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印谱九百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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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中国印谱的历史有多久?中国的第一本印谱是哪本?印谱是如何制作的?印谱是如何蝙辑分类的?您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吗?著名书画篆刻家韩天衡先生于2016年5月在韩天衡美术馆做了名为“九百年印谱史漫说”的讲座,他以漫谈的形式,生动形象地讲述了印谱的制作发展、印谱的编辑分类和印谱之“最”等中国印谱发展史相关的问题。现场人气爆棚,掌声雷动。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也能“聆听”到韩先生的精彩演讲,韩先生特将讲座整理成文,并配上珍贵图片资料,在“名家讲座”栏目从2017年第一期开始,分四期陆续刊登。
  什么是印谱?就是我国周秦两汉的玺印,明清以来流派印章汇辑的谱录,叫印谱,或准确地讲是钤印于土纸的线装本。我在这里谈的印谱,不包括现代技术印刷的印谱。中国的印章艺术,有三千年上下的历史,但是汇录印谱,即拿这些印汇集在一起成书,只有九百年的历史,这与玺印的出现,是相去甚远的。由漫长的实用过程,到汇辑乃至学术上的挖掘、整理、总结,这也是一条顺理成章的规律,也不足为怪。
  谈到印谱,历来都讲,印谱之祖是《宣和印谱》。实际上这是个虚构的历史史实,人造的故事。宋徽宗在宣和年间,编了《宣和画谱》《宣和书谱》,所以明代后期的人就想当然地去生出了一本《宣和印谱》,实际上是子虚乌有的。
  我国历史上是哪本最早的印谱呢?它是比所谓的《宣和印谱》要早的杨克一编的《集古印格》。但杨克一的《集古印格》在历史上又曾被搞错,它曾经被称作晁克一《集古印格》。印谱史在早期有很多滑稽的以讹传讹,这本印谱实际上是杨克一做的。这有历史史料可稽。北宋著名学者张耒(文潜),曾为他的外甥杨克一的《集古印格》写过一篇序,序中有句曰“克一既好之,其父补之爱之尤笃”,言其父名补之,而北宋历史上有个有名的文人晁补之,后人便把“杨”冠“晁”戴。这篇序没有注明明确的年代,但是张未死在1114年,而赵估的宣和年号是1117年至1125年,所以可证杨克一的《集古印格》是中国印史上第一本印谱,是印谱的滥觞。正因为我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中得出了这个结论,当时《辞海》编辑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严庆龙先生,他与我讲起印谱的事,我把这个事跟他慎重地提出了。所以,以后的《辞海》就把《宣和印谱》这个条目删去了。印谱制作的发展
  古玺印的出现有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殷墟出土的三方不是直接发掘的,1935年,黄漕(伯川)先生在殷墟地摊上发现三枚所谓殷商出土的古玺。如果拿这三方印算进去,是三千年上,但是很奇怪的是整个春秋时期没有发现过印章。我们现在见到的玺,都是战国的,这中间有一段空白。
  我读到过一个史料,唐太宗喜欢书法,他对书法写得好的几位近臣,经常要赏赐他们。历史记载他曾将王羲之的一方印送给过大书法家虞世南,虐世南是浙江余姚人。
  但是这些流传在民间的印章,从杨克一开始汇集编印谱,一直到明代的初期,前后有多少印谱出现呢?讲不清楚。我读到的大概有20种。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一书里,一本都没有录进去。
  我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基本上隔三差五地耽在上海图书馆古籍部读印谱、印著,早上进去读书,做笔记,傍晚闭馆出来。看到很多现在古籍书目里没有记载的书,当然这些书不都是在上海读的。当时上海图书馆古籍部的主任叫沈津,他当时在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顾廷龙老总负责。他说:天衡兄,我给你看看,我们现在辑集到的明代印谱,一直到乾隆,34种。我说:哎呀,你那个绝对是挂一漏十的。他说我们可是全国各大图书馆申报汇总起来的一个数字。我跟他开玩笑说:他们或许是在打埋伏。过了两天我拿了我的读书笔记去给他看,我说你们明代到乾隆才34种,我看过的明代印谱就有80多種,名目,辑者、册数,内容提要都齐全。
  说来也怪,在漫长的从北宋《集古印格》到明隆庆时《顾氏集古印谱》的凭空出世,其间谁也没有想到用原印来钤盖印谱,都是依样画葫芦地拿它刻到枣梨木上,而且搞翻版的人都是不懂篆刻的。所以那些印谱里面的古玺印,令古人起来都不认识,说得严重点,那些印章就像我们站在哈哈镜前,模样都变形了。这鲁鱼莫辨,形近似而神尽丧的荒诞现象延续了4个多世纪。任何一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有很多不能想象的惯性。用现在时髦的一句话来说:“没有办不到,只有想不到”。的确这几百年里没有人去想过开拓钤印的新思路。
  中国印谱制作开始发生根本转折,是直到用古代流传下来真的古玺印,用好的朱砂印泥,直接钤到白麻纸、连史纸(当时称越纸)上去。讲到原钤印谱,就要讲到创意人物上海顾从德(汝修),那是上海人的光荣,历史上第一本用原印原钤的即《顾氏集古印谱》。这本印谱极为重要,是我们中国的古玺印第一次以它的真正本来面目出现。这本印谱出版在隆庆六年,也就是明代的1572年。过去拿它定在隆庆五年,为什么我要加它一年呢?因为罗福颐先生在民国时期出过一本《印谱考》,里面记载了他读到过的146种古玺印谱。他看到的这本《顾氏集古印谱》,里面只有一篇黄姬水写的序。他写的年份是隆庆五年,也就是1571年。但是历史上的印谱是非常复杂的。顾谱当时一共钤了20部,但是我还看到另外的两个原版本,其中有个非常重要的版本,它多了一个序,这个序是明代著名学者沈明臣写的。他这个序也是写《顾氏集古印谱》的,且编在印谱里,它署年是明隆庆六年。一般印谱的定年是以同时期最晚一篇序跋的年份来定成书年份的,这是通例。所以我拿这个1572年来定它的生年。当然也有先印了版式再陆续钤编成册的,如《十钟山房印举》后一种的定年即是按版式上预设的“同治壬申”(1872年)定年的。事实上,直到藏家仙逝这部印谱都还未着一篇序跋,也无公认的定本。后者也只能以这“1872”年权作出版的年份。
  顾氏印谱出来以后,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之大,特别是文人对这本印谱的赞美,简直到了整个文坛欢呼雀跃的热烈程度。这20部印谱卖得很贵的,我记得当时谱前标识是十两银子一部!一出来就一销而空。
  过去看到的印谱都是走样的,是东施效颦,现在看到真的西施出现了,确实是那么的具有艺术性,那么的动人心弦,都想得到一部。但是原钤的印谱,不是我们现在想到的,可以一下印它个三千本。怎么办?那就做翻刻本。翻刻本也没有那么的容易,不能像之前那样胡乱翻刻,印面全非,要力求接近原印。所以在三年以后,1575年,就出了一本也是顾从德编的《印薮》。《印薮》的发行量非常之大,当然对今天来讲也已经是非常珍贵的本子了。我读到的大概有几十部,里面有用红印的,也有用墨印的,也有用蓝色印的:有手卷,也有册页的。当时的学者惊呼,在明代后期“家至户到手一编”。这个有点夸张的。就像“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每个人家里都有“红宝书”一样。但足见这书出来后对当时的文人,对文艺界的触动,影响之大,史无前例。正因为《集古印谱》的出现,无形之间,立马改变并加速了中国篆刻史的走向,功莫大也。
  周秦两汉,那时的古玺材料主要是铜质的,文人是刻不了的。所以在宋元时期很多出色的文人,包括米芾、赵孟頫,也想刻图章,但刻不动。当时的文人,“手无缚鸡之力”么?宋元时期,有些刻得好的印章,是文人与工人的结合。比如讲,米芾,赵孟頫,在图章上把印稿写好,然后请刻字的工匠去完成。文人有个特点,追求完美,我的东西弄好了叫工匠去刻,总感到功亏一篑,不遂心愿。顾氏印谱出现,加之好事成双,老天配合,此时的文人印家文彭偶然发现叶腊石里的青田石,可以用来刻图章。这之前,青田的叶腊石,特别是冻石,是那些平民家的妇女用来做头饰等用的。这石头硬度只有摩氏二级,一般人拿刀都可以自在的刻得动。优秀传统印谱的出现,加上文彭首创将青田叶腊石印章引进篆刻,文人蜂拥而入,忽地就产生了以文人为主体的篆刻队伍。我20世纪70年代与去疾先生定名的“明清流派篆刻”印就开天辟地地辉煌登场了。
  《顾氏集古印谱》开了风气之先,用原印来原钤,大家也就跟着风气来学习借鉴上古的优秀传统。在明代,一些收藏古玺印的藏家,一些出于官宦人家的有学问的文人,有钱,争着收集印章。所以在明代开始就出现了多种原钤的古铜印谱。之后,1597年,宁波的范大澈(天一阁藏书楼主人)收藏3300方古铜印,《顾氏集古印谱》只有1800方。范大澈出了一本原钤的《范氏集古印谱》。
  再后来,陕西人郭忠昌又出了一本很重要的原钤印谱,且印与考相结合,叫《松谈阁印史》。
  这三本印谱,对当时及后世影响非常之大。一是提供了大量秦汉印的原貌,这三本印谱加在一起,有6300方,这是个很大数量,使我们借鉴上古优秀传统有了丰厚的依据,对推陈出新提供了最好的范本。
  从《顾氏集古印谱》的出现及青田石的引入印坛,文士们皆以叩石刻印为乐事、快事,流风所致,集印、刻印,辑谱,欣欣向荣,争艳斗妍,到明亡,接踵出现了近百种的印谱。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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