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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日本大正民主蒸蒸日上，似乎民主转型在即。然而，为何在1930年后，日本的民主政治却土崩瓦解，日本也逐渐成为世界大战的东方策源地，最终举国走上疯狂之路？
脆弱的大正新政
事实上，大正民主的基础从一开始就极不牢靠。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并未转型成为民主国家，而是产生了一个天皇与倒幕功臣分享权力的寡头政权。
虽然当时有人提议效仿英国政体，实行“君民同治”的提议，但都遭到了维新元老们的否决。根据“明治维新第一政治家”大久保利通的说法，日本“民众已习惯于封建压制，偏僻之陋习成性”，政体设计“应根据我国之土地风俗人情时势”。言下之意，日本民众配不上民主宪政。
最终，明治大帝在1889年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但从其内容来看，这远不是一部有民主精神的宪法，反而更接近绝对君主：帝国统治权由天皇统揽，天皇作为帝国元首“神圣不可侵犯”，享有召集和解散帝国议会、非常时期发布敕令取代法律、钦点国务大臣、统帥海陆军等各项统治大权。
至于看起来富含民主元素的“帝国国会”，虽然得到了宪法的承认，但与一般议会民主制度相比，权限大幅缩水，本身并非立法机关，只是天皇行使立法权的“协赞”机构。内阁首相也不从议会改选的多数党中产生，而是天皇从明治元老推荐人选中钦点。
这样一部宪法所反映的政治体制，只是徒具立宪的外皮，实践的却是维新元老们的共识：天皇对小民慈善关怀，小民则“忠勇奉公”。这套父慈子爱的家庭伦理政治，是日本特有的“国体精华”“万邦无比”，绝不能轻易放弃。这种有日本特色的君主制，很快就引起了国内的非议和反抗。
同时，一战后，国际形势也变得对天皇制极为不利，欧洲多个历史悠久的王朝，如俄国的罗曼诺夫、德国的霍亨索伦、奥地利哈布斯堡，都在一战末期崩溃，国际环境从未对君主如此不友好。
不过，对天皇制最为不利的，还是时任天皇本人的身体条件。明治天皇驾崩后，新即位的大正天皇幼年曾罹患脑膜炎，由于父皇坚持不用西医，采用传统的中医疗法，导致愈后才智存在较大缺陷，后期连日常参加礼仪活动都颇为困难。
天皇无法理政、威信沦丧，日本国民对皇室的敬畏也就越发难以维系，议会和总理大臣的权力得到加强，政党也趁机扩充势力。所谓的大正民主宪政，正是在这种夹缝中艰难建立起来。
1912年，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提出“天皇机关说”，认为天皇也是国家机关的一部分，须对全体国民负责，受议会的监督，统治大权不是天皇的私事。这种对“国体”的创造性解释，在维持既有天皇制和宪法的前提下，为实现民主宪政做了理论变通，后来为1920年代的政党内阁所尊奉。
恰好在1924年以后，“自由派”人士西园寺公望成为唯一在世的元老，他推荐首相人选时严格自律，只推荐国会多数党及最大反对党的党魁，在日本特色体制和民主宪政之间架设了桥梁。
不难想象，这样的政治体制极为脆弱，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对宪法的歪曲脑补之上，而且在实践又严重依赖少数实权政客的德行，一旦外部环境骤变，后果不难预料。
福祸难料的经济奇迹
日本从“一战”期间开始经济腾飞，财政也随之日渐宽裕，日本大国自信膨胀，大搞扩军和资本输出，提出“充实国防”“中日经济亲善提携”等政策，扩充海陆军备，企图独霸中国，确立东亚领袖的地位。
在国际上，同时期的美国却对外秉持“威尔逊主义”，以全世界的民主事业为奋斗目标。美国式的文化、政治、生活方式和个人主义观念，也在日本逐渐扩散开来。
观念和追求的碰撞，加深了日本与欧美列强的矛盾。1923年，日本军部将苏俄列为头号潜在敌人时，美国竟赫然名列第二。
抗拒西方文化的国粹传统也有所复兴。惨烈的世界大战重挫西化派的威信，在不少日本民间国师看来，西方那一套远非什么普世价值，政治上推崇民主，就是向西方投降。
经济起伏造成的社会问题，更是让日本社会的戾气愈演愈烈。
一战后在经济腾飞中成为巨头的，主要是三菱、三井、住友等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大财阀。众多中小企业则由于缺乏政府和银行支持，普遍规模较小，技术落后，不具备抗风险能力。
随着日本经济转入危机，特别是1920年3月开始，东京证券交易市场的股价暴跌，不少中小企业和银行应声倒闭，全球“大萧条”更是使日本的经济困境雪上加霜。
到20年代末，日本大学与专门学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已不足40%，社会维稳困难，“昭和维新”“天诛奸臣”的声浪此起彼伏。
与此同时，随着皇室的新一代裕仁皇储逐渐长大，大正民主很快走上了绝路。
坚持天皇对军队的领导
作为维新以来的皇室“第三代”，裕仁幼年时目睹过祖父明治的威严，也曾困扰于父亲大正的昏聩对皇室造成的伤害。接班人的责任意识，使他很早就已致力于在宫内大臣的帮助下，挽救皇室渐趋没落的权势。
为了重振皇室的威严，增强在民众中的存在感，1921年，还是皇太子的裕仁在宫内忠臣和皇亲国戚的安排下，游历欧洲，遍访英法荷比意诸国，与各国显贵谈笑风生。日本媒体对这次出访的报道力度空前，裕仁第一次公共宣传就取得了重大成功，有力回击了皇室衰落的论调。
裕仁对政治的操弄也很有手腕。美国历史学家赫伯特·比克斯指出：通过幕后的积极活动，裕仁至少掣肘了三任总理大臣的权力，加速了政党内阁的崩溃。
对于军队统帅权的维护，裕仁更是不遗余力。根据帝国宪法，日本海陆军统帅权属于天皇，但没有明确说明是否“独立”。在大正天皇怠政的1920年，内阁官僚蠢蠢欲动，阴谋撤销海陆军统帅部，未获成功。到了1924年，政党内阁正式上台后，又试图染指军队。军部在争取到裕仁支持的情况下，坚决回击，最终获得“独立于内阁，独自制定军令”的权力，并进一步明确了天皇的“统帅大权”是不受政府约束的，为军部势力的膨胀埋下了祸根。
不过，随着大正民主风气的蔓延，军队中也在暗潮涌动。当时的一份军中报告指出：“由于一般知识水平的提高和从报纸杂志等受到的社会教育，还有国民思想的变化，无形中下士以下的士兵变得不再盲从。”
然而，大正之风虽然提高了军人们的知识水平，但其独立思考能力似乎并没有相应提高。当二三十年代的空前严重经济社会危机袭来时，军队里的年轻人惶惑不安，种种灵魂之问拷问着他们：军队到底是谁的军队？百姓困苦，到底是谁的责任？国家的出路又在哪里？
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日本各种极端思潮纷纷涌现并发展壮大，从忽悠军人民众、勾结上层权贵的法西斯分子，到努力迎合宫廷、梦想缔造国家宗教的日莲宗领袖，应有尽有。他们的具体思想内容千差万别，但不乏广泛的共识，即坚决反对大正民主主义，认定国内的经济社会形势是被政党政客所败坏；日本对领导东亚秩序和建设世界大同负有特殊责任，而英美等国则害怕日本崛起，已对日本形成环形包围圈等，不一而足。
很快，在民间国师的忽悠和军部高层的纵容之下，拥有了先进理论工具的“昭和男儿”便纷纷打起“维护国体”，“昭和维新”的旗号，对那些追随西方鬼畜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各路“逆贼”果断“天诛”，以匡扶天皇，拯救日本国民。
大正时代的民主氛围，以及开明领袖们的政治生命和肉体生命，就这样在昭和时代迅速凋零殆尽。军部则乘势坐大，于是日本举国走上了疯狂之路，直到1945年战败。（《书屋》姚白莞/文等）
脆弱的大正新政
事实上，大正民主的基础从一开始就极不牢靠。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并未转型成为民主国家，而是产生了一个天皇与倒幕功臣分享权力的寡头政权。
虽然当时有人提议效仿英国政体，实行“君民同治”的提议，但都遭到了维新元老们的否决。根据“明治维新第一政治家”大久保利通的说法，日本“民众已习惯于封建压制，偏僻之陋习成性”，政体设计“应根据我国之土地风俗人情时势”。言下之意，日本民众配不上民主宪政。
最终，明治大帝在1889年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但从其内容来看，这远不是一部有民主精神的宪法，反而更接近绝对君主：帝国统治权由天皇统揽，天皇作为帝国元首“神圣不可侵犯”，享有召集和解散帝国议会、非常时期发布敕令取代法律、钦点国务大臣、统帥海陆军等各项统治大权。
至于看起来富含民主元素的“帝国国会”，虽然得到了宪法的承认，但与一般议会民主制度相比，权限大幅缩水，本身并非立法机关，只是天皇行使立法权的“协赞”机构。内阁首相也不从议会改选的多数党中产生，而是天皇从明治元老推荐人选中钦点。
这样一部宪法所反映的政治体制，只是徒具立宪的外皮，实践的却是维新元老们的共识：天皇对小民慈善关怀，小民则“忠勇奉公”。这套父慈子爱的家庭伦理政治，是日本特有的“国体精华”“万邦无比”，绝不能轻易放弃。这种有日本特色的君主制，很快就引起了国内的非议和反抗。
同时，一战后，国际形势也变得对天皇制极为不利，欧洲多个历史悠久的王朝，如俄国的罗曼诺夫、德国的霍亨索伦、奥地利哈布斯堡，都在一战末期崩溃，国际环境从未对君主如此不友好。
不过，对天皇制最为不利的，还是时任天皇本人的身体条件。明治天皇驾崩后，新即位的大正天皇幼年曾罹患脑膜炎，由于父皇坚持不用西医，采用传统的中医疗法，导致愈后才智存在较大缺陷，后期连日常参加礼仪活动都颇为困难。
天皇无法理政、威信沦丧，日本国民对皇室的敬畏也就越发难以维系，议会和总理大臣的权力得到加强，政党也趁机扩充势力。所谓的大正民主宪政，正是在这种夹缝中艰难建立起来。
1912年，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提出“天皇机关说”，认为天皇也是国家机关的一部分，须对全体国民负责，受议会的监督，统治大权不是天皇的私事。这种对“国体”的创造性解释，在维持既有天皇制和宪法的前提下，为实现民主宪政做了理论变通，后来为1920年代的政党内阁所尊奉。
恰好在1924年以后，“自由派”人士西园寺公望成为唯一在世的元老，他推荐首相人选时严格自律，只推荐国会多数党及最大反对党的党魁，在日本特色体制和民主宪政之间架设了桥梁。
不难想象，这样的政治体制极为脆弱，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对宪法的歪曲脑补之上，而且在实践又严重依赖少数实权政客的德行，一旦外部环境骤变，后果不难预料。
福祸难料的经济奇迹
日本从“一战”期间开始经济腾飞，财政也随之日渐宽裕，日本大国自信膨胀，大搞扩军和资本输出，提出“充实国防”“中日经济亲善提携”等政策，扩充海陆军备，企图独霸中国，确立东亚领袖的地位。
在国际上，同时期的美国却对外秉持“威尔逊主义”，以全世界的民主事业为奋斗目标。美国式的文化、政治、生活方式和个人主义观念，也在日本逐渐扩散开来。
观念和追求的碰撞，加深了日本与欧美列强的矛盾。1923年，日本军部将苏俄列为头号潜在敌人时，美国竟赫然名列第二。
抗拒西方文化的国粹传统也有所复兴。惨烈的世界大战重挫西化派的威信，在不少日本民间国师看来，西方那一套远非什么普世价值，政治上推崇民主，就是向西方投降。
经济起伏造成的社会问题，更是让日本社会的戾气愈演愈烈。
一战后在经济腾飞中成为巨头的，主要是三菱、三井、住友等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大财阀。众多中小企业则由于缺乏政府和银行支持，普遍规模较小，技术落后，不具备抗风险能力。
随着日本经济转入危机，特别是1920年3月开始，东京证券交易市场的股价暴跌，不少中小企业和银行应声倒闭，全球“大萧条”更是使日本的经济困境雪上加霜。
到20年代末，日本大学与专门学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已不足40%，社会维稳困难，“昭和维新”“天诛奸臣”的声浪此起彼伏。
与此同时，随着皇室的新一代裕仁皇储逐渐长大，大正民主很快走上了绝路。
坚持天皇对军队的领导
作为维新以来的皇室“第三代”，裕仁幼年时目睹过祖父明治的威严，也曾困扰于父亲大正的昏聩对皇室造成的伤害。接班人的责任意识，使他很早就已致力于在宫内大臣的帮助下，挽救皇室渐趋没落的权势。
为了重振皇室的威严，增强在民众中的存在感，1921年，还是皇太子的裕仁在宫内忠臣和皇亲国戚的安排下，游历欧洲，遍访英法荷比意诸国，与各国显贵谈笑风生。日本媒体对这次出访的报道力度空前，裕仁第一次公共宣传就取得了重大成功，有力回击了皇室衰落的论调。
裕仁对政治的操弄也很有手腕。美国历史学家赫伯特·比克斯指出：通过幕后的积极活动，裕仁至少掣肘了三任总理大臣的权力，加速了政党内阁的崩溃。
对于军队统帅权的维护，裕仁更是不遗余力。根据帝国宪法，日本海陆军统帅权属于天皇，但没有明确说明是否“独立”。在大正天皇怠政的1920年，内阁官僚蠢蠢欲动，阴谋撤销海陆军统帅部，未获成功。到了1924年，政党内阁正式上台后，又试图染指军队。军部在争取到裕仁支持的情况下，坚决回击，最终获得“独立于内阁，独自制定军令”的权力，并进一步明确了天皇的“统帅大权”是不受政府约束的，为军部势力的膨胀埋下了祸根。
不过，随着大正民主风气的蔓延，军队中也在暗潮涌动。当时的一份军中报告指出：“由于一般知识水平的提高和从报纸杂志等受到的社会教育，还有国民思想的变化，无形中下士以下的士兵变得不再盲从。”
然而，大正之风虽然提高了军人们的知识水平，但其独立思考能力似乎并没有相应提高。当二三十年代的空前严重经济社会危机袭来时，军队里的年轻人惶惑不安，种种灵魂之问拷问着他们：军队到底是谁的军队？百姓困苦，到底是谁的责任？国家的出路又在哪里？
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日本各种极端思潮纷纷涌现并发展壮大，从忽悠军人民众、勾结上层权贵的法西斯分子，到努力迎合宫廷、梦想缔造国家宗教的日莲宗领袖，应有尽有。他们的具体思想内容千差万别，但不乏广泛的共识，即坚决反对大正民主主义，认定国内的经济社会形势是被政党政客所败坏；日本对领导东亚秩序和建设世界大同负有特殊责任，而英美等国则害怕日本崛起，已对日本形成环形包围圈等，不一而足。
很快，在民间国师的忽悠和军部高层的纵容之下，拥有了先进理论工具的“昭和男儿”便纷纷打起“维护国体”，“昭和维新”的旗号，对那些追随西方鬼畜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各路“逆贼”果断“天诛”，以匡扶天皇，拯救日本国民。
大正时代的民主氛围，以及开明领袖们的政治生命和肉体生命，就这样在昭和时代迅速凋零殆尽。军部则乘势坐大，于是日本举国走上了疯狂之路，直到1945年战败。（《书屋》姚白莞/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