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回暖的日子，使人容易忘却去冬的凄冷。
　　年前，“兰成长死亡事件”几乎“搅和”了我们半个冬季，使晋北高原上为恶者的狰狞、受害者的蒙羞、帮凶者的伪善、义愤者的同仇，都一一暴露在黑色杂染的枯黄田野中，让任何了解这一案件的人节日里都过得不那么安然。
　　中央高层的关注更将其推至高潮的顶峰。有人说，或许这是一次偶然所引发的对某些涉及体制方面的深层问题加以反思的契机；也有人说，总要以鲜血和生命作代价的反思是没有人道的，尽管触及灵魂，但却得不偿失，尤其是在以人为本的今天。屈死者女儿失神无助的一双大眼又怎能刺透这江湖世道的风云诡谲？
　　是“假”自然该遭打击，假冒商品、假冒身份一类统统不应有其容身之地。从这一点看，山西吕梁、大同及其他市的有关管理机构振作有为，清查长期流窜捣乱的假记者，缴其证件、曝其脸孔、关其禁闭，一解许久以来在这些人骚扰下积压于做官心态上的烦闷和恼怒，是何其扬眉吐气。客观地分析，在如此解压过后，地方生态或许会有稍许好转，区域经济奋起直追所需的“宽松”或许可能出现，但另一方面，不可回避的为小团体谋利的非法行动同样会像老鼠般再度出笼，而且愈加肆无忌惮。
　　然而，对于假记者还真不能“小看”。这里边的要害在于，并不是假记者的媒体职责和良知产生了什么威慑力——他们嗡嗡飞叫的根本目的就是“钱”，无论身上背着广告创收任务的公开身份，还是私下收受“黑钱”的个人行为，都是无利不乱跑，况且乱跑的风险系数极高——而是正如有官员称的“假记者背后有真记者”，尽管许多时候能够摆平，可总有没能摆平而被揭露出来的问题。对社会公义和百姓利益而言，哪怕熹微的晨光也是好的。还有，假记者一拨接一拨，前赴后继，终于使想花钱摆平的官员或老板不胜其烦（他们一般脾气不很好），伪装的笑容后往往藏着凶恶的杀机，结果矛盾激化，严重时流血五步就难免了。到此时，之前所有的暗中交易便暴露无遗，真相借这种惨烈的方式大白天下。此回打死兰成长的主凶“黑窑主”侯四便属这种情况。
　　另一个尴尬的局面，是假记者常常是真正的“消息灵通人士”，其对“黑煤矿”“黑铁矿”、安全事故、私挖滥采、违法占地，以至官员腐败等社会“负面新闻”的敏锐程度和捕捉能力，有时让真记者相形见绌。与作为“耳目”“喉舌”的真记者相比，他们很少受宣传纪律和管理体制的限制和约束，相互网罗，朋比结伙，信息传递之快之广令人咂舌。那么，在某些时候，当少数真记者被利益获得者的酒香肉味熏晕，不肯鉴别判断甚至无法鉴别判断时，假记者的存在倒似乎不失为一种力量——如果马声喑哑，来一声响亮的驴叫难道不可以吗？湖南官场上“假记者勒索真贪官，歪打正着双双被法办”的滑稽戏中，两位当事主角唐基石和李大伦以其囹圄终局给“真”“假”二字增添了新注脚，“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当宿命的“果”昭然眼前，回头谈论“真”或“假”的“因”又有多少意义呢？
　　“兰成长事件”也使得判别记者真假身份标准的问题再一次被推到了前台。其实：真记者就是报道新闻真相的新闻工作者，凡是说假话、拿“黑钱”者，即使他拥有所谓的“署证”也是假记者。对这样的“真的假记者”同样要清理，而且力度要大，让他原形毕露；反之，对那些民间的信息热心人士则以提倡、支持为好，加以适当规范和引导，让之成为媒体难得的新闻“眼线”，这有助于打破少数地方在重大新闻事件发生后迅速织成的坚壁厚网。花木兰的男儿身是假的，可“壮士十年归”的英雄业绩却是真的，此可谓“真作假来假亦真”。
　　因此，与其我们劳师动众把工作重点放在打击假记者身上，毋宁说着力于鼓励新闻媒体和广大新闻工作者充分行使其职责；尤为紧要的是，我们要努力营造一种敢讲真话、敢报实情的良好氛围，让新闻舆论这面监督时弊的镜子烛照清明。魏征直言进谏，成了唐太宗的一面镜子，他一死，太宗痛哭失声：“遂亡一镜矣。”我们只有把舆论监督的权利交还给群众，我们才不会生出这样的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