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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萝卜，在战场上被围困时，曾经是她一个星期的口粮。零下40多摄氏度不敢生火取暖，实在饿急了，她甚至吃过土。家里6 位亲人参加抗日，有3 位亲人被日军残忍杀害，3 位亲人牺牲在战场上。
她生了4 个孩子，却有两个儿子不到1 岁就夭折了，这成了她心中永远的痛。
一捧小米，烽火中的爱情，这曾经是丈夫新婚时送给她最朴实的呵护。第二天，丈夫便头也不回地随部队出发了。这样的爱情坚守了50 多年，直至丈夫去世，她仍不愿意搬出老房子。
一包水果糖，在和平年代，这是她放在床头的零食。也许是一生经历了太多苦难，只有不时含一块糖，才能对往日的艰苦奋斗甘之如饴。
沈阳市和平区的一个老式小区里，96 岁高龄的周淑玲半躺在床上。由于一节腰椎骨老化，她已经卧床两年多了。老人的听力和记忆力都严重衰退，眼睛却出奇的有神彩。“坐在床上能看见电视上的字，看书看报也没问题。”儿子李勇说起母亲，语气中油然透出一种自豪。
记者说明来意后，老人端正坐好，扭头看了一眼保姆。保姆心领神会地打开衣柜，拿出老人挂满勋章的军装，帮老人穿上：“您不是说了嘛，来人了就换上军装，这是您最爱的衣服。”
穿上军装的老人一下子来了精神，欠了欠身子，拢了拢头发，缓缓开了腔。
一根萝卜吃一周
1920 年，周淑玲出生在黑龙江省宝清县三道河子村。母亲生育了8个孩子，却有6 个没活过10 岁就被疾病和饥饿夺去了生命。周淑玲9 岁时，母亲也不幸离开了人世，父亲带着周淑玲和年幼的妹妹相依为命。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 年2 月，东北全境沦陷。1935 年正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开进三道河子村。那一年，15 岁的周淑玲还瘦小得像个孩子，领导看她不容易引起敌人注意，安排她做交通员，她正式加入了革命队伍。
周老回忆，在严峻的战争形势下，为了躲避日伪军的凶残“围剿”，抗联部队经常夜里行军。为了隐蔽，行军中不能说话，更不能生火。“一宿一宿地赶路，一些地方要是不及时通过，就要被包围。”白天，战士们被迫在山上挖坑躲起来，连马都知道趴下躲在树林里，等敌人走了再站起来。东北的冬天，夜里气温降到零下40多摄氏度，战士们却不敢生火取暖。敌人的“追剿”让很多战士身上的衣服都破成了布条，难以蔽体，还有很多人穿着薄衫。加上缺医少药，不少战友被严寒和伤病夺去了生命，活下来的人也大都留下了冻伤。
比严寒更可怕的是饥饿。严酷的环境下，解决温饱是不敢奢望的事情。有一次，周淑玲所在的部队遭到敌人围困，由于兵力悬殊，部队难以突围，战士们无法出去打猎、挖野菜，只能用现有的食物维持。分给周淑玲的食物只有一根萝卜。整整过了一周，部队才成功突围，周淑玲就是靠这一根萝卜度过了整整7 天。“说出来你们可能想象不到，那几天是靠喝尿活下来的，实在饿急了的时候还吃过土，要不然根本活不下来。”
“今天来之不易！那时候太艰苦！”老人又连说了三个“来之不易”。
6 位亲人为抗日牺牲
战争的残酷往往是和平年代的人们无法想象的。周老至今记得，由于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虐杀，宝清县城外的山上到处是开膛破肚的百姓尸体。侵略者的凶残到了惨绝人寰的程度，吃大米饭也要被当成“经济犯”处决。日本人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的反抗，周淑玲一家有7 口人加入了抗联队伍。“我爷爷周芳禄、爸爸周庆发，还有4 位叔叔，当年都是抗联的情报人员。”
加入抗联的周淑玲也成了一名侦察员，配合几位长辈搜集日军情报、联络抗联队伍。有一段时间，周淑玲发现，离家不远的土道边每天都有10 多辆日军卡车去宝清县城，有20 多名日军押车。周淑玲判断，车里装的可能是敌军的供给物资，就把这个消息设法通知了抗联第三军第四师师长郝贵林。第二天，郝贵林率队伏击了这批给养车，缴获了车上的装备和弹药。
让周老至今回忆起来仍心有余悸的，是一次危急时刻的死里逃生。那是1935 年的一天，周淑玲的二叔扛回来一麻袋手榴弹，藏在屋里的顶棚上。几天后，当两名战士来家里取手榴弹时，不巧迎面撞上了来巡逻的日军。两名战士迅速撤离，日军紧追不舍。
危急时刻，机智的周淑玲赶紧爬上顶棚，搬下那个沉重的麻袋，和几位长辈一起将它拖到村外藏了起来，再返回家做好伪装。没有追上战士的日军又折回周淑玲家，将家里翻了个底朝天。一无所获、恼羞成怒的日军凶残地拷打了几名长辈，还狠狠扇了周淑玲两个耳光。
周淑玲一家的抗日行动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他们一把火烧了周家的房子，还残忍地杀害了她的爷爷和两个叔叔。周淑玲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死里逃生，鬼子到处张贴告示要抓捕她，她躲进尼姑庵才转危为安。在攻打安宁的战斗中，周淑玲的父亲周庆发和三叔、五叔也先后牺牲。失去多位亲人的周淑玲和妹妹相依为命，村里一位老人看幼小的妹妹可怜，把妹妹背走领养，从此下落不明。直到宝清解放，在组织的帮助下，妹妹周淑贤才被找到。
回忆起这些事情，老人总是说：“中国被占领了，我们必须反抗，就算牺牲也在所不惜。”
与抗日英雄的爱情坚守了50 年
儿子李勇介绍，这几年母亲疾病缠身，记忆力和听力都大不如从前，但每每谈起父亲李铭顺，母亲还是思路清晰，言辞准确。父亲去世后，母亲一直不肯搬出两人生活的老房子，那里充满了两个人的回忆。
周淑玲刚到部队时，与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李铭顺在一个团，对他满怀敬仰。1938 年11 月，在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的撮合下，周淑玲和李铭顺结了婚。结婚那天，简陋的新房里只有一捧小米，李铭顺让妻子煮粥吃，自己啃窝头。几十年过去了，每每回忆起新婚时的情景，那捧小米成了周淑玲心里爱情最初的滋味。
婚后，周淑玲成了李铭顺的贤内助兼勤务员。高大的李铭顺教她打枪骑马，她则给李铭顺出谋划策，两人相敬如宾，恩爱有加。
1939 年冬天，李铭顺担任抗联三军四师三十二团团长，抗联也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零下40多摄氏度的严寒天气里，日本人不停地“扫荡”，到处寻找抗联藏粮食的密洞，不少粮食被敌人挖走或烧掉了。有个战士坚持不住了，在地上写上“领导，对不起，我实在受不了了，我有爹娘，我得回家了”，不辞而别。当时，李铭顺勃然大怒，要把他抓回来按军法处置。
周淑玲劝住了怒火中烧的李铭顺。李铭顺听从了妻子的意见：“你说得对，枪毙有什么用呢，不就失去了一个同志吗？走就走吧！”
两人在战争年代生了4 个子女，但有两个不到1 岁就夭折了，这成了周淑玲和丈夫心中永远的痛。
新中国成立后，周淑玲和李铭顺都留在东北工作。1982 年，李铭顺因小脑萎缩住进医院，虽然有专职护理人员看护，但周淑玲仍放心不下，日夜在医院陪同，一住就是5 年。直到1987 年丈夫去世，周淑玲仍不愿意搬出两人居住的老房子。
用抗战故事教育下一代
晚年周淑玲喜欢看《新闻联播》，喜欢读报纸。每当看到国家科技进步、在国际舞台上大放異彩的消息，老人总是眯着眼睛、笑着拍手。“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你们都是幸福的一代。”老人笑着说。
两个儿子在战争中夭折，老人对后来的孩子非常宠爱，但是也有严厉甚至发脾气的时候。李勇介绍，他小时候有一次不想吃饭，老人发了很大的火：“我们打仗的时候，一星期就吃到一根萝卜，皮带、鞋底子都被吃掉了！现在有这么好的饭菜你为什么不吃？”
从那以后，老人经常给儿女讲起抗战时粮食奇缺，靠吃野果、啃树皮活下来的经历，听着抗战故事长大的李勇也养成了勇敢坚强的性格和勤俭节约的习惯。“这些故事我将来也会给我的儿子、孙子讲，这就是我们家最大的财富和‘传家宝’。”
在老人的床头柜上，除了各种药品和书籍报刊，还有一小袋水果糖。李勇说，母亲会不时地含一颗，可能是又想起战争时候的苦难了。
她生了4 个孩子，却有两个儿子不到1 岁就夭折了，这成了她心中永远的痛。
一捧小米，烽火中的爱情，这曾经是丈夫新婚时送给她最朴实的呵护。第二天，丈夫便头也不回地随部队出发了。这样的爱情坚守了50 多年，直至丈夫去世，她仍不愿意搬出老房子。
一包水果糖，在和平年代，这是她放在床头的零食。也许是一生经历了太多苦难，只有不时含一块糖，才能对往日的艰苦奋斗甘之如饴。
沈阳市和平区的一个老式小区里，96 岁高龄的周淑玲半躺在床上。由于一节腰椎骨老化，她已经卧床两年多了。老人的听力和记忆力都严重衰退，眼睛却出奇的有神彩。“坐在床上能看见电视上的字，看书看报也没问题。”儿子李勇说起母亲，语气中油然透出一种自豪。
记者说明来意后，老人端正坐好，扭头看了一眼保姆。保姆心领神会地打开衣柜，拿出老人挂满勋章的军装，帮老人穿上：“您不是说了嘛，来人了就换上军装，这是您最爱的衣服。”
穿上军装的老人一下子来了精神，欠了欠身子，拢了拢头发，缓缓开了腔。
一根萝卜吃一周
1920 年，周淑玲出生在黑龙江省宝清县三道河子村。母亲生育了8个孩子，却有6 个没活过10 岁就被疾病和饥饿夺去了生命。周淑玲9 岁时，母亲也不幸离开了人世，父亲带着周淑玲和年幼的妹妹相依为命。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 年2 月，东北全境沦陷。1935 年正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开进三道河子村。那一年，15 岁的周淑玲还瘦小得像个孩子，领导看她不容易引起敌人注意，安排她做交通员，她正式加入了革命队伍。
周老回忆，在严峻的战争形势下，为了躲避日伪军的凶残“围剿”，抗联部队经常夜里行军。为了隐蔽，行军中不能说话，更不能生火。“一宿一宿地赶路，一些地方要是不及时通过，就要被包围。”白天，战士们被迫在山上挖坑躲起来，连马都知道趴下躲在树林里，等敌人走了再站起来。东北的冬天，夜里气温降到零下40多摄氏度，战士们却不敢生火取暖。敌人的“追剿”让很多战士身上的衣服都破成了布条，难以蔽体，还有很多人穿着薄衫。加上缺医少药，不少战友被严寒和伤病夺去了生命，活下来的人也大都留下了冻伤。
比严寒更可怕的是饥饿。严酷的环境下，解决温饱是不敢奢望的事情。有一次，周淑玲所在的部队遭到敌人围困，由于兵力悬殊，部队难以突围，战士们无法出去打猎、挖野菜，只能用现有的食物维持。分给周淑玲的食物只有一根萝卜。整整过了一周，部队才成功突围，周淑玲就是靠这一根萝卜度过了整整7 天。“说出来你们可能想象不到，那几天是靠喝尿活下来的，实在饿急了的时候还吃过土，要不然根本活不下来。”
“今天来之不易！那时候太艰苦！”老人又连说了三个“来之不易”。
6 位亲人为抗日牺牲
战争的残酷往往是和平年代的人们无法想象的。周老至今记得，由于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虐杀，宝清县城外的山上到处是开膛破肚的百姓尸体。侵略者的凶残到了惨绝人寰的程度，吃大米饭也要被当成“经济犯”处决。日本人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的反抗，周淑玲一家有7 口人加入了抗联队伍。“我爷爷周芳禄、爸爸周庆发，还有4 位叔叔，当年都是抗联的情报人员。”
加入抗联的周淑玲也成了一名侦察员，配合几位长辈搜集日军情报、联络抗联队伍。有一段时间，周淑玲发现，离家不远的土道边每天都有10 多辆日军卡车去宝清县城，有20 多名日军押车。周淑玲判断，车里装的可能是敌军的供给物资，就把这个消息设法通知了抗联第三军第四师师长郝贵林。第二天，郝贵林率队伏击了这批给养车，缴获了车上的装备和弹药。
让周老至今回忆起来仍心有余悸的，是一次危急时刻的死里逃生。那是1935 年的一天，周淑玲的二叔扛回来一麻袋手榴弹，藏在屋里的顶棚上。几天后，当两名战士来家里取手榴弹时，不巧迎面撞上了来巡逻的日军。两名战士迅速撤离，日军紧追不舍。
危急时刻，机智的周淑玲赶紧爬上顶棚，搬下那个沉重的麻袋，和几位长辈一起将它拖到村外藏了起来，再返回家做好伪装。没有追上战士的日军又折回周淑玲家，将家里翻了个底朝天。一无所获、恼羞成怒的日军凶残地拷打了几名长辈，还狠狠扇了周淑玲两个耳光。
周淑玲一家的抗日行动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他们一把火烧了周家的房子，还残忍地杀害了她的爷爷和两个叔叔。周淑玲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死里逃生，鬼子到处张贴告示要抓捕她，她躲进尼姑庵才转危为安。在攻打安宁的战斗中，周淑玲的父亲周庆发和三叔、五叔也先后牺牲。失去多位亲人的周淑玲和妹妹相依为命，村里一位老人看幼小的妹妹可怜，把妹妹背走领养，从此下落不明。直到宝清解放，在组织的帮助下，妹妹周淑贤才被找到。
回忆起这些事情，老人总是说：“中国被占领了，我们必须反抗，就算牺牲也在所不惜。”
与抗日英雄的爱情坚守了50 年
儿子李勇介绍，这几年母亲疾病缠身，记忆力和听力都大不如从前，但每每谈起父亲李铭顺，母亲还是思路清晰，言辞准确。父亲去世后，母亲一直不肯搬出两人生活的老房子，那里充满了两个人的回忆。
周淑玲刚到部队时，与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李铭顺在一个团，对他满怀敬仰。1938 年11 月，在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的撮合下，周淑玲和李铭顺结了婚。结婚那天，简陋的新房里只有一捧小米，李铭顺让妻子煮粥吃，自己啃窝头。几十年过去了，每每回忆起新婚时的情景，那捧小米成了周淑玲心里爱情最初的滋味。
婚后，周淑玲成了李铭顺的贤内助兼勤务员。高大的李铭顺教她打枪骑马，她则给李铭顺出谋划策，两人相敬如宾，恩爱有加。
1939 年冬天，李铭顺担任抗联三军四师三十二团团长，抗联也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零下40多摄氏度的严寒天气里，日本人不停地“扫荡”，到处寻找抗联藏粮食的密洞，不少粮食被敌人挖走或烧掉了。有个战士坚持不住了，在地上写上“领导，对不起，我实在受不了了，我有爹娘，我得回家了”，不辞而别。当时，李铭顺勃然大怒，要把他抓回来按军法处置。
周淑玲劝住了怒火中烧的李铭顺。李铭顺听从了妻子的意见：“你说得对，枪毙有什么用呢，不就失去了一个同志吗？走就走吧！”
两人在战争年代生了4 个子女，但有两个不到1 岁就夭折了，这成了周淑玲和丈夫心中永远的痛。
新中国成立后，周淑玲和李铭顺都留在东北工作。1982 年，李铭顺因小脑萎缩住进医院，虽然有专职护理人员看护，但周淑玲仍放心不下，日夜在医院陪同，一住就是5 年。直到1987 年丈夫去世，周淑玲仍不愿意搬出两人居住的老房子。
用抗战故事教育下一代
晚年周淑玲喜欢看《新闻联播》，喜欢读报纸。每当看到国家科技进步、在国际舞台上大放異彩的消息，老人总是眯着眼睛、笑着拍手。“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你们都是幸福的一代。”老人笑着说。
两个儿子在战争中夭折，老人对后来的孩子非常宠爱，但是也有严厉甚至发脾气的时候。李勇介绍，他小时候有一次不想吃饭，老人发了很大的火：“我们打仗的时候，一星期就吃到一根萝卜，皮带、鞋底子都被吃掉了！现在有这么好的饭菜你为什么不吃？”
从那以后，老人经常给儿女讲起抗战时粮食奇缺，靠吃野果、啃树皮活下来的经历，听着抗战故事长大的李勇也养成了勇敢坚强的性格和勤俭节约的习惯。“这些故事我将来也会给我的儿子、孙子讲，这就是我们家最大的财富和‘传家宝’。”
在老人的床头柜上，除了各种药品和书籍报刊，还有一小袋水果糖。李勇说，母亲会不时地含一颗，可能是又想起战争时候的苦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