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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张照片:天空清澈,珠穆朗玛峰居高圣洁,山下一个精干汉子黝黑的面庞上,洋溢着发自本真的微笑。照片上人叫王亚蔺,他已经在在西藏的碧蓝的天空下生活了51年。
51年以来,从接连跳级的小学生,到拉琴唱歌喜爱组织舞会的少年,到日喀则第一个穿西装的时尚青年,到一个和单位怄气而出走的售货员,到27岁身肩重任的的副县长,再到如今的西藏自治区建设厅党组书记,副厅长,王亚蔺的社会角色如戏剧般不停转换。但永远不变的是和父辈一样,为西藏奉献终身的情怀。
第一代援藏建设者的后代
王亚蔺是第一代援藏建设者的后代。当年,他的父亲是十八军军部保卫部的干部,母亲于1958年进藏。西藏军区成立后,王亚蔺的父亲来到亚东县社会部,也就是今天的公安局,从事隐蔽战线的工作,期间曾赴沈阳学习印地语。
1960年,王亚蔺出生了。父亲给他起的名字很有深意:亚,是指出生的亚东县;蔺,指四川古蔺,也就是父母的家乡。亚蔺,就是在亚东出生的古蔺人。
1965年,父亲从亚东县调到日喀则公安局工作,5岁的王亚蔺也到了日喀则。6岁那年,王亚蔺进入日喀则的德萨曩嘎小学读书。因为文革开始,这个小学不久改名为东方红小学。
小学时代,王亚蔺的记忆无益是轻松的。1968年以后,武斗之风蔓延到了日喀则,小学学也开始停课闹革命,所以王亚蔺的小学生涯就在学学停停、停停学学中度过。停课的时候,小亚蔺的父母就在家里辅导他功课;等开课了,老师一考全部都会,就直接跳级。所以,王亚蔺没有读过小学二年级和四年级。
小学毕业后,王亚蔺到了日喀则一中继续学业。中学是艰苦的,不是因为功课,而是除了学习之外,每个学期要有一个月学军,一个月学工,一个月学农。学军,就是和解放军一起打上背包步行下乡参加军训;学农就是在学校农场,按照“农业八字宪法”种地;学工则是在日喀则机修厂,分到班组里当钳工。从初三开始,学习生活才正常一点。王亚蔺说,一直到高中结束,他在学校里并没有学到什么文化知识。
1975年,15岁的王亚蔺高中毕业。当时的高中生毕业后一般都是上山下乡,但王亚蔺由于年龄太小,就暂且闲在家里。不久,日喀则劳动部门招工,母亲便把王亚蔺的年龄多报了一岁,并且找来父亲的高腰皮鞋,给垫上很多东西凑足身高,竟然通过了。
不安分的售货员
王亚蔺被分配到了日喀则百货公司,当售货员。到了1977年,高考恢复,王亚蔺动了高考的念头。受家庭教育的影响,王亚蔺渴望知识,渴望成为一名大学生。工作之前,他把家长给的零花钱都用来买书;即便在工作的时候,他也和一位山东援藏的老师关系很好,没有中断学习。
第一次大学招生,王亚蔺就报名了。当时的百货公司同意他参加高考补习,但不同意参加高考,这样,1977年的高考就错过了。到了1978年,情况竟然和去年一样,王亚蔺还是没有拿到报考的介绍信。这时候,当年的不少同学已经走进了大学校门,王亚蔺真是“羡慕嫉妒恨”,陷入了消沉。1979年,王亚蔺想,不让高考就去参军,家长给武装部的领导都说好了,结果单位还是不开介绍信。
1980年,王亚蔺已经20岁了,当年的高考还是没能参加。绝望之中,,王亚蔺烧掉了全部的复习资料,工作也不干了,单身一人跑到成都,一呆就是三个月。
看到这种情况,百货公司也有所退让。领导找到王亚蔺,问他喜欢不喜欢干摄影,如果想干,就把他调到新成立的日喀则国营照相馆。
王亚蔺的确有摄影的爱好,由于父亲工作的原因,王亚蔺很小就有了自己的照相机和放大机,平时没事就背着相机出去拍照,回家自己关在个小黑屋冲洗放大照片。甚至他的理想,就是当个背着相机走天下的摄影家。
但是,王亚蔺不想每天在照相馆流水作业一样的拍人像。他拒绝了领导的建议,提出希望去刚成立的日喀则电视台工作。结果,领导不同意他调出,只能在百货公司内部的岗位挑选。最后,王亚蔺选择了百货公司修表部,从零开始学习修表。他说,学习修表先是大座钟开始,然后才是手表;那时修表没有配件换,零件坏了就拿用锉子加工。
由于性格开朗,喜欢热闹,王亚蔺从小就是个活跃分子。上个世纪80年代,王亚蔺的交谊舞已经跳得很好。晚上在家的时候,桌子一拉腾出个大厅,一家人打开录音机就开始跳舞,同学朋友来了,就拉着一起跳。有时候,王亚蔺还组织朋友们带着录音机,到郊外的树林,跳舞唱歌。除了唱歌跳舞等爱好,王亚蔺的衣着打扮也很“入时”,他是日喀则第一个穿西装、穿喇叭裤的人,西装还是他在成都定做的。
由于表现活跃,王亚蔺当选为百货公司的团支部书记。到了周末,他就组织团员把公司的货物装上汽车,拉到偏远的乡下销售,很受农牧民的欢迎。
年轻的副县级干部
1982年,王亚蔺被上级单位看中,调到了日喀则地区商业局工作。先是在保卫科,然后到了政工科、人事科,并任局团委书记。在商业局期间,王亚蔺入了党,结了婚。1984年,24岁的他被破格提拔为团地委副书记。
被任命为团地委副书记的一幕,王亚蔺至今记得。他说,当时单位上报他的职务是商业局人事科副科长,按说没有资格任团地委副书记。所以听到任命时,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根本就不相信。结果会议结束后,团地委书记索朗同志径直走到他身边表示祝贺,他才相信自己没有听错。
24岁成为副县级干部,王亚蔺突然感受到了一种压力。他回忆说,任团地委副书记,和基层团的工作不一样,当时就觉得有千万双眼睛在盯着自己。为了一心扑在工作上,王亚蔺丢掉了摄影、拉小提琴、跳舞等所有爱好。1985年,王亚蔺来到四川团校,系统学习了中国青运史、团史、团与党的关系、共青团的理论等,为做好团的工作打好理论基础。几年里,由于思想压力太大,王亚蔺说,那时每作一个决策,都要反复思考,生怕出错误,出洋相,工作上缩手缩脚,生活也偏离了自己的想法,甚至一度心情压抑。
1987年5月份,西藏自治区机构改革,共青团、妇联、工会合并成为工青妇办公室,王亚蔺被派到了萨迦县任副县长。那年他27岁。到萨迦县任副县长,这对王亚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工作。在萨迦县,他分管过教育、卫生、计委、农牧业、民政等工作,一呆就是三年半。王亚蔺告诉记者,这是他人生中较大的一个转折。当时,王亚蔺是萨迦县最年轻的班子成员,也是下乡最多的县领导。
当时,我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时期,但很多理论还处在模糊状态,萨迦全县农作物的种植仍然是下计划,播种比例要严格按照计划执行。由于县里班子成员分区包干农业丰产任务,王亚蔺在自己包干的区域里动起了脑筋。
王亚蔺说,当时萨迦县粮食生产不成问题,农牧民缺的是钱,而油菜是很好的经济作物。于是,王亚蔺组织农民悄悄把油菜的播种面积扩大了一点。为了掩人耳目,沿路多种粮食,沟里多种油菜。尽管如此,王亚蔺的做法还是被人告到了地委行署。在上级领导找他谈话的时候,他非常嘴硬,说现在农民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但钱包还很瘪,所以应该引导农民适当增加收入,如果一味强调种粮食,就不是从实际出发。听王亚蔺讲完这番话,领导也赞同,但表示大的原则不能动。事后,王亚蔺写了份检查。
团的岗位培养了我
萨迦县距离日喀则200多公里,交通不便,王亚蔺远离父母妻子,逐渐感觉到了寂寞。王亚蔺就把年轻人弄在一起开始“土玩”:周末钓鱼、打猎、骑马,晚上还会去抓鸽子,完了一堆人热热闹闹聚餐。除了肉食,还有挖来的野韭菜,水泡子捞来的水木耳等等。年轻人谁出差,就带回一些蔬菜内部分一分,还形成了规矩。
王亚蔺初到萨迦县的时候,发现党政机关的年轻人尽管不多,但都缺乏朝气。他就不断给年轻人灌输一些理念:看你们穿的裤子补丁摞补丁,我们提倡艰苦奋斗,但不缺条裤子,国家干部应该注意形象,年轻人要活跃一点!为了带动年轻人的活力,王亚蔺开始组织舞会,下班或者周末就跳跳唱唱,不仅让年轻人下班后有事可做,而且精神状态大有改善。
1990年,王亚蔺从萨迦县调回日喀则,任团地委书记。有了在撒加的经历,王亚蔺在团地委的工作大不一样,他把青年工作与经济工作结合起来,把青年人的生活与事业和理想结合起来。
前者,他发起了一个“青年丰收计划”。日喀则地区的西部几个县主要是牧业县,但也有小气候适合农业生产,此前一直被浪费。王亚蔺提出要在西部县小气候适合的地区大面积提高单位产量,把良种向西部试种。结果,许多良种被青年试种成功,单位产量从原来的几十斤提高到了几百斤,老百姓都很高兴。
后者,他采取措施解决年轻干部的个人问题。在西藏,越是偏远、艰苦的地方,越是男同志多,越是难调动工作,越是难解决个人问题。王亚蔺就组织联谊活动牵线搭桥,并且提出在艰苦地方工作出色的,优先考虑调动问题。
1991年初,王亚蔺从日喀则团地委书记调任自治区团委副书记,一干就是八年。期间,他搞过团办实体,管过组织、宣传以及学少工作,还主抓过青年报社。王亚蔺说,团的岗位,对他是很关键的培养,这对以后走上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建设厅党组书记等岗位打下了基础,在团的岗位上,他不甘落后,不断提高分析能力、勇于创新、敢于解决现实问题,一旦有了新的舞台,就能马上抓起来。
情愿把一生奉献给高原
王亚蔺出自艺术氛围浓厚的家庭:父亲拉一手好二胡,母亲弹一手好扬琴,还写一手好书法。他说,自己少时的最大理想,就是背着相机走天下,成为一个优秀的摄影家,没有想过要从政。年轻时为摄影倾注了很大的精力,由于经济困难,每买一个胶卷都给自己规定了成功率:135相机30张胶片,要至少成功20幅;120相机12张胶片,要至少成功6幅。为了提高成功率,有时拍张照片要几次“踩点”,才肯按下快门。另外,他还规定了一个胶卷中艺术照片和新闻照片的比例,新闻照片是为了给报社投稿赚稿费,就可以再去买胶卷。
少时追求自由职业的梦想与后来从政的现实之间,尽管有所偏差,但王亚蔺还是投入了全部的精力和热情。这就像他年轻时曾有过的“好好工作几年争取内调”的想法一样,到了一个环境,就“既来之则安之”,一直到干出热情、干出感情,情愿把一生奉献给高原,舍之不得。
王亚蔺兄妹一共三人,全部在西藏工作,妹妹、弟弟的配偶都是藏族。他说,父辈一路步行来到西藏,一生艰辛献给西藏,并且是献完青春献子孙,没有任何索取。我们现在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各方面条件都比老一辈好,我们没有理由不把自己从事的事业干好。
谈到现在的年轻人,王亚蔺说,社会在不断发展变化,现在的80后、90后从小就被父母赋予了太大压力,既特别能吃苦,又特别会享福,他们没有面对过忧患,往往对自己定位太高,期望值太高。年轻人尤其是内地的年轻人,应该面对现实,不要空想太多,少些物质攀比,多些脚踏实地,“想当老板没有错,但可以先打工”。
51年以来,从接连跳级的小学生,到拉琴唱歌喜爱组织舞会的少年,到日喀则第一个穿西装的时尚青年,到一个和单位怄气而出走的售货员,到27岁身肩重任的的副县长,再到如今的西藏自治区建设厅党组书记,副厅长,王亚蔺的社会角色如戏剧般不停转换。但永远不变的是和父辈一样,为西藏奉献终身的情怀。
第一代援藏建设者的后代
王亚蔺是第一代援藏建设者的后代。当年,他的父亲是十八军军部保卫部的干部,母亲于1958年进藏。西藏军区成立后,王亚蔺的父亲来到亚东县社会部,也就是今天的公安局,从事隐蔽战线的工作,期间曾赴沈阳学习印地语。
1960年,王亚蔺出生了。父亲给他起的名字很有深意:亚,是指出生的亚东县;蔺,指四川古蔺,也就是父母的家乡。亚蔺,就是在亚东出生的古蔺人。
1965年,父亲从亚东县调到日喀则公安局工作,5岁的王亚蔺也到了日喀则。6岁那年,王亚蔺进入日喀则的德萨曩嘎小学读书。因为文革开始,这个小学不久改名为东方红小学。
小学时代,王亚蔺的记忆无益是轻松的。1968年以后,武斗之风蔓延到了日喀则,小学学也开始停课闹革命,所以王亚蔺的小学生涯就在学学停停、停停学学中度过。停课的时候,小亚蔺的父母就在家里辅导他功课;等开课了,老师一考全部都会,就直接跳级。所以,王亚蔺没有读过小学二年级和四年级。
小学毕业后,王亚蔺到了日喀则一中继续学业。中学是艰苦的,不是因为功课,而是除了学习之外,每个学期要有一个月学军,一个月学工,一个月学农。学军,就是和解放军一起打上背包步行下乡参加军训;学农就是在学校农场,按照“农业八字宪法”种地;学工则是在日喀则机修厂,分到班组里当钳工。从初三开始,学习生活才正常一点。王亚蔺说,一直到高中结束,他在学校里并没有学到什么文化知识。
1975年,15岁的王亚蔺高中毕业。当时的高中生毕业后一般都是上山下乡,但王亚蔺由于年龄太小,就暂且闲在家里。不久,日喀则劳动部门招工,母亲便把王亚蔺的年龄多报了一岁,并且找来父亲的高腰皮鞋,给垫上很多东西凑足身高,竟然通过了。
不安分的售货员
王亚蔺被分配到了日喀则百货公司,当售货员。到了1977年,高考恢复,王亚蔺动了高考的念头。受家庭教育的影响,王亚蔺渴望知识,渴望成为一名大学生。工作之前,他把家长给的零花钱都用来买书;即便在工作的时候,他也和一位山东援藏的老师关系很好,没有中断学习。
第一次大学招生,王亚蔺就报名了。当时的百货公司同意他参加高考补习,但不同意参加高考,这样,1977年的高考就错过了。到了1978年,情况竟然和去年一样,王亚蔺还是没有拿到报考的介绍信。这时候,当年的不少同学已经走进了大学校门,王亚蔺真是“羡慕嫉妒恨”,陷入了消沉。1979年,王亚蔺想,不让高考就去参军,家长给武装部的领导都说好了,结果单位还是不开介绍信。
1980年,王亚蔺已经20岁了,当年的高考还是没能参加。绝望之中,,王亚蔺烧掉了全部的复习资料,工作也不干了,单身一人跑到成都,一呆就是三个月。
看到这种情况,百货公司也有所退让。领导找到王亚蔺,问他喜欢不喜欢干摄影,如果想干,就把他调到新成立的日喀则国营照相馆。
王亚蔺的确有摄影的爱好,由于父亲工作的原因,王亚蔺很小就有了自己的照相机和放大机,平时没事就背着相机出去拍照,回家自己关在个小黑屋冲洗放大照片。甚至他的理想,就是当个背着相机走天下的摄影家。
但是,王亚蔺不想每天在照相馆流水作业一样的拍人像。他拒绝了领导的建议,提出希望去刚成立的日喀则电视台工作。结果,领导不同意他调出,只能在百货公司内部的岗位挑选。最后,王亚蔺选择了百货公司修表部,从零开始学习修表。他说,学习修表先是大座钟开始,然后才是手表;那时修表没有配件换,零件坏了就拿用锉子加工。
由于性格开朗,喜欢热闹,王亚蔺从小就是个活跃分子。上个世纪80年代,王亚蔺的交谊舞已经跳得很好。晚上在家的时候,桌子一拉腾出个大厅,一家人打开录音机就开始跳舞,同学朋友来了,就拉着一起跳。有时候,王亚蔺还组织朋友们带着录音机,到郊外的树林,跳舞唱歌。除了唱歌跳舞等爱好,王亚蔺的衣着打扮也很“入时”,他是日喀则第一个穿西装、穿喇叭裤的人,西装还是他在成都定做的。
由于表现活跃,王亚蔺当选为百货公司的团支部书记。到了周末,他就组织团员把公司的货物装上汽车,拉到偏远的乡下销售,很受农牧民的欢迎。
年轻的副县级干部
1982年,王亚蔺被上级单位看中,调到了日喀则地区商业局工作。先是在保卫科,然后到了政工科、人事科,并任局团委书记。在商业局期间,王亚蔺入了党,结了婚。1984年,24岁的他被破格提拔为团地委副书记。
被任命为团地委副书记的一幕,王亚蔺至今记得。他说,当时单位上报他的职务是商业局人事科副科长,按说没有资格任团地委副书记。所以听到任命时,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根本就不相信。结果会议结束后,团地委书记索朗同志径直走到他身边表示祝贺,他才相信自己没有听错。
24岁成为副县级干部,王亚蔺突然感受到了一种压力。他回忆说,任团地委副书记,和基层团的工作不一样,当时就觉得有千万双眼睛在盯着自己。为了一心扑在工作上,王亚蔺丢掉了摄影、拉小提琴、跳舞等所有爱好。1985年,王亚蔺来到四川团校,系统学习了中国青运史、团史、团与党的关系、共青团的理论等,为做好团的工作打好理论基础。几年里,由于思想压力太大,王亚蔺说,那时每作一个决策,都要反复思考,生怕出错误,出洋相,工作上缩手缩脚,生活也偏离了自己的想法,甚至一度心情压抑。
1987年5月份,西藏自治区机构改革,共青团、妇联、工会合并成为工青妇办公室,王亚蔺被派到了萨迦县任副县长。那年他27岁。到萨迦县任副县长,这对王亚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工作。在萨迦县,他分管过教育、卫生、计委、农牧业、民政等工作,一呆就是三年半。王亚蔺告诉记者,这是他人生中较大的一个转折。当时,王亚蔺是萨迦县最年轻的班子成员,也是下乡最多的县领导。
当时,我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时期,但很多理论还处在模糊状态,萨迦全县农作物的种植仍然是下计划,播种比例要严格按照计划执行。由于县里班子成员分区包干农业丰产任务,王亚蔺在自己包干的区域里动起了脑筋。
王亚蔺说,当时萨迦县粮食生产不成问题,农牧民缺的是钱,而油菜是很好的经济作物。于是,王亚蔺组织农民悄悄把油菜的播种面积扩大了一点。为了掩人耳目,沿路多种粮食,沟里多种油菜。尽管如此,王亚蔺的做法还是被人告到了地委行署。在上级领导找他谈话的时候,他非常嘴硬,说现在农民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但钱包还很瘪,所以应该引导农民适当增加收入,如果一味强调种粮食,就不是从实际出发。听王亚蔺讲完这番话,领导也赞同,但表示大的原则不能动。事后,王亚蔺写了份检查。
团的岗位培养了我
萨迦县距离日喀则200多公里,交通不便,王亚蔺远离父母妻子,逐渐感觉到了寂寞。王亚蔺就把年轻人弄在一起开始“土玩”:周末钓鱼、打猎、骑马,晚上还会去抓鸽子,完了一堆人热热闹闹聚餐。除了肉食,还有挖来的野韭菜,水泡子捞来的水木耳等等。年轻人谁出差,就带回一些蔬菜内部分一分,还形成了规矩。
王亚蔺初到萨迦县的时候,发现党政机关的年轻人尽管不多,但都缺乏朝气。他就不断给年轻人灌输一些理念:看你们穿的裤子补丁摞补丁,我们提倡艰苦奋斗,但不缺条裤子,国家干部应该注意形象,年轻人要活跃一点!为了带动年轻人的活力,王亚蔺开始组织舞会,下班或者周末就跳跳唱唱,不仅让年轻人下班后有事可做,而且精神状态大有改善。
1990年,王亚蔺从萨迦县调回日喀则,任团地委书记。有了在撒加的经历,王亚蔺在团地委的工作大不一样,他把青年工作与经济工作结合起来,把青年人的生活与事业和理想结合起来。
前者,他发起了一个“青年丰收计划”。日喀则地区的西部几个县主要是牧业县,但也有小气候适合农业生产,此前一直被浪费。王亚蔺提出要在西部县小气候适合的地区大面积提高单位产量,把良种向西部试种。结果,许多良种被青年试种成功,单位产量从原来的几十斤提高到了几百斤,老百姓都很高兴。
后者,他采取措施解决年轻干部的个人问题。在西藏,越是偏远、艰苦的地方,越是男同志多,越是难调动工作,越是难解决个人问题。王亚蔺就组织联谊活动牵线搭桥,并且提出在艰苦地方工作出色的,优先考虑调动问题。
1991年初,王亚蔺从日喀则团地委书记调任自治区团委副书记,一干就是八年。期间,他搞过团办实体,管过组织、宣传以及学少工作,还主抓过青年报社。王亚蔺说,团的岗位,对他是很关键的培养,这对以后走上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建设厅党组书记等岗位打下了基础,在团的岗位上,他不甘落后,不断提高分析能力、勇于创新、敢于解决现实问题,一旦有了新的舞台,就能马上抓起来。
情愿把一生奉献给高原
王亚蔺出自艺术氛围浓厚的家庭:父亲拉一手好二胡,母亲弹一手好扬琴,还写一手好书法。他说,自己少时的最大理想,就是背着相机走天下,成为一个优秀的摄影家,没有想过要从政。年轻时为摄影倾注了很大的精力,由于经济困难,每买一个胶卷都给自己规定了成功率:135相机30张胶片,要至少成功20幅;120相机12张胶片,要至少成功6幅。为了提高成功率,有时拍张照片要几次“踩点”,才肯按下快门。另外,他还规定了一个胶卷中艺术照片和新闻照片的比例,新闻照片是为了给报社投稿赚稿费,就可以再去买胶卷。
少时追求自由职业的梦想与后来从政的现实之间,尽管有所偏差,但王亚蔺还是投入了全部的精力和热情。这就像他年轻时曾有过的“好好工作几年争取内调”的想法一样,到了一个环境,就“既来之则安之”,一直到干出热情、干出感情,情愿把一生奉献给高原,舍之不得。
王亚蔺兄妹一共三人,全部在西藏工作,妹妹、弟弟的配偶都是藏族。他说,父辈一路步行来到西藏,一生艰辛献给西藏,并且是献完青春献子孙,没有任何索取。我们现在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各方面条件都比老一辈好,我们没有理由不把自己从事的事业干好。
谈到现在的年轻人,王亚蔺说,社会在不断发展变化,现在的80后、90后从小就被父母赋予了太大压力,既特别能吃苦,又特别会享福,他们没有面对过忧患,往往对自己定位太高,期望值太高。年轻人尤其是内地的年轻人,应该面对现实,不要空想太多,少些物质攀比,多些脚踏实地,“想当老板没有错,但可以先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