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急流险滩。从国际环境来看，紧随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是一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瓦解。世界进入秩序崩塌时代。这种状态，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导致其对中国的欺凌更加肆无忌惮，最终演变成全面的侵华战争。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外部环境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外患。
　　中国那段历史的一个特点，是国际与国内因素之间的高关联度。无论是国共战场上的“围剿”与反“围剿”，还是后来握手言和共同抗日，都与外部因素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那段历史另一个意义更为深远的特点，是共产党“政治上的成熟”，即从“共产国际中国支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党。这样的转变，直接改变了后来中国的命运。

崩塌时代

　　回顾中国那段遭遇，绕不开世界大萧条。不过，1929年发端于美国并蔓延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不在于危机本身。自鸦片战争被迫打开国门后，中国经济就以边缘、不平等的地位融入世界经济。但由于当时中国经济整体还很落后，在像金融体系这样的制度设计上还没有“对标”西方，却反而因此幸运地躲过了经济危机的直接冲击。
　　那次危机，是通过金本位从美国传到其他西方国家的，而当时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采用银本位的大国，这客观上成了阻挡冲击的“防波堤”。所以，在西方国家哀鸿遍野时，中国并没有出现股市崩盘、投资剧降、生产断崖式下滑等典型的经济危机现象。但是，随着主要工业国相继放弃金本位，普遍采用货币大幅贬值来应对危机，大萧条开始波及中国。
　　不仅如此，放弃金本位后国际市场上白银需求的增加，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结果是汇率上升、出口下滑。中国经济的“独善其身”转瞬即逝。更为关键的是，银本位坚持不下去了，客观上增大了中国经济的风险敞口，成为后来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财政、经济依附于西方的重要原因。这种依附性，加上经济的孱弱，导致国民党政权的外交不可能做到独立自主，更谈不上维护国家利益。
　　大幅贬值货币和提高关税，是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行”的危机应对措施。这种以邻为壑的做法，直接后果就是国际经济秩序的崩塌。“建立在以金本位及商品和资本自由流通为基础的国际经济体系，已在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瓦解。”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刚收回了关税自主权、开启金融体系改革，在经济治理上还立足未稳。也就是说，中国经济脆弱之时，遭遇了严重恶化的外部经济环境。
　　但就中国的外部环境而言，更为凶险的还不在经济层面。世界经济的失序，催生了政治上的猜忌和对立。一战后确立的，本来就脆弱的“国际协调”，在日本、德国这些秩序挑战者的冲撞下，很快分崩离析。1933年日本、德国退出国联，则给了名存实亡的“秩序”最后一击，国际社会彻底沦为弱肉强食的丛林。而当时的中国，就是丛林中被牺牲、被“猎食”的对象。
　　对于中国来说，最能感受到秩序崩塌开始的，莫过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大萧条并没有直接冲击中国经济，但日本侵略并军事占领东三省，使中国丧失了具有较强工业实力的区域。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日本又攻陷当时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九一八”事变前，海外华侨的汇款与外商投资，曾是中国经济稳定和增长的重要因素。日本在中国燃起战火，也是在向中国经济生态圈里放火投毒。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的申诉下，国联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尽管最终的报告里有大量安抚日本的内容，但日本仍将其视为一纸空文。国联斡旋的失败，无可争议地体现了日本对国际权威的藐视。费正清把1932年3月伪满洲国的成立，定性为一战后国际关系的一个界标。事实上，中国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参照”。中国的不幸遭遇，就是国际秩序崩塌的先兆。

险象环生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开始着手财政、金融体系改革。这些改革对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较为明显的作用（1928年至1937年被称为“黄金十年”，工业增长率年均8%以上）。中国经济的增长与日益扩大的市場，对外部构成了较强的吸引力。1930年代，在中国竞争经济利益的，主要是日本、英国和美国。但在秩序崩塌时代，这些竞争却为中国埋下了祸根。

所以，在整个1930年代，中国几乎是在大国冲突的夹缝中求生存。面对日本对中国的蚕食鲸吞，代表中国的国民党政权，依靠对象换了一波又一波，始终没有实现国家主权和民族的独立。

　　出于维护和扩大自身在华经济利益的考虑，英美两国都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改革给予了支持。尤其是美国，分别在1931年和1933年向中国提供了大笔借款。而“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恶化，双边贸易大幅下滑。中国与英美的接近，让日本产生了猜忌。但当时英国的外交重心在欧洲，美国尚未走出孤立主义，所以对日本以非经济的方式攫取在华利益，两国都保持“中立”。
　　1928年以后中国经济连续高增长，尤其是1935年币制改革的成功，让日本产生了危机感。有学者认为，当时日本有这样一种认识，“如果日本要继续作为一个能生存下去的国家，唯一可行的办法似乎就是大胆地将中国置于日本的彻底控制之下”。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英美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刺激”了日本，但为了各自的外交利益又不愿约束日本，客观上把中国推向了独自面对日本霸凌的窘境。
　　与英美相比，苏联在中国抗日中角色的特点是复杂且多变。对于“九一八”事变，莫斯科认为是日本进攻苏联的前奏。在日本发动军事进攻占领东北期间，苏联一方面向远东调动军队布防，另一方面又对日本侵略行为保持中立。当时苏联的外交重心在欧洲方向，中立显然是为了避免刺激日本。根据史料记载，不仅战败后进入苏联境内的中国军队一律被缴械，“中共在东北的地下党组织及其抗日武装几度主动出境联系苏军要求援助，也都遭到拒绝”。 　　不仅如此，苏联还以牺牲中国利益讨好日本。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不久，苏联就关闭了南京国民政府驻西伯利亚的领事馆，同时允许伪满洲国建立领事馆。1933年，苏联还向日本提出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只不过遭到了日本的拒绝。也是在这一年，苏联开始与南京国民政府谈判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但这个谈判，經历了4年，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才签署。而在此期间（1935年），苏联还把中东铁路卖给了伪满洲国。
　　不过，1937年8月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署后，苏联随即根据条约断绝了与日本的贸易关系。而当时的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都还与日本正常贸易。同年10月，苏联大量的贷款、军事和物资援助，开始源源不断进入中国。宋美龄曾说：“中国抗战三年（1937年至1939年），来自苏联的援助，较自英美的总和还多数倍。”而且，那年12月开始，苏联派出700多人的航空志愿队直接赴华参战，其中有200多人在对日作战中牺牲。
　　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苏联是唯一一个对中国抗战给予了实质性支持的大国。当然，从苏联的角度看，援助中国也是为了能够腾出手来应对潜在的德国威胁。1939年德国进攻波兰后，苏联开始调整对日政策。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署《苏日中立条约》。这个条约的签署意味着，苏联以国际条约的形式承认了伪满洲国。蒋介石得知消息后在日记中写道，“俄倭协定在事实上虽明知其不能为害我抗战于毫末，但精神上之刺激则不可名状！”
　　那时中国的对外关系中，还有一个相对低调但影响不小的国家，那就是德国。根据历史资料，中德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占比，从1931年的4%上升到1937年的12%。1937年，德国是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那时德国发展对华关系，一方面是为了进口与扩军备战相关的矿产资源，另一方面是为了与苏联争夺影响力，防止中国倒向苏联。
　　相比来说，蒋介石政权发展中德关系，热情更高、目的性也更强，“以德为师”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军事全方位的。但中德关系的热络，几乎没有转化为中国的外交优势。德国战争机器开始横扫欧洲后，为了拉拢日本牵制苏联，德国法西斯政权立刻抛弃蒋介石，转而承认伪满洲国。德国还曾以“斡旋者”的身份，对蒋介石政权威逼利诱，施压其向日本妥协。
　　所以，在整个1930年代，中国几乎是在大国冲突的夹缝中求生存。面对日本对中国的蚕食鲸吞，代表中国的国民党政权，依靠对象换了一波又一波，始终没有实现国家主权和民族的独立。

成长蜕变

　　在那个秩序崩塌、险象环生的年代，有一股力量在顽强生长，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按照列宁政党学说和组织原则，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政党，中共在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都严格遵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这在客观上导致了中共成立初期的“视野”，被局限在共产国际划定的范围内。而中共的蜕变，就是从转向世界、立足本国现实开始。
　　蜕变的萌芽，在1929年中苏关于中东铁路纠纷中有所体现。那一年，东北易帜后的张学良，因收回中东铁路权益与苏联发生冲突，最终演变成苏联军队与东北军的军事冲突（同江战役）。在东北军惨败的情况下，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发起“武装保卫苏联”的群众运动。当时的中共中央响应后，陈独秀致信批评这种做法，认为片面地拥护苏联“于我们不利”。

费正清曾有这样的评价，“蒋介石在美国的赞美者没有注意到，他也变成了法西斯主义的信徒，而法西斯主义在1930年代则是一股影响未来的明显浪潮”。

　　陈独秀的“不同声音”暴露出一个现实问题，即中共应该如何看待本国、本民族利益与苏联领导的共产国际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在“九一八”事变后更加突显。1931年9月19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发表宣言，称日本侵占东北，首先是为了进攻苏联（这与当时苏联的判断完全一致），其次是为了掠夺中国。所以，当时中共的方针，是把“反蒋”放在“抗日”之前。
　　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扩大，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共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1934年7月，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第一次提出：在坚持‘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的旗帜下，还应该提出‘神圣的民族战争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的口号。”1935年中共发表的《八一宣言》，提出“为祖国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
　　从口号、方针的变化可以看出，中共开始改变自身“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角色—事实上，要和国民党争夺民族命运的主导权，共产党不可能不去“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从国共关系的角度说，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以及国共联合抗日的形成，主要原因在于中共的转变。蒋介石政权反共的理念，可以说始终未变。费正清曾有这样的评价，“蒋介石在美国的赞美者没有注意到，他也变成了法西斯主义的信徒，而法西斯主义在1930年代则是一股影响未来的明显浪潮”。
　　从政党发展上看，虽然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却在朝着不同的方向走。中共转变的方向，即是后来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通过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中国今后的命运其实已经在这里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