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李鸿章，很多人可能会立即把他和“卖国贼”这三个字联系起来——许多年来，教科书上不都是这么说的吗？前几年，中央电视台曾播出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对李鸿章的形象作了一点儿“拨乱反正”，但作用看来相当有限。由此可见，教科书上的错误表述对人们认识历史的影响有多大。再联想到对日本利用教科书歪曲历史丑行的批判，便会觉得特别有道理。
　　近读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的《当年事》一书，看到李鸿章所说关于报纸的一席话，非常值得深思。1896年，李鸿章赴美国访问，在和当地记者的交流中有过这样一番答问：
　　美国记者问：“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答：“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李鸿章对美国报纸的评价是否恰当姑且不论，细细体味此人寥寥数语所展现出来的新闻观，让人不能不由衷地拍手称善——一个独裁专制体制下的朝廷重臣，对报纸的品格和功能，居然有如此精当的认识。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如此开明的官员治下的“清国报纸”，却“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回答只能是：李鸿章当时没有分管新闻口，他无法对报纸施加影响；或说体制比人厉害，封建体制对民情舆论的打压乃至封杀，李鸿章再开明也无法改变；当然也可有第三种说法，那就是李鸿章言行不一，他的话是说给外国人听的，在“清国报纸”管理上却绝不如此办理。
　　以上种种均属主观臆测，本人对晚清历史并无多少研究，说不清当时报纸的具体情况，倘若想了解真相，稳妥的办法是向清史专家讨教。不过有趣的是，翻开2006年第7期《中国新闻周刊》，其中北京大学夏晓虹教授所写的《晚清报纸上的秋瑾之死》一文，倒是有助于丰富对当时报界的认识的。夏教授介绍说，1907年7月15日，反清义士秋瑾在浙江绍兴惨遭杀害，上海的《申报》、《时报》和《神州日报》，尽管分别代表中间、改良和革命三派政治倾向，却众口一词大力抨击杀害秋瑾的暴行。清政府在众怒难犯的沉重压力下，赶忙公布所谓“证据”，但报纸仍然不依不饶，有的揭发“证据”可疑，甚至指责为捏造：“死者已死，无从质证，一任官吏之矫揉造作，一任官吏之锻炼周纳而已”。有的则从法理层面深刻批判：“故今日之争，不必问秋女士之革命真与不真，但当问官吏之杀我同胞当与不当。女士当杀，杀之宜矣;乃杀而于法律未当，是不啻杀我无罪之同胞也。”秋瑾之死引发的舆论被报纸真实而充分地披露，迫使朝廷最终向民众让步。浙江巡抚、绍兴知府遭免职；主持执行死刑的山阴知县李钟岳，为秋瑾的判决曾和绍兴知府贵福发生过激烈争执，在不断高涨的谴责声中，他忍受不了巨大的精神痛苦，自杀身死……
　　从1896年李鸿章访美到1907年秋瑾殉难，整整10个年头，此时西学东渐已颇有时日，“清国报纸”也自行洗心革面，不再是“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了。而此时的清廷体制也已摇摇欲坠，其统治力量有如强弩之末。这样一个垂死之物又怎么能像它的鼎盛之时以及垂而不死之时那样打压民情、封杀舆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