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白居易喊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后，“为时代写作”便成了许多艺术家当仁不让的艺术选择。然而，永恒的艺术创作都是“为时间的写作”而非“为时代的写作”。如果一件“为时代”的作品不能体现出其内在的、久远的时间性的话，那么，这件作品便会停留在某个具体的时间节点，而非时间序列里。由此，我们面临如此选择：笔墨当随时代还是当随古代？
　　随时代者，大有人在。但董扬选择了笔墨当随古代。
　　在这里，“古代”一词不仅仅是时序、代际的划分，也不仅仅是一种审美格调，比如古雅、古色、古香等，而是审美经验、艺术经验的沉淀与升华。它具备化石般的标本意义却不是标本，而是活体生命的当下形态。基于此，笔墨追随古代，心性强调自身，便成了一些出色艺术家的主动选择。
　　董扬的选择是一目了然的。在吴昌硕与齐白石的大写意框架内，董扬从自身心性出发，笔墨求吴之金石、齐之真率。不过，一味如此，董扬很可能是吴昌硕或齐白石第二，而不具备形态学的意义。或许，董扬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在师法吴、齐笔墨的同时，中宫紧缩，把吴、齐张扬的气场往雅致里收纳，并在收纳之中呈现自己的平和之美。
　　我们知道，吴昌硕与齐白石都强调生、老、拙、辣的审美意味。这样的意味，董扬的作品里不是没有，但是，其作品的主调已经开始暗转。也就是说，在生、老、拙、辣的底板上，董扬更加强调了笔墨的精细化、私我化。他使得大写意花鸟追求的风云气象转化为了“私我化”的儿女情长。这份儿女情长也使得董扬转向了“诗言志”、从“诗言志”到“诗言情”再到“诗言体”，是一个完整的形态学谱系。由“诗言情”到“诗言体”，对于董扬来说，还有一段较为长远的路，但我看到了他由此作为艺术家存在的理由与意义。
　　就目前的创作来说，董扬更加强调文人画的审美趣味。图式之中，悄悄地藏了些现代构成的因素。这样的构成形式，董扬是通过书法的疏密排布来完成的。他在这方面的艺术思考与艺术努力令人印象深刻。
　　其实，董扬是个很不错的书法家。他是陕西省内为数不多的几位西泠印社成员之一。他的书法风追汉魏，大开大合。如果一任性情，他的题跋或许真得能在其画面上画龙点睛，使自己的绘画更上层楼。于此，忽发奇想，董扬能否在自己的画面之中，再弱化一些已有的设计感？当设计成为一门科学，无所不入地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与艺术生活后，画面中的设计元素是不可或缺的。古代所说的计白当黑便是一种典型的设计语言。许多卓有成效的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也多和设计有关。因此，问题不是是否需要设计，而是如何让自己的设计更加诗意，更加的“若拙”却绝不是“拙”。
　　董扬在多个艺术领域都有自己的创建，他是个全能型的艺术家。这一点，很令我敬佩。所谓融会贯通、所谓集大成，缺少了董扬那样在书法、篆刻、绘画、诗词等方面的密集修炼，是不可想象的。但我关注的不是他的全能，不是他会多少种功夫，而是他的艺术最终抵达的高度。为此，我瞩目董扬，瞩目他当下的艺术选择及其艺术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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