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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谷歌总部的时候，曾听到过这样的故事：一名新来的博士对谷歌CTO拥有独立办公室感到不满，他认为既然谷歌宣扬平等的文化，那么他也就拥有同等的权利。第二天，这名博士坐到了CTO的办公室里，当CTO来上班之后，发现办公室里有人了，他就很自然地坐在了外面。
这就是谷歌内部的平等文化。正是这样的文化，使得谷歌倡导的“漏斗机制”具备了真实的创新力，谷歌地球、Gmail、云计算等项目，都是基于这样的企业文化产生的结果。而能够促使包括谷歌在内的一大批创新企业出现的原因，则是公平、公正、透明、自由的市场经济环境。
创新是一种商业概念
从中国整个社会的创新层面来看，互联网行业仍是最具活力的，尽管其与世界上最领先的市场差距还很大。主流的互联网公司是通过新的机制掌握在民营公司手中，一般不会受到太多干扰，因为互联网的对面没有“苦主”，不是从人家碗里抢饭，而是干了别人不愿意干、也干不了的工作。
尽管中国研发投入总额已经位居全球第二位，但整体的创新体制尚没有根本性的改革和变化，仍然是“贵、慢、差”——钱给得越多，决策就越慢，出来的成果就越少越差，最后的结果就是政府不断地向科技创新输血，而各个环节则是考虑“如何弄到更多的钱”。
另外，在概念方面，当前学界讨论的创新，是对这个词有较大曲解下的概念。
首先，创新不是科技发明，不是专利数量，不是得奖和颁奖。创新应该属于商业概念、企业概念，是在商业模式上对过去的、旧有模式的推翻和颠覆，是一种摧毁过去的同时建设未来的量。例如视频，过去我们认为的视频就是电视，现在却成为了互联网业务的一种——这才是创新。
很多技术上的发明，只是细微部分的进步，不应该被视为创新。只有发展成为一个新的体系、新的商业模式，才能被视作创新。此外，国际论文的发布和引用，也与创新无关，那是创新下的子元素，不是创新本身。
当前中国的科技体制，仍然是上个世纪中期从苏联借鉴来放大、加强的概念，并没有进行过实质性的科技体制改革。这就导致在过去的五、六年中，虽然政府意识到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加大了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投入，但最终都因为体制的问题太大而在推进过程中走形——动漫产业、光产业、物联网、云计算等等产业，从借鉴国外经验的发展，最后都“翻译”成了房地产。
最需要的创新资源
要想获取创新，关键点仍然在于“人”，而人才的获得，仍然要依赖于教育，因此，离开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的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欧洲在“高尖精”领域的发展为何几乎停滞不前了？其根本原因正在于缺乏人才。免费的教育，超长的假期，在法国除了国家博士，其他博士可能从入学到答辩，只见过一次导师，这样的教育体制也无法提供一流的人才。
因此，中国想要变成创新大国，教育体制和科研体制改革既是必然，也是必须。当前中国的教育体制仍然有着浓重的苏联的影子，还谈不上经过了脱胎换骨。教育部等政府部门扮演的管理者角色过重，大学通过成为重点大学、规模大学的方式来获取更多资金，最终形成的文化，就出现了评教授要花钱要排队、论文博士等丑闻。在教学上仍然主要是满堂灌的标准答案模式，鼓励思维、怀疑和批判不够。
在美国，大部分公司的内部虽然也有职位高低，但在交流的过程中是平等的。公司决策自然是CEO决定，下面的人执行，但在讨论决策时，很大程度上是平等的。
同样，在美国也有政府主导的投资用于创新，美国也有非市场化的国家基金会。但争取国家基金会资助的过程，是完全公平、公正的，都是由内行人来评定，同行之间评议、投票、回避原则，落实得较好。争取国家基金会的教授日子很难过，竞争过程甚至可以用惨烈来形容。而在中国，同样的事情，可能是比师承、比关系、比院士支持的数量，而不是创新的主体目标本身。
美国也有抄袭、假冒伪劣，但那些事情基本上是发生在边远地区，不是产业主流。因为如果有公司或者机构如此，这个公司可能会被罚得倾家荡产，会被逐出产业。而中国，百度的竞价排名的模式，腾讯的抄袭和某些霸道垄断行为，竟然堂而皇之地就在市场上存在着，似乎成为一种合理性存在。
一些地方政府或一些国有企业现在也宣布，要培养多少个“乔布斯”，但这种念头是站不脚的。乔布斯不是靠谁培养出来的，而是自己杀出来的，他甚至对美国的社会和产业权威，都报以蔑视的态度。
因此，中国创新困境的问题解决，并不在于追加多少投资到创新上，而在于如何建立一套有利于产生创新的机制，这套机制便是公平、公正、透明、自由。
如果当前科技体制不做根本性的改变，而依赖于资金投入，是无法真正解决问题的。如果建立了公平、公正、透明、自由的机制，政府不用出多少钱，中国也可以有望成为一流的科技创新大国。当然，用于体制转变的时间应该多久，是可以商榷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要在科技创新上取得成就，最首要的是要加大财税政策方面的倾斜，和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这也是一种认识误区。
当然，有知识产权保护肯定比没有要好，但反言之，在某种意义上，知识产权是反创新的，它是对现有东西的保护，而不是对未来的新的东西的保护。凡是要依靠这个来保护的，肯定不是大的创新。并且，任何大的创新性的成功，都不是依赖于专利的，谷歌的搜索引擎，依靠的并非成百上千个专利组成的专利群保护，而是其核心算法体系的保密；Facebook甚至没有保密的东西，采用的是开放源代码组成的开放平台。至于谷歌和Facebook经过发展期之后，建立专利体系，主要目的并非创新，而是要增加竞争者的进入成本。
财税政策的倾斜，企业肯定是欢迎的，因为能降低运营成本，但并不能对创新产生太多帮助。中国很多地方都试图发展互联网，但最终为何仍然是运营成本最高的北京，占据了中国互联网产业最大的市场份额？原因在于，北京除了高成本劣势，更重要的是具备产业链的完整性、信息的充沛性优势。因此，对于创新而言，财税政策不一定要纳入到主要考虑因素中。
开辟“创新特区”
国内很多人谈高科技产业、互联网产业、ICT产业，动辄要建立一个新的硅谷。但硅谷是没有类似于“管委会”这样的机构的。硅谷就是围绕在斯坦福大学外围的一大片地域，该片土地由斯坦福大学拥有，以低价出租，给学校挣点钱，如此而已。
硅谷的形成，则是斯坦福大学、旧金山大学的学生能够去这些地方“就近就业”，而成就了大批科技公司和创新公司。
除了硅谷，另外一个典型则是北卡罗来纳州“三角地带”的Research Triangle Park。该地域拥有杜克大学、北卡大学、北卡州立大学，是全球每平方公里面积拥有博士数量最多的地区，是世界最顶级的生物制药研究地区，也是“产学研结合”的典范之一。虽然北卡罗来纳州也提供了一些财税方面、地租方面的政策，但起核心作用的仍然是公正、公开、透明、自由几个要素，这几个要素促使Research Triangle Park完全按照产业内在逻辑运行。
政府要希望获得企业界的创新，需要做的是创造一个能够产生创造的环境，而不是扮演推动者的角色，国家计划的方式只能更好地完成执行，而不是推动创新。
美国在创新环境的建立上，也有失败的典型案例。例如波士顿地区128公路，虽然也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马萨诸塞州政府也出了不少力扶植，但东部地区的大公司、传统公司过于强大，传统的企业力量很强势，使得这个地区的创新力量被遏制，128公路带的创新发展日渐式微。
按照以上思路，中国或许可以考虑在科技领域和新兴领域，开辟“创新特区”。其政策和发展思路，不是更大力度的扶持和管理，而是在公平、公正、透明、自由的环境之下的“不管不问”。
如果政府能够以真正的全球化思维，提供公平、公正、透明、自由的环境，能够有效地防止旧的体制、旧的思维的侵袭，那么科技创新的大面积成果，将指日可待。
（作者为互联网资深评论员）
这就是谷歌内部的平等文化。正是这样的文化，使得谷歌倡导的“漏斗机制”具备了真实的创新力，谷歌地球、Gmail、云计算等项目，都是基于这样的企业文化产生的结果。而能够促使包括谷歌在内的一大批创新企业出现的原因，则是公平、公正、透明、自由的市场经济环境。
创新是一种商业概念
从中国整个社会的创新层面来看，互联网行业仍是最具活力的，尽管其与世界上最领先的市场差距还很大。主流的互联网公司是通过新的机制掌握在民营公司手中，一般不会受到太多干扰，因为互联网的对面没有“苦主”，不是从人家碗里抢饭，而是干了别人不愿意干、也干不了的工作。
尽管中国研发投入总额已经位居全球第二位，但整体的创新体制尚没有根本性的改革和变化，仍然是“贵、慢、差”——钱给得越多，决策就越慢，出来的成果就越少越差，最后的结果就是政府不断地向科技创新输血，而各个环节则是考虑“如何弄到更多的钱”。
另外，在概念方面，当前学界讨论的创新，是对这个词有较大曲解下的概念。
首先，创新不是科技发明，不是专利数量，不是得奖和颁奖。创新应该属于商业概念、企业概念，是在商业模式上对过去的、旧有模式的推翻和颠覆，是一种摧毁过去的同时建设未来的量。例如视频，过去我们认为的视频就是电视，现在却成为了互联网业务的一种——这才是创新。
很多技术上的发明，只是细微部分的进步，不应该被视为创新。只有发展成为一个新的体系、新的商业模式，才能被视作创新。此外，国际论文的发布和引用，也与创新无关，那是创新下的子元素，不是创新本身。
当前中国的科技体制，仍然是上个世纪中期从苏联借鉴来放大、加强的概念，并没有进行过实质性的科技体制改革。这就导致在过去的五、六年中，虽然政府意识到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加大了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投入，但最终都因为体制的问题太大而在推进过程中走形——动漫产业、光产业、物联网、云计算等等产业，从借鉴国外经验的发展，最后都“翻译”成了房地产。
最需要的创新资源
要想获取创新，关键点仍然在于“人”，而人才的获得，仍然要依赖于教育，因此，离开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的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欧洲在“高尖精”领域的发展为何几乎停滞不前了？其根本原因正在于缺乏人才。免费的教育，超长的假期，在法国除了国家博士，其他博士可能从入学到答辩，只见过一次导师，这样的教育体制也无法提供一流的人才。
因此，中国想要变成创新大国，教育体制和科研体制改革既是必然，也是必须。当前中国的教育体制仍然有着浓重的苏联的影子，还谈不上经过了脱胎换骨。教育部等政府部门扮演的管理者角色过重，大学通过成为重点大学、规模大学的方式来获取更多资金，最终形成的文化，就出现了评教授要花钱要排队、论文博士等丑闻。在教学上仍然主要是满堂灌的标准答案模式，鼓励思维、怀疑和批判不够。
在美国，大部分公司的内部虽然也有职位高低，但在交流的过程中是平等的。公司决策自然是CEO决定，下面的人执行，但在讨论决策时，很大程度上是平等的。
同样，在美国也有政府主导的投资用于创新，美国也有非市场化的国家基金会。但争取国家基金会资助的过程，是完全公平、公正的，都是由内行人来评定，同行之间评议、投票、回避原则，落实得较好。争取国家基金会的教授日子很难过，竞争过程甚至可以用惨烈来形容。而在中国，同样的事情，可能是比师承、比关系、比院士支持的数量，而不是创新的主体目标本身。
美国也有抄袭、假冒伪劣，但那些事情基本上是发生在边远地区，不是产业主流。因为如果有公司或者机构如此，这个公司可能会被罚得倾家荡产，会被逐出产业。而中国，百度的竞价排名的模式，腾讯的抄袭和某些霸道垄断行为，竟然堂而皇之地就在市场上存在着，似乎成为一种合理性存在。
一些地方政府或一些国有企业现在也宣布，要培养多少个“乔布斯”，但这种念头是站不脚的。乔布斯不是靠谁培养出来的，而是自己杀出来的，他甚至对美国的社会和产业权威，都报以蔑视的态度。
因此，中国创新困境的问题解决，并不在于追加多少投资到创新上，而在于如何建立一套有利于产生创新的机制，这套机制便是公平、公正、透明、自由。
如果当前科技体制不做根本性的改变，而依赖于资金投入，是无法真正解决问题的。如果建立了公平、公正、透明、自由的机制，政府不用出多少钱，中国也可以有望成为一流的科技创新大国。当然，用于体制转变的时间应该多久，是可以商榷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要在科技创新上取得成就，最首要的是要加大财税政策方面的倾斜，和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这也是一种认识误区。
当然，有知识产权保护肯定比没有要好，但反言之，在某种意义上，知识产权是反创新的，它是对现有东西的保护，而不是对未来的新的东西的保护。凡是要依靠这个来保护的，肯定不是大的创新。并且，任何大的创新性的成功，都不是依赖于专利的，谷歌的搜索引擎，依靠的并非成百上千个专利组成的专利群保护，而是其核心算法体系的保密；Facebook甚至没有保密的东西，采用的是开放源代码组成的开放平台。至于谷歌和Facebook经过发展期之后，建立专利体系，主要目的并非创新，而是要增加竞争者的进入成本。
财税政策的倾斜，企业肯定是欢迎的，因为能降低运营成本，但并不能对创新产生太多帮助。中国很多地方都试图发展互联网，但最终为何仍然是运营成本最高的北京，占据了中国互联网产业最大的市场份额？原因在于，北京除了高成本劣势，更重要的是具备产业链的完整性、信息的充沛性优势。因此，对于创新而言，财税政策不一定要纳入到主要考虑因素中。
开辟“创新特区”
国内很多人谈高科技产业、互联网产业、ICT产业，动辄要建立一个新的硅谷。但硅谷是没有类似于“管委会”这样的机构的。硅谷就是围绕在斯坦福大学外围的一大片地域，该片土地由斯坦福大学拥有，以低价出租，给学校挣点钱，如此而已。
硅谷的形成，则是斯坦福大学、旧金山大学的学生能够去这些地方“就近就业”，而成就了大批科技公司和创新公司。
除了硅谷，另外一个典型则是北卡罗来纳州“三角地带”的Research Triangle Park。该地域拥有杜克大学、北卡大学、北卡州立大学，是全球每平方公里面积拥有博士数量最多的地区，是世界最顶级的生物制药研究地区，也是“产学研结合”的典范之一。虽然北卡罗来纳州也提供了一些财税方面、地租方面的政策，但起核心作用的仍然是公正、公开、透明、自由几个要素，这几个要素促使Research Triangle Park完全按照产业内在逻辑运行。
政府要希望获得企业界的创新，需要做的是创造一个能够产生创造的环境，而不是扮演推动者的角色，国家计划的方式只能更好地完成执行，而不是推动创新。
美国在创新环境的建立上，也有失败的典型案例。例如波士顿地区128公路，虽然也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马萨诸塞州政府也出了不少力扶植，但东部地区的大公司、传统公司过于强大，传统的企业力量很强势，使得这个地区的创新力量被遏制，128公路带的创新发展日渐式微。
按照以上思路，中国或许可以考虑在科技领域和新兴领域，开辟“创新特区”。其政策和发展思路，不是更大力度的扶持和管理，而是在公平、公正、透明、自由的环境之下的“不管不问”。
如果政府能够以真正的全球化思维，提供公平、公正、透明、自由的环境，能够有效地防止旧的体制、旧的思维的侵袭，那么科技创新的大面积成果，将指日可待。
（作者为互联网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