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洛若仍在世，到今年正好100岁。
　　他死了10年了，2010年离世时，他必定未曾料到今日香港与世界的格局变迁，自然也无法更具体地逆料2019年这一场令人心碎的动荡。
　　雷洛所代表的当年的黑社会势力，随着殖民统治的结束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退出过程，事实上是一个双向的溶解过程。一方面，从殖民统治向民主制度的过渡，让社会治理对黑社会这一中间势力的依赖削弱；另一方面，个体也更容易找到一种合法的方式表达自身诉求和维护自身利益，而不再需要用一种灰色形式来进行博弈。
　　但这一转化过程带来的强烈不适应感，随着规则的束缚被冲决，便产生了强烈的失序。
　　失序的感觉，对“四大探长”之一雷洛而言并不陌生。
　　40多年前，香港是一个乱世。那个20岁底层青年最迫切的需求是生存下来。到香港警署报名时，他被问到为何想做警察，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为了吃饭。”
　　电影《雷洛传之五亿探长》片末，晚年隐居加拿大的雷洛问身边助手：“你知道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吗？”半晌后，他自问自答：“是吃饭。”
　　雷洛的胃口，大至5个亿，小至一碗饭。一边是探长，一边是渔民，一面是白，一面是黑。
　　后人回忆雷洛这个叱咤黑白的霸主，寥寥数语带过他的人生：在世90年，混道30余年，通缉34年。在半个世纪的漫长殖民岁月里，雷洛历任港岛、九龙总华探长，纵横黑白两道，只手遮天，建立了一套平分警、黑两道的贪污纳贿机制，人送外号“五亿探长”。
　　传统认知里的警察，是惩恶扬善、秉公执法，相应地，黑社会代表着无恶不作、横行霸道。警与黑两种性质相反的身份叠加在雷洛身上，他代表的就不仅仅是一代港人的写照，更是窥视那个混乱迷离时代变迁史的一面镜子。

江 湖

　　黑社会之于香港，如黑手党之于西西里。
　　1842年，鸦片战争割让香港之后，香港就进入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时代。这片土地的主人—华人，开始沦入地位最低的时代。
　　关于香港黑社会的最早记录，可追溯至清康熙雍正年间的反清秘密组织洪门。起初，游民们在中环和记客栈朋伴互结，遂以“和”字为记逐渐形成帮会，第一个三合会帮派悄然诞生。道光年间，三合会已在香港设立堂口，至19世纪末，会员人数约占据香港华人成年男性的1/3。
　　中国有所谓“江湖”概念和侠客文化传统，某种程度上，江湖与黑社会一样，都是社会边缘人对政权的一种抗衡，代表反精英、反士绅阶级的草莽庙堂。他们以原始“忠义”观念为精神号召，以粗暴严格的武力方式代替法律道德约束，逐渐演变为市井霸权，并且在边缘世界建立一个自成体系的秩序。
　　黑社会最早的收入来源是黄、赌及“保護费”，从被管辖者那里收取利益，具有典型的社会控制特征，部分取代了政府职能。
　　1991年，刘德华在《雷洛传之五亿探长》里首次饰演雷洛，雷洛的原型吕乐不希望使用真名，谐音名字“雷洛”由此诞生，在往后比真名更广为人知。
　　电影复现了雷洛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根本不用亲自抓人，有案件要破，就开口向黑帮老大们要人！”他还曾因一位新洋警司上任时未亲自拜访，竟以怠慢办案表达不满，直到警司亲自“拜码头”才改变态度。
　　但，如果仅仅是横行霸道的黑帮做派，这号角色对回顾那个时代起到的作用，还远远达不到“名垂青史”的程度。
　　最令雷洛威名鹊起的，是其建立了一套平衡警、黑两道的收费机制，将黄赌毒高利贷统一规划后，统一分发，公司化运营，区域化管理。严格来说，就是从这里开始，黑社会与警察正式形成规则化的、可靠的利益链。在雷洛的管理下，黑白两道都有钱拿，一时之间居然警匪合作井然有序。
　　殖民的几十年间，港英政府采取政治代理人制度，用根植于华人群体的黑社会“以华制华”。每个区都有“华探长”，向洋警司效力。
　　而当时的香港社会资源紧张，政府权力在资源分配中举足轻重，华探长权力臃肿且油水丰厚，自然成为贪污腐败一环，受贿就像呼吸一样平常。
　　据“污点证人”估算，雷洛在警界20年足足贪揽了5亿港元。5亿在当年的香港是什么概念？1960年代，香港房屋均价10000港元/百平方，几十万就可以买下一栋楼。
　　史料显示，雷洛单在港被冻结的资产在1980年代就已近1亿元，包括尖沙咀及半山区8个单位和逾800万元的现金。

电影复现了雷洛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根本不用亲自抓人，有案件要破，就开口向黑帮老大们要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黑就是警，警就是黑，街头常见警黑为争夺利益而混战，社会风气乌烟瘴气。《国家人文历史》曾描述“警匪一家”的景象：华人警察穿上警服在街头巡逻，脱了警服就跟黑帮老大称兄道弟。
　　据闻，雷洛本人对《雷洛传》里警察拿着警帽去街头收钱的场景甚不满意：“警察怎么可能这样去收钱？像个乞丐。”这句话至少昭显一个基本事实：在当时的香港，黑警收黑钱是理直气壮的。
　　乱世当道，黑警这条路，踏上就无法回头。

乱 世

　　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港英政府只用了17天就宣布投降，一部分黑社会成员回内地抗日，留在港岛的则多沦为穷凶极恶之徒。大洗牌的乱世赋以黑社会愈加凶狠的面目，江湖道义、政治理想逐渐扭曲，在极端环境下演变成公然的烧杀抢掠。
　　此时的香港，也几近于一个难民社会，劳工、毒枭、革命者、商人等在这个狭小海岛上风云际会。
　　1940年，广东潮州在战火中沦陷，数十万人往香港逃生，其中包括一位小学校长李云经和他12岁的儿子李嘉诚。 　　同年11月，年仅20岁的雷洛从潮州海陆丰逃往香港，为了讨口饭吃，他先后擦过鞋、卖过报，最后加入香港警队，成为一名巡逻小队的警员。他的成长十分迅速，很快锋芒毕露，几年内升为探长。
　　与雷洛同时加入警队的还有一个名叫曾启荣的本地年轻人，热爱足球，与雷洛意气相投，主要负责帮忙掌管财务，也就是收黑钱。后来曾启荣生了一个同样热爱足球的儿子，名叫曾志伟。
　　1948年，民国特务戴笠的得意门生向前设在香港的“义安工商总会”被港英政府查封，向前将其改名为“新安公司”，也就是后来著名黑帮“新义安”的原型。
　　向前共娶了四房太太，长子向华炎长大后接掌新义安龙头40多年，后娶了一个妻子吕乐华，其父吕六正是雷洛（吕乐）的叔父。
　　历史经脉相连，风云变幻间，内忧外患的多重动荡还在积聚。
　　1949年的一天，英国警察在街头勒索一个车夫，该车夫没有如平常百姓那样沉默顺受，而是愤然而起，将英人一拳打倒并大喊：“老子是当过中将师长的人，岂能受你小警察的气！”
　　该车夫名叫葛肇煌，隶属当年国军。

　　彼时，国民党三大战役皆败，拥入香港的残兵被安排至西贡区将军澳对面的调景岭难民营。车夫葛肇煌也身处骚动难安的难民堆里，他虽已近中年却依然血气方刚，极端条件下挺身而出，一举创建了传说中的“14K”帮会。
　　“14K”的“K”取自国民党英文“KuoMinTang”的第一个字母，也指“金”（Karat）字，意味着比黄金更坚硬的强大组织。
　　很快，14K在香港打下地盘，与新义安并肩跻身为香港两大主要帮派。
　　1956年10月8日，14K筹办“双十”纪念，在全港大规模悬挂青天白日旗，港英政府拆掉了一些旗帜，旋即引发了群起抗议。
　　雷洛已于一年前大败“钻石山14K群英会”，利用积攒的经验，他瞅准时机将反叛分子一网打尽。“双十暴乱”成为他的“事业”转折点，自此，雷洛受到官方重用，同年获晋升至新界区探长。
　　然而，自古以来，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巨额贪腐的背后，是越来越难以压制的民怨。1967年，港英政府对调了雷洛与蓝刚的辖区，以避免他们“落地生根”，尾大不掉。
　　真正的喊停，要到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年方半百的雷洛早闻风声，立马宣布提前退休，举家逃往加拿大。
　　2009年的电影《金钱帝国》记载了廉政公署成立的一幕。陈奕迅饰演片中雷洛身边的大红人陈细九，坐拥肥差之利无数，但他无时不在担心东窗事发，贪污帝国终将溃决。这也是那段黑暗时期人心惶惶、混沌迷茫之真实写照。

雷洛已于一年前大败“钻石山14K群英會”，利用积攒的经验，他瞅准时机将反叛分子一网打尽。“双十暴乱”成为他的“事业”转折点。

　　而陈细九的原型，就是现实中于1977年被通缉的曾启荣。
　　最后，陈不愿做雷洛的污点证人，选择自首入狱，一定程度上，这代表着黑社会没落前对侠义之道的最后坚持。

红 线

　　“法外之地”是黑社会滋长和发展的必要土壤。
　　这要远追至殖民时代的“租界”，某种程度上，这二字本身就代表了一种灰色地带。
　　先后两次割让，将香港这块弹丸之地搅得四分五裂，不仅是版图，更是整个民间社会土壤。殖民主义势力开始了从量到质的演变，从港岛到九龙再到新界，名义上都是分夺领土，但本质上有着微妙区别。1860年《北京条约》把九龙半岛割让出去，作为香港历来人口密度最高的九龙城寨，正式在历史的风云舞台上翻涌起来。
　　“界中之界”九龙城寨由清政府于1847年扩建而成，90年代被拆除改建之前，一度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三不管”围城，长期延用大清律例。寨内环境恶劣，中英黑白各大势力都往里面渗透，劳工、娼妓、无业游民混居杂聚，逐渐成为犯罪的温床。黑社会势力一边横行霸道，一边维持秩序，在整个漫长的殖民社会埋下一个毒瘤。
　　后来的影视、媒体都喜欢将九龙城寨比作香港黑社会历史的缩影，在这里，黑白势力此消彼长，租来的界限无界限，潮湿封闭的环境尽是穷途末路，一代人的孤寂、迷茫在此扎下根。
　　2017年的电影《追龙》复现了九龙城寨的末日之夜。20年后刘德华再度饰演雷洛，片末，雷洛与香港最大毒枭之一跛豪大战英警司后，两人在九龙城寨的天台点起了烟，共同品味香港属于他们的最后深夜。
　　这时是廉政公署成立的前夕，也意味着所谓“和平”与“法治”时代的来临。
　　1960年，内地爆发饥荒，30岁的吴锡豪（人称“跛豪”）随逃港热潮亡命南来，抵港就投身于当时很受欢迎的民间博彩业字花，到1970年代，他已成为香港贩毒的“四大家族”之首。
　　雷洛和跛豪曾一度并居香港黑社会有重量级话语权和影响力的人物，二人都共同代表着游走于灰色边缘地带人士的鼎盛。他们都不是传统意义的正义英雄，却得到身处困顿和压抑中的香港人认可，这离不开当时殖民统治的历史背景。
　　雷洛纵横黑白两道，却深刻明白一条硬线不能越：“一个英国警察都不能杀”“香港是英国人的天下”；《追龙》里的跛豪则突进了这条线，他将自己置身死地，对英国警司亨特怒喊：“香港是你们的吗？是我们的！”
　　在世界进入了后殖民时代的语境下，乱世双雄有了某种根植于家国精神、民族大义的共同发力点。跛豪和雷洛之间唯一颠扑不破的联结，是作为整体的香港，与宗主国英王国的对立。
　　在一种更严峻的时势下，黑社会的命运被外力改写，垂史之名也逐渐转向，一定程度上开始重回对“江湖”“一家人”的传统价值依守。 　　进入1980年代，内地市场开放给香港注入了蓬勃的红利，香港人口激增，社会开启了一系列巨大转变。经济迅速腾飞，“亚洲四小龙”的神话变现，中产阶层规模膨胀。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逐渐成为新的主题，当年的难民李嘉诚成为首位收购英资商行的华人。
　　政府一度深信黑帮势力已被瓦解，1982年，警方正式解散成立多年的“三合会调查科”。
　　但实际上，已有广泛社会基础和雄厚经济基础的黑帮尚未完全铲除。直至1997年香港回归后，黑社会分子都一直活跃于地下，以商业、服务等形式渗入暴利行业，比如演艺、影视圈。
　　曾经的14K舵主陈惠敏说过这么一句话：香港有两套法律，晚上12点之前是警察的法律，12点之后那就是黑社会的天下了。
　　然而总体来说，“规则”二字的力度在社会上终究是加强了。直至今日，廉政公署持续在香港政界扮演着重要监督角色。作为动荡年代的缩影，黑社会的血雨腥风在世纪末20多年间历经风干、结痂，终究变成落日余晖，世界，也不再是那个刀口舔血的世界了。

浮 城

　　在维基百科词条上，吕乐（雷洛）名字旁有缩写英文字母“CPM”，意为“有伟大力量和成就的人（A man of great strength and achievement）”。
　　考察一个历史人物，可以试着将他从一件事、一段时代里去掉，看看当时的社会状况和走向会发生什么变化，即可探析其功过。

影视、媒体都喜欢将九龙城寨比作香港黑社会历史的缩影，在这里，黑白势力此消彼长，租来的界限无界限，潮湿封闭的环境尽是穷途末路，一代人的孤寂、迷茫在此扎下根。

　　黑社会是香港的产物，也是历史的产物，造成贪、暴无数，但它代表的那个动荡时代，本身就难辨是非。说雷洛是恶棍，但如果没有他，探长就不会成为最大的黑社会吗？殖民年代的香港仍然血雨腥風，仍然贪警横行、黑白混乱。
　　回视雷洛这号人物，似乎很难找到一个介于“功”与“过”之间的平衡，因为威名本质上是黑名。建立“贪污机制”，以维持社会某种意义上的安定，一边肆意贪污，一边却塑造秩序，这两件事其实都难以分开定性。
　　纵然无法将它的暴虐罪戾从历史中抹去，后来的人们依然崇往黑社会代表的侠义道。其实三合会在成立之初，就曾提倡“和平共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等江湖道义法则。早在1905年端午节，大陆洪门派发起人“黑骨仁”在香港史上第一次“洪门大会”的发言，咋听更像是一个公义的主持者：“各人背井离乡，无非是为了求财，不应动辄斗殴，万事和为贵。”
　　雷洛的那碗饭，是历史给予的，也是历史砸掉的。
　　再后来，资本时代不断扩建膨胀，香港换了天地：中环金融白领、深圳港商、移民潮、金融危机等历史角色你方唱罢我登场。
　　现在的香江是浮世绘，也是“浮城”。“浮城”这个形容来自作家西西：“既不上升，也不下沉……许多许多年过去了，祖父母辈的祖父母们，都随着时间消逝，甚至祖父母们自己，也逐一沉睡。他们陈述的往事，只成为隐隐约约的传说。”
　　租界消失了，四大探长时代褪去了，但时至今日，不少港人仍把一句形容挂在嘴边：“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
　　在被条约框定的殖民年代，香港始终处于一种带着宿命论色彩的动荡之中。港人把自己当过客，心中多少揣着跛豪常挂嘴边的那句“生死有命”。而“借”的另外一层含义，是在高密度的现代化、城市化挤压后，香港仍遍地可见逼仄和压抑，不仅是空间上，更是沉淀在历史体肤内的心理上。
　　作家刘以鬯用“潮湿”一词来形容这种像雾像风又像雨的混沌和困顿。对殖民后遗症下的一代港人而言，“潮湿”是一种根植于时代性混乱的身心压抑，是未经反省与检讨的迷茫和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