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在野
　　鲁庄公十年，齐鲁之间爆发了长勺之战。野人曹刿参与了战役的指挥，并使鲁国最终取得了胜利。这场战役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是曹刿对鲁国贵族的评价，也先入为主地成为了人们认识贵族的一把标尺。


　　实际上，在风云变幻的春秋时代，受到良好教育并拥有丰富社会阅历的“肉食者”，不乏雄才大略、志向高远者。齐桓公、晋文公等国君，管仲、晏婴及郑国的子产等贤臣，皆可为代表。但是，贪财好利、目光短浅的“肉食者”亦大有人在。这些人大多爱慕荣利，甚至胡作非为，往往落得身败名裂乃至国破家亡的下场。
　　愚者鄙者
　　崔抒是齐庄公时代的齐国权臣，尚武好色。他到大夫棠公家去吊唁时，看中了棠公之妻的美貌，便想娶之为妻。崔抒同棠公之妻同为姜姓，按照同姓不通婚的礼制，二人是不可以结婚的，何况棠公新丧。
　　崔抒没有顾及到这些，并拒绝了陈文子的劝告，娶了棠公之妻。齐庄公也是一个为长不尊的国君，暗自和崔抒新妇相通，并屡次到其家，甚至把崔抒的帽子拿出来送给别人。崔抒勾结了庄公近侍贾举，找了个机会，杀掉了齐庄公。
　　这是发生在鲁襄公二十五年的事，《论语》通过子张之口，对这件事也有侧面记述。齐庄公好色乐淫，因此丧命，是对“肉食者鄙”的再一次生动诠释。而另一“肉食者”崔抒，愚昧颟顸，为一己之私，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其愚鄙的程度远远超过了鲁庄公。
　　肉食奉公
　　此后的记载，有两件事令人感动。


　　其一，齐国太史书“崔抒弑其君”，一个“弑”字对崔抒进行了终极的历史评价。史载“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兄弟三人前仆后继，不仅记录了历史的本象，维护了史官的尊严，更表现了人性的高贵。他们的行为也得到了南史氏的声援，“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不畏权势、秉笔直书正是中国史官的不屈精神，也是我们民族得以延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其二，另一“肉食者”大夫晏婴，在庄公被戮后，并未畏惧崔抒的凶残，未逃亡，未躲避，而是伏在庄公的大腿上号哭，并顿足三次而去。连崔抒都承认，晏婴是“民之望也”，不得不放过他。晏婴的有礼、有节、有力，为他后面在齐国执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鄙者于心
　　“肉食者”是春秋时期的贵族，相对于平民，他们占有巨大的社会资源。在资源有限的古代社会，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吃肉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孟子说，“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肉食者”身居高位，一旦拥有权力，往往忘乎所以，不能自持，做出令人悲叹之事，这是“肉食者鄙”的一个根本原因。
　　春秋时期，晋国是一个大国，其国君晋灵公是一个贪财好利而又荒淫无道的家伙。他规定的赋税很重，民怨沸腾。他还站在高台上，拿着弹弓打人，看着大家躲避弹丸而哈哈大笑。更为荒唐的是，厨师做熊掌没有做熟，他居然将其杀掉。正如大夫士季对他的劝谏，“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晋灵公最终被赵穿在桃园击杀。
　　礼崩乐坏的时代，子弑父者有之，臣弑君者有之。乱臣贼子固然可恨，但被弑者的君父，也要承担一定责任。“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这是孔子无法忍受的几种行为，这又是“肉食者”司空见惯的现实表现。由此观之，“肉食者鄙”的评价可谓是客观而又理性的。
　　为天下笑
　　相对于晋文公的荒唐，迂腐的宋襄公则是另一类“肉食者鄙”的具体表现。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记载了宋楚之战，宋军已排好了队列，楚军正在渡河，大夫司马子鱼建议立刻攻击敌方，宋襄公不同意；楚军渡河未排成队列时，司马子鱼再次建议发起攻击，宋襄公还是不同意。
　　结果宋军大败，宋襄公的大腿也受了伤，亲兵全部被杀死。当被责备时，宋襄公以“仁义”自诩，认为行军打仗，不以险要地方取得胜利是一种“仁义”之举。“仁义”是不错的，但它也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仁义的实施，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地点等客观因素的具备，否则，只能自取其辱。
　　宋襄公的悲剧在于，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一厢情愿地躬行仁义，于现实无益，徒为别人的笑柄。
　　重在离心
　　目光短浅、贪图财色、愚蠢颟顸，是“肉食者鄙”的集中体现。
　　但需要注意的是，以上问题当然不是这些贵族吃肉的结果。不锤炼自己，以自我为中心，面对外部世界，毫无恐惧之心，即使整日食菜，亦于事无补。
　　“肉食者”只是一个关联性极强的借代修辞而已，“肉食者鄙”的教训，不仅后世“肉食者”需要吸取，“素食者”也需要吸取。这或许就是历史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