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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年多的充分准备,“中国现代文学新史料的发掘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终于召开了。在这里,请容许我代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向中国作协、中国现代文学馆以及所有支持这次会议召开的单位与个人,表示深深的感谢!当然,我还应当把这一谢意敬献给所有参加这次会议的学界同道,特别是来自国外的朋友们。
这次会议召开的背景,是这些年现代文学领域有许多新史料的发现,整理研究取得显著的成绩,希望通过一次会议来展示交流,也想借此回顾总结一下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现代文学学科的复兴已经有30多年,这期间史料的发掘研究取得很大的进展。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会,脑海里很自然会浮现许多往事。我们想到1979年社科院文学所发起、有七十多所高校与科研机构参与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资料汇编”;想到《新文学史料》、《文教资料简报》、《鲁迅研究资料》、《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等多种史料性刊物;想到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郁达夫等几十位作家文集、全集的编辑;想到许多大型资料丛书包括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沦陷区文学、解放区文艺等丛书的整理;想到《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三编以及多种文学史资料汇编的问世;想到一大批作家回忆录的整理发表;想到现代文学总书目与期刊目录的编撰;以及大量对各种史料与作品的考证、校勘、注释、著译系年目录及年谱、传记的编撰等等。这些工作都汇聚了许多学者的心血。在十多年前,没有电脑,也没有网上资源,完全靠查阅旧报刊、初版本等原始资料,进行繁杂而严格的收集、考证、筛选,工作量之大,是现在难以想象的。正是这一两代学者,用他们辛勤而扎实的劳动积累建构了现代文学的史料工程,为现代文学学科的复苏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今天我们在这里谈论史料工作,不会忘记前辈学者的巨大贡献,也不会忘记他们所走过的艰难道路,他们献身学术的精神与扎实的学风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可以说凡是有成就的文学史学者,在史料发掘整理方面都是下过功夫、有其贡献的,史料工作的开展靠的就是众多学者的合力同心。不过这里我们会特别想到那些用主要精力从事史料工作的一大批学者,包括阿英、唐弢、林辰、朱正、姜德明、倪墨炎、陈漱渝、吴泰昌、胡从经、马蹄疾、朱金顺、唐沅、范伯群、陈子善、陈福康、商金林、刘增杰、谢泳、金宏宇、解志熙等等。昨天我翻阅了这次会议提交的论文,非常欣喜的是,五十多名会议参与者中,又涌现一批重视史料、或者以史料发掘研究为特色的新进学者。
当然,这30年来史料工作最值得骄傲的,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立。文学馆具备良好的条件,对中国现代作家的手稿、著作版本、书信、日记、照片、录音等文物档案资料进行专业的系统的收集、保管、整理与研究,事实上已经成为全国的文学资料中心。文学馆还和现代文学研究会长期合作,编辑出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这个刊物从1979年创刊,至今已经30年了,出版过129期,很不容易!过两天我们还要专门为她庆贺30岁生日。这个刊物在资料积累与研究方面也是花了大力气的。在这次会议开场,我们要对所有为现代文学史料建设做出过贡献的前辈与同道,单位与个人,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我们召开这样一个会议,是为了表明对于史料工作的格外重视。通常说,史料是研究的基础与前提。这句话当然没有错。但我还要补充:史料工作不是研究的附庸,史料的发掘、收集、考证、整理本身,就是学问。史料工作不是拾遗补缺的简单劳动,它有自身的规范、方法与价值,在学术研究的格局中有不可替代的位置。史料的发掘整理研究需要有严格的学术训练与知识积累,周密的思维与扎实的作风,这项工作难度不小,不是谁都可以做的。事实上,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与古代的朴学以至乾嘉学派有血肉联系,包括目录、版本、训诂,以及校注、辑佚、考证等等,传统学术中自成一格的治学理路、方法,对现代史料研究都有直接的影响。现代文学史料工作同时又吸收了一些现代的新进的思想方法,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所以多年来有人呼吁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应当成为一门专门之学,有他的道理。起码我们应当充分认识与尊重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相对独立的学术价值与地位,它与阐发性、理论性研究是完全可以平起平坐的。
我们召开这次会议,也是为了通过史料的话题来提倡扎实良好的学风,抵制学界浮躁的风气。现在学风的浮躁,当然跟整个大气候有关,但也有它自身的渊源。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文学学科初建之时,文学史研究对史料工作是不重视的。当时历史学界有所谓“史料派”与“史论派”之争,前者强调论从史出,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论点必须建立在材料之上;而“史论派”则强调理论的引导领先,先有所谓正确的结论,然后找些材料去支持说明。50年代,“史料派”基本上失去立足之地。文学史研究出现“以论带史”的风气,机械论的庸俗社会学比比皆是,这是一种得到时代普遍接受的思想简化,自然跟当时特别重视意识形态政治化的价值专断有关。上个世纪80年代,学科复苏,曾经有过一段比较重视史料、学风较为扎实的时段。很遗憾,好景不长,五六十年代兴起的那种“以论带史”的风气如今又有回潮。只不过这个“论”不再是当年那种政治理论,而是其他宏大叙事理论罢了。现在学术生态不大正常,许多学者都很无奈,陷入了所谓“项目化生存”的境地,做学问不是那么纯粹,而是太过受功利的驱使,这种新的“以论带史”的方法因为比较好操作,好“出活”,所以更有市场。前天我参加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世界汉学大会”,在会上提交论文《再说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就分析了这种简单摹仿、套用外来理论,以某些汉学理路作为本土学术标准的所谓“仿汉学”的风气,其实也是新的“以论带史”。学术研究当然可以有不同理路,偏重理论也未尝不可,但基本规则与标准还是要有的,那就是实事求是。我们希望史料会议能够多少回应当前某些不良学风,让现代文学史研究能够更加健全发展。
前不久我在网上与网友交流,有人提意见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与整个学科现在太过注重史料,容易沦为“技术化”的境况。我回答他说,“技术化”的确是当前学界的一种弊病,但不是因为重视史料所造成;文学史研究要以史料包括作家作品为基础,强调重视史料对空疏的学风也是一种回应。不过,这位网友的批评也不无道理:史料的发掘整理需要文学史的眼光,那样才透彻,才能焕发生命,并增值学术意义。
最后,祝愿诸位这几天在秋色满园、美丽典雅的现代文学馆,感受百年文气,领略翰墨流芳,游目骋怀,仰观俯察,切磋问学,畅叙幽情。谢谢大家!
会议连续开了3天,内容安排得满满当当,几乎没有什么个人机动时间,大家辛苦了!但我觉得这辛苦是值得的。这是一个有很高学术含量的会,一个务实的会,一个不尚空谈、扎扎实实的会。我参加过很多会议,有时会觉得形式大于内容,顶多就是让老朋友见见面,联络一下感情,这也不错,但学术意义不见得很大。但这次会议确实是富于学术增值的可能,会风很好,这一点昨天下午有些老师发言也很有感触地谈到了。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50多位学者,其中有很资深的学者,也有年轻人,包括一些讲师与博士生,甚至硕士生。我们主要是邀请那些真正对史料工作有贡献、有感觉、有同好的学者,从会议提交的论文看,大都是有质量的,这就保证了会议开得有品味、有兴致、有热情,大家彼此都很认真倾听。我觉得这次会议有四点收获,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同感:一是回顾了30年甚至更长时间以来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艰难历程,温习了老一辈学者对于史料工作的贡献、他们的经验得失,以及扎实的学风。二是讨论和体认史料工作的特点、价值、地位与方法,更强烈地意识到史料发掘研究对于整个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增加了史料研究的学科自觉。三是彼此展示了在史料发掘方面的收获与研究心得。四是对今后史料工作的开展提出许多很好的建议与设想。
会上会下都有很多学者谈到搞史料是有“瘾头”的,不会觉得这是“低人一等”。自有其乐趣,也会自有其境界。对史料本身的发现以及因为史料而产生的文学史发现,这种创造的愉悦一点也不低于理论创造的愉悦。我注意到当台上发言者谈到某些历史细节时,虽不免有些琐碎,可是台下许多听众都是那样聚精会神,这就是“瘾头”,也是学术的迷醉与自信。在当今这样浮华的氛围中,我们能有几天聚会在优雅的文学馆谈学问道,自得其乐,也是一种境界吧。总之,我们都感觉到这次会议不止是交流了一些具体的史料、心得,更重要的是对整个现代文学的史料工作有整体性的认知,获得了更强劲的研究动力。这正是会议所要达到的目标。
会上很多学者谈到学风问题。比如你发现了新史料,纠正了某些错误论断,可是人家写文章还是我行我素,视而不见。还有就是以论带史,空而论道,批量生产,低水平重复等等。有些状况跟学术生产体制有关,跟整个大气候有关,一时改变不了。但作为学者,我觉得应当从我做起,一点一滴去做,尽可能去做好,起码不完全去随波逐流,更不能同流合污。有些事情跟国情有关,跟文化有关,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现在是写痛快文章容易,做点实事很难,可是真正做实事的实干家又不多,批评家倒是很多。很多朋友对不良风气很反感,可是自己又很无奈,就不断发牢骚。与其整天发牢骚,生闷气,不如自己做好,能改变一点是一点,能进展一寸是一寸。自己做好一点,让自己学生也做好一点,那就不错了。
我有几点希望:
一、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应该出版一本论文集,把比较精彩的文章汇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也可以专门刊载一些文字。
二、这次会议加强了现代文学研究会与文学馆的联系,也加强了学者与文学馆的联系。希望能有某种措施,保证今后这种联系(特别是文学馆与学者之间的联系)保持下去,这对于学科发展以及文学馆自身的发展都是有好处的。我们衷心希望文学馆成为作家的家,同时也成为文学史研究者、特别是史料工作者的家。
三、在座多数都从事教学工作,我们应当重视史料发掘研究的教学,注意培养这方面有兴趣有天赋的人才。建议有条件的大学能在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生培养方面,专门开设有关史料的课程,从文学史观念、史料发掘整理方法等方面进行科班训练。有人才,才有这方面的发展前景。
四、对现当代文学整个学科的史料发掘研究应当有整体规划。20世纪80年代学科复苏时,人们雄心勃勃,在史料工作方面做了许多大事,可是由于条件限制,很多工作没有完成。现在条件比那时好了,要抢救资料,进行发掘整理研究,可是另外一些条件,比如学风、心境,又都比不上80年代。我们应当有些使命感,认真为史料工作做点事情。大家提出的一些建议,比如有整体计划,各个学校单位如何合作,还有出版方式等等,这次会议来不及讨论,可以另外找机会专门研究。还要请文学馆及有其权力的部门参与介入,形成可行性措施。比如数字化资料库的建设,我看文学馆可以牵头来做,其他学校协同,这比纸质出版要省钱。这些工作需要有人牵头做,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也可以考虑争取作为科研立项,由政府投入资金,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过去国家社科基金很少资助资料性项目,今年我去参评年度项目与后续项目,坚持为某些资料性项目立项,这次就做到了,因为大家越来越注意到史料工作的重要性。
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虽然是现代文学研究会与文学馆共同举办,可是主要工作都是文学馆在做,经费也是中国作协与文学馆出的。我再次代表现代文学研究会感谢文学馆与作协!会议筹备以及会务工作主要是文学馆与《丛刊》编辑部同仁做的,其中新上任的副馆长吴义勤先生和《丛刊》编辑部主任傅光明先生出力甚多,还有文学馆、《丛刊》编辑部人员,以及河北大学文学院师生,都为这次会议付出很多辛劳。建议会务人员站到台前来,让我们把热烈的掌声献给他们,同时宣布这次会议成功闭幕!
[责任编辑袁士迎]
这次会议召开的背景,是这些年现代文学领域有许多新史料的发现,整理研究取得显著的成绩,希望通过一次会议来展示交流,也想借此回顾总结一下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现代文学学科的复兴已经有30多年,这期间史料的发掘研究取得很大的进展。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会,脑海里很自然会浮现许多往事。我们想到1979年社科院文学所发起、有七十多所高校与科研机构参与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资料汇编”;想到《新文学史料》、《文教资料简报》、《鲁迅研究资料》、《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等多种史料性刊物;想到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郁达夫等几十位作家文集、全集的编辑;想到许多大型资料丛书包括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沦陷区文学、解放区文艺等丛书的整理;想到《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三编以及多种文学史资料汇编的问世;想到一大批作家回忆录的整理发表;想到现代文学总书目与期刊目录的编撰;以及大量对各种史料与作品的考证、校勘、注释、著译系年目录及年谱、传记的编撰等等。这些工作都汇聚了许多学者的心血。在十多年前,没有电脑,也没有网上资源,完全靠查阅旧报刊、初版本等原始资料,进行繁杂而严格的收集、考证、筛选,工作量之大,是现在难以想象的。正是这一两代学者,用他们辛勤而扎实的劳动积累建构了现代文学的史料工程,为现代文学学科的复苏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今天我们在这里谈论史料工作,不会忘记前辈学者的巨大贡献,也不会忘记他们所走过的艰难道路,他们献身学术的精神与扎实的学风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可以说凡是有成就的文学史学者,在史料发掘整理方面都是下过功夫、有其贡献的,史料工作的开展靠的就是众多学者的合力同心。不过这里我们会特别想到那些用主要精力从事史料工作的一大批学者,包括阿英、唐弢、林辰、朱正、姜德明、倪墨炎、陈漱渝、吴泰昌、胡从经、马蹄疾、朱金顺、唐沅、范伯群、陈子善、陈福康、商金林、刘增杰、谢泳、金宏宇、解志熙等等。昨天我翻阅了这次会议提交的论文,非常欣喜的是,五十多名会议参与者中,又涌现一批重视史料、或者以史料发掘研究为特色的新进学者。
当然,这30年来史料工作最值得骄傲的,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立。文学馆具备良好的条件,对中国现代作家的手稿、著作版本、书信、日记、照片、录音等文物档案资料进行专业的系统的收集、保管、整理与研究,事实上已经成为全国的文学资料中心。文学馆还和现代文学研究会长期合作,编辑出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这个刊物从1979年创刊,至今已经30年了,出版过129期,很不容易!过两天我们还要专门为她庆贺30岁生日。这个刊物在资料积累与研究方面也是花了大力气的。在这次会议开场,我们要对所有为现代文学史料建设做出过贡献的前辈与同道,单位与个人,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我们召开这样一个会议,是为了表明对于史料工作的格外重视。通常说,史料是研究的基础与前提。这句话当然没有错。但我还要补充:史料工作不是研究的附庸,史料的发掘、收集、考证、整理本身,就是学问。史料工作不是拾遗补缺的简单劳动,它有自身的规范、方法与价值,在学术研究的格局中有不可替代的位置。史料的发掘整理研究需要有严格的学术训练与知识积累,周密的思维与扎实的作风,这项工作难度不小,不是谁都可以做的。事实上,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与古代的朴学以至乾嘉学派有血肉联系,包括目录、版本、训诂,以及校注、辑佚、考证等等,传统学术中自成一格的治学理路、方法,对现代史料研究都有直接的影响。现代文学史料工作同时又吸收了一些现代的新进的思想方法,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所以多年来有人呼吁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应当成为一门专门之学,有他的道理。起码我们应当充分认识与尊重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相对独立的学术价值与地位,它与阐发性、理论性研究是完全可以平起平坐的。
我们召开这次会议,也是为了通过史料的话题来提倡扎实良好的学风,抵制学界浮躁的风气。现在学风的浮躁,当然跟整个大气候有关,但也有它自身的渊源。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文学学科初建之时,文学史研究对史料工作是不重视的。当时历史学界有所谓“史料派”与“史论派”之争,前者强调论从史出,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论点必须建立在材料之上;而“史论派”则强调理论的引导领先,先有所谓正确的结论,然后找些材料去支持说明。50年代,“史料派”基本上失去立足之地。文学史研究出现“以论带史”的风气,机械论的庸俗社会学比比皆是,这是一种得到时代普遍接受的思想简化,自然跟当时特别重视意识形态政治化的价值专断有关。上个世纪80年代,学科复苏,曾经有过一段比较重视史料、学风较为扎实的时段。很遗憾,好景不长,五六十年代兴起的那种“以论带史”的风气如今又有回潮。只不过这个“论”不再是当年那种政治理论,而是其他宏大叙事理论罢了。现在学术生态不大正常,许多学者都很无奈,陷入了所谓“项目化生存”的境地,做学问不是那么纯粹,而是太过受功利的驱使,这种新的“以论带史”的方法因为比较好操作,好“出活”,所以更有市场。前天我参加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世界汉学大会”,在会上提交论文《再说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就分析了这种简单摹仿、套用外来理论,以某些汉学理路作为本土学术标准的所谓“仿汉学”的风气,其实也是新的“以论带史”。学术研究当然可以有不同理路,偏重理论也未尝不可,但基本规则与标准还是要有的,那就是实事求是。我们希望史料会议能够多少回应当前某些不良学风,让现代文学史研究能够更加健全发展。
前不久我在网上与网友交流,有人提意见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与整个学科现在太过注重史料,容易沦为“技术化”的境况。我回答他说,“技术化”的确是当前学界的一种弊病,但不是因为重视史料所造成;文学史研究要以史料包括作家作品为基础,强调重视史料对空疏的学风也是一种回应。不过,这位网友的批评也不无道理:史料的发掘整理需要文学史的眼光,那样才透彻,才能焕发生命,并增值学术意义。
最后,祝愿诸位这几天在秋色满园、美丽典雅的现代文学馆,感受百年文气,领略翰墨流芳,游目骋怀,仰观俯察,切磋问学,畅叙幽情。谢谢大家!
会议连续开了3天,内容安排得满满当当,几乎没有什么个人机动时间,大家辛苦了!但我觉得这辛苦是值得的。这是一个有很高学术含量的会,一个务实的会,一个不尚空谈、扎扎实实的会。我参加过很多会议,有时会觉得形式大于内容,顶多就是让老朋友见见面,联络一下感情,这也不错,但学术意义不见得很大。但这次会议确实是富于学术增值的可能,会风很好,这一点昨天下午有些老师发言也很有感触地谈到了。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50多位学者,其中有很资深的学者,也有年轻人,包括一些讲师与博士生,甚至硕士生。我们主要是邀请那些真正对史料工作有贡献、有感觉、有同好的学者,从会议提交的论文看,大都是有质量的,这就保证了会议开得有品味、有兴致、有热情,大家彼此都很认真倾听。我觉得这次会议有四点收获,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同感:一是回顾了30年甚至更长时间以来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艰难历程,温习了老一辈学者对于史料工作的贡献、他们的经验得失,以及扎实的学风。二是讨论和体认史料工作的特点、价值、地位与方法,更强烈地意识到史料发掘研究对于整个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增加了史料研究的学科自觉。三是彼此展示了在史料发掘方面的收获与研究心得。四是对今后史料工作的开展提出许多很好的建议与设想。
会上会下都有很多学者谈到搞史料是有“瘾头”的,不会觉得这是“低人一等”。自有其乐趣,也会自有其境界。对史料本身的发现以及因为史料而产生的文学史发现,这种创造的愉悦一点也不低于理论创造的愉悦。我注意到当台上发言者谈到某些历史细节时,虽不免有些琐碎,可是台下许多听众都是那样聚精会神,这就是“瘾头”,也是学术的迷醉与自信。在当今这样浮华的氛围中,我们能有几天聚会在优雅的文学馆谈学问道,自得其乐,也是一种境界吧。总之,我们都感觉到这次会议不止是交流了一些具体的史料、心得,更重要的是对整个现代文学的史料工作有整体性的认知,获得了更强劲的研究动力。这正是会议所要达到的目标。
会上很多学者谈到学风问题。比如你发现了新史料,纠正了某些错误论断,可是人家写文章还是我行我素,视而不见。还有就是以论带史,空而论道,批量生产,低水平重复等等。有些状况跟学术生产体制有关,跟整个大气候有关,一时改变不了。但作为学者,我觉得应当从我做起,一点一滴去做,尽可能去做好,起码不完全去随波逐流,更不能同流合污。有些事情跟国情有关,跟文化有关,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现在是写痛快文章容易,做点实事很难,可是真正做实事的实干家又不多,批评家倒是很多。很多朋友对不良风气很反感,可是自己又很无奈,就不断发牢骚。与其整天发牢骚,生闷气,不如自己做好,能改变一点是一点,能进展一寸是一寸。自己做好一点,让自己学生也做好一点,那就不错了。
我有几点希望:
一、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应该出版一本论文集,把比较精彩的文章汇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也可以专门刊载一些文字。
二、这次会议加强了现代文学研究会与文学馆的联系,也加强了学者与文学馆的联系。希望能有某种措施,保证今后这种联系(特别是文学馆与学者之间的联系)保持下去,这对于学科发展以及文学馆自身的发展都是有好处的。我们衷心希望文学馆成为作家的家,同时也成为文学史研究者、特别是史料工作者的家。
三、在座多数都从事教学工作,我们应当重视史料发掘研究的教学,注意培养这方面有兴趣有天赋的人才。建议有条件的大学能在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生培养方面,专门开设有关史料的课程,从文学史观念、史料发掘整理方法等方面进行科班训练。有人才,才有这方面的发展前景。
四、对现当代文学整个学科的史料发掘研究应当有整体规划。20世纪80年代学科复苏时,人们雄心勃勃,在史料工作方面做了许多大事,可是由于条件限制,很多工作没有完成。现在条件比那时好了,要抢救资料,进行发掘整理研究,可是另外一些条件,比如学风、心境,又都比不上80年代。我们应当有些使命感,认真为史料工作做点事情。大家提出的一些建议,比如有整体计划,各个学校单位如何合作,还有出版方式等等,这次会议来不及讨论,可以另外找机会专门研究。还要请文学馆及有其权力的部门参与介入,形成可行性措施。比如数字化资料库的建设,我看文学馆可以牵头来做,其他学校协同,这比纸质出版要省钱。这些工作需要有人牵头做,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也可以考虑争取作为科研立项,由政府投入资金,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过去国家社科基金很少资助资料性项目,今年我去参评年度项目与后续项目,坚持为某些资料性项目立项,这次就做到了,因为大家越来越注意到史料工作的重要性。
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虽然是现代文学研究会与文学馆共同举办,可是主要工作都是文学馆在做,经费也是中国作协与文学馆出的。我再次代表现代文学研究会感谢文学馆与作协!会议筹备以及会务工作主要是文学馆与《丛刊》编辑部同仁做的,其中新上任的副馆长吴义勤先生和《丛刊》编辑部主任傅光明先生出力甚多,还有文学馆、《丛刊》编辑部人员,以及河北大学文学院师生,都为这次会议付出很多辛劳。建议会务人员站到台前来,让我们把热烈的掌声献给他们,同时宣布这次会议成功闭幕!
[责任编辑袁士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