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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异之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国际事务组主编。
去年11月中旬我来到伊朗，作为中东国家旅行的首站。虽然之前无数次在卡塔尔多哈国际机场和阿联酋迪拜国际机场转机，但于我而言，卡塔尔和迪拜的开放程度与世俗程度，已经不能算是“中东国家”。曾经去过的土耳其就更不必说，连语言都被国父凯末尔强行去除了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成分，彻底摆脱了“中东”的基础。
伊朗，一个彻头彻尾的中东国家，虽然在传统和封闭上不及沙特，但却比任何人都旗帜鲜明地站到了世界的对立面—不对，是美国的对立面。身为一个从小对政治军事有浓厚兴趣、长大后又戏剧性地投身新闻行业的记者，我必须承认选择伊朗体现了我的某种特殊癖好。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我急着必须一周之内找到一个地方旅行来消掉单位欠我的假期否则就要作废的情况下，伊朗竟然是一个我既有兴趣一探究竟、而签证又异常好办的国家。
也许很多中国人并不知道，伊朗对中国是可以落地签证的。或许是因为国内几乎没有过推荐伊朗的旅行线路或旅行社，导致这方面信息少之又少。不过，去这样的国家，往往会被别人用有色眼镜来看待。负责帮我代办签证的伊朗公司告诉我，即便是可以落地签，但T3航站楼是不会让你护照空空如也地离境的，国内管控比国外要严格得多。于是我老老实实地办了签证。不知是否因为是中国人的缘故，护照一进一出，一天便拿到了签证。这让我想起了我2008年去朝鲜旅行，一进一出同样是一天，而同行的美国朋友却花了近一周。于是我想，原来我们也是有朋友的，只不过是那么的默默无闻，无声无息。
周围的朋友得知我要去伊朗旅行的消息后，无不表现出惊讶和不解的神情。他们担心身处战火和极端分子包围的伊朗是一个极度不安全的国度，同时认为作为难得的旅行不去体验北京难得一见的阳光、绿树、蓝海、秩序、先进、购物，却跑到高危且赤贫的第三世界国家，实在不可思议。我却说，喝着红酒听着小提琴坐着马车唱着歌的旅行，我70岁也能去，那时我也更愿意接受只是美好的事物。而现在，不如去体验一些战火，一些疮痍，一些无可奈何。
简单收拾下行李，我出发了，在多哈完成转机，搭乘伊朗航空的飞机飞往伊朗。在这个过程中，我便已经体会到了两个不同的世界。多哈作为中东地区最大的国际中转站之一，每天来自欧美、非洲、亚洲的飞机都要在这里经停，于是也成就了多哈机场的高度国际化氛围。每一种不同的长相，每一种不同的肤色，每一种不同的服饰，在这里极其多元地融合着。在我乘坐的卡塔尔航空的飞机上，也是各色人种各色国籍交杂着。但当我一登上伊朗航空的飞机时，我便成了唯一的外族人。齐刷刷的波斯面孔神情严肃地盯着我，仿佛我是破坏分子一般。这架飞机上只有两种人，98%的伊朗人，和2%的中国人。其他的几个中国人我猜测是来自于某中国企业驻伊朗公司的员工，神情也颇为冷漠。
德黑兰的国际机场只有首都机场T1大小，安静得出奇，只有大喇叭里持续不断的宣礼词，响彻整个楼宇。安检更是出奇严格。我看到一个阿拉伯长相的人被翻出一本欧美杂志，安检人员拿起来认认真真地翻了半天，估计没看到什么色情暴力或者反党反人民的内容，于是才被放行。我也在被翻箱倒柜了一番后，成功走过了入境口。在满是接人的波斯语招牌中，我瞥见那几个和我同机抵达的中国人朝着一张火红的翅膀图案走去，心想，果然没猜错，华为的人。
接我的是一个中年伊朗人，名叫欧米德，瘦高的个子，有些谢顶，很和善的面孔，说话也很温柔，尽管英语不太好，但这也是我们能沟通的唯一语言，毕竟之后几天，都要靠他带我游山玩水。
在从机场到我下榻的酒店路途中，我不停地在看这座城市。天灰蒙蒙的，一副死气沉沉的感觉。我们的车所经之处没有特别鲜明的色彩，几乎都是灰色、褐色、土黄色，建筑显得极其老旧，到处可见烂尾楼上裸露的钢筋开出的花。欧米德看到了我的神色，在旁边默默地说，这便是美国长期带来的国际制裁了，你看，我们这里什么也没有，发展不起来，完全没有经济活力。制裁切断了我们的外贸，就等于切断了我们的一切。说完这些，他拼命按了按汽车喇叭，这辆小排量的两厢车发出了低沉的怒吼，和无数正堵在噩梦般早高峰的德黑兰小排量轿车一样，无奈地往前蹭着。
欧米德显然是想安慰我，但又找不到合适的话，于是转变话题告诉我说，你来得不是好时候，这几天赶上阿舒拉节，所有的店铺，吃的逛的玩的，全都关门，只有24小时便利店开着，如果你不想只吃便利店的垃圾食品，那么我们还要想办法解决吃饭的问题。我其实有些不以为然，心想难道整个城市连个吃饭的地方都没有么？更何况赶上节日应该是好事，能有更多的体验。
后来证明，我的第一个想法是错的。阿舒拉节期间没有任何餐馆开张营业。在欧米德的建议下（也是唯一的办法），我跟随他的家人一起到街上寻找免费食物。节日期间，作为这一特殊伊斯兰风俗的一部分，会有很多富人家庭或宗教团体慷慨解囊，在社区间自起炉灶，派发免费食品给路人。发不起食物的，也有很多人义务支起街边的帐篷，泡好一杯杯的伊朗红茶，供路人随到随取。
我也有幸参与了这一共产主义的过程。在我前后的伊朗本地人都向我投来异样的目光，也许他们觉得我是来捣乱的吧。但好客的主人接受了我，不但给了我最大分量的食物，还让欧米德告诉我，我们伊朗人是热情好客的民族，不是你们在电视中看到的极端主义分子。于是我拿着满满一大盒油煎米饭走了出来，欧米德的家人也从其他的分发点拿到了足够多的食物，够开团圆饭了，大家拎着各自的战果，走进了欧米德叔叔哈米德的家。
哈米德家里比我想象得要现代，西化的开放式厨房，紧跟时代的冰箱、彩电、空调，完全现代化的装修方式，还有自装的“锅”接受BBC、CNN这样的国际频道，因为我的到来，哈米德还特意把电视切换到了央视国际频道，让我体会家乡的温暖。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大部分家庭成员都或多或少能说一些英语，可以和我进行对话。鉴于节日期间没有地方可去，我便将整个下午耗在了哈米德家，和他们畅谈伊朗局势和中国的现状。 受过教育的中上层伊朗人，一点儿也不喜欢内贾德。这和我们一贯看到的新闻报道中无数狂热支持内贾德政府的伊朗人民有所不同，那些人来自伊朗社会最底层。我们平常看到的画面信息会告诉我们伊朗人大都支持内贾德，并大都同仇敌忾反对美国，但当我听了哈米德一家的讲述后，我看到了故事的另外一个维度。另一个渴望自由开放，渴望西方的、世俗的生活方式，渴望民主的伊朗。事实是，这部分伊朗人受到来自内贾德政府以及宗教领袖哈梅内伊的政治宗教双重压迫。尽管巴列维国王时期社会分配不公，腐败严重，但哈米德一家仍然十分怀念国王统治时期的开放，西化。至少，他们认为这才有可能是伊朗的未来。
谈天说地在严肃却又放松的状态下进行。当我离开哈米德一家时，已是晚餐时间。伊朗的夜晚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可以安排，作为伊斯兰国家，这里没有酒吧，没有KTV，没有夜总会。但伊朗人习惯把晚餐拖到很晚，把家庭和朋友聚会拖到很晚。有的家庭聚会甚至夜里十点才刚刚开始。
我便跟随欧米德去了这样的一场朋友聚会，一个伊朗年轻人试图和外界展开对话的聚会。在聚会上，伊朗年轻人以大学生为主，同时，有来自意大利、法国、美国等其他国家的旅行者参与，当然还有我这个难得的中国人。在伊朗见到中国人的几率其实一点不比见到欧美人的几率低，这些伊朗大学生们就经常可以看到中国人在德黑兰的存在。但这些人往往都是往来中伊贸易的商人或援建工人、中资公司成员，旅行者则寥寥无几。负责我此次行程的伊朗旅行社负责人之后告诉我，他们刚刚参加完在上海举办的国际旅游展，但收获很不乐观，大多数中国旅行社对于接洽赴伊旅游项目持谨慎态度，认为中国现在能接受且理解伊朗的人数有限。
大学生们显然对我产生了比对美国人和意大利人更浓厚的兴趣。他们似乎觉得他们的国家和我的国家有某种相似性，于是开始针对各种当地的境况来对比询问中国的相关状况。我只能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尽量不伤及伊朗人民的感情，其实很多地方，我们真的比他们好太多了。不管怎样，伊朗学生们还是投来了羡慕的目光，他们是伊朗新生的一代，受过更好的教育的一代，他们的想法更加大胆，更加开放，但同时，却又更加保守和谨慎，总是在慷慨陈词之后附上“不过、但是”等后缀，以哀叹现实的无奈。
我第一次知道了原来他们并不恨美国，他们甚至也不恨以色列。其中一个伊朗学生给我展示了他的护照，首页上写着这样一行字：此护照的持有者禁止进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地区。他一边指给我看一边说：“看，我们的护照上竟然直接写着不让我们去以色列，而且还不是以色列，是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地区！到现在伊斯兰世界，包括我们伊朗在内都不承认以色列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有什么意思？我们和以色列没有任何仇恨，仇恨都来自宗教，仇恨都来自政府。民众没有任何问题。你知道吗？如果你偷偷去了以色列，你就再也回不来了。入境处的人不会让你入境的。”
他还告诉我，曾经有人偷偷从第三国进入以色列，而以色列由于知道伊斯兰世界的这些禁令，于是会直接给予通行而不在护照上留下入境纪录，以此来保护入境以色列的穆斯林。然而，当这些人再次回到伊朗时，入境处官员看到护照上只有出境纪录而没有入境纪录，便明白这些人一定是去了以色列，当场将护照撕毁，这些人便失去了踏入自家国门的权利。
我听得触目惊心，心想，生活在如此之多束缚和对抗关系下的人们，每日却也能自得其乐，着实不容易。我们总在埋怨自己的生活不够好，但要看和谁比。相比这些国家，甚至是生活条件更恶劣的国度，我们不知道有多么的优越。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停滞不前，安于现状。我们仍需努力争取，让我们的生活环境更好，但至少，有时也应回头看看，那些在我们身后的人们，或许我们还能从他们身上，再学到些，或者说重拾些我们曾经拥有，但却不知为何抛弃的品质。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国际事务组主编。
去年11月中旬我来到伊朗，作为中东国家旅行的首站。虽然之前无数次在卡塔尔多哈国际机场和阿联酋迪拜国际机场转机，但于我而言，卡塔尔和迪拜的开放程度与世俗程度，已经不能算是“中东国家”。曾经去过的土耳其就更不必说，连语言都被国父凯末尔强行去除了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成分，彻底摆脱了“中东”的基础。
伊朗，一个彻头彻尾的中东国家，虽然在传统和封闭上不及沙特，但却比任何人都旗帜鲜明地站到了世界的对立面—不对，是美国的对立面。身为一个从小对政治军事有浓厚兴趣、长大后又戏剧性地投身新闻行业的记者，我必须承认选择伊朗体现了我的某种特殊癖好。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我急着必须一周之内找到一个地方旅行来消掉单位欠我的假期否则就要作废的情况下，伊朗竟然是一个我既有兴趣一探究竟、而签证又异常好办的国家。
也许很多中国人并不知道，伊朗对中国是可以落地签证的。或许是因为国内几乎没有过推荐伊朗的旅行线路或旅行社，导致这方面信息少之又少。不过，去这样的国家，往往会被别人用有色眼镜来看待。负责帮我代办签证的伊朗公司告诉我，即便是可以落地签，但T3航站楼是不会让你护照空空如也地离境的，国内管控比国外要严格得多。于是我老老实实地办了签证。不知是否因为是中国人的缘故，护照一进一出，一天便拿到了签证。这让我想起了我2008年去朝鲜旅行，一进一出同样是一天，而同行的美国朋友却花了近一周。于是我想，原来我们也是有朋友的，只不过是那么的默默无闻，无声无息。
周围的朋友得知我要去伊朗旅行的消息后，无不表现出惊讶和不解的神情。他们担心身处战火和极端分子包围的伊朗是一个极度不安全的国度，同时认为作为难得的旅行不去体验北京难得一见的阳光、绿树、蓝海、秩序、先进、购物，却跑到高危且赤贫的第三世界国家，实在不可思议。我却说，喝着红酒听着小提琴坐着马车唱着歌的旅行，我70岁也能去，那时我也更愿意接受只是美好的事物。而现在，不如去体验一些战火，一些疮痍，一些无可奈何。
简单收拾下行李，我出发了，在多哈完成转机，搭乘伊朗航空的飞机飞往伊朗。在这个过程中，我便已经体会到了两个不同的世界。多哈作为中东地区最大的国际中转站之一，每天来自欧美、非洲、亚洲的飞机都要在这里经停，于是也成就了多哈机场的高度国际化氛围。每一种不同的长相，每一种不同的肤色，每一种不同的服饰，在这里极其多元地融合着。在我乘坐的卡塔尔航空的飞机上，也是各色人种各色国籍交杂着。但当我一登上伊朗航空的飞机时，我便成了唯一的外族人。齐刷刷的波斯面孔神情严肃地盯着我，仿佛我是破坏分子一般。这架飞机上只有两种人，98%的伊朗人，和2%的中国人。其他的几个中国人我猜测是来自于某中国企业驻伊朗公司的员工，神情也颇为冷漠。
德黑兰的国际机场只有首都机场T1大小，安静得出奇，只有大喇叭里持续不断的宣礼词，响彻整个楼宇。安检更是出奇严格。我看到一个阿拉伯长相的人被翻出一本欧美杂志，安检人员拿起来认认真真地翻了半天，估计没看到什么色情暴力或者反党反人民的内容，于是才被放行。我也在被翻箱倒柜了一番后，成功走过了入境口。在满是接人的波斯语招牌中，我瞥见那几个和我同机抵达的中国人朝着一张火红的翅膀图案走去，心想，果然没猜错，华为的人。
接我的是一个中年伊朗人，名叫欧米德，瘦高的个子，有些谢顶，很和善的面孔，说话也很温柔，尽管英语不太好，但这也是我们能沟通的唯一语言，毕竟之后几天，都要靠他带我游山玩水。
在从机场到我下榻的酒店路途中，我不停地在看这座城市。天灰蒙蒙的，一副死气沉沉的感觉。我们的车所经之处没有特别鲜明的色彩，几乎都是灰色、褐色、土黄色，建筑显得极其老旧，到处可见烂尾楼上裸露的钢筋开出的花。欧米德看到了我的神色，在旁边默默地说，这便是美国长期带来的国际制裁了，你看，我们这里什么也没有，发展不起来，完全没有经济活力。制裁切断了我们的外贸，就等于切断了我们的一切。说完这些，他拼命按了按汽车喇叭，这辆小排量的两厢车发出了低沉的怒吼，和无数正堵在噩梦般早高峰的德黑兰小排量轿车一样，无奈地往前蹭着。
欧米德显然是想安慰我，但又找不到合适的话，于是转变话题告诉我说，你来得不是好时候，这几天赶上阿舒拉节，所有的店铺，吃的逛的玩的，全都关门，只有24小时便利店开着，如果你不想只吃便利店的垃圾食品，那么我们还要想办法解决吃饭的问题。我其实有些不以为然，心想难道整个城市连个吃饭的地方都没有么？更何况赶上节日应该是好事，能有更多的体验。
后来证明，我的第一个想法是错的。阿舒拉节期间没有任何餐馆开张营业。在欧米德的建议下（也是唯一的办法），我跟随他的家人一起到街上寻找免费食物。节日期间，作为这一特殊伊斯兰风俗的一部分，会有很多富人家庭或宗教团体慷慨解囊，在社区间自起炉灶，派发免费食品给路人。发不起食物的，也有很多人义务支起街边的帐篷，泡好一杯杯的伊朗红茶，供路人随到随取。
我也有幸参与了这一共产主义的过程。在我前后的伊朗本地人都向我投来异样的目光，也许他们觉得我是来捣乱的吧。但好客的主人接受了我，不但给了我最大分量的食物，还让欧米德告诉我，我们伊朗人是热情好客的民族，不是你们在电视中看到的极端主义分子。于是我拿着满满一大盒油煎米饭走了出来，欧米德的家人也从其他的分发点拿到了足够多的食物，够开团圆饭了，大家拎着各自的战果，走进了欧米德叔叔哈米德的家。
哈米德家里比我想象得要现代，西化的开放式厨房，紧跟时代的冰箱、彩电、空调，完全现代化的装修方式，还有自装的“锅”接受BBC、CNN这样的国际频道，因为我的到来，哈米德还特意把电视切换到了央视国际频道，让我体会家乡的温暖。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大部分家庭成员都或多或少能说一些英语，可以和我进行对话。鉴于节日期间没有地方可去，我便将整个下午耗在了哈米德家，和他们畅谈伊朗局势和中国的现状。 受过教育的中上层伊朗人，一点儿也不喜欢内贾德。这和我们一贯看到的新闻报道中无数狂热支持内贾德政府的伊朗人民有所不同，那些人来自伊朗社会最底层。我们平常看到的画面信息会告诉我们伊朗人大都支持内贾德，并大都同仇敌忾反对美国，但当我听了哈米德一家的讲述后，我看到了故事的另外一个维度。另一个渴望自由开放，渴望西方的、世俗的生活方式，渴望民主的伊朗。事实是，这部分伊朗人受到来自内贾德政府以及宗教领袖哈梅内伊的政治宗教双重压迫。尽管巴列维国王时期社会分配不公，腐败严重，但哈米德一家仍然十分怀念国王统治时期的开放，西化。至少，他们认为这才有可能是伊朗的未来。
谈天说地在严肃却又放松的状态下进行。当我离开哈米德一家时，已是晚餐时间。伊朗的夜晚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可以安排，作为伊斯兰国家，这里没有酒吧，没有KTV，没有夜总会。但伊朗人习惯把晚餐拖到很晚，把家庭和朋友聚会拖到很晚。有的家庭聚会甚至夜里十点才刚刚开始。
我便跟随欧米德去了这样的一场朋友聚会，一个伊朗年轻人试图和外界展开对话的聚会。在聚会上，伊朗年轻人以大学生为主，同时，有来自意大利、法国、美国等其他国家的旅行者参与，当然还有我这个难得的中国人。在伊朗见到中国人的几率其实一点不比见到欧美人的几率低，这些伊朗大学生们就经常可以看到中国人在德黑兰的存在。但这些人往往都是往来中伊贸易的商人或援建工人、中资公司成员，旅行者则寥寥无几。负责我此次行程的伊朗旅行社负责人之后告诉我，他们刚刚参加完在上海举办的国际旅游展，但收获很不乐观，大多数中国旅行社对于接洽赴伊旅游项目持谨慎态度，认为中国现在能接受且理解伊朗的人数有限。
大学生们显然对我产生了比对美国人和意大利人更浓厚的兴趣。他们似乎觉得他们的国家和我的国家有某种相似性，于是开始针对各种当地的境况来对比询问中国的相关状况。我只能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尽量不伤及伊朗人民的感情，其实很多地方，我们真的比他们好太多了。不管怎样，伊朗学生们还是投来了羡慕的目光，他们是伊朗新生的一代，受过更好的教育的一代，他们的想法更加大胆，更加开放，但同时，却又更加保守和谨慎，总是在慷慨陈词之后附上“不过、但是”等后缀，以哀叹现实的无奈。
我第一次知道了原来他们并不恨美国，他们甚至也不恨以色列。其中一个伊朗学生给我展示了他的护照，首页上写着这样一行字：此护照的持有者禁止进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地区。他一边指给我看一边说：“看，我们的护照上竟然直接写着不让我们去以色列，而且还不是以色列，是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地区！到现在伊斯兰世界，包括我们伊朗在内都不承认以色列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有什么意思？我们和以色列没有任何仇恨，仇恨都来自宗教，仇恨都来自政府。民众没有任何问题。你知道吗？如果你偷偷去了以色列，你就再也回不来了。入境处的人不会让你入境的。”
他还告诉我，曾经有人偷偷从第三国进入以色列，而以色列由于知道伊斯兰世界的这些禁令，于是会直接给予通行而不在护照上留下入境纪录，以此来保护入境以色列的穆斯林。然而，当这些人再次回到伊朗时，入境处官员看到护照上只有出境纪录而没有入境纪录，便明白这些人一定是去了以色列，当场将护照撕毁，这些人便失去了踏入自家国门的权利。
我听得触目惊心，心想，生活在如此之多束缚和对抗关系下的人们，每日却也能自得其乐，着实不容易。我们总在埋怨自己的生活不够好，但要看和谁比。相比这些国家，甚至是生活条件更恶劣的国度，我们不知道有多么的优越。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停滞不前，安于现状。我们仍需努力争取，让我们的生活环境更好，但至少，有时也应回头看看，那些在我们身后的人们，或许我们还能从他们身上，再学到些，或者说重拾些我们曾经拥有，但却不知为何抛弃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