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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2月的一天，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接到一个急促的电话，原来是中办秘书局打来的，通知他到中南海出席有关会议。
这年12月11日上午，中南海怀仁堂，50多位官员、专家济济一堂，共商十七大报告的起草工作，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这天，中共十七大报告文件起草小组成立，张卓元成为起草小组社会经济组的一员。
如果张卓元走在大街上，或许没有人会注意到眼前这位朴素的老者：10多年来多次参与勾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亲历中国宏伟壮丽的改革事业进程中的每一个重大决策出台背景；他的不少经济理论已体现在中共党代会报告、中央全会相关决议、“五年计划(规划)”和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的形成中，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反映民生的声音。
年届古稀的张卓元，思路异常清晰，但说话非常谨慎，字斟句酌，言近旨远。走近张卓元，仿佛解析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改革进程的某一个环节。
娓娓道来新阐述中的一字之易
2007年10月15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共十七大隆重开幕。胡锦涛在代表十六届中央委员会作长达64页的中共十七大长篇报告：“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报告中这些充满关怀、饱含真情的表述，无一例外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这40次掌声，代表了7300多万中共党员的心声，更汇聚了13亿中国人民的意志。亲聆总书记讲话的张卓元喜悦地说，报告用史诗般的语言说出了中国老百姓的心里话。
采访时，记者提出有关起草报告的细节及个人在起草中所做的工作，张卓元十分低调，频频摆手：“我们有纪律不能说，这个文件是全党的智慧，很难说是某一个人做了很多工作。整个报告可以说是千锤百炼，反复修改。其中有不少表述首次见诸党代会的政治报告，并被提到重中之重的位置。”
在十六届七中会全会期间，张卓元曾深入到湖北、河南、海南等省份的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中了解有关起草的建议，为召开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采访时，张卓元透露：“锦涛同志是十七大报告文件起草小组的组长，其中我们社会经济组共有10个人。以前不叫社会经济组，而是叫经济组，毕竟如今开始强调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协调。我们主要是参与了有关第5部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和第8部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这两个章节的起草工作。整个报告是一个强调改革开放、突出改革开放的报告，有许多新的突破和新的举措。”
提到报告中出现了哪些新提法、新表述，他滔滔不绝，坦率答问。
忆往昔，中国经济波澜壮阔创奇迹；看今朝，又好又快更上层楼续辉煌。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但是，张卓元认为，在快速增长的同时，经济运行中的一些问题日益突出：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贸易顺差过大；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的压力不减；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资源环境也亮起了红灯。在这些发展中的问题背后，是我国仍然没有摆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如果继续不计代价发展，就会使资源支撐不住，环境容纳不下，社会承受不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刻不容缓。张卓元高兴地说，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任务。“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不是简单的字序调整，而是发展观的转变、政绩观的转变。考核政府官员再不能以GDP论英雄了，政府要把更多精力用到改善民生上面，成为真正的服务型政府，主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不是成为转娈经济发展方式的阻力。”说着说着，他感叹，以前的粗放型发展的确不行，付出的代价太高。
党对经济问题的认识和理念，经历了一个从“增长”到“发展”的转变过程。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必须把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十一五”时期的战略重点，努力取得突破性进展` ，使经济增长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十七大将党对经济问题的认识又推进了一步，明确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张卓元提高嗓门强调说，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代替过去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虽然只改了一个词，但是内涵却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其中不仅包含经济增长方式，而且包括结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等）、运行质量以及现代化进程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十七大报告中说，要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张卓元认为，报告充分表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今后我国经济将走“以质取胜”的道路。
十七大报告中还首次正式提出，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也曾参与十六大报告起草的张卓元说，5年前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当时，就没有使用“人均”一词。在他看来，人均GDP更能反映居民在经济发展中分享的成果，注重考虑到了人口增长的问题。这一目标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条分缕析宣言书中的许多新提法和新表述
张卓元拿着通过的十七大报告文件说，锦涛同志在代表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向十七大作报告时，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其中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记者注意到，从十二大到十五大，我们党一直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十六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另外就是中国政府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提及的生态文明。到了1999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说，“21世纪将是一个生态文明的世纪。”但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很多环保措施没有得到应有的落实。张卓元说，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并首次把这个概念写入十七大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中十分有意义，这是我们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理念的一次升华。
张卓元说，十七大报告将环境损害成本列入到了价格形成要素中。“这几年经济的两位数增长，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并由此付出了很大的环境代价。实践告诉人们，消耗资源带来的环境损害成本是要补偿的，否则这种增长就是不可持续的，就是抢吃子孙后代的饭碗。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人们收入的提高，公众对环境保护的意识日益增强，认为是提高生活质量必不可少的。因此，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的价格必须反映环境损害的成本，即修复环境和生态的成本。”
十七大报告在“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的论述中，除了阐述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个统筹”之外，还特别提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张卓元认为，这是我们党在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的依存度日益加深的大背景下提出的新的统筹理念，这表明，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方法”之一。
采访时，张卓元还提醒记者注意到十七大报告在阐述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时指出：要“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上述这“五化”中，比以往多了一个“信息化”，并且排在了“工业化”之后。“信息化”的增加是我们党对当今时代特征的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
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说法，新意十足。这是我党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首次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这么重要的文献中加以明确的新政策，也是对日益活跃的基金、股票、租赁等民众理财需求的理性回应。
胡锦涛在十七大上作报告时说，“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他还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很明显，中共这一理念变革，意在遏制近年收入分配状况恶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张卓元阐述道：“公平与效率问题，这几年在理论界争论不休。报告中不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为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一政策的调整，对于逐步扭转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有重要意义。与此相适应，报告还明确提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规定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等。这一切，都着眼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使他们能共享改革改革成果。”
40次掌声背后的感动与思索
局外人似乎很难想象，当许多老牌经济学家因年事和身体原因纷纷从学术界隐退，渐离政府智囊圈，而已愈古稀的张卓元却依然风头正健，一次次被推到经济改革的前台，为中国的发展出谋划策，成为高层的核心经济智囊。
早在1993年，张卓元就应邀参加了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的起草工作，继而参与起草党的十五大及十六大、十七大的报告。
1999年12月，“十五”计划起草小组成立，这个小组既包含了一批部级领导，又吸收了许多专家学者。张卓元是“十五”计划草案的起草专家之一，他说：“在对中国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的判断上，在制定‘十五’计划的大思路上，起草小组成员的认识是一致的，即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今天，市场应当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要从以往注重数量和速度，转变到注重质量和效益。因而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在‘十五’计划建议中，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当然，在具体表述方式上，起草小组成员曾有不同意见，经过多次讨论，进行大量调查，征求多方意见，最后定稿。
在起草过程中，张卓元提出，尽管现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民营企业、商业、服務业以及高科技都发展迅速，但优先发展农业仍要在“十五”计划中体现出来，因为它是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与此同时，他建议国家在如何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提高农民的收入、建设稳定商品粮基地、建立粮食安全体系、确保粮食供求平衡等方面做出相应的说明，以促使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张卓元的提议得到了起草小组的一致支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作了这样的表述：“必须充分认识发展农业的重要性、艰巨性，始终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保证农业在提高整体素质和效益的基础上持续、稳定发展。”
“十一五”之后，“计划”改称“规划”。延续了50多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首次变成了“规划”，尽管是一字之变，却使人们看到了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又一个历史坐标。张卓元说，一字之易，绝不是简单的用语改变，而是反应了经济体制和管理制度的重大变化，是我国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促进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完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具体体现。
党的历史与党代会的历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有的党代会连接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就构成了党在探索中前进的主要轨迹。特别是每一次成功的代表大会，都标志着党在理论和实践上迈出的重大步伐，成为党在不同时期胜利前进的里程碑。张卓元说，十七大报告里无论是党的建设、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建设、文化发展，无不闪烁着科学发展的亮点。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十七大报告中的这短短数语，字字千钧！是科学论断，也是郑重宣言！
张卓元披露：“曾有许多单位与部门或个人向起草小组提出将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列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的文件中，但是锦涛同志表示不宜并列，说毕竟才提出没几年。他认为，写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不仅要经过实践而提出，而且要经过实践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科学发展观最终没有与有关理论并列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但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这五项新要求，寄托了亿万民众的新期待，凝聚了执政党的集体智慧，让人心里更加亮堂，精神更加振奋。”张卓元说，在中国发展的关键阶段，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为谁发展”和“怎样发展”。
通读整篇报告，处处新意盎然。报告中的许多新提法、新表述，全面总结了已经取得的成就和经验，科学分析了当前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深刻阐释了未来发展的方向和内涵。张卓元加重语气说，这些新提法、新表述，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只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焕发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蓝图鼓舞人心，目标催人奋进。中国人民正行进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道路上，充分展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机与活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不仅为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素材，也要求经济学家解答一系列新问题。张卓元和他的同行们还在继续探索着、耕耘着……
这年12月11日上午，中南海怀仁堂，50多位官员、专家济济一堂，共商十七大报告的起草工作，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这天，中共十七大报告文件起草小组成立，张卓元成为起草小组社会经济组的一员。
如果张卓元走在大街上，或许没有人会注意到眼前这位朴素的老者：10多年来多次参与勾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亲历中国宏伟壮丽的改革事业进程中的每一个重大决策出台背景；他的不少经济理论已体现在中共党代会报告、中央全会相关决议、“五年计划(规划)”和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的形成中，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反映民生的声音。
年届古稀的张卓元，思路异常清晰，但说话非常谨慎，字斟句酌，言近旨远。走近张卓元，仿佛解析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改革进程的某一个环节。
娓娓道来新阐述中的一字之易
2007年10月15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共十七大隆重开幕。胡锦涛在代表十六届中央委员会作长达64页的中共十七大长篇报告：“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报告中这些充满关怀、饱含真情的表述，无一例外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这40次掌声，代表了7300多万中共党员的心声，更汇聚了13亿中国人民的意志。亲聆总书记讲话的张卓元喜悦地说，报告用史诗般的语言说出了中国老百姓的心里话。
采访时，记者提出有关起草报告的细节及个人在起草中所做的工作，张卓元十分低调，频频摆手：“我们有纪律不能说，这个文件是全党的智慧，很难说是某一个人做了很多工作。整个报告可以说是千锤百炼，反复修改。其中有不少表述首次见诸党代会的政治报告，并被提到重中之重的位置。”
在十六届七中会全会期间，张卓元曾深入到湖北、河南、海南等省份的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中了解有关起草的建议，为召开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采访时，张卓元透露：“锦涛同志是十七大报告文件起草小组的组长，其中我们社会经济组共有10个人。以前不叫社会经济组，而是叫经济组，毕竟如今开始强调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协调。我们主要是参与了有关第5部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和第8部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这两个章节的起草工作。整个报告是一个强调改革开放、突出改革开放的报告，有许多新的突破和新的举措。”
提到报告中出现了哪些新提法、新表述，他滔滔不绝，坦率答问。
忆往昔，中国经济波澜壮阔创奇迹；看今朝，又好又快更上层楼续辉煌。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但是，张卓元认为，在快速增长的同时，经济运行中的一些问题日益突出：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贸易顺差过大；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的压力不减；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资源环境也亮起了红灯。在这些发展中的问题背后，是我国仍然没有摆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如果继续不计代价发展，就会使资源支撐不住，环境容纳不下，社会承受不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刻不容缓。张卓元高兴地说，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任务。“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不是简单的字序调整，而是发展观的转变、政绩观的转变。考核政府官员再不能以GDP论英雄了，政府要把更多精力用到改善民生上面，成为真正的服务型政府，主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不是成为转娈经济发展方式的阻力。”说着说着，他感叹，以前的粗放型发展的确不行，付出的代价太高。
党对经济问题的认识和理念，经历了一个从“增长”到“发展”的转变过程。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必须把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十一五”时期的战略重点，努力取得突破性进展` ，使经济增长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十七大将党对经济问题的认识又推进了一步，明确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张卓元提高嗓门强调说，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代替过去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虽然只改了一个词，但是内涵却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其中不仅包含经济增长方式，而且包括结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等）、运行质量以及现代化进程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十七大报告中说，要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张卓元认为，报告充分表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今后我国经济将走“以质取胜”的道路。
十七大报告中还首次正式提出，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也曾参与十六大报告起草的张卓元说，5年前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当时，就没有使用“人均”一词。在他看来，人均GDP更能反映居民在经济发展中分享的成果，注重考虑到了人口增长的问题。这一目标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条分缕析宣言书中的许多新提法和新表述
张卓元拿着通过的十七大报告文件说，锦涛同志在代表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向十七大作报告时，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其中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记者注意到，从十二大到十五大，我们党一直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十六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另外就是中国政府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提及的生态文明。到了1999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说，“21世纪将是一个生态文明的世纪。”但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很多环保措施没有得到应有的落实。张卓元说，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并首次把这个概念写入十七大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中十分有意义，这是我们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理念的一次升华。
张卓元说，十七大报告将环境损害成本列入到了价格形成要素中。“这几年经济的两位数增长，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并由此付出了很大的环境代价。实践告诉人们，消耗资源带来的环境损害成本是要补偿的，否则这种增长就是不可持续的，就是抢吃子孙后代的饭碗。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人们收入的提高，公众对环境保护的意识日益增强，认为是提高生活质量必不可少的。因此，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的价格必须反映环境损害的成本，即修复环境和生态的成本。”
十七大报告在“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的论述中，除了阐述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个统筹”之外，还特别提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张卓元认为，这是我们党在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的依存度日益加深的大背景下提出的新的统筹理念，这表明，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方法”之一。
采访时，张卓元还提醒记者注意到十七大报告在阐述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时指出：要“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上述这“五化”中，比以往多了一个“信息化”，并且排在了“工业化”之后。“信息化”的增加是我们党对当今时代特征的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
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说法，新意十足。这是我党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首次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这么重要的文献中加以明确的新政策，也是对日益活跃的基金、股票、租赁等民众理财需求的理性回应。
胡锦涛在十七大上作报告时说，“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他还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很明显，中共这一理念变革，意在遏制近年收入分配状况恶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张卓元阐述道：“公平与效率问题，这几年在理论界争论不休。报告中不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为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一政策的调整，对于逐步扭转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有重要意义。与此相适应，报告还明确提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规定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等。这一切，都着眼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使他们能共享改革改革成果。”
40次掌声背后的感动与思索
局外人似乎很难想象，当许多老牌经济学家因年事和身体原因纷纷从学术界隐退，渐离政府智囊圈，而已愈古稀的张卓元却依然风头正健，一次次被推到经济改革的前台，为中国的发展出谋划策，成为高层的核心经济智囊。
早在1993年，张卓元就应邀参加了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的起草工作，继而参与起草党的十五大及十六大、十七大的报告。
1999年12月，“十五”计划起草小组成立，这个小组既包含了一批部级领导，又吸收了许多专家学者。张卓元是“十五”计划草案的起草专家之一，他说：“在对中国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的判断上，在制定‘十五’计划的大思路上，起草小组成员的认识是一致的，即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今天，市场应当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要从以往注重数量和速度，转变到注重质量和效益。因而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在‘十五’计划建议中，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当然，在具体表述方式上，起草小组成员曾有不同意见，经过多次讨论，进行大量调查，征求多方意见，最后定稿。
在起草过程中，张卓元提出，尽管现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民营企业、商业、服務业以及高科技都发展迅速，但优先发展农业仍要在“十五”计划中体现出来，因为它是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与此同时，他建议国家在如何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提高农民的收入、建设稳定商品粮基地、建立粮食安全体系、确保粮食供求平衡等方面做出相应的说明，以促使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张卓元的提议得到了起草小组的一致支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作了这样的表述：“必须充分认识发展农业的重要性、艰巨性，始终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保证农业在提高整体素质和效益的基础上持续、稳定发展。”
“十一五”之后，“计划”改称“规划”。延续了50多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首次变成了“规划”，尽管是一字之变，却使人们看到了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又一个历史坐标。张卓元说，一字之易，绝不是简单的用语改变，而是反应了经济体制和管理制度的重大变化，是我国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促进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完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具体体现。
党的历史与党代会的历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有的党代会连接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就构成了党在探索中前进的主要轨迹。特别是每一次成功的代表大会，都标志着党在理论和实践上迈出的重大步伐，成为党在不同时期胜利前进的里程碑。张卓元说，十七大报告里无论是党的建设、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建设、文化发展，无不闪烁着科学发展的亮点。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十七大报告中的这短短数语，字字千钧！是科学论断，也是郑重宣言！
张卓元披露：“曾有许多单位与部门或个人向起草小组提出将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列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的文件中，但是锦涛同志表示不宜并列，说毕竟才提出没几年。他认为，写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不仅要经过实践而提出，而且要经过实践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科学发展观最终没有与有关理论并列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但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这五项新要求，寄托了亿万民众的新期待，凝聚了执政党的集体智慧，让人心里更加亮堂，精神更加振奋。”张卓元说，在中国发展的关键阶段，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为谁发展”和“怎样发展”。
通读整篇报告，处处新意盎然。报告中的许多新提法、新表述，全面总结了已经取得的成就和经验，科学分析了当前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深刻阐释了未来发展的方向和内涵。张卓元加重语气说，这些新提法、新表述，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只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焕发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蓝图鼓舞人心，目标催人奋进。中国人民正行进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道路上，充分展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机与活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不仅为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素材，也要求经济学家解答一系列新问题。张卓元和他的同行们还在继续探索着、耕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