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诞”的发现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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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卫·休谟(David Hume)曾说:“一切科学都或多或少与人性有着某种关系。”在人类智慧的萌芽与成长的过程中,对人、人性、人的能力和心灵的认识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古希腊德菲尔神庙的碑刻上就已有了“人啊,认识你自己”这样的感叹句,到大卫·休谟著写的《人性论》,再到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划分,梅奥的人际关系学说,麦格雷戈的X-Y理论,马斯洛的自我实现,塞里格曼的积极心理学,无一不是这一主题的体现。而今,行为经济学及其背后的心理学进展是我们这个时代对人之认识的结晶。美国学者丹·艾瑞里的《怪诞行为学1——可预测的非理性》及其姊妹作《怪诞行为学2——非理性的积极力量》是这一结晶中的两朵奇葩。
  
  “塞翁失马”造就的研究者
  
  经济学发生了一场“行为革命”,这是以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Da njelKahneman)和其学术伙伴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Tversky)在1978年共同提出“前景理论”为标志的。在其推进中,发现了许多与理性经济学不一致的现象,涌现出了大量富有解释能力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凸显了传统经济学的空想特征。
  现为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行为经济学教授的丹·艾瑞里博士,就是行为革命所孕育的学者,也是行为革命的参与者和推动者。生于1 968年的丹·艾瑞里是以色列裔美国人,其学术生涯始于一场灾难。这场灾难与其学术生涯的关系非常接近“塞翁失马”或者是“天降大任”的情景。18岁时,他全身70%烧伤,此后经历了三年痛苦的治疗。治疗体验和忍受疼痛,使他的学习兴趣从物理学和数学转向了心理学。
  1991年,丹·艾瑞里获得了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心理学学士学位,1994年、1996年先后获得北卡罗莱纳州大学认知心理学硕士、博士学位,1998年他还获得杜克大学富卡商学院的工商管理博士学位。鉴于行为经济学被视为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对经济问题进行研究的交叉学科,曾接受的心理学和管理学系统教育,使得丹·艾瑞里在该领域的研究如鱼得水。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的长期教学和研究,使他熟悉该领域的典型实验、主题演变和主要理论。昔日的烧伤使他的手臂功能受损,打字对他而言困难而痛苦,他的文字因而简明扼要。因此,无论就内容,还是文字而言,他所著《怪诞行为学》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的著作中都显得相当出色。
  
  见怪不怪
  
  传统经济学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和预测都是建立在理性人假说之上的。如果说人的理性行为是可以预测的,这毫不奇怪。但是,行为经济学家们的一系列实验发现,人的非理性行为也是可以预测的,这就令人感到惊奇了。
  在《怪诞行为学》一书中,丹·艾瑞里描述了大量可预测的非理性行为。这些被视之为怪诞的非理性行为在试验中普遍、系统、持续、一致地反复出现。这些怪诞行为包括:人们的选择往往是通过比较做出的,所谓最优化行为或满意的标准,在实际选择中几乎不发挥作用;幼鹅效应(刚出壳的幼鹅会依附于它们第一眼所看到的动物)在人类行为中同样存在,这种任意的一致会导致自我羊群效应——这一点类似我们所说的经历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对同样的物品,当我们拥有其产权时的估价要高于没有产权的估价;“免费”有着超出想象的强大诱惑力,以至于相当影响我们作出理性判断;决策会受到情绪的影响,而往往在之前我们对自身情绪会产生的影响力并没有足够认识,等等。
  尤为值得称道的是,对这些非理性行为的发现是通过一个个实验揭示的。大卫·休谟也曾指出:“若非借助于仔细和精确的实验,并借此观察心灵在不同的环境和情形中产生的那些特殊结果,我们不可能对心灵的性质和能力形成任何概念。”丹·艾瑞里对做实验的动机作了解释:实验可以把人类行为,分解成一个个的镜头,把每种力量单独提取出来,放大开来,做更加详尽和细致的观察,让我们明确无误地检测行为的原动力,更深入地理解自身偏见所具有的不同特点和细微差别。
  读完本书之后,我们会对那些实验留下生动而深刻的印象,关于非理性行为的新的理解悄悄地留在了大脑中。当在现实的工作与生活中,我们遭遇这些可预测的非理性行为时,已具有了此书所馈赠的智慧,我们就会见怪不怪,也许还能会心一笑。
  
  超越怪诞
  
  《怪诞行为学2——非理性的积极力量》更加关注非理性行为的积极意义及其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应用,可以视为是对怪诞行为的超越。
  例如,关于高薪酬是否能有效激励员工这个问题。通常情况,想要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生产效率,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提高工作报酬。丹·艾瑞里通过精心设计的实验证明:巨额奖金并不能带来高业绩,实际上报酬激励与绩效之间是一种倒U型关系。对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而言,工作的意义远比高报酬对其的激励效果明显。
  此外,发现和运用非理性可以帮助我们在约会、择偶、慈善活动中作出更好的决策。前不久亚运会期间广州决定公共交通免费,但实行后客流量暴增,不得不取消,原因就是书中所描述的:人们难以抵挡免费的诱惑。这种诱惑使不打算出行的人的出行意愿提高了,步行、骑自行车、摩托车的人改乘地铁和公交车了。如果官员们读过《怪诞行为学》,这种决策失误也许就不会出现了。事实上,丹·艾瑞里特别告诫我们:个人、公司、政府都可以通过实验作出更好的决策。实验是判别正确与错误的最好方法,但实验的重要性还没有被广泛接受——特别是在人们作出事关工商企业或公共政策的重大决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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