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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摄影界，袁毅平，是一个熟悉的名字，是一位资深的摄影前辈。《东方红》，1961年拍摄的一幅天安门日出的彩色风景照片，既是袁毅平的传世佳作，也成了他的刻板标签。
实际上，自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国摄影发展的历程中，袁毅平具有多重身份：摄影师、编辑、摄影理论研究者、摄影批评人、摄影协会领导者、摄影活动组织者。时间将他与摄影编织成了一个实心球，从照相馆人像摄影扎实训练起步，到职业新闻摄影的锤炼，进一步以编辑的视点审视和评价影像，进而研究摄影的理论与美学。他以一位在摄影的自觉实践中成熟起来的领导者，参与摄影行业政策、规范的制定与决策、执行与推广。他为人谦逊、温和，待人热情，五十多年来，太多活跃在摄影行业一线的人，无论天南海北，都喜欢称袁毅平为“老师”，因为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袁毅平直接的帮助和提携。2014年，88岁的袁毅平早已被尊为“袁老”。近几年他积极主动地向摄影界敞开自己，不仅愿意讲述一生的摄影历程，也不遗余力地翻箱倒柜，打开一包又一包牛皮口纸袋和旧信封。他期待这些散落的底片与文稿，将往事和影像重新呈现。这也是以袁老为代表的摄影前辈，送给与中国摄影界的一份丰厚馈赠吧。
我在2013年初接受中国摄影家协会理论研究部“中国摄影文化抢救计划”的任务，开始做袁毅平口述历史及摄影研究。在大学教学摄影二十年，我每天面对年轻的面孔。也许职业的因素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我的理念早已明晰，摄影的历史，只有让年轻摄影人来接受才能传承，中国的摄影前辈和摄影历程，需要年轻人的理解和认可。年轻一辈的摄影人知道袁毅平的不多。不仅因为《东方红》这样的影像，淹没在互联网的海量图像洪流中，不足以吸引眼球，也因为中国摄影史的呈现中，经典名家常常只有一个人名、两三张作品、四五个头衔。摄影人、摄影活动、摄影思潮和时代进程缺乏血肉相连的整体性展现。如果现在要回答年轻人的提问：袁毅平是谁？我该如何去证明袁毅平的多重身份及其价值呢？他个人的成就在中国摄影的发展历程中又起到了怎样具体而微的作用？我该介绍袁毅平的哪些摄影经历就可以引导年轻人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中国摄影发展的脉络？非常遗憾地说，以上的问题在研究项目开始之前我是无法回答的。甚至，我觉得熟悉袁毅平的很多摄影界人士也不能够说出袁毅平五十年摄影生涯中的二十张优秀照片，写过的十篇重要文章，推动和实施的三、五个摄影工作项目。
因此，做袁毅平摄影研究的目的就非常明确了：我希望通过对他的口述采访、整理摄影资料、整理文章和手稿，清晰地梳理出他摄影生涯的脉络，准确地还原出他在摄影领域的成长、发展轨迹，诚实地呈现出他的个人成就与中国摄影行业的关系。进一步而言，通过对他的个案研究，我不仅要在中国摄影历史版图上给他找到一个经纬度明确的位置，还要能够画出一幅3D图形，描绘出他这座山，他的轮廓、形状甚至他内部蕴藏的宝藏。我确信中国摄影历史的蓝图，必需依靠这样一个点一个点，一座山一座山来定位、描绘。
一年前，我组织了一个小团队，希望和年轻人一起做袁毅平摄影研究。首先我带领了两名“80后”研究生，何博与杨露，进行口述历史的采访工作。
自2013年3月至6月底，每周两次，每次三小时，上午9点到12点，我们三人去位于北京北土城边的袁老家进行口述采访。这样的集中采访进行了近三十次，大约有80多个小时的采访录音。2013年下半年及2014年3月以来，我们的采访小组继续与袁老见面、交谈、整理照片。目前已经积累有100多个小时的采访录音。
袁老住在80年代初盖起来的六层砖结构的老式楼房，社区安静，旁边有医院和大面积的绿地。他选择了这样方便的环境，但是却不得不将就着狭小的居住空间。他和老伴一起生活在一套小三居内，他的房间长约6米，宽2米多，单人床、写字台、简单的沙发和满满的书柜。他总是坐在朝阳的窗户前的书桌边，每次我都是贴着墙坐，以保持和袁老面对面说话。我们之间的距离，不超过一米。而另外的两个年轻研究者则在这间狭小的屋子里面度过了100多个小时观看他的侧面甚至背影。每一次采访，我们九点到，他让保姆给我们倒上水，有时备一些水果。他自己则在三个小时的交谈过程中，不喝水，不上厕所。只是有时电话铃响，摄影界的活动邀请或者老朋友的电话问候打断了我们的交谈。87岁的袁老以清晰的思维向我们这些他的下一代、下下代追述从童年开始的人生，讲述摄影界的三教九流。他讲话带有南方口音，但是很容易懂。他的讲述，很口语，很轻松，但是也有故事性强的，有很多细节，很文学。他讲起故事来，会自己禁不住先笑起来。
听一位老人讲故事，需要一种能力。在采访进行了一个月之后，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做这个项目的优势。因为我的父亲曾经在《大众摄影》杂志1979年复刊后担任过十年的编辑。所以协会的很多叔叔阿姨我都熟悉，至少也熟悉他们的名字。所以，袁老的讲述，对于我来说是极为生动的，石少华、陈勃、徐肖冰、吴印咸、佟树珩、朱宪民、吕厚民、杨绍明、尚进、张家琪、朱家实、陈淑芬……我头脑中那些来自于少年时代父亲的片断描述都形象化、完整化了。这也让我觉得离袁老很近。我想他也感受到了这一点。我不是以一名记者的身份来提问，我们是一起来梳理中国摄影走过的道路。在这条路上，袁老牵引着我，看行业里熟悉的人所经历过的陌生的事。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不断地提出问题，关于那些具体的人和事，能够让他讲述更多的细节。
当采访进行到两个多月的时候遇到了瓶颈，也就是袁老给我们讲人生与摄影将近40个小时后，中国摄影已经进入了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这一次，他用三个小时，就把整个80年代到他1990年离休，都讲完了。然后他说，退休了，慢慢也就没有什么事情了。好像袁老下“逐客令”了。讲完了？这让我非常不甘心。十年改革开放进程中摄影的发展，怎么能够三小时就结束了呢？他也接着问我，下次你们再来，我讲什么呢？我跟他说我三天后还会来，提前一天告诉他谈什么。这真的是一个挑战。
在历史学的范畴，口述历史是1948年产生于美国的历史记载与研究的新方式，它开创了建立人类个体记忆库的理念。依据个人口头对历史讲述所必然带有的个人主观性，叙述的具体带来的琐碎性，使史学界总是会发出质疑的声音。他讲述他自己，我作为一个晚辈，一个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怎么来判断这些叙述的可靠性。真实与非真实，怎么把握？他是个谦和的人，他的人生哲学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他的讲述会弱化掉什么？截止到那时，我还没有开始整理他的照片，如果依据于当时对他的认识，该以什么样的标准来选择影像？我重新问自己，我们做他的口述历史和摄影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我想，应该是在梳理出他的摄影轨迹之后，以他为引子，描绘并厘清中国摄影发展的一段脉络。他手中有不少重要的摄影资料，他曾经自豪地说，手上有《中国摄影》杂志从创刊到他离休的所有期号。在中国，恐怕没有几个个人有如此完整的收藏。我在出了袁老家门的时候有了个好主意。我马上给袁老打电话，就请他把《中国摄影》杂志从头拿出来，我跟他一起看一遍。袁老很少拒绝人，他回答我说，那有很多合订本啊。 于是我们又和袁老工作了两个月，把《中国摄影》杂志自1974年复刊到1989年一页一页地看过来。这个过程真是大开眼界，而且袁老几乎知道每一张照片和文章背后的原因。中国摄影的历程如此生动地呈现在我眼前而来。他应该是比较满意我的这个主意，因为我感受到他的记忆之泉喷涌不止。
通过和袁老一起翻阅《中国摄影》杂志，首先中国摄影界的诸多人物在我的头脑中逐渐丰满起来，我看到了石少华、张印泉等老一辈摄影家的许多作品，了解了王立平、凌飞的照片如何在1980年代进行探索，摄影的现代性是怎么被讨论出来的等等。也正是在对中国摄影下半叶五十年的整体面貌做了回顾与解读之后，我找到了整理袁毅平照片的标尺。
2013年6月，袁老打开他书柜下面的门，指着满柜子塞得鼓鼓囊囊的旧信封、旧口袋，“照片太多了”。在此以前他所做的口述中，并没有说太多本人的摄影创作。他除了谈及在服务于新闻报业时期的一些拍摄经历，作为编辑的身份，他说他的摄影是“顺手牵羊”式的，是非专业的摄影。在这些一包包不起眼的旧袋子里面，我找到了5000至6000张底片和照片。于是我们的谈话内容自然地转向了围绕他的摄影实践上。
袁毅平自1958年以后自命为“业余”摄影师，他能够使用单位的相机有禄莱、徕卡，自己还买了一台莫斯科牌相机，旁轴6×9画幅。他用阿克发和柯达黑白胶卷，偶尔能获得油溶性彩色胶卷，或者是过期的彩色胶片，有时是灯光型胶片，也会有拍电影的朋友将电影盘片的片头剪下来，缠成的胶卷送他。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他总是有机会奢侈地获得胶片来拍摄。
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末，袁毅平以一种训练有素的职业摄影的意识和习惯，泛目的、泛功用性地拍摄了他经历的很多社会活动及政治运动。在他的柜子里躺了四五十年的牛皮纸口袋中，是各种规格的底片和小样。他对这个时期的底片基本都整理过，底片袋上有标记，还有照片上留下来的剪裁划线。这些底片和照片的数量，大约在上千张。这些影像中有少量西南地区的生产建设与生活，主要内容是北京60、70年代人的面貌和天安门的大型活动，也有与中国摄影家学会工作相关的空间与活动，如江苏水乡劳作的人们，也有河北涿鹿农村人的生活，还有阿尔巴尼亚人和社会……这些题材本身在中国的视觉档案中是缺失的，是陌生的。
我首先申请将袁老所有的影像都进行数字化存档。希望这个庞大的数字影像库能够尽早地公开，成为社会文化的共有资产。接下来要将这些底片和照片整理收存。这个浩大的工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落实。
经过了一年多的口述采访，整理袁老的照片，我们要提交第一份研究报告了。在他众多身份中，我觉得首先应该全面肯定和充分展现的是他作为摄影师的一面，这也是他之后从事编辑、摄影理论与批评研究、行业领导等领域工作重要的出发点和依据。因此我们无论是以空间展览的方式、纸媒出版物的方式、还是网络传播的方式，都希望向公众呈现出的摄影师袁毅平，是一位经过七八年上海照相馆训练，具有良好的视觉专业素养；又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经历了八年新闻摄影记者生涯的锤炼，炼就了摄影的选题意识，影像与社会和历史的相互作用意识。袁毅平在1960年代之后全身转型为编辑，他会不自觉地以专业的素质与精神，进行非专业目的的拍摄。所谓非专业摄影或者业余的摄影，核心问题是他的大部分照片拍摄不是为了发表，而是认为应该拍摄。他的六组近百张核心影像作品包括： 1962年江苏省苏州甪直村，通过摄影对三年自然灾害后的社会进行调查，展现农村面貌；1963年河北涿鹿县“送文艺下乡”影展 ；1964至1965年“四清运动”山东曲阜焦河大队运动面貌；1950年代密云水库等水利建设和工业生产发展；天安门广场的活动与人民；1969年“五七干校”等等。
从这个切入点我们就可以看到袁毅平作品的价值。在选择袁毅平回顾展的照片时，我有三个倾向，一是照片要体现的是袁毅平在那个时代的视点和想法，二是照片能体现袁毅平所在时代的普遍情感和思维方式，三是挑选生动的，更富有人性的、真切可感的影像。6000张底片，数字化，然后在电脑上一一选择，这是个巨大的挑战。初选1000张，再删300张，再删……如此一层层缩小范围。在此过程中，我一直在与团队中的同学们交流对袁毅平作品的看法。这次，年轻的学生是袁老的第一读者。我要借用年轻人的反馈，选出可以打动当代人的影像。另外，我也在选片时特别放弃掉那些具有刻板印象的照片，放弃掉那些被今天的影像阅读所规范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单一而坚硬的形象。因为他没有发表任务，所以拍摄更加放松，也更捕捉到那个时代与人的双重存在。1960年代人们的朴素面容，透露出简单而发自内心的情怀。他的照片带给我们一种陌生感，这个陌生感包括对过去时代人的面貌和情感的陌生感，也包括我们熟悉的关于过去的影像，多是那些把革命和政治强化的视觉形象。他的照片画面影调较为明快，新鲜，画面建构结实，在视觉本身上具有很强的审美感。影像背后是一份明快的、充满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纯净的兴奋感。
通过此次展览的选片做佐证，我认为袁毅平1958年进入中国摄影学会工作后的十年，是他摄影创作最成熟的时期。其影像摆脱了新闻宣传的实用目的，又与时代紧密结合，与现实真切的情感相连。
让我觉得颇有意外收获的是袁毅平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利用工作之便拍摄的许多作品，其中也包括参加摄影活动时记录摄影者拍摄状况的影像。虽然袁毅平并没有把所有这些照片当作自己的重要作品，但是他仍然把它们当作资料仔细保存。这些影像时不时闪现的当代色彩，时常给我视觉上的兴奋。也让我开始思考，影像如何在摄影者的把控之中，又如何逃离摄影者主观意愿的路径；摄影的历史性和当代性如何在同一幅影像中同时获得存在的空间；摄影的拍摄和观看如何孕育了一幅作品后，又如何让这幅作品具有了生命一般成长的空间。
《中国摄影》的这个专题和2014年6月在中国摄影展览馆的“往事散记——袁毅平摄影回顾展”应该只是这个项目的开始。
2012年，中国摄影家协会王瑶主席在第八届代表大会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到要为老摄影家做学术梳理。中国摄协理论研究部为此发起了“摄影文化抢救项目”，计划整理和研究20多位老摄影家的作品，袁毅平排在这个名单的第一位。此项目还得到了中国文联资源中心、北京电影学院等机构的支持。我的工作得到了中国摄协理论研究部主任吴砚华，以及这个项目的学术顾问石志民和闻丹青的帮助。这个团队的成员还包括：何博、杨露、周椋、赵柏钧、王儒洁、谢淼威、袁柳。
在此，特向所有团队成员以及所有关心和帮助这个项目的人士致谢。
实际上，自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国摄影发展的历程中，袁毅平具有多重身份：摄影师、编辑、摄影理论研究者、摄影批评人、摄影协会领导者、摄影活动组织者。时间将他与摄影编织成了一个实心球，从照相馆人像摄影扎实训练起步，到职业新闻摄影的锤炼，进一步以编辑的视点审视和评价影像，进而研究摄影的理论与美学。他以一位在摄影的自觉实践中成熟起来的领导者，参与摄影行业政策、规范的制定与决策、执行与推广。他为人谦逊、温和，待人热情，五十多年来，太多活跃在摄影行业一线的人，无论天南海北，都喜欢称袁毅平为“老师”，因为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袁毅平直接的帮助和提携。2014年，88岁的袁毅平早已被尊为“袁老”。近几年他积极主动地向摄影界敞开自己，不仅愿意讲述一生的摄影历程，也不遗余力地翻箱倒柜，打开一包又一包牛皮口纸袋和旧信封。他期待这些散落的底片与文稿，将往事和影像重新呈现。这也是以袁老为代表的摄影前辈，送给与中国摄影界的一份丰厚馈赠吧。
我在2013年初接受中国摄影家协会理论研究部“中国摄影文化抢救计划”的任务，开始做袁毅平口述历史及摄影研究。在大学教学摄影二十年，我每天面对年轻的面孔。也许职业的因素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我的理念早已明晰，摄影的历史，只有让年轻摄影人来接受才能传承，中国的摄影前辈和摄影历程，需要年轻人的理解和认可。年轻一辈的摄影人知道袁毅平的不多。不仅因为《东方红》这样的影像，淹没在互联网的海量图像洪流中，不足以吸引眼球，也因为中国摄影史的呈现中，经典名家常常只有一个人名、两三张作品、四五个头衔。摄影人、摄影活动、摄影思潮和时代进程缺乏血肉相连的整体性展现。如果现在要回答年轻人的提问：袁毅平是谁？我该如何去证明袁毅平的多重身份及其价值呢？他个人的成就在中国摄影的发展历程中又起到了怎样具体而微的作用？我该介绍袁毅平的哪些摄影经历就可以引导年轻人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中国摄影发展的脉络？非常遗憾地说，以上的问题在研究项目开始之前我是无法回答的。甚至，我觉得熟悉袁毅平的很多摄影界人士也不能够说出袁毅平五十年摄影生涯中的二十张优秀照片，写过的十篇重要文章，推动和实施的三、五个摄影工作项目。
因此，做袁毅平摄影研究的目的就非常明确了：我希望通过对他的口述采访、整理摄影资料、整理文章和手稿，清晰地梳理出他摄影生涯的脉络，准确地还原出他在摄影领域的成长、发展轨迹，诚实地呈现出他的个人成就与中国摄影行业的关系。进一步而言，通过对他的个案研究，我不仅要在中国摄影历史版图上给他找到一个经纬度明确的位置，还要能够画出一幅3D图形，描绘出他这座山，他的轮廓、形状甚至他内部蕴藏的宝藏。我确信中国摄影历史的蓝图，必需依靠这样一个点一个点，一座山一座山来定位、描绘。
一年前，我组织了一个小团队，希望和年轻人一起做袁毅平摄影研究。首先我带领了两名“80后”研究生，何博与杨露，进行口述历史的采访工作。
自2013年3月至6月底，每周两次，每次三小时，上午9点到12点，我们三人去位于北京北土城边的袁老家进行口述采访。这样的集中采访进行了近三十次，大约有80多个小时的采访录音。2013年下半年及2014年3月以来，我们的采访小组继续与袁老见面、交谈、整理照片。目前已经积累有100多个小时的采访录音。
袁老住在80年代初盖起来的六层砖结构的老式楼房，社区安静，旁边有医院和大面积的绿地。他选择了这样方便的环境，但是却不得不将就着狭小的居住空间。他和老伴一起生活在一套小三居内，他的房间长约6米，宽2米多，单人床、写字台、简单的沙发和满满的书柜。他总是坐在朝阳的窗户前的书桌边，每次我都是贴着墙坐，以保持和袁老面对面说话。我们之间的距离，不超过一米。而另外的两个年轻研究者则在这间狭小的屋子里面度过了100多个小时观看他的侧面甚至背影。每一次采访，我们九点到，他让保姆给我们倒上水，有时备一些水果。他自己则在三个小时的交谈过程中，不喝水，不上厕所。只是有时电话铃响，摄影界的活动邀请或者老朋友的电话问候打断了我们的交谈。87岁的袁老以清晰的思维向我们这些他的下一代、下下代追述从童年开始的人生，讲述摄影界的三教九流。他讲话带有南方口音，但是很容易懂。他的讲述，很口语，很轻松，但是也有故事性强的，有很多细节，很文学。他讲起故事来，会自己禁不住先笑起来。
听一位老人讲故事，需要一种能力。在采访进行了一个月之后，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做这个项目的优势。因为我的父亲曾经在《大众摄影》杂志1979年复刊后担任过十年的编辑。所以协会的很多叔叔阿姨我都熟悉，至少也熟悉他们的名字。所以，袁老的讲述，对于我来说是极为生动的，石少华、陈勃、徐肖冰、吴印咸、佟树珩、朱宪民、吕厚民、杨绍明、尚进、张家琪、朱家实、陈淑芬……我头脑中那些来自于少年时代父亲的片断描述都形象化、完整化了。这也让我觉得离袁老很近。我想他也感受到了这一点。我不是以一名记者的身份来提问，我们是一起来梳理中国摄影走过的道路。在这条路上，袁老牵引着我，看行业里熟悉的人所经历过的陌生的事。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不断地提出问题，关于那些具体的人和事，能够让他讲述更多的细节。
当采访进行到两个多月的时候遇到了瓶颈，也就是袁老给我们讲人生与摄影将近40个小时后，中国摄影已经进入了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这一次，他用三个小时，就把整个80年代到他1990年离休，都讲完了。然后他说，退休了，慢慢也就没有什么事情了。好像袁老下“逐客令”了。讲完了？这让我非常不甘心。十年改革开放进程中摄影的发展，怎么能够三小时就结束了呢？他也接着问我，下次你们再来，我讲什么呢？我跟他说我三天后还会来，提前一天告诉他谈什么。这真的是一个挑战。
在历史学的范畴，口述历史是1948年产生于美国的历史记载与研究的新方式，它开创了建立人类个体记忆库的理念。依据个人口头对历史讲述所必然带有的个人主观性，叙述的具体带来的琐碎性，使史学界总是会发出质疑的声音。他讲述他自己，我作为一个晚辈，一个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怎么来判断这些叙述的可靠性。真实与非真实，怎么把握？他是个谦和的人，他的人生哲学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他的讲述会弱化掉什么？截止到那时，我还没有开始整理他的照片，如果依据于当时对他的认识，该以什么样的标准来选择影像？我重新问自己，我们做他的口述历史和摄影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我想，应该是在梳理出他的摄影轨迹之后，以他为引子，描绘并厘清中国摄影发展的一段脉络。他手中有不少重要的摄影资料，他曾经自豪地说，手上有《中国摄影》杂志从创刊到他离休的所有期号。在中国，恐怕没有几个个人有如此完整的收藏。我在出了袁老家门的时候有了个好主意。我马上给袁老打电话，就请他把《中国摄影》杂志从头拿出来，我跟他一起看一遍。袁老很少拒绝人，他回答我说，那有很多合订本啊。 于是我们又和袁老工作了两个月，把《中国摄影》杂志自1974年复刊到1989年一页一页地看过来。这个过程真是大开眼界，而且袁老几乎知道每一张照片和文章背后的原因。中国摄影的历程如此生动地呈现在我眼前而来。他应该是比较满意我的这个主意，因为我感受到他的记忆之泉喷涌不止。
通过和袁老一起翻阅《中国摄影》杂志，首先中国摄影界的诸多人物在我的头脑中逐渐丰满起来，我看到了石少华、张印泉等老一辈摄影家的许多作品，了解了王立平、凌飞的照片如何在1980年代进行探索，摄影的现代性是怎么被讨论出来的等等。也正是在对中国摄影下半叶五十年的整体面貌做了回顾与解读之后，我找到了整理袁毅平照片的标尺。
2013年6月，袁老打开他书柜下面的门，指着满柜子塞得鼓鼓囊囊的旧信封、旧口袋，“照片太多了”。在此以前他所做的口述中，并没有说太多本人的摄影创作。他除了谈及在服务于新闻报业时期的一些拍摄经历，作为编辑的身份，他说他的摄影是“顺手牵羊”式的，是非专业的摄影。在这些一包包不起眼的旧袋子里面，我找到了5000至6000张底片和照片。于是我们的谈话内容自然地转向了围绕他的摄影实践上。
袁毅平自1958年以后自命为“业余”摄影师，他能够使用单位的相机有禄莱、徕卡，自己还买了一台莫斯科牌相机，旁轴6×9画幅。他用阿克发和柯达黑白胶卷，偶尔能获得油溶性彩色胶卷，或者是过期的彩色胶片，有时是灯光型胶片，也会有拍电影的朋友将电影盘片的片头剪下来，缠成的胶卷送他。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他总是有机会奢侈地获得胶片来拍摄。
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末，袁毅平以一种训练有素的职业摄影的意识和习惯，泛目的、泛功用性地拍摄了他经历的很多社会活动及政治运动。在他的柜子里躺了四五十年的牛皮纸口袋中，是各种规格的底片和小样。他对这个时期的底片基本都整理过，底片袋上有标记，还有照片上留下来的剪裁划线。这些底片和照片的数量，大约在上千张。这些影像中有少量西南地区的生产建设与生活，主要内容是北京60、70年代人的面貌和天安门的大型活动，也有与中国摄影家学会工作相关的空间与活动，如江苏水乡劳作的人们，也有河北涿鹿农村人的生活，还有阿尔巴尼亚人和社会……这些题材本身在中国的视觉档案中是缺失的，是陌生的。
我首先申请将袁老所有的影像都进行数字化存档。希望这个庞大的数字影像库能够尽早地公开，成为社会文化的共有资产。接下来要将这些底片和照片整理收存。这个浩大的工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落实。
经过了一年多的口述采访，整理袁老的照片，我们要提交第一份研究报告了。在他众多身份中，我觉得首先应该全面肯定和充分展现的是他作为摄影师的一面，这也是他之后从事编辑、摄影理论与批评研究、行业领导等领域工作重要的出发点和依据。因此我们无论是以空间展览的方式、纸媒出版物的方式、还是网络传播的方式，都希望向公众呈现出的摄影师袁毅平，是一位经过七八年上海照相馆训练，具有良好的视觉专业素养；又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经历了八年新闻摄影记者生涯的锤炼，炼就了摄影的选题意识，影像与社会和历史的相互作用意识。袁毅平在1960年代之后全身转型为编辑，他会不自觉地以专业的素质与精神，进行非专业目的的拍摄。所谓非专业摄影或者业余的摄影，核心问题是他的大部分照片拍摄不是为了发表，而是认为应该拍摄。他的六组近百张核心影像作品包括： 1962年江苏省苏州甪直村，通过摄影对三年自然灾害后的社会进行调查，展现农村面貌；1963年河北涿鹿县“送文艺下乡”影展 ；1964至1965年“四清运动”山东曲阜焦河大队运动面貌；1950年代密云水库等水利建设和工业生产发展；天安门广场的活动与人民；1969年“五七干校”等等。
从这个切入点我们就可以看到袁毅平作品的价值。在选择袁毅平回顾展的照片时，我有三个倾向，一是照片要体现的是袁毅平在那个时代的视点和想法，二是照片能体现袁毅平所在时代的普遍情感和思维方式，三是挑选生动的，更富有人性的、真切可感的影像。6000张底片，数字化，然后在电脑上一一选择，这是个巨大的挑战。初选1000张，再删300张，再删……如此一层层缩小范围。在此过程中，我一直在与团队中的同学们交流对袁毅平作品的看法。这次，年轻的学生是袁老的第一读者。我要借用年轻人的反馈，选出可以打动当代人的影像。另外，我也在选片时特别放弃掉那些具有刻板印象的照片，放弃掉那些被今天的影像阅读所规范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单一而坚硬的形象。因为他没有发表任务，所以拍摄更加放松，也更捕捉到那个时代与人的双重存在。1960年代人们的朴素面容，透露出简单而发自内心的情怀。他的照片带给我们一种陌生感，这个陌生感包括对过去时代人的面貌和情感的陌生感，也包括我们熟悉的关于过去的影像，多是那些把革命和政治强化的视觉形象。他的照片画面影调较为明快，新鲜，画面建构结实，在视觉本身上具有很强的审美感。影像背后是一份明快的、充满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纯净的兴奋感。
通过此次展览的选片做佐证，我认为袁毅平1958年进入中国摄影学会工作后的十年，是他摄影创作最成熟的时期。其影像摆脱了新闻宣传的实用目的，又与时代紧密结合，与现实真切的情感相连。
让我觉得颇有意外收获的是袁毅平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利用工作之便拍摄的许多作品，其中也包括参加摄影活动时记录摄影者拍摄状况的影像。虽然袁毅平并没有把所有这些照片当作自己的重要作品，但是他仍然把它们当作资料仔细保存。这些影像时不时闪现的当代色彩，时常给我视觉上的兴奋。也让我开始思考，影像如何在摄影者的把控之中，又如何逃离摄影者主观意愿的路径；摄影的历史性和当代性如何在同一幅影像中同时获得存在的空间；摄影的拍摄和观看如何孕育了一幅作品后，又如何让这幅作品具有了生命一般成长的空间。
《中国摄影》的这个专题和2014年6月在中国摄影展览馆的“往事散记——袁毅平摄影回顾展”应该只是这个项目的开始。
2012年，中国摄影家协会王瑶主席在第八届代表大会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到要为老摄影家做学术梳理。中国摄协理论研究部为此发起了“摄影文化抢救项目”，计划整理和研究20多位老摄影家的作品，袁毅平排在这个名单的第一位。此项目还得到了中国文联资源中心、北京电影学院等机构的支持。我的工作得到了中国摄协理论研究部主任吴砚华，以及这个项目的学术顾问石志民和闻丹青的帮助。这个团队的成员还包括：何博、杨露、周椋、赵柏钧、王儒洁、谢淼威、袁柳。
在此，特向所有团队成员以及所有关心和帮助这个项目的人士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