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统局成立了一个密电组,聘请美国密码专家亚德雷任该组顾问,以日本军用密电为对象,进行研译。1940年4月,蒋介石把在重庆的国民党各派系从事密电侦收和研译工作的7个机构合并,成立了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加强密电情报的侦译工作。
　　
　　侦译日本空军密电情报
　　
　　在1939年10月前后,军统局密电组组长魏大铭,就在重庆复兴关附近的徐家坡设置专门电台,开始侦收日本空军的通讯。1940年春,这个侦收电台已能抄收到日本侵略军以山西运城为中心的陆军航空队和以武汉为中心的海军航空队电台发出的密码电报。这是侦译日本空军密电通讯的开端。
　　1940年4月,这个侦收台同密电组编并于技术研究室,侦收台抄收到的密电,均送技术研究室第二组(日文密码研究)研译。6月间,第二组破译了部分在华日本空军空对地和空对空的密码电报,从中获悉日机动向,专供重庆国民党空军司令部参考利用。为了加强情报的时效,技术研究室把徐家坡侦收台扩大改组为对日军电讯的侦译工作队。这个工作队具备对日空军电讯侦收、密电研译和情报研判等全部职能。
　　在国民党空军将领中,最重视电讯侦译情报的,是曾任航空委员会空军总指挥的毛邦初。1940年,日本空军大举轰炸重庆期间,其轰炸机队一般都有战斗机配合,国民党空军战斗机曾与日机零式战斗机相遇,吃过大亏。毛邦初按照蒋介石指示,凡遇敌机来袭,驻渝空军飞机必须避战逃离,保存实力。但是,在指挥上却出现了难题,如果飞机起飞太早,在空中逗留过久,就会耗尽油料;如果起飞迟了,来不及与敌机脱离接触,就有被炸或击落的危险。毛邦初依靠重庆工作队的电讯情报,根据工作队截获的敌机位置和动向,下令飞机及时起飞和适时返航,敌来我去,敌去我返,不受损失。日本飞机频繁轰炸重庆,侦译工作队对敌机的来踪去迹了如指掌。凡当年在重庆居住过的人都能记得,每逢日机来袭,总是先后发出“预行”、“空袭”、“紧急”、“解除”四种不同的警报使全市军民及时进入防空洞,躲避日机轰炸,这4次警报就是工作队在不同时间,从日机的无线电通讯中获悉的敌机所在位置和航向而发出的,所以基本正确可靠。
　　
　　破译了日军炸沉英军
　　两艘军舰的情报
　　
　　1940年下半年,毛邦初向蒋介石申请,要求技术研究室成立一个新的侦译工作队,专门对付日本空军。蒋介石批准后,该队从10月初开始工作,约一周后,即掌握了侵华日本空军的主要通讯网。
　　10月下旬,侦收机上突然发现日本空军通讯联络繁忙,情况异常,结合译出的密电内容,判明日本侵华空军部队分两条线南调:一路以华中、华东的日本海军航空队飞机为主,经上海、广州南去;另一路华北、东北的日本航空队,经我国东北,越过朝鲜上空,向日本本土飞去。这样的大调动,历时一个星期左右。
　　从此以后,侦收机上转趋沉寂,经与空军总参谋处研究,判断日本空军正在南进。于是工作队扩大侦收搜索范围,集中注意距离远、声音微弱的日本空军电台讯号,终于在日本空军偷袭珍珠港的第二天,侦获了原驻武汉的日本海军航空队为主力的敌机出击活动。12月10日晨8时许,发现日本海军航空队侦察机一架,在新加坡东北海面上空进行搜索。根据该机发往基地的密电内容,知道其正在监视着海上某舰艇的行动。但由于距离过远,收听情况不良,9时后,这架侦察机的讯号完全消失,也听不到其他与此有关的动静。直到下午1时许,才听到了日本海军航空队重轰炸机群的讯号,领队机向基地拍发的密电内容,已是战果的详细报告。这说明日本轰炸机群早在午前已经出动,下午3时以后,战斗基本结束。在这两个多小时内,工作队截获敌机发给基地的密电,约十六七份左右。
　　根据破译密电的内容和日军对地通讯联络透露,得出下列结论:一、日本驻西贡方面的海军航空队,在侦察机的搜索和监视下,出动了重轰炸机群,在马来亚半岛以东的海面上,炸沉了英国主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巡洋舰“却敌”号。当时工作队破译的密电中,日机向基地报出的是“乔治五世”号,这是日机上人员一时观察的错误,因“威尔士亲王”号,属“英王乔治五世”级五舰之一,五舰外形相似,由高空俯瞰,不易区别而造成差错。二、从日机通讯中的电台呼号数量估计,出动的飞机有100架左右。三、根据日机通讯联络中的种种特征,证明这次出击的重轰炸机当中,有一部分是原来驻在武汉,曾经空袭重庆的飞机。四、密电中有几份专门报告这两艘战舰中弹后的情况,如落弹部位、何处着火、舰身如何倾斜、舰首开始上翘和舰上人员东奔西跑等情景,都作了极其细致的报道。五、在所有译出的密电中,并无关于双方空战的内容,说明英国这两艘巨舰是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被炸沉的。
　　工作队将译出的电文逐一报告给英国驻重庆大使馆。当时,英方不相信英国皇家海军这两艘无敌的战舰竟会轻易被日本空军击沉,更不相信中国人有能力截获那样遥远的情报。可是就在这时,东京广播电台大吹大擂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一“赫赫战果,辉煌胜利”的消息,这才使英国政府在震惊之余,不得不信服中国情报的正确可靠。
　　
　　英国要求
　　与中国情报部门合作
　　
　　英国“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两艘主力舰被炸沉后,日军立即在马来亚半岛登陆,轻而易举地从后门打进新加坡,接着攻占了缅甸,直叩印度大门,首当其冲的就是加尔各答。惨重的教训使英国人清楚地看到要加强空中防御,守住印度,就必须加强电讯侦译工作。但要建立一个确能截收日本空军情报的电讯侦译系统,决不是一年半载可以办到的事。英国政府于1942年5月,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请求:派遣中国电讯情报技术人员前往加尔各答同英、印空军情报部门合作,进行侦译日本空军情报的工作。
　　蒋介石接受了英国政府的要求,当即令掌管军事情报业务的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杨宣诚主持其事,同英方进行协商。由军令部第二厅为一方,英、印军总司令部情报厅为另一方达成协议。
　　当时,对日空军电讯侦译业务,已由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移交给航空委员会主管,所以,组建赴印度工作队派遣事宜实际上由航空委员会主办。1942年3月,在成都成立了一个综管侦译日本空军情报业务的专门机构,为了保密,定名为航空委员会空军监察总队,下设监察区队,负责各地区侦译工作。
　　军统局第四(电讯)处处长魏大铭把亲信倪耐冰推荐给航空委员会,担任第六监察区队队长。倪耐冰早年在国民党上海国际电台工作,是无线电讯的行家,但对电讯侦测和密电研译是外行,所以决定增设副队长1人。8月间完成了编队事宜,全队30多人集中在重庆上清寺空军招待所,待命出发。
　　先期去加尔各答的倪耐冰于7月间来电,告知区队赴印度的工作和生活均已安排妥当,英方希望尽快前往。于是,准备9月初起程。航空委员会于8月下旬把区队编组和准备出发的情况,分别通知了军令部第二厅和军统局。军统局的答复:戴局长准备接见区队全体人员,待日期确定后再行通告。出乎意外,9月初的行期已过,未得戴笠的接见通知,经多次向军统局催询,答复戴事忙,抽不出空来接见,到月底仍无消息。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戴笠在抗战初期,由重庆去香港在香港启德机场着陆时,被香港警务处拘留了20多个小时,后经在港的军统人员多方营救和国民党外交部交涉才获释放。他回到重庆后,在军统局的纪念周会上大骂英国人,说把他关押在一间又脏又臭的小牢房里,是英国人有意打击、侮辱他,这次英国要求合作,他当然作梗,只因蒋介石同意,才不敢公然反对。
　　由于英方的多次催促,戴笠不得不于10月中旬邀请区队全体人员到他的公馆共进午餐。席间戴笠边吃边讲:“英国人是世界上最出名的老奸巨滑。你们去印度,与英国人打交道,一定要事事处处留心,态度要硬,决不可软,应寸步不让,否则就会吃亏,上他们的当。”他接着又说,“你们到印度要机警些,看形势不好就赶快回来,不要到头来,他们扔掉你们先逃跑了,你们还莫名其妙哩!”最后,戴笠着重嘱咐领队在印度如遇到重大问题,必须向他请示报告。
　　
　　在加尔各答多次破译
　　日军活动情报
　　
　　1942年10月24日,全队人员携带电讯器材和有关侦译参考资料,从重庆直飞昆明,再从昆明乘飞机到达加尔各答。区队队部设在加尔各答市东北皇后公园地区,到达驻地时,英方已准备好西厨。供应西餐,每天5餐。日子久了,大家吃不习惯,特别是侦收值班人员连续守听,不能中断,5次饭点,给工作带来不便,于是就改吃中餐,由航空委员会驻加尔各答办事处物色中国厨师,英方负责支付工资。区队人员除薪金按月向航空委员会驻加办事处领取外,住、食、行所需,均由英方负责。
　　区队和办事处之间,只限于正副队长和办事处主任可以互相往来,与区队有联系的是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军统特务陈志平。英方和区队的联系限定两个人,一个是英印军东方军区空军指挥部情报处处长福尔克纳上校;一个是英方驻区队的联络官佩特少校。福尔克纳介绍他们驻加尔各答的侦译工作队有150人左右,成立不久,还没有掌握到日本空军的通讯联络网,他希望中国工作队给予必要的帮助。
　　侦收台开始工作时,把日本海军航空队的电讯作为重点搜索对象,但仅能偶尔听到极其微弱的讯号,无法抄到完整的电报,这说明并无日本海军航空队飞机的频繁活动,因而转向以日本陆军航空队为目标。不久,侦得了在缅甸的日本陆军航空队通讯网,与掌握的资料比较,电台呼号结构和使用波段等改变不大,惟有密电的密码组织已变动。在中国战场,日军认为国民党军不可能破译他们的密电,特别是空军密电,所以一贯使用简易的移位密码法。现在的对手是美、英两国,日本的空对地和空对空通讯,就不用移位密码法,改用地面部队使用的加乱数法密码。这是当时保密性很强的密件,给破译增加了难度。不过,截抄到的密电是三组数字,乱数表本较薄,经统计分析,乱数也不多。在研译人员的努力钻研下,终于把这种密码破译了,从译出的密电中,及时掌握了敌情。
　　自1942年11月至1943年10月,区队在加尔各答工作期间,侦获日本驻缅甸陆军航空队的情报约300件以上。凡有时间性的情报,即时逐件译成英文,送交英方驻区队联络官佩特少校。例如日侦察机发给基地的侦察报告,其中有搜索海面舰艇情况、印缅边境英军活动和各地气象资料等。日轰炸机的出击活动,在缅甸西北部印缅边境英帕尔一带和密支那东南中缅交界地区进行轰炸情况,每次出动3至9架左右。从译出的密电中获悉日本一个高级将领乘军用飞机巡视缅甸,每到一站,先向下站发出电报。此外,英、印空军指挥部根据侦译得到的有关日军后勤运输的情报,经常派出飞机袭击日军车队和船舶,获得很大战果。
　　根据侦收记录和译出的密电可以断定,原结集在印度支那的日本海军航空队主力早已调离东南亚地区,基本上收听不到日本海军航空队的通讯,驻在缅甸的是日本陆军航空队,按通讯网出现的飞机台数量估计,约200架左右,其中用于陆军协同作战的轻轰炸机较多,用于远程战略轰炸的重轰炸机,在侦收机上较少出现。日机在缅甸东北地区活动频繁,北部和西部方面次之,西南和南部地区很少发现日机的作战活动。日机出击活动时,很少互相呼叫和发报通讯,更不透露地名,说明在缅甸的日本空军加强了通讯保密。
　　区队截获的300多件情报,大多是英方无法获得的,有不少情报取得了军事行动的直接效果,所以英方对区队的工作极为重视,福尔克纳对区队工作人员表示慰问和谢意,物资供应也不断改善。
　　
　　一次空战大捷
　　
　　1942年12月初的一天夜晚,天空无月,加尔各答城异常平静。8时半左右,空中忽然传来了飞机的“嗡嗡”声,接着就是一阵炸弹爆炸的巨响。炸弹落在市中心区的公园街,炸塌了两三幢建筑物。顿时,商店停业,大家争先恐后躲避空袭,一片混乱。这是日军攻占缅甸后,对加尔各答的第一次空袭,仅仅出动3架轰炸机,选择黑夜偷袭,轰炸的目标是市中心区,扔下炸弹就飞回去,显然是一次试探性的行动,借以探测加尔各答的防空能力。
　　当时,全市对这次空袭竟然毫无防备,连防空警报也没有听到。其实,英、印军在加尔各答有较强的空军力量,只因对日机的行动毫无所知,以致无法应付。更出乎意外的是,日机来袭,在区队的侦收机上也一无所获,不能不使全队人员感到震惊。究其原因,原来是一味按照在国内对付日军的老经验办事,麻痹大意,把全力用在搜索日军航空队的通讯网,没有腾出部分侦收机监听日本的特殊动态,而且认为驻缅甸基地的通讯是逃不出区队侦收人员双耳的,谁也没有料到这次远程轰炸却没有侦察机来侦察。
　　根据这一新情况,对侦收工作重新加以部署,以一半力量继续控制通讯网,尽量抄密码电报,为加速破译工作准备条件,又以另一半人、机担任重点搜索。从各侦收机的侦收记录中,发现仰光同古机场的日机升降架次最多。该处位于缅甸偏西,日机从这里起飞袭击加尔各答,大部时间在海上飞行,不易被地面监视哨察觉,说明日军非常狡猾。于是,以此为目标,耐心监听,终于取得了可喜的战果。
　　自12月初,日机轰炸加尔各答后,过了一段时间,一天晚上8时许,侦收机上发现同古机场突然热闹起来,基地电台和轰炸机电台互相呼叫,进行试通,以便飞机出发后双方通讯无阻。根据飞机台出现的呼号,估计这次日军出动的轰炸机约9至12架左右。过了10多分钟后,互呼试通的讯号消失,说明轰炸机编队正在起飞,升入空中。不久,飞机台讯号再度出现,与基地台联络,但双方不发报,只是先由机上电台连续呼叫基地电台多次,然后基地台把测向机测得飞机所在的位置,告知机上电台,这是基地利用测向技术,给夜航飞机导航的一种方法,使飞机沿着既定的航线飞行,不致迷失航向。根据抄收到的“示向度”,判明日机机群自东起飞后,一直朝西北方向飞行。
　　区队将侦得的每一项敌情,立即通知佩特少校,并由他通过专线电话,报告驻加尔各答的英、印军空军指挥部。开始,日机起飞后约1小时,飞机台讯号突然消失,同古基地电台不断呼叫始终得不到机上电台的回答。继续监听,直到同古基地电台停止呼叫为止,并把这一情况最后通知了佩特。这一天晚上加尔各答上空平静无事。
　　第二天上午,福尔克纳上校偕同他的副官满怀喜悦地来到区队,祝贺在情报战线上打的一次胜仗。他说:“昨晚区队陆续递交佩特的每一份情报,都及时送达指挥部,经整理研究,判定日机循着同古至加尔各答的航线再次来犯,指挥官立即命令战斗机出动拦截。果然,在吉大港附近上空和来袭的9架日轰炸机遭遇,处于优势的英、印战斗机予以迎头痛击,将日机全部击落,英、印空军没有损失。”当区队向福尔克纳询问英方的侦译工作队有无收获时,他摇着头说,我们侦译日本空军电讯没有基础,昨晚日机来袭依然毫无所知。
　　自从这次空战胜利后,直到区队离开加尔各答为止,虽然侦收机上发现日机在缅甸的北方活动频繁,但没有再犯加尔各答。这次空战的胜利,粉碎了日军对加尔各答的袭击,使这个城市恢复了正常秩序,稳定了印度局势,有利于打败日本侵略者。
　　1943年秋,日军已走下坡路,再也无力入侵印度了。英、印空军对日本空军的防空任务大大减轻,防空情报已无关紧要了,在此情况下,中方技术人员便于10月分批撤回了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