奠定了快速发展的基础。在文化救国思潮的推动下，周钟岳和秦光玉等知识分子积极倡导，将提学司学务公所和昆明五华、经正、育材3个书院藏书的副本整理出来，成立云南图书馆以启迪民智、促进文化知识传播与教育、培养文化人才，这是云南历史上首座官办的省级公共图书馆，经历了政权更迭、社会动荡、战火威胁，承担起云南文化教育复兴大业，在云南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1920年，周钟岳还聘请自己的老师赵藩出任馆长，在动荡的局势中克服经费拮据的重重困难编辑刻印大型宏伟巨著《云南丛书》，搜访珍贵的古籍文献和地方文献，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根基。作为白族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周钟岳的不朽历史功绩，将永远铭记在包括白族在内的云南各民族人民心中。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云南，英法两国巧取豪夺，联合成立隆兴公司，强迫清政府签订《云南隆兴公司承办七属矿务章草》，将当时云南知名矿区据为己有，云南人民不满情绪日益聚集。加之1911年英国武力入侵片马的消息传入内地，舆论沸腾，人民纷纷集会游行，要求清政府出兵，收复失地。云南省城昆明各界组织“保界会”以为政府后援，云南省咨议局推举周钟岳等为代表赴京，向外交部请愿，要求向英国政府提出严正抗议，同时力争废除《云南隆兴公司承办七属矿务章草》，收回七府矿产。
周钟岳为民请愿义不容辞，甚至不惜放弃公职，毅然赴京请愿。还未出云南，又接到云贵总督的约谈通知，同意他赴京并代表云南参加全国第一次教育会议和由全国师范教育联合会会长主持召开的全国师范教育联合会。赴京参会后，周钟岳等人又到外部直接洽谈，据理力争，终于迫使英法以赔款为条件同意废除《云南隆兴公司承办七属矿务章程》，在众人的努力下，云南各族人民坚持十年的矿权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正在这时，辛亥革命爆发，周钟岳立即离京回到云南，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1911年10月30日蔡锷与革命党人李根源等在昆明领导新军响应武昌起义，成立云南军政府，由蔡锷任都督。
周钟岳回到云南后，被挚友李根源引荐给蔡锷，先后出任都督府军政部参事及参议院参议兼任登庸局长和都督府秘书长，逐渐得到蔡锷赏识和倚重，由此开启了他的政治生涯，也与蔡锷结下了伯牙子期的深情厚谊。
1912年，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被袁世凯蒙蔽而不明就里的各省纷纷通电表示拥护，周钟岳却不以为意，建议蔡锷对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不置可否，展现了他在政治上的敏锐观察力和判断力。
1913年，周钟岳在繁杂的工作之余，接受蔡锷的嘱托，组织人员，在短短数月内编纂完成《云南光复纪要》，以亲历者和参与者的视角记录了云南辛亥革命的史实及民国元年云南重大政治、军事事务，成为云南辛亥革命文献中可信的史料，显现了他惊人的才华。周钟岳处理公文电报驾轻就熟，应对各种人事妥帖得当，其废寝忘食、苦干实干的敬业精神更让蔡锷青睐有加，对他愈发信任和器重。周钟岳不负重托，还将自己对时政的认识感言和对策写成的《漆室危言》向蔡锷和盘托出，更得到蔡锷的另眼相看，凡重要文书都要交由周钟岳起草。受蔡锷举荐，周钟岳被中央政府委任为滇中观察使，严查吏制，认真贯彻鸦片禁令，也不忘积极推动全省兴建学校，培养人才，
1914年，蔡锷被袁世凯调离云南，赴京任职，方便笼络和监视。蔡锷任全国经界局督办后，各项工作纷纭繁杂，他竭力邀请周钟岳赴京襄助。士为知己者用，念及与蔡锷的深情厚谊，周钟岳不顾长期劳顿的病弱身体，放弃休养的机会，出任经界局秘书长，满腔热情地辅助蔡锷开展全国土地管理工作，写成《经界法规草案》一书，编辑《中国经界纪要》《各国经界纪要》，积极准备完成全国土地经界的测量和田亩清丈工作。然而，蔡锷和周钟岳呕心沥血制定的工作方案却始终没有得到袁世凯的重视和支持，不仅对蔡锷改革的热望不予理睬，反而倒行逆施，疯狂地进行军事独裁和复辟帝制活动。可以说在经界局，蔡锷是徒有雄心，周钟岳是枉有热肠。在认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后，蔡锷只有按兵不动，故作消沉，静观形势变化，伺机而动。
1915年1月，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的反动面目已昭然若揭。蔡锷忍无可忍，决心以武力“为四万万人争人格”，暗中多次潜赴天津，与老师梁启超商量讨袁计划，并初步拟定了赴云南发动武装起义的战略设想。
1915年11月11日，蔡锷来到天津，声称需要治病，住进天津共和医院。五天后，周钟岳带着所有重要文件到天津与蔡锷秘密会晤。随后，周钟岳回京掩护蔡锷脱离袁世凯的监控，瞒天过海安全赴日。
1915年12月25日，回到云南的蔡锷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出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分别从四川、湘西和广西三个方向出师讨袁。随即，全国各省纷纷响应，轰轰烈烈的护国运动拉开了序幕。而此时的周钟岳也终于摆脱了袁世凯的严密监视，化名周谧，装扮成商人，携带家眷从天津辗转赴日。周钟岳身在日本却心系云南。因袁世凯与港英当局对进出境的严密控制，周钟岳回滇无望，无法与蔡锷浴血疆场并肩作战，只有在日本默默關注国内护国战争的最新进展。风起云涌声势浩大的护国运动，很快将袁世凯陷入“全国共诛之，全民共讨之”的灭顶之灾中。一个月之后，袁世凯一命呜呼，“复辟称帝”顿成黄粱一梦。
护国运动取得胜利后，蔡锷因喉癌赴日就医，周钟岳得到消息，立刻赶到日本九州福冈医院看望。蔡锷不顾病弱之躯，谆谆嘱咐周钟岳回国辅佐自己的战友四川都督罗佩金，在四川方面的接应下，周钟岳回到上海，却听闻蔡锷在日本逝世的噩耗，悲痛不已，写下《挽蔡松坡将军四十韵》长诗，寄托自己的绵绵哀思。这些饱含血泪的诗句，抒发了自己作为蔡锷的知交挚友的无尽哀伤，表达了自己对天妒英才、将星陨落的伤悼之情，一份肝胆相照的生死情谊跃然纸上。
1944年年底，云南报业还发生了一场引人注目的论战。为纪念云南护国首义29周年，《朝报》连载了该报总经理王公弢一篇题为《云南护国起义纪实》的长文。文中提到蔡锷在京任经界局局长期间，无所事事，终日赌博饮酒，混迹于秦楼楚馆。这一失实的报道刺痛了时任民国政府国府委员兼考试院副院长的周钟岳的心。当时他正在昆明休假，面对报纸所提到的这段20多年前的往事，面对对已故挚友蔡锷形象的诬蔑，周钟岳怒不可遏，连夜提笔撰写《斥王公弢之妄言》一文，严词反驳。作为亲历者，他必须仗义执言，还历史和朋友公道，决不能容忍对历史的歪曲。随后王公弢又发表《上周副院长书》进行辩解，周钟岳又捉笔疾书，写成《答王公弢》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王公弢的纪实文章采用小说的内容作为资料，书中有关蔡锷的描写，多有渲染失实之处。既然称为“云南护国起义史实”，就须尊重历史事实，严格按照历史原貌来写，而不应把小说情节当做史料。文章在《正义报》刊出后，王公弢自觉理亏，自此沉默不语。在这次论战中，周钟岳挺身而出，不但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这份情谊的珍视，无论多少年都不容忘却。 三
为了不负挚友重托，周钟岳婉谢了老师赵藩和好友李根源的邀请，启程入川襄助罗佩金。然而，时局变化万千，军阀派系斗争越演越烈，川滇内战一触即发。周钟岳时刻牢记恩师赵藩治蜀的政治智慧，就如赵藩给成都武侯祠书写的那副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寬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审时度势，攻心为上。还未到任，周钟岳就详密关注四川局势，通过信函给罗佩金治蜀的建议。到成都后，周钟岳极力调和各军矛盾，顾全大局捍卫共和，为西南的稳定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
1917年张勋复辟，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掀起护法运动。周钟岳积极推动唐继尧支持护法，随后唐继尧组织“靖国军”，出任靖国联军总司令，邀请周钟岳回云南主政，周钟岳欣然出任靖国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回滇大展宏图。
1917年周钟岳任靖国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以一介书生周旋于云贵川军阀混战的乱局中，先后署理（代理）省长、盐运使、秘书厅厅长、内务司长、民政厅长、省务委员、内务厅长等职，三度行使云南省长职权，在各种政治势力的斗争中，以高超的政治技巧和人生智慧，始终坚持鲜明的政治观点，以民生和国家利益为己任，反对军阀割据，反对穷兵黩武，坚定地维护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坚定地反对列强对中国的欺凌与干涉，为云南及西南的政局稳定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他时刻铭记恩施赵藩的治蜀教导，坚持滇军不参与川军混战的立场，竭力主张不可用兵，向唐继尧提出：“宜以联军司令名义劝告川军，以川军连年苦于兵战，不堪再扰;滇军宜划江而守，可以保存实力，免陷漩涡”的主张，甚至怒斥主战派：“我们云南护国护法，连年用兵，一枪一卒，都是云南人民的膏血。你们这些空谈主战之辈，还有良心体恤我省人民的痛苦吗？”甚至奋起而殴之，拂衣而出。
然而面对各派军阀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周钟岳纵有万般雄才大略，主持滇政也常因政变突生，武人用事，诸事掣肘而有力不从心一筹莫展之时。为了大局稳定，民生发展，周钟岳转而寄情云南文教事业，行使省长职权的时候就把推广教育作为工作的首要，物色并支持白族文化精英董泽两次赴美学习，积极推动在云南筹建大学的计划。
1922年12月8日，在周钟岳等人的倡议和积极努力下，私立东陆大学在昆明正式成立。1923年4月20日，东陆大学教学主楼会泽院的奠基仪式和开学典礼隆重举行，周钟岳作为校董做了激情澎湃的开学演讲，私立东陆大学的成立，标志着西南边疆地区第一所综合性大学的诞生，云南的教育终于进入了高等级发展的阶段。此后多年，周钟岳一直关注教学发展，经常受邀到东陆大学演讲、座谈，与莘莘学子分享治学经验和读书方法，积极促进将东陆大学改为云南省立大学的转变，扩大办学规模。1934年，东陆大学改名云南大学，在周钟岳的关怀和积极努力下，1938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同意将云南大学医学专修科扩展为医学院，增设农学院，云南大学得以批准为国立大学，面向全国招生。1948年《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将云南大学列为中国15所著名的大学之一，这些历史功绩，周钟岳功不可没。
1927年2月6日，因不满唐继尧统治，龙云与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四镇守使联合起兵逼唐下台，发动“二六”政变，推翻了唐继尧对云南14年的统治。然而，四镇使之间的争夺也越发激烈，混战一触即发，省城昆明即将被各路军阀的战火吞噬。此时的周钟岳被选为省政府九委员之一，竭力主张消弭兵祸，他日夜奔走，斡旋其中，调融嫌隙，力挽狂澜，终于成功调停，消除战祸。
这一年政局动荡，更让人伤怀的是9月26日，周钟岳的恩师赵藩走完了他77年的人生历程，驾鹤西去。惊闻这一噩耗，周钟岳悲痛不已，涕泪交流，哀痛之余为老师的后事奔前忙后不眠不休，亲书挽联“是全滇文献所关，和不慦遗一老;感毕世师资之德，何止心丧三年。”这份悲恸的情怀借由笔端肆意流淌，《惺庵诗稿》中收录的《哭石禅师五十首》，展现了周钟岳和赵藩的师徒深情，令人动容。
1928年1月，南京政府任命龙云为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政局进入一个稳定的时期。多年的政务羁绊，案牍劳形让周钟岳心力交瘁，对于龙云和国民政府的委任坚辞不受，终于得以离开云南，游历江浙休养身心。然而，作为深受传统文化浸润的中国文人，周钟岳始终具有一份忧国忧民的情怀，将国家政事系于心上，在江浙游历期间，这份使命感依旧敦促着他关心时政民生，不忘将各地政局知会云南当局。
四
1930年云南省政府开始筹建通志馆，周钟岳欣然应聘为筹备主任，通过一年多的积极努力，云南通志馆顺利成立，周钟岳出任馆长，赵式铭为副馆长，延聘袁嘉谷、李根源、顾视高、金天羽等文化名家为编纂，方树梅、陈玉科等云南地方志著名学者为分纂，广征博采，取长补短，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然而，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寇侵华，举国动荡，为了抗战大业，周钟岳主动函请省政府精简人员、裁减经费，不管条件如何艰苦，周钟岳都带领通志馆全体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全身心地投入到编审工作中。
1939年，国民政府任命周钟岳为内政部长，国家有难，义不容辞，周钟岳暂时移交了通志馆的编纂工作，但依旧在此后多年时时关心编纂大事。十年后，也就是1949年年末，二百六十六卷的《新纂云南通志》终于付梓，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宣告成立，《新纂云南通志》的编纂、出版，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云南最完备的一部官修通志，将民国年间云南的文化建设划上了一个句号。作为20世纪上半叶云南百科全书式的巨著，《新纂云南通志》是前无古人的学术创制，将云南学术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在云南学术史上写下了精彩动人、永不褪色的经典篇章。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略，周钟岳寝食难安，先后多次致函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主张抗日，拟《斥国府人员通电》公开谴责国民党政府忙于剿共、党同伐异的行径，可谓爱憎分明，壮怀激烈。尤其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面对全国强烈要求一致抗日的诉求，周钟岳撰写了《中国抗日之重大意义，敬告诸友邦》的文章在报上发表，不但揭发了日寇的野心，也敦促英美等国警惕，支持中国抗战。在周钟岳的影响下，夫人顾筱文也积极参与捐资捐物，犒劳抗日将士。然而，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上却处于节节败退的劣势。 1937年淞沪会战失利，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龙云亲自委派周钟岳前往重庆慰问。周钟岳借机会晤各路要员，积极与抗日主战派联络，宣传抗日。随后，周钟岳面见蒋介石，将龙云所托事宜一一向蒋介石汇报，代表龙云表达了云南抗日的决心和对中央的支持，同时也向国民政府表达了修建滇川鐵路、滇缅公路以及加强云南大学建设的殷切期待。
其时，平津陷落，北京大学奉命南迁长沙，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长沙临时大学上课月余，南京失守，长沙危在旦夕，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建议临时大学继续南迁昆明，蒋介石表示同意。得知云南省政府代表周钟岳正在武汉，蒋梦麟立即致电国民政府协调请求云南代表的支持配合。周钟岳得知情况后，立即表示支持，并迅速向龙云报告。1938年1月，周钟岳回昆明后更是多方奔走，统一政府各方面和社会各界意见，出借屋舍，划地建房，为迎接学校西迁做好相关准备。
1938年2月中旬，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并于5月4日正式上课。其后，许多内地、沿海沦陷区的大专院校纷纷迁往云南，为解决教师住宿问题，周钟岳率先带头，动员社会贤达腾出屋舍安置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1939年至1940年，西南联大教授吴大猷、程毓准、汤用彤夫妇都在周钟岳西仓坡若园巷借住，与周钟岳一家结下深厚的友谊。
随着学校的迁入，大批的知识分子来到昆明，极大地推动了当地人民的思想进步，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地下党和民盟在云南的力量进一步壮大，使昆明成为“民主堡垒”。蒋介石本就对龙云割据一方深为忌惮，现在云南民主氛围高涨，蒋介石越发紧张，不断通过周钟岳转告龙云对民主势力严防死守。出于爱国热情和积极抗日的共同立场，周钟岳在其间总是巧妙化解，不着痕迹地保护民主人士。
1940年，周钟岳在重庆国民政府内政部任职时，正值日本对重庆长达五年的大轰炸时期，他所居住和办公的佛图关李园也在轰炸中岌岌可危。为节省经费，周钟岳草草修葺后继续办公。下雨天房屋漏雨，周钟岳只有让管家撑着雨伞，自己聚精会神地伏案批阅公文，从不嫌条件的艰苦简陋。而为了支持抗日，周钟岳将刚满19岁的次子周锡楠送入军校直接加入抗日队伍。一时间，国民政府堂堂内政部部长打伞办公和送子参军的逸事成为重庆口口相传的新闻，也激励着人们克服艰难困苦坚持抗日的精神。
周钟岳在重庆任职期间，密切关注抗日局势。尤其是1940年9月，日军入侵越南，占领河内，切断滇越铁路后，云南成为抗战前线。周钟岳充分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威信激励抗日，积极与挚友李根源谋划加强云南边境防御，甚至直接上书蒋介石，努力促成六十军回滇防御，在这些有识之士高瞻远瞩的推动下，众志成城，在滇南形成了严密的军事部署，最终拒敌于国门之外。
日军很快调整战略部署，转而通过缅甸大举进犯滇西，滇西抗战全面开始。周钟岳心急如焚，亲自由重庆回滇，面见龙云，商讨滇西抗战事宜。回到重庆后，又给龙云去信，详细分析抗战中云南面临的严峻形势，推心置腹地为龙云的处境和应对建言献策，鼓励龙云咬紧牙根坚持抗战，度此难关。在得知日军对保山疯狂轰炸后，周钟岳第一时间将龙云的电文转呈蒋介石，请款赈恤。周钟岳身在重庆，却时时关注滇西战局，与云贵监察使李根源密切配合，不断协调蒋介石和龙云的关系，力主龙云出任云南战区总司令，摈弃罅隙，一致抗日，在重庆国民政府高层为云南抗战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1942年，日寇发动细菌战引发滇西霍乱，导致20万民众死亡。为协调救治，周钟岳找到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金宝善，派人前往滇西平息霍乱发展之势，协调敦促财政署和卫生署的关系，从印度购买药物发往云南。
1944年，年逾古稀的周钟岳为了国民政府政事辛勤操劳，鞠躬尽瘁，而国民政府内部互相掣肘经费拮据令周旋其中的他越发劳心劳力以致体力难支，多次提出辞职申请，最终借回云南完成《新纂云南通志》的重要任务，获准辞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的职务，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副院长，成为唯一一位非国民党的国民政府高级长官。1944年底周钟岳完成工作的移交，得以回到昆明继续《新纂云南通志》的编纂，从1945年初到1949年末的时间大多都在安宁县温泉投入地工作。
1945年2月，在周钟岳的协调下，龙云出任陆军总部副司令，龙云和蒋介石的矛盾得以极大地缓和，同时也消除了龙云和何应钦的误会，暂时赢得了中央与地方齐心抗日的局面。然而，蒋介石独裁之心时时作祟，对龙云支持民主派的态度深为不满，将其视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1945年8月，抗日战争甫一胜利，蒋介石就命令杜聿明立即开始准备撤换龙云后的各种事宜。10月2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免去龙云的云南省政府主席一职，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同时授意杜聿明以武力强迫龙云卸任，离滇赴渝。直到周钟岳接到蒋介石请其从中斡旋的亲笔信函后，才知道自己多年来的悉心调解终不能化解中央与地方的必然矛盾，对蒋介石的阳奉阴违、鸟尽弓藏深为痛心，从大局考虑，他只有劝慰龙云放开襟度，豁然处之。虽然周钟岳化解了这场一触即发的内乱兵祸，但也看透了蒋介石口蜜腹剑背信弃义的行径，对蒋介石的过河拆桥极为反感。
面对蒋介石控制下的云南政局，周钟岳不愿与云南省政府代主席李宗黄合作，但面对李宗黄对治滇之策的“讨教”，为了解决人民疾苦，周钟岳还是提出几点整饬军队、减轻农民负担、整肃战后社会不良风气的意见和建议，可是李宗黄与蒋介石如出一辙，阳奉阴违，自以为是，云南省会社会治安不断恶化，加之“一二一”惨案的发生，李宗黄被撤职离开云南。
为了稳定社会，周钟岳大力支持卢汉成立云南省保安司令部的请求，出面寻求中央支持。在周钟岳的努力奔走呼吁下，1946年春，以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兼任司令的云南省保安司令部正式成立，拥有了正规军一个团的兵力，经过后期的不断整编，直至1949年夏，保安团扩充为两个军，“新型滇军”正式形成。卢汉作为新的地方实力派，逐步建立了自己的军事体系和指挥系统，拥有了与蒋介石对抗的军事力量，也为后期起义奠定了基础。 五
抗日战争胜利后，举国欢腾。随着龙云的去职，卢汉接替，云南的局势渐渐稳定下来。1946年2月，已年过古稀，心力交瘁的周钟岳厌倦了多年周旋于蒋龙之间的政治生活，向国民政府提出辞职申请。可是，蒋介石在与周钟岳面谈之后，还是决定“慰留”，希望周钟岳能到南京继续支持他的工作。4月底，作为国民代表大会第九区代表，周钟岳只有以大局为重，离开为国民政府效力了七年的重庆，乘机飞往南京。
到南京后，周钟岳继续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副院长一职。考试院建于1928年，是国民政府选拔人才的机构，负责国家人才的考选与任用，凡国家官员、政府公职人员、各专业部门专业人员，都通过考试院考试选拔。在这里，周钟岳也尽其所能推荐贤才，继续为中央和云南地方之间的关系协调奔走。然而年老体衰也是不争的事实，其间不得不多次申请休假，不问政事。
1948年初，周钟岳结束休假从昆明返回南京，参加国民党政府召开的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然而，目睹选举过程中形形色色的明争暗斗，周钟岳对国民党政权的统治也愈发失望。尤其是蒋介石违反民意发动内战之后，周钟岳深感无力回天，下定决心遂激流勇退，以保晚节。
1948年5月20日，中华民国总统就职典礼在国民大会堂举行，74岁的周钟岳以“国民大会代表”的身份向蒋介石颁发总统证书，这不仅仅是因为周钟岳是创建民国、捍卫共和体制的元勋之一，更是国民政府中唯一自始至终没有加入任何党派却又德高望重的高级官员。随后，周钟岳受蒋介石之请为国民政府题写了“总统府”三个大字，终于完成任务的周钟岳坚持引退，淡出政坛，被授予国民政府资政，不再担任考试院副院长一职，获准回昆颐养天年。
忙于政务的周钟岳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精神也终于有所放松。1945年底，他就积极向刚上任的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介绍创办五华学院的设想。其实，从创办东陆大学之后，周钟岳仍旧十分关注云南教育事业的发展，对学校的筹建事务热心不减。1931年，目睹滇中教育积年衰蔽，周钟岳与一批有识之士为创办一所师资完备、设备齐全的全日制中小学而奔走，得到龙云的支持后，很快，集“教、学、做”合一的全日制中小学——南菁学校诞生，成为当时名校的典范，周钟岳作为13位校董之一，极大地促进了云南人才的培养。1938年，为纪念云南人民在护国运动中做出的特殊贡献，云南省政府决定在昆明创建护国中学，各方竭力推选周钟岳为学校董事长，可见他在教育界的威望之高。虽然他婉拒了这个职务，却依旧为筹备工作全力以赴，使得护国中学在艰难顿挫中得以开学。
经过周钟岳的广泛支持动员，1945年5月25日，以周钟岳为主任委员的私立五华学院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1946年8月1日，私立五华学院与改设的国立昆明师范学院在昆明宣告成立。周钟岳任校董，并加入了五华学院的“以整理西南文献，养成朴实学风”为宗旨的民间学术社团五华文史研究会，出任理事长，热心参与教学事务，举办学术讲座，大力支持五华学报的编辑，直至 1949年9月，时局动荡不安，国民政府行政院训令云南省公私立中等以上学校解散整理才不得不停课。
其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三大战役的胜利取得明显优势，开始向国民党残余势力盘踞的广西、贵州、四川等地大举进军，新中国即将诞生，蒋家王朝行将就木。蒋介石集团不甘心失败，妄图以四川为设防重点，以地处祖国边陲的云南为“反共复兴”基地，集结力量负隅顽抗。云南局势因为卢汉和共产党的积极接触，蒋介石下定决心以武力解决云南问题。面对纷纭复杂的局势，尤其是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问题频发、民不聊生的状况令其忧心如焚，周钟岳的政治立场逐渐清晰起来，他以多年的政治经验和智慧坚定地支持卢汉赴重庆开会，随机应变。卢汉有惊无险地躲过了一次“鸿门宴”，也为起义争取了时间。
1949年9月9日，为清除昆明的民主力量，蒋介石授意特务分子“配合”卢汉整肃云南，100多名特务倾巢出动，在全市范围开展大搜捕，一夜之间，抓捕400多名中共地下党员、进步师生和民主人士。之后，特务头目们成立 “昆明整肃指挥部”，强行解散了云南省参议会，查封了《正义报》《观察报》《复兴晚报》《大观晚报》等20多家进步报刊和电台，甚至解散了云南省政府、参议会，学校、工厂、企业被关停，一时间军统横行昆明，白色恐怖笼罩了全市。
对此，周钟岳深感痛心，为了营救民主人士，周钟岳放弃了回昆时定下的 “三不见”原则，亲自迎接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来昆并主持欢迎大会，与卢汉、李根源巧妙配合，利用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的矛盾，借机要求李宗仁释放“九九”整肃被捕人员，面对这位德高望重的民国元老，李宗仁大笔一挥，交卢汉处理，一场血腥的反革命屠杀就此得以避免。经过这次双方通力合作的营救，周钟岳和卢汉建立了更为深切的信任，在多次密谈后，周钟岳帮卢汉下定了起义的决心。而周钟岳也拒绝了蒋介石接他去台湾的专机，毅然与云南人民携手走向新的时代。
1949年12月9日晚，卢汉在其私宅宴请美、英、法等国领事，汽车盈门，宾主尽欢。周钟岳也登门拜访，与卢汉在宴会的掩护下进行了最后一次密谈。晚上10点，卢汉以云南省政府主席的身份发表通电，宣布起义，云南和平解放。 1949年12月10日清晨，当看到五华山瞭望台上一面鲜红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周钟岳露出了从容笃定的微笑，迎着晨光，一个新的时代就此开始。更令他感到欣慰的是，这一年底，历经18个春秋的惨淡经营，《新纂云南通志》终于付梓，一部文化巨著因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而格外具有历史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钟岳被选为中国人民政府协商会议第一次全国委员会委员、云南文史馆馆员，直至1955年病逝。他凭着满腔的爱国情怀，从旧时代走来，历经整个民国，最后站到了人民的队伍里，为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事业战斗了一生，成为了毛主席称颂的云南三老之一。
六
周钟岳出身于云南大理剑川一户普通的白族家庭，从小对贫困的农民生活感触很深，具有强烈地关注民生的意识。他自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熏陶，始终把人品、官德和学问看得比权势和利禄更重要。他一生简素，不慕权贵，报效祖国的志向、奋發向上的精神和忧国忧民的情怀贯穿他的整个人生。回顾周钟岳从政的历程，他先后与蔡锷、唐继尧、龙云、卢汉等风云人物共事，异常复杂的政治情况下屹立不倒，可谓政坛常青树，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拥有敏锐的政治嗅觉，高超的政治技巧，处事变通，更是因为他治学勤恳，以文牍自任，从政兢兢业业不谋私利，处世爱国爱乡，一片忠心;待人和蔼大度，没有私心，拥有坚定不移的以家国情怀为核心的政治立场，一生关心人民疾苦，多次反对战争，反对内战。他一生不参加任何政党，以一片爱国为民的赤胆忠诚行走政坛，始终以克己奉公、高风亮节、恪尽职守、廉洁淡定的形象受到世人的敬重，周旋于军阀、官僚和各种人物之间，做到同流而不合污，以其人格魅力和学识气度成为各政治派别争夺和延聘的对象。 周钟岳不光是一位政声卓著，有着“第一等襟抱”的政治家，还是一位学贯中西，有着“第一等学识”著述甚丰的学者。他一生官居高位，却始终坚持勤勉治学，饱读诗书，博古通今。他对古典诗歌艺术有很深的研究和很高的造诣，从少年时期学习律诗开始，写作技巧日臻成熟，一生创作了700余首诗文，主要收录于《惺庵诗稿》。此书由周钟岳亲自编定，按所经历分为“少作集”“蜀游集”“公车集”“归云集”“公余录”“归田集”“续梦集”“江介集”“倦还集”“南雅集”十卷，内容丰富，涉及到感慨时局、忧愁国事、民生疾苦、抒情言志、登临远游、师友唱和、怀想亲人、悼亡念远、以诗论学、以诗论诗等方面。他所经历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他的诗里都有体现，如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武昌起义、护国运动、西南军阀混战、九一八事变、上海一二八事变等等，深刻地体现了中国近代的风云变化和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感情。陈荣昌、袁嘉谷等著名学者对周钟岳的诗作都给予极高评价。陈荣昌在《惺庵诗稿》的序中赞美周钟岳的诗作“文采风流，鸿篇巨制，照古耀今”，“以是长留天地间，足为滇诗增重，不但人杰地灵，为剑邑山川增色也”。除了《惺庵诗稿》，周钟岳还有大量珍稀手稿，如《惺庵回顾录》《惺庵回顾续录》《惺庵回顾录三编》《惺庵回顾录四编》《惺庵文牍》《惺庵尺牍》《惺庵日记》等，以及大量的著述、文牍、回忆录、日记、诗文等，对研究民国时期的历史，特别是民国时期的云南地方史，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也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
自少年时期起，周钟岳在从政数十年间，不论公文如何繁杂，一直笔耕不辍，其所编纂辑录的书籍除了《新纂云南通志》266卷、《续云南通志长编》81卷、《天南电光集》等重要史集外，还有《经界法规草案》《中国经界纪要》《各国经界纪实》等以及与陈光迪合辑赵藩作品《介庵楹句辑钞》《介庵楹句正续合钞》等，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文学意义也非同一般。如今，这些珍贵的手稿都珍藏在周钟岳参与创办的云南省图书馆。1955年周钟岳临终前，嘱咐家人将个人的图书数万卷和收藏的书画分赠云南大学及云南省图书馆，并留遗言：“吾所冀者，中国从兹统一，日进光明，世界共保和平，永息战祸而已！”
在政治和学术成就之外，周钟岳还是一位博采众长、风格独特的书法家，他的书法深得赵藩真传，刚劲雄浑，端楷庄正，骨气浑稳，体兼众妙，跻身全国一流书法家行列，与于右任并称民国政坛两大书家，作品入选《民国书法名家墨迹》、《民国历史人物书法选》和《中国20世纪百家人物墨迹》等，在故宫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台湾故宫博物院、中山纪念堂和日东东京国家博物馆都有珍藏。而民众可见除了南京 “总统府”三个大字，还有昆明五华山“光复楼”的匾额，“石林”两字、西山华亭寺“瑞云栖止”和《爨宝子碑》的题匾“南碑瑰宝”皆出自周钟岳手笔。说到《爨宝子碑》，还有一段传奇的故事。
爨宝子碑全称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为爨氏首领，世袭建宁郡太守，碑刻于东晋安帝乙已年（公元405年），用笔怪诞，结体随意却庄重古朴，是世间少有的具有隶书向楷书过渡风格的碑刻，为汉字的演变和书法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具有极高的书法地位，备受推崇。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在云南南宁（今曲靖）出土，被一乡民用做压豆腐的石板。直至咸丰二年（1852年），曲靖知府邓尔恒通过豆腐上有字迹的怪事寻找到这块被称为“滇中第一石”的碑刻，后运至城中武侯祠珍藏。1927年至1929年军阀混战期间，被曲靖以拓碑为生的张士元保护收藏得以免于战火兵燹。
1937年，京滇公路周览团到云南考察，点名要参观爨宝子碑，时任云南通志馆馆长的周钟岳得知消息，十分重视，出面协调，落实资金，并委托自己的得意门生和器重的老部下、曲靖省立第三师范谢显琳校长，在校园内（现曲靖一中）兴建“爨碑亭”珍藏并展示这块珍贵的碑刻。谢显琳经过多方打听并说服张士元将碑刻交出，安放在曲靖中学碑亭内，并将《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移置其内一同收藏保护。周钟岳对《爨宝子碑》推崇备至，亲自题写“南碑瑰宝”四个大字于《爨碑亭》大门上。正是周钟岳的出面协调保护，饱受颠沛流离的千年古碑《爨宝子碑》终于有了安身之地，为云南辉煌灿烂的历史留下了重要的稀世珍宝。这完全出自于一个中国文人的文化自觉，一份對历史文化的珍视和传承的情怀，这是云南文化的幸运也国家文化的幸运。
当我们怀着崇敬的目光回望周钟岳走过的一生，从满清到民国，再到新中国，他见证和参与了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为推动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进步做出了不懈努力，他不但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学者、诗人和书法家，更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纪念的文化名家，是大理历史文化的光辉和大理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传承和纪念，也必将在历史的浩瀚星空中闪耀着永恒不灭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