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20 年,日本大正民主蒸蒸日上,似乎民主转型在即。然而,为何在1930年后,日本的民主政治却土崩瓦解,日本也逐渐成为世界大战的东方策源地,最终举国走上疯狂之路?
脆弱的大正新政
事实上,大正民主的基础从一开始就极不牢靠。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并未转型成为民主国家,而是产生了一个天皇与倒幕功臣分享权力的寡头政权。
虽然当时有人提议效仿英国政体,实行“君民同治”的提议,但都遭到了维新元老们的否决。根据“明治维新第一政治家”大久保利通的说法,日本“民众已习惯于封建压制,偏僻之陋习成性”,政体设计“应根据我国之土地风俗人情时势”。言下之意,日本民众配不上民主宪政。
最终,明治大帝在1889年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但从其内容来看,这远不是一部有民主精神的宪法,反而更接近绝对君主:帝国统治权由天皇统揽,天皇作为帝国元首“神圣不可侵犯”,享有召集和解散帝国议会、非常时期发布敕令取代法律、钦点国务大臣、统帥海陆军等各项统治大权。
至于看起来富含民主元素的“帝国国会”,虽然得到了宪法的承认,但与一般议会民主制度相比,权限大幅缩水,本身并非立法机关,只是天皇行使立法权的“协赞”机构。内阁首相也不从议会改选的多数党中产生,而是天皇从明治元老推荐人选中钦点。
这样一部宪法所反映的政治体制,只是徒具立宪的外皮,实践的却是维新元老们的共识:天皇对小民慈善关怀,小民则“忠勇奉公”。这套父慈子爱的家庭伦理政治,是日本特有的“国体精华”“万邦无比”,绝不能轻易放弃。这种有日本特色的君主制,很快就引起了国内的非议和反抗。
同时,一战后,国际形势也变得对天皇制极为不利,欧洲多个历史悠久的王朝,如俄国的罗曼诺夫、德国的霍亨索伦、奥地利哈布斯堡,都在一战末期崩溃,国际环境从未对君主如此不友好。
不过,对天皇制最为不利的,还是时任天皇本人的身体条件。明治天皇驾崩后,新即位的大正天皇幼年曾罹患脑膜炎,由于父皇坚持不用西医,采用传统的中医疗法,导致愈后才智存在较大缺陷,后期连日常参加礼仪活动都颇为困难。
天皇无法理政、威信沦丧,日本国民对皇室的敬畏也就越发难以维系,议会和总理大臣的权力得到加强,政党也趁机扩充势力。所谓的大正民主宪政,正是在这种夹缝中艰难建立起来。
1912年,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提出“天皇机关说”,认为天皇也是国家机关的一部分,须对全体国民负责,受议会的监督,统治大权不是天皇的私事。这种对“国体”的创造性解释,在维持既有天皇制和宪法的前提下,为实现民主宪政做了理论变通,后来为1920年代的政党内阁所尊奉。
恰好在1924年以后,“自由派”人士西园寺公望成为唯一在世的元老,他推荐首相人选时严格自律,只推荐国会多数党及最大反对党的党魁,在日本特色体制和民主宪政之间架设了桥梁。
不难想象,这样的政治体制极为脆弱,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对宪法的歪曲脑补之上,而且在实践又严重依赖少数实权政客的德行,一旦外部环境骤变,后果不难预料。
福祸难料的经济奇迹
日本从“一战”期间开始经济腾飞,财政也随之日渐宽裕,日本大国自信膨胀,大搞扩军和资本输出,提出“充实国防”“中日经济亲善提携”等政策,扩充海陆军备,企图独霸中国,确立东亚领袖的地位。
在国际上,同时期的美国却对外秉持“威尔逊主义”,以全世界的民主事业为奋斗目标。美国式的文化、政治、生活方式和个人主义观念,也在日本逐渐扩散开来。
观念和追求的碰撞,加深了日本与欧美列强的矛盾。1923年,日本军部将苏俄列为头号潜在敌人时,美国竟赫然名列第二。
抗拒西方文化的国粹传统也有所复兴。惨烈的世界大战重挫西化派的威信,在不少日本民间国师看来,西方那一套远非什么普世价值,政治上推崇民主,就是向西方投降。
经济起伏造成的社会问题,更是让日本社会的戾气愈演愈烈。
一战后在经济腾飞中成为巨头的,主要是三菱、三井、住友等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大财阀。众多中小企业则由于缺乏政府和银行支持,普遍规模较小,技术落后,不具备抗风险能力。
随着日本经济转入危机,特别是1920年3月开始,东京证券交易市场的股价暴跌,不少中小企业和银行应声倒闭,全球“大萧条”更是使日本的经济困境雪上加霜。
到20年代末,日本大学与专门学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已不足40%,社会维稳困难,“昭和维新”“天诛奸臣”的声浪此起彼伏。
与此同时,随着皇室的新一代裕仁皇储逐渐长大,大正民主很快走上了绝路。
坚持天皇对军队的领导
作为维新以来的皇室“第三代”,裕仁幼年时目睹过祖父明治的威严,也曾困扰于父亲大正的昏聩对皇室造成的伤害。接班人的责任意识,使他很早就已致力于在宫内大臣的帮助下,挽救皇室渐趋没落的权势。
为了重振皇室的威严,增强在民众中的存在感,1921年,还是皇太子的裕仁在宫内忠臣和皇亲国戚的安排下,游历欧洲,遍访英法荷比意诸国,与各国显贵谈笑风生。日本媒体对这次出访的报道力度空前,裕仁第一次公共宣传就取得了重大成功,有力回击了皇室衰落的论调。
裕仁对政治的操弄也很有手腕。美国历史学家赫伯特·比克斯指出:通过幕后的积极活动,裕仁至少掣肘了三任总理大臣的权力,加速了政党内阁的崩溃。
对于军队统帅权的维护,裕仁更是不遗余力。根据帝国宪法,日本海陆军统帅权属于天皇,但没有明确说明是否“独立”。在大正天皇怠政的1920年,内阁官僚蠢蠢欲动,阴谋撤销海陆军统帅部,未获成功。到了1924年,政党内阁正式上台后,又试图染指军队。军部在争取到裕仁支持的情况下,坚决回击,最终获得“独立于内阁,独自制定军令”的权力,并进一步明确了天皇的“统帅大权”是不受政府约束的,为军部势力的膨胀埋下了祸根。
不过,随着大正民主风气的蔓延,军队中也在暗潮涌动。当时的一份军中报告指出:“由于一般知识水平的提高和从报纸杂志等受到的社会教育,还有国民思想的变化,无形中下士以下的士兵变得不再盲从。”
然而,大正之风虽然提高了军人们的知识水平,但其独立思考能力似乎并没有相应提高。当二三十年代的空前严重经济社会危机袭来时,军队里的年轻人惶惑不安,种种灵魂之问拷问着他们:军队到底是谁的军队?百姓困苦,到底是谁的责任?国家的出路又在哪里?
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日本各种极端思潮纷纷涌现并发展壮大,从忽悠军人民众、勾结上层权贵的法西斯分子,到努力迎合宫廷、梦想缔造国家宗教的日莲宗领袖,应有尽有。他们的具体思想内容千差万别,但不乏广泛的共识,即坚决反对大正民主主义,认定国内的经济社会形势是被政党政客所败坏;日本对领导东亚秩序和建设世界大同负有特殊责任,而英美等国则害怕日本崛起,已对日本形成环形包围圈等,不一而足。
很快,在民间国师的忽悠和军部高层的纵容之下,拥有了先进理论工具的“昭和男儿”便纷纷打起“维护国体”,“昭和维新”的旗号,对那些追随西方鬼畜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各路“逆贼”果断“天诛”,以匡扶天皇,拯救日本国民。
大正时代的民主氛围,以及开明领袖们的政治生命和肉体生命,就这样在昭和时代迅速凋零殆尽。军部则乘势坐大,于是日本举国走上了疯狂之路,直到1945年战败。(《书屋》姚白莞/文等)
脆弱的大正新政
事实上,大正民主的基础从一开始就极不牢靠。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并未转型成为民主国家,而是产生了一个天皇与倒幕功臣分享权力的寡头政权。
虽然当时有人提议效仿英国政体,实行“君民同治”的提议,但都遭到了维新元老们的否决。根据“明治维新第一政治家”大久保利通的说法,日本“民众已习惯于封建压制,偏僻之陋习成性”,政体设计“应根据我国之土地风俗人情时势”。言下之意,日本民众配不上民主宪政。
最终,明治大帝在1889年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但从其内容来看,这远不是一部有民主精神的宪法,反而更接近绝对君主:帝国统治权由天皇统揽,天皇作为帝国元首“神圣不可侵犯”,享有召集和解散帝国议会、非常时期发布敕令取代法律、钦点国务大臣、统帥海陆军等各项统治大权。
至于看起来富含民主元素的“帝国国会”,虽然得到了宪法的承认,但与一般议会民主制度相比,权限大幅缩水,本身并非立法机关,只是天皇行使立法权的“协赞”机构。内阁首相也不从议会改选的多数党中产生,而是天皇从明治元老推荐人选中钦点。
这样一部宪法所反映的政治体制,只是徒具立宪的外皮,实践的却是维新元老们的共识:天皇对小民慈善关怀,小民则“忠勇奉公”。这套父慈子爱的家庭伦理政治,是日本特有的“国体精华”“万邦无比”,绝不能轻易放弃。这种有日本特色的君主制,很快就引起了国内的非议和反抗。
同时,一战后,国际形势也变得对天皇制极为不利,欧洲多个历史悠久的王朝,如俄国的罗曼诺夫、德国的霍亨索伦、奥地利哈布斯堡,都在一战末期崩溃,国际环境从未对君主如此不友好。
不过,对天皇制最为不利的,还是时任天皇本人的身体条件。明治天皇驾崩后,新即位的大正天皇幼年曾罹患脑膜炎,由于父皇坚持不用西医,采用传统的中医疗法,导致愈后才智存在较大缺陷,后期连日常参加礼仪活动都颇为困难。
天皇无法理政、威信沦丧,日本国民对皇室的敬畏也就越发难以维系,议会和总理大臣的权力得到加强,政党也趁机扩充势力。所谓的大正民主宪政,正是在这种夹缝中艰难建立起来。
1912年,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提出“天皇机关说”,认为天皇也是国家机关的一部分,须对全体国民负责,受议会的监督,统治大权不是天皇的私事。这种对“国体”的创造性解释,在维持既有天皇制和宪法的前提下,为实现民主宪政做了理论变通,后来为1920年代的政党内阁所尊奉。
恰好在1924年以后,“自由派”人士西园寺公望成为唯一在世的元老,他推荐首相人选时严格自律,只推荐国会多数党及最大反对党的党魁,在日本特色体制和民主宪政之间架设了桥梁。
不难想象,这样的政治体制极为脆弱,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对宪法的歪曲脑补之上,而且在实践又严重依赖少数实权政客的德行,一旦外部环境骤变,后果不难预料。
福祸难料的经济奇迹
日本从“一战”期间开始经济腾飞,财政也随之日渐宽裕,日本大国自信膨胀,大搞扩军和资本输出,提出“充实国防”“中日经济亲善提携”等政策,扩充海陆军备,企图独霸中国,确立东亚领袖的地位。
在国际上,同时期的美国却对外秉持“威尔逊主义”,以全世界的民主事业为奋斗目标。美国式的文化、政治、生活方式和个人主义观念,也在日本逐渐扩散开来。
观念和追求的碰撞,加深了日本与欧美列强的矛盾。1923年,日本军部将苏俄列为头号潜在敌人时,美国竟赫然名列第二。
抗拒西方文化的国粹传统也有所复兴。惨烈的世界大战重挫西化派的威信,在不少日本民间国师看来,西方那一套远非什么普世价值,政治上推崇民主,就是向西方投降。
经济起伏造成的社会问题,更是让日本社会的戾气愈演愈烈。
一战后在经济腾飞中成为巨头的,主要是三菱、三井、住友等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大财阀。众多中小企业则由于缺乏政府和银行支持,普遍规模较小,技术落后,不具备抗风险能力。
随着日本经济转入危机,特别是1920年3月开始,东京证券交易市场的股价暴跌,不少中小企业和银行应声倒闭,全球“大萧条”更是使日本的经济困境雪上加霜。
到20年代末,日本大学与专门学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已不足40%,社会维稳困难,“昭和维新”“天诛奸臣”的声浪此起彼伏。
与此同时,随着皇室的新一代裕仁皇储逐渐长大,大正民主很快走上了绝路。
坚持天皇对军队的领导
作为维新以来的皇室“第三代”,裕仁幼年时目睹过祖父明治的威严,也曾困扰于父亲大正的昏聩对皇室造成的伤害。接班人的责任意识,使他很早就已致力于在宫内大臣的帮助下,挽救皇室渐趋没落的权势。
为了重振皇室的威严,增强在民众中的存在感,1921年,还是皇太子的裕仁在宫内忠臣和皇亲国戚的安排下,游历欧洲,遍访英法荷比意诸国,与各国显贵谈笑风生。日本媒体对这次出访的报道力度空前,裕仁第一次公共宣传就取得了重大成功,有力回击了皇室衰落的论调。
裕仁对政治的操弄也很有手腕。美国历史学家赫伯特·比克斯指出:通过幕后的积极活动,裕仁至少掣肘了三任总理大臣的权力,加速了政党内阁的崩溃。
对于军队统帅权的维护,裕仁更是不遗余力。根据帝国宪法,日本海陆军统帅权属于天皇,但没有明确说明是否“独立”。在大正天皇怠政的1920年,内阁官僚蠢蠢欲动,阴谋撤销海陆军统帅部,未获成功。到了1924年,政党内阁正式上台后,又试图染指军队。军部在争取到裕仁支持的情况下,坚决回击,最终获得“独立于内阁,独自制定军令”的权力,并进一步明确了天皇的“统帅大权”是不受政府约束的,为军部势力的膨胀埋下了祸根。
不过,随着大正民主风气的蔓延,军队中也在暗潮涌动。当时的一份军中报告指出:“由于一般知识水平的提高和从报纸杂志等受到的社会教育,还有国民思想的变化,无形中下士以下的士兵变得不再盲从。”
然而,大正之风虽然提高了军人们的知识水平,但其独立思考能力似乎并没有相应提高。当二三十年代的空前严重经济社会危机袭来时,军队里的年轻人惶惑不安,种种灵魂之问拷问着他们:军队到底是谁的军队?百姓困苦,到底是谁的责任?国家的出路又在哪里?
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日本各种极端思潮纷纷涌现并发展壮大,从忽悠军人民众、勾结上层权贵的法西斯分子,到努力迎合宫廷、梦想缔造国家宗教的日莲宗领袖,应有尽有。他们的具体思想内容千差万别,但不乏广泛的共识,即坚决反对大正民主主义,认定国内的经济社会形势是被政党政客所败坏;日本对领导东亚秩序和建设世界大同负有特殊责任,而英美等国则害怕日本崛起,已对日本形成环形包围圈等,不一而足。
很快,在民间国师的忽悠和军部高层的纵容之下,拥有了先进理论工具的“昭和男儿”便纷纷打起“维护国体”,“昭和维新”的旗号,对那些追随西方鬼畜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各路“逆贼”果断“天诛”,以匡扶天皇,拯救日本国民。
大正时代的民主氛围,以及开明领袖们的政治生命和肉体生命,就这样在昭和时代迅速凋零殆尽。军部则乘势坐大,于是日本举国走上了疯狂之路,直到1945年战败。(《书屋》姚白莞/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