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于坚第一次到巴黎纯属意外。1994年秋，受荷兰莱顿大学之邀，于坚乘飞机去往莱顿市参加一个关于中国当代诗歌的国际会议。途中遭遇雷雨天气，飞机不得不迫降巴黎。当时正是深夜，“什么也看不见，黑沉沉的城，像大地上的星空，有几串星子在移动”。
　　和许多对巴黎抱有浪漫憧憬的异乡客一样，于坚不止一次想象过这座城市。在他的脑海里，巴黎“一定是个闪闪发光的地方”。等到天亮，他打开旅馆的窗户向外张望，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一群麻木不仁的鸽子正在天空飞渡，几乎可以看见地平线，没有什么建筑物高耸入云，有点灰溜溜的，一个旧巴黎……

　　“窗外那个旧兮兮的巴黎，让我的世界观受到了冲击。就像一只井底之蛙来到了井口上，世界可以是这样的，人们原来可以这样生活，古老、朴素、安静，其乐融融。”于坚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说，那个年代在他眼中，到处都在奔往现代化，奔往焕然一新，包括他的故乡昆明，而巴黎却岿然不动，坚守着“旧”。
　　那次意外相遇之后，于坚经常去往巴黎，一次又一次地进入它的肌理——像一个巴黎人一样，游走在街道、菜市场、书店、咖啡馆、旧书摊、博物馆、二手市场……如今，20多年过去，他将自己的所见所思，所感所拍，汇聚成63段巴黎絮语，成书《巴黎记》，“在巴黎漫游就是在时间中旅行，我写的是我的巴黎”。

墙缝里的巴黎

　　于坚的巴黎，到处是历史、时间和细节。
　　他印象最深的是塞纳河边的旧书摊。一些破旧的木箱子，悬挂在河边的石头围栏上，像一个个蜂箱。白天，书贩们带着狗，不知从哪个角落里钻出来，打开木箱上的锁，拿出色泽黯淡的旧书、旧照片、旧明星片、旧唱片等，还有帘篷、凳子，支起一个防雨遮阳的棚子;晚上，所有东西都收进箱子，然后再一排排挂起。
　　有一次，于坚遇到一位女书贩。她白发苍苍，穿着一身皱巴巴的衣服，挎着一个羊皮小包，“就像一棵苍老弯曲的白杨”。两人聊起天，他才知老太太从1948年就开始在这里卖书。问起原因，老太太笑着说：“因为喜欢塞纳河上的那座桥，喜欢看桥上的云。”
　　“你很难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找到一个人一辈子在露天的地方卖旧书。”于坚说。在巴黎，时间在流动，人来来往往，出生、老去，但生活似乎是静止的。
　　有一个小木箱剧院，从1957年开始，每晚轮流上演法国荒诞主义大师尤奈斯库的《秃头歌女》和《一课》，7欧元一张票。《秃头歌女》讲述一对典型的英国中产阶级夫妇与朋友之间的无聊对话;《一课》则讽刺应试教育，讲述女中学生到老教授家中上家教课，两人由于意见不合，进行了一场漫长的辩论。这两部看起来有些闷的剧，竟在小剧院连演了60多年，至今不曾中断。
　　于坚就这样迷上了“巴黎的旧，巴黎的永恒”。很多人眼中那个现代的、浪漫的、时尚的巴黎，到于坚这里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二手市场”，到处是旧物，街道、小巷、咖啡馆、书店、博物馆、教堂、塞纳河都是旧物，“随便掃一眼某条墙缝，里面都堆积着百年前凝固的灰尘或者某种苔藓、微生物”。而在旧物中穿梭，常常会有意外惊喜。

　　5年前的一天，于坚和朋友在巴黎的一个跳蚤市场乱走，忽然发现一个牌子，躺在一堆旧东西间闪闪发亮。那是一个圣像牌，圣人被画在一个杂志大小的厚木板上，大胡子，黑眼眶，环绕着光圈，法衣烫过金。木板已经发黑，背面写着一些俄文。他毫不犹豫买下，回国后请人翻译，才知是俄罗斯一位修道院院长赠予一位神父的，圣像是圣尼古拉——他曾是一名水手，后投身于基督教，最终被封圣，受到世界各地信徒的纪念。他还被认为是圣诞老人的原型。
　　每次去巴黎，于坚都是漫无目的地闲逛。他常常背着照相机，带上一瓶水、两只苹果和一个三明治，哼着一支歌就上路，边走边停，边走边拍。巴黎的细节都被他捕捉：一条小巷的尽头是一个二手服装店，只挂着七八件衣服，衣服就是店员自己的作品，每种只有1件;一个19世纪留下的门洞里，黑暗边缘坐着一位老妇人，血红的嘴唇，周身的首饰在点点发光……这些细节和场景，都让他仿佛置身于罗曼·罗兰、巴尔扎克的小说里——他甚至怀疑对面提着塑料袋慢慢走过来的老头子，就是高老头的后裔。
　　“巴黎岿然不动，说明它对自己的文化、生活方式，对自己的‘旧’自信。这样就可以了，这就是生活，就是美好，热爱即可。”于坚说，也正因此，巴黎成了很多人的精神故乡。

一只就要展翅飞翔的小鹰

　　在巴黎的日子，于坚总会想起他远在中国西南边陲的故乡昆明，想起昆明的那些人和事。 　　他记起当年读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作品时的情景。那是1975年的一天，朋友借给他一套《约翰·克利斯朵夫》。“共有4本，用牛皮纸包着。大约已经传递了数百人，书页已经磨损，像老鼠啃过。朋友说必须5天内读完归还。”于坚回忆说，那个年代很多外国文学被列为地下读物，他就把书藏在床底下一只旧木箱子里，用锁锁起来，钥匙放在一个旧信封里，下了班就赶回家读。
　　当时，刚刚二十出头的于坚正在一家铆焊车间当铆工，已经干了4年，学会了许多技术：甩大锤、烧电焊、氧气切割、磨钻头……当时的工厂，就像是一个秘密的艺术学校，有人唱歌，有人吹笛子，有人画画，有人拉手风琴。工作之余，他埋头读书，读惠特曼、读托尔斯泰、读泰戈尔。偶尔地，他自己也写诗，先写古体诗，后转为现代诗，写爱情、生命、自然，偷偷地写，只给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看。
　　1978年，于坚预感到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写了一首批判“四人帮”的长诗《难逃法网》。同车间的工友老徐很喜欢，把它用毛笔抄在白纸上，贴到工厂食堂前的报栏里，展开来有10米长。“工人们敲着铝饭盒去食堂打饭时都看到了，但都像下班后的机器一样，沉默着。”于坚回忆说，但那一刻，他是自豪的——他意识到自己是3000多人的大工厂里唯一的诗人。
　　“我很孤独，很想找到同道。我当然知道中国有许多人在偷偷地写，但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于坚说。第二年初春的一天，他路过昆明市中心的百货大楼，看到一面灰色外墙前人头攒动，走近一看，墙上贴着一份拆散了的油印刊物《地火》，上面有小说、诗歌、散文，写的都是人生、风花雪月和爱情，一下子觉得自己找到了同党。根据刊物上面提供的编辑部地址，他找上门去。开门的是主编石安达，年轻而热情，握着于坚的手说“欢迎你加入”，并邀请他参加星期四晚上的诗歌朗诵会。
　　当时，《地火》刚刚创办不久，成员有50多人，主要是知青，也有工人、教师、大学生、机关干部等，编辑部就在石安达的宿舍。到了星期四的晚上，于坚带着几首诗去了。10多平方米的房间挤了20多人，没地方坐，大家都站着，把他围在中央，听他读诗，诗的名字叫《不满》。“房间里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其实没那么响，但对我来说，那就是一场暴风雨。”
　　散会时，石安达对他说：“你是一只就要展翅飞翔的小鹰。”另一人则说，你是我们云南的莱蒙托夫。
　　之后，于坚就积极参加《地火》的各种活动，朗读、讨论彼此的作品、交流思想。更多的时候，大家集体登山、唱歌、野炊、到滇池去游泳。只是这种诗意生活没持续太久，《地火》的第二期还没出就停刊了。
　　1980年初夏，云南大学中文系78级的吴文光、费嘉、李勃等人共同创办了文学刊物《犁》。创刊号上发表了一首诗，是李勃转过来的，名叫《滇池月夜》，署名“大卫”，这个“大卫”就是于坚。当时，费嘉还曾问过李勃：于坚是什么样子？李勃脱口就说：“长得像个魔鬼。”
　　同年秋，“魔鬼诗人”于坚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在诗歌步入黄金时代的同时，他亦步入到洪流中去，并站上浪尖。

“我的写作是一种盐巴”

　　进入云南大学不久，新的文学沙龙找到据点——吴文光的家，也就是昆明尚义街六号。那是一座法式的老房子，旧旧的黄色，临街而立。
　　受“垮掉的一代”的影响，于坚他们留长发、跳迪斯科、喝酒，听披头士和鲍勃·迪伦。在光线不好的小屋子里，他们聚在一起，一次又一次地长谈，谈论文学、生活和远方。于坚曾梦想背着吉他，开着大篷车到处去朗诵自己写的“摇滚诗”，“白色黑色大红咖啡大方格雪花呢牛仔裤风大衣/摩托车录像带电子计算机阿波罗登月火箭”。3年后，1983年10月，吴文光离开昆明，尚义街六号沙龙自动解散。
　　那个时期，于坚也开始参与在中国各大学兴起的“大学生诗派”活动，在各种诗歌刊物上发表作品，渐渐在全国有了名气。经由此，他与许多大学生诗人取得联系，包括诗人韩东。
　　两人是在1984年左右相识。当时，兰州大学创办了一本油印刊物《同代》，第一期发表了于坚、韩东、海子等人的诗。出刊后，韩东给于坚写了一封信，商议共办一个刊物，两人一拍即合。第二年，著名的《他们》诞生。创刊号没有发刊词，只是在目录前有一首诗，写了很多诗人，每人一句话，写韩东的是“南京的韩东有钱上得了赌场往后全凭运气”，写于坚的是这样一句：“昆明于坚一辈子的奋斗就是想装得像个人。”
　　《他们》的诞生，在诗坛引起巨大反响，成为以于坚、韩东等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崛起的主要标志。“第三代的特点就是口语化，反崇高、反英雄，追求日常经验、日常生活。”诗人杨黎这样评价。
　　就在1985年，于坚发表了自己著名的作品《尚义街六号》。在诗中，他回忆了那段时光中的日常、琐碎，比如吴文光的裤子晾在二楼，李勃的拖鞋压着费嘉的皮鞋，他还为自己画了像：“于坚还没有成名/每回都被教训/在一张旧报纸上/他写下许多意味深长的笔名……”这首诗很快在《诗刊》上发表，“此前，《诗刊》上的作品少有这类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写实描述。”于坚说。

　　日常生活成了于坚诗歌的主题。他“拒绝隐喻”，用口语化的语言写生活琐碎。他写《啤酒瓶盖》，“在晚餐开始时嘭的一声跳开了，那动作很像一只牛蛙”;写《塑料袋》，“售价两毛钱，提拎一公斤左右的物品”;写《参观故宫》，“大家面对的不是朕，而是他睡觉的枕头，被窝”……
　　最著名的是1992年写的那首《0档案》。他将自己从出生、成长、恋爱、日常生活的所有细节，用口语化的语言，压缩成一张表格卡片式的存在：籍贯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年龄 三十功名尘与土/家庭出身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职业 天生我才必有用……这首6000多字的长诗发表后，在诗坛掀起轩然大波，被认为是“当代最奇特的诗作”。 　　2007年，于坚的诗集《只有大海苍茫如幕》获鲁迅文学奖诗歌奖。于坚说，从根本上看，他的写作是一种盐巴，吃饭的那种盐，是一种最基本的写作。

为失去的故乡写作

　　童年时，于坚住在昆明武成路上的福寿巷，“面对着落日，那街道像是一直铺到太阳里去”。在石板铺成的路面上，走过来倒垃圾的马车。马车金光闪闪地停下，赶马车的大爹摇响黄铜铃铛，倒垃圾的人鱼贯来到街道上，又消失，“我对世界产生了一种天堂般的感受”。
　　昔日里在尚义街出入的文学青年们，后来大多都去了外地，“大家终于走散，剩下一片空地板”。只有于坚和费嘉守在昆明，6年前费嘉病故。
　　40年过去，昆明焕然一新，往日生活的痕迹荡然无存。尚义街六号的黄色小楼没了，福寿巷的家也不见了。武成路上的布店、土杂店、五金店、拍卖行、文具店、裁缝店、中药铺……那些可以用来消磨人生的细节，一一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高楼。
　　为了留住记忆，于坚写了一本《昆明记》。用照片加上文字，在记忆深处打捞出昆明当年“天堂的样子”：长满梧桐树的旧街，洒满诗意的小巷，热气腾腾的市场，人们喝茶、下象棋、打麻将，整条街都是桌子，到处都是吃，“风花雪月，玩乐吃喝，它是那种最普通、最平庸、仅仅是为了‘在着’，为了‘过日子’而建造的城市”。
　　于坚常常为“昆明日常生活”的消逝而失落和痛心，好在他很快发现了另一个地方——昆明以南200多公里的建水古城。路面是青石板，弯弯曲曲的巷子，两边是住家小院。当地人仍饮用井水，送水的人吆喝着湿淋淋的马车跑过建水城，马车一到，接水的人心怀喜悦，开门出来，提着一桶水回家去。
　　后来，于坚经常去建水小住，跟着当地朋友串门、闲逛。两年前，他写下《建水记》，描画古城在现代化洪流中岿然不动的样子。
　　“这个时代的写作，主题都是生活在别处的，都是逃离故乡、逃离大地的那种。我的写作是后退的，选择一种当代作家抛弃掉的题材——回到大地，为失去的故乡写作，挖掘着当代历史与文化的废墟。”于坚说，自己是在废墟上写作。
　　于坚已经写了半个世纪了，诗歌、散文、小说、评论等，笔耕不辍。他每天过着极其规律的生活：5点起床开始写作，中午小睡，下午写毛笔字、看书、玩。晚上看一部电影或者听音乐，9点到10点上床睡觉。疫情期间，他宅在家里读书，读中国的孔子，也读意大利的阿甘本，读乔伊斯和兰陵笑笑生，对比着读，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语言即人。
　　作为一个诗人，于坚看重语言，与人们在巨大灾变面前常常失语不同，他写了几首有关疫情的诗，发在微博上。就在不久前，他写了一首《医学名词》，在罗列了瑞德西韦、呼吸机等名词后，他写道：“ 云母屏开 /珍珠帘闭/ 防风吹散沉香/ 离情抑郁/ 金褛织硫磺/柏影桂枝交映/ 隶楷行草/ 都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