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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很多远在海外的华人一样，杨雪霏对于自己所生长之地中国文化的渴望，是在她出国后产生的。作为中央音乐学院第一位古典吉他专业的毕业生，她以全额奖学金考入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继续深造，成为该校第一位古典吉他专业的中国学生，并于毕业时获得了学院每年仅授予一人的“院长奖”。
如今，杨雪霏已被公认为世界顶尖的古典吉他演奏家之一，活跃在国际舞台上。“从1999年我第一张专辑中的《彝族舞曲》开始，我陆续发行了一些与中国相关的乐曲。这张新专辑的制作我想了很久，这是我第一次将整部专辑（双张）完全录制为中国音乐，也是我有史以来内容最庞大的一次工作。我觉得现在是个成熟的时机了。”
这张《中国素描》的风格包含了古典、西域、现代、流行，有独奏也有室内乐和交响乐，旨在较为全面地体现出吉他所展现的中国音乐。
杨雪霏《中国素描》唱片封面
在这张专辑的制作初期，杨雪霏就面临了最困难的问题——乐曲选择和吉他版本改编。哪些乐曲适合被改编，哪些乐曲不适合，这需要一点点地筛选。“既有经典的，也有一些传承和对未来的展望，能够讓听众听到一些未来的走向。”这是杨雪霏给自己的要求。而一些所选乐曲原版的弹奏乐器不尽相同，又给杨雪霏的改编增加了难度。“对于选好的乐曲，我会先在脑海里想象这首曲子在吉他上的感觉大概是什么样的，但那只是一个很大致的感觉。然后，我会将想到的几个小节写出来，试一试，不合适的再继续改。”杨雪霏记得很清楚，2018年的圣诞节她正在改编《彩云追月（钢琴版）》，她很喜欢这首乐曲，2019年元旦就改编完成了，但这首短短三分钟的乐曲却在2019年一年中被改动了无数次。“改编完成后我先在音乐会上表演了一次，觉得不满意，就继续听、继续改，一点一点试，一点一点摸索，这才有了最新的版本。”
但吉他毕竟不是中国乐器，为了给这张专辑添加一些“原汁原味”，杨雪霏将箫和古筝请来作为她的“嘉宾”。“笛箫大师”张维良曾说的中国音乐的虚实感让杨雪霏印象深刻，这张专辑中也不乏与他的合作。“箫是一条长线，拥有延续性的旋律，吉他的织体比较丰富，一中一西很搭配。而古筝和吉他都是和声乐曲，既能弹旋律，又能弹伴奏，这造成了一些乐器表现力上的重叠。”古筝乐曲的改编一直都是让杨雪霏最头疼的。当她和大学时的室友、现在的古筝演奏家袁莎提起后，袁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为吉他伴奏。杨雪霏表示，自己想要的并不是简单的伴奏，而是她们两个都有发挥。“在吉他版的中国音乐中加入民族乐器，是希望让新旧结合、中西结合。那我们就需要尽可能地把各自乐器的优势都发挥出来，成为一种新的声音。说实在的，这挺难的。”
《中国素描》的录制，杨雪霏用了三把吉他。即使对于常驻英国的她来说在英国录制更为方便，她还是将吉他都带来了中国。她笑着说，要做中国音乐，还是在中国录制更好。说着，雪霏眼神里透出了光：“北京国家大剧院的录音室真的很棒！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空间条件。”斯摩曼吉他（Smallman）是她在这张专辑里用的最多的一把吉他，在与民乐合作时，表现出吉他的特长是她最关注的，这把吉他圆润的音色加上和声的共鸣，使它能够更好地表达出所需的旋律性的语言；而那把名为菲舍尔（Fisher）的英国白松琴，在弹奏琵琶曲时声音更为贴切；还有一把琴在这张专辑中只弹奏了一首乐曲，但雪霏还是特地将它从英国带了回来，“我觉得它的声音就像《丝路驼铃》中骆驼队在干燥的沙土中行走的感觉”。
录音室里的杨雪霏总是希望尽可能地将录制的乐曲做到完美，这让她很愿意参与到乐曲的剪接中。“剪接不是把杂音去掉，这不一定是技术上的问题。有时候我弹三遍可能会弹出三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它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把自己最喜欢的那个弹奏片段放进去。”在细节上，杨雪霏总是一丝不苟，“吉他是一个音色很细腻的乐器，很多变化也是非常细微的，所以吉他很适合录音”。她很喜欢得到听众不同的反馈，“因为每个人的背景和听音乐时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我只有努力把更多的细节都做出来，才能让听众听到的内容更加丰富”。杨雪霏坦言，这张专辑是她有史以来工作量最大、最费力的一张专辑，她非常希望这是一张有“分量”的专辑。
杨雪霏之所以觉得现在时机比较成熟，是因为曾经的经历让她受到了很多影响。“我最大的收获和进步都是从各种合作中来的，”说到这里，她稍稍比划了一些弹奏的指法，“在中国乐器中，弹拨乐器占了很大部分，而中国音乐的特点是旋律性强，这些弹拨乐器的摇指和轮指就正好把这样的旋律表现了出来。但在古典吉他上，轮指其实并不多见。”在与西班牙舞者合作时接触到的一些弗拉明戈，让杨雪霏很受启发。“弗拉明戈吉他和古典吉他的弹奏方法很不一样，弗拉明戈乐曲中有很多旋律性的轮指，这和琵琶很相似。”同时，专辑内一些西域风格的中国乐曲，又与受到阿拉伯文化影响的弗拉明戈存在着联系，“在制作中国音乐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些技巧都可以融会贯通起来”。
十岁的杨雪霏在中国国际吉他艺术节中初露才华，西班牙领事赠予她一把西班牙音乐会吉他；接着，十二岁她获得日本吉他联盟授予的特别奖，日本著名吉他制作家河野贤赠予她一把本人制作的吉他；十三岁时，她获得由北京市长颁发的银帆奖；十四岁，她在西班牙马德里演奏罗德里戈创作的不朽名作《祈祷与舞蹈》，获得了作曲家本人的夸赞……在这些不断的合作、演出与经历中，时间也正为少年时就有不小成就的杨雪霏沉淀着一些其他的东西。“当时我有一些中国作品改编得很成功，现在陆陆续续过了这么多年，我已经做了不少中国音乐，其间自己也改变了很多，我突然发现当我再一次捡起它们时，好像更明白其中的含义了。今年是我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的第二十年，我走了很多地方，看到了不一样的文化，再随着年龄的增长，通过对照，自己从小所处的文化突然变得更加鲜明，这就像我自己的一个身份。当我意识到这点后再回过头重新体验自己的文化，发现身为中国人的气质是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不会变的。” 个人经历让杨雪霏从一个感性而随心所欲，不喜欢按部就班的音乐家开始寻找其中与理性的平衡，不管是在琴弦上对音乐的处理，还是在个人的生活方面。她说：“人随着智慧的增长就会更多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我经常会问自己，为什么要做音乐家？为什么要弹这些曲子？”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杨雪霏能更清楚自己的初心。
“其实最开始做这张专辑时，我心里有点想打退堂鼓。”说到这里，向来自信的杨雪霏不好意思地笑了。“我改编的很多都是名曲，大家非常熟悉这些音乐以及原来的版本，所以我总是会怀疑‘大家会接受我的吉他版本吗？’”虽然听众和民族音乐家都给了杨雪霏肯定的答案，但她却不免还是会感到惴惴不安。“后来她突然想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曾经在国外很多地方演出了当地文化的音乐。当语言不通、互相也不认识时，观众会来和她说，他们听到了她弹奏的音乐非常感动，这也成为了她作为吉他演奏家最大的动力。“在那些时候我都没有怀疑自己，怎么面对中国音乐反而怀疑起来了？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演奏的最高境界是让大家欣赏到你表现出的音乐之美，从而忘记了弹奏的具体乐器。作为中国人，中国音乐对我来说就像是母语一样，这是我自己的文化语言。虽然我拿吉他进行演奏，但乐器只是一个媒介，况且我对我的乐器——吉他非常了解，那么我来演奏中国音乐就是最合适的。我希望我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整张专辑的录制让杨雪霏有机会将曾经在许多不同音乐会上表演的中国音乐集中地弹奏一次，这也给杨雪霏带来了不同的感受。即使她已经对自己的乐器足够了解，但还是会不禁感叹 “哇，吉他有这么丰富的表现力！”她也为自己能够挖掘出这些丰富的内容而感到十分欣慰。“以前我弹奏过很多吉普赛、爵士风格的吉他曲目，却少有中国风格的。现在当我自己接触过后，我發现这个音乐世界是完全可以开发的，而且是合适的。我从小就对民乐耳濡目染，我觉得如果能把这个声音借鉴到吉他上，那就是一个新的音乐世界。而现在我真的觉得自己进入了那个新的世界。”
接受采访中的杨雪霏
在一场中国音乐的演出过后，有观众对她说：“你吉他的演奏有时听着像古筝，有时听着像古琴，有时像琵琶，有时像柳琴，真是把‘万能的吉他’！”杨雪霏很激动，她很喜欢这个评价，“真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的确，那场演出都涉及了观众提到的那些民族乐器。“我希望这张新专辑发行后，大家都能有这样‘万能的吉他’的感受！”
杨雪霏下一步的计划是演奏更多中国原创的古典吉他作品。在通过对中国音乐古典吉他版本的改编中，她借鉴到了许多民族乐器的声音，在她看来这是激发原创作品过程中很重要的一步。如果更多的作曲家听到了吉他的可能性，发掘了吉他的表现力，就会受到启发，更有信心为吉他进行创作。“这是一个很好的循环。吉他演奏的中国音乐不能总是靠改编，因为不管改编得多好，《渔舟唱晚》作为古筝经典、《梁祝》作为小提琴经典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我特别特别希望，或早或晚都有古典吉他上自己的中国作品，那是别的乐器代替不了的、我们自己的‘渔舟唱晚’和‘梁祝’。”
杨雪霏知道相比古典音乐，现当代音乐对于普通观众来说会有一些生涩，在她看来这需要一个过程，而对于演奏家来说，或许肩负着更多的使命。“我觉得弹奏现当代音乐很有意思，可以感受到很多新的创意，我可以将吉他的表现力通过自己所能发挥出来。如果我只去弹奏那些经典的、易接受的音乐，我就不会有进步和发展。当然，我们也需要优秀的现当代音乐作品，可能一百年过后精华留下来了，就会成为经典的一种，但现在我们不知道哪些会成为永远的经典。从演奏者的角度来说，哪怕我现在弹的音乐不一定能成为经典，不会那么伟大，甚至在当下没有那么多受众，我也需要跨出那一步。”
如今，杨雪霏已被公认为世界顶尖的古典吉他演奏家之一，活跃在国际舞台上。“从1999年我第一张专辑中的《彝族舞曲》开始，我陆续发行了一些与中国相关的乐曲。这张新专辑的制作我想了很久，这是我第一次将整部专辑（双张）完全录制为中国音乐，也是我有史以来内容最庞大的一次工作。我觉得现在是个成熟的时机了。”
“努力”产生“重量”
这张《中国素描》的风格包含了古典、西域、现代、流行，有独奏也有室内乐和交响乐，旨在较为全面地体现出吉他所展现的中国音乐。
在这张专辑的制作初期，杨雪霏就面临了最困难的问题——乐曲选择和吉他版本改编。哪些乐曲适合被改编，哪些乐曲不适合，这需要一点点地筛选。“既有经典的，也有一些传承和对未来的展望，能够讓听众听到一些未来的走向。”这是杨雪霏给自己的要求。而一些所选乐曲原版的弹奏乐器不尽相同，又给杨雪霏的改编增加了难度。“对于选好的乐曲，我会先在脑海里想象这首曲子在吉他上的感觉大概是什么样的，但那只是一个很大致的感觉。然后，我会将想到的几个小节写出来，试一试，不合适的再继续改。”杨雪霏记得很清楚，2018年的圣诞节她正在改编《彩云追月（钢琴版）》，她很喜欢这首乐曲，2019年元旦就改编完成了，但这首短短三分钟的乐曲却在2019年一年中被改动了无数次。“改编完成后我先在音乐会上表演了一次，觉得不满意，就继续听、继续改，一点一点试，一点一点摸索，这才有了最新的版本。”
但吉他毕竟不是中国乐器，为了给这张专辑添加一些“原汁原味”，杨雪霏将箫和古筝请来作为她的“嘉宾”。“笛箫大师”张维良曾说的中国音乐的虚实感让杨雪霏印象深刻，这张专辑中也不乏与他的合作。“箫是一条长线，拥有延续性的旋律，吉他的织体比较丰富，一中一西很搭配。而古筝和吉他都是和声乐曲，既能弹旋律，又能弹伴奏，这造成了一些乐器表现力上的重叠。”古筝乐曲的改编一直都是让杨雪霏最头疼的。当她和大学时的室友、现在的古筝演奏家袁莎提起后，袁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为吉他伴奏。杨雪霏表示，自己想要的并不是简单的伴奏，而是她们两个都有发挥。“在吉他版的中国音乐中加入民族乐器，是希望让新旧结合、中西结合。那我们就需要尽可能地把各自乐器的优势都发挥出来，成为一种新的声音。说实在的，这挺难的。”
《中国素描》的录制，杨雪霏用了三把吉他。即使对于常驻英国的她来说在英国录制更为方便，她还是将吉他都带来了中国。她笑着说，要做中国音乐，还是在中国录制更好。说着，雪霏眼神里透出了光：“北京国家大剧院的录音室真的很棒！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空间条件。”斯摩曼吉他（Smallman）是她在这张专辑里用的最多的一把吉他，在与民乐合作时，表现出吉他的特长是她最关注的，这把吉他圆润的音色加上和声的共鸣，使它能够更好地表达出所需的旋律性的语言；而那把名为菲舍尔（Fisher）的英国白松琴，在弹奏琵琶曲时声音更为贴切；还有一把琴在这张专辑中只弹奏了一首乐曲，但雪霏还是特地将它从英国带了回来，“我觉得它的声音就像《丝路驼铃》中骆驼队在干燥的沙土中行走的感觉”。
录音室里的杨雪霏总是希望尽可能地将录制的乐曲做到完美，这让她很愿意参与到乐曲的剪接中。“剪接不是把杂音去掉，这不一定是技术上的问题。有时候我弹三遍可能会弹出三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它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把自己最喜欢的那个弹奏片段放进去。”在细节上，杨雪霏总是一丝不苟，“吉他是一个音色很细腻的乐器，很多变化也是非常细微的，所以吉他很适合录音”。她很喜欢得到听众不同的反馈，“因为每个人的背景和听音乐时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我只有努力把更多的细节都做出来，才能让听众听到的内容更加丰富”。杨雪霏坦言，这张专辑是她有史以来工作量最大、最费力的一张专辑，她非常希望这是一张有“分量”的专辑。
经历打磨底气
杨雪霏之所以觉得现在时机比较成熟，是因为曾经的经历让她受到了很多影响。“我最大的收获和进步都是从各种合作中来的，”说到这里，她稍稍比划了一些弹奏的指法，“在中国乐器中，弹拨乐器占了很大部分，而中国音乐的特点是旋律性强，这些弹拨乐器的摇指和轮指就正好把这样的旋律表现了出来。但在古典吉他上，轮指其实并不多见。”在与西班牙舞者合作时接触到的一些弗拉明戈，让杨雪霏很受启发。“弗拉明戈吉他和古典吉他的弹奏方法很不一样，弗拉明戈乐曲中有很多旋律性的轮指，这和琵琶很相似。”同时，专辑内一些西域风格的中国乐曲，又与受到阿拉伯文化影响的弗拉明戈存在着联系，“在制作中国音乐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些技巧都可以融会贯通起来”。
十岁的杨雪霏在中国国际吉他艺术节中初露才华，西班牙领事赠予她一把西班牙音乐会吉他；接着，十二岁她获得日本吉他联盟授予的特别奖，日本著名吉他制作家河野贤赠予她一把本人制作的吉他；十三岁时，她获得由北京市长颁发的银帆奖；十四岁，她在西班牙马德里演奏罗德里戈创作的不朽名作《祈祷与舞蹈》，获得了作曲家本人的夸赞……在这些不断的合作、演出与经历中，时间也正为少年时就有不小成就的杨雪霏沉淀着一些其他的东西。“当时我有一些中国作品改编得很成功，现在陆陆续续过了这么多年，我已经做了不少中国音乐，其间自己也改变了很多，我突然发现当我再一次捡起它们时，好像更明白其中的含义了。今年是我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的第二十年，我走了很多地方，看到了不一样的文化，再随着年龄的增长，通过对照，自己从小所处的文化突然变得更加鲜明，这就像我自己的一个身份。当我意识到这点后再回过头重新体验自己的文化，发现身为中国人的气质是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不会变的。” 个人经历让杨雪霏从一个感性而随心所欲，不喜欢按部就班的音乐家开始寻找其中与理性的平衡，不管是在琴弦上对音乐的处理，还是在个人的生活方面。她说：“人随着智慧的增长就会更多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我经常会问自己，为什么要做音乐家？为什么要弹这些曲子？”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杨雪霏能更清楚自己的初心。
“其实最开始做这张专辑时，我心里有点想打退堂鼓。”说到这里，向来自信的杨雪霏不好意思地笑了。“我改编的很多都是名曲，大家非常熟悉这些音乐以及原来的版本，所以我总是会怀疑‘大家会接受我的吉他版本吗？’”虽然听众和民族音乐家都给了杨雪霏肯定的答案，但她却不免还是会感到惴惴不安。“后来她突然想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曾经在国外很多地方演出了当地文化的音乐。当语言不通、互相也不认识时，观众会来和她说，他们听到了她弹奏的音乐非常感动，这也成为了她作为吉他演奏家最大的动力。“在那些时候我都没有怀疑自己，怎么面对中国音乐反而怀疑起来了？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演奏的最高境界是让大家欣赏到你表现出的音乐之美，从而忘记了弹奏的具体乐器。作为中国人，中国音乐对我来说就像是母语一样，这是我自己的文化语言。虽然我拿吉他进行演奏，但乐器只是一个媒介，况且我对我的乐器——吉他非常了解，那么我来演奏中国音乐就是最合适的。我希望我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进入了一个新世界
整张专辑的录制让杨雪霏有机会将曾经在许多不同音乐会上表演的中国音乐集中地弹奏一次，这也给杨雪霏带来了不同的感受。即使她已经对自己的乐器足够了解，但还是会不禁感叹 “哇，吉他有这么丰富的表现力！”她也为自己能够挖掘出这些丰富的内容而感到十分欣慰。“以前我弹奏过很多吉普赛、爵士风格的吉他曲目，却少有中国风格的。现在当我自己接触过后，我發现这个音乐世界是完全可以开发的，而且是合适的。我从小就对民乐耳濡目染，我觉得如果能把这个声音借鉴到吉他上，那就是一个新的音乐世界。而现在我真的觉得自己进入了那个新的世界。”
在一场中国音乐的演出过后，有观众对她说：“你吉他的演奏有时听着像古筝，有时听着像古琴，有时像琵琶，有时像柳琴，真是把‘万能的吉他’！”杨雪霏很激动，她很喜欢这个评价，“真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的确，那场演出都涉及了观众提到的那些民族乐器。“我希望这张新专辑发行后，大家都能有这样‘万能的吉他’的感受！”
杨雪霏下一步的计划是演奏更多中国原创的古典吉他作品。在通过对中国音乐古典吉他版本的改编中，她借鉴到了许多民族乐器的声音，在她看来这是激发原创作品过程中很重要的一步。如果更多的作曲家听到了吉他的可能性，发掘了吉他的表现力，就会受到启发，更有信心为吉他进行创作。“这是一个很好的循环。吉他演奏的中国音乐不能总是靠改编，因为不管改编得多好，《渔舟唱晚》作为古筝经典、《梁祝》作为小提琴经典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我特别特别希望，或早或晚都有古典吉他上自己的中国作品，那是别的乐器代替不了的、我们自己的‘渔舟唱晚’和‘梁祝’。”
杨雪霏知道相比古典音乐，现当代音乐对于普通观众来说会有一些生涩，在她看来这需要一个过程，而对于演奏家来说，或许肩负着更多的使命。“我觉得弹奏现当代音乐很有意思，可以感受到很多新的创意，我可以将吉他的表现力通过自己所能发挥出来。如果我只去弹奏那些经典的、易接受的音乐，我就不会有进步和发展。当然，我们也需要优秀的现当代音乐作品，可能一百年过后精华留下来了，就会成为经典的一种，但现在我们不知道哪些会成为永远的经典。从演奏者的角度来说，哪怕我现在弹的音乐不一定能成为经典，不会那么伟大，甚至在当下没有那么多受众，我也需要跨出那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