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来说，接触真正意义的法治，是近代以后的事。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中华民族蒙受着深重的灾难和耻辱。这时，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力图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寻找一条济世救民、富国强兵的道路。西方的法治理論由此被介绍到了中国。
　　中国近代进步思想家中，改良派代表梁启超以宣传“法治主义”而闻名。他纵观世界近二三百年的变化，认为中国贫穷、落后、软弱的根源是历代统治者长期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制。中国要想由贫穷到富强，“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为了迅速、广泛地宣传这一思想，梁启超用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来推衍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法治，为的是便于时人依托熟悉的概念理解西方的法律文化，从而创造出一套“梁氏”法治学说，它的核心内容是君主立宪。应该看到，梁启超为迎合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而创造的法治学说，既不同于中国古代的法治，也有别于西方的法治，它用西方民权理论启迪中国人的民主意识，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这一学说本身存在着弱点，它以乞求皇帝恩赐民主为立足点，向君主专制政治妥协，这直接导致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法治理论在实践中的失败。
　　改良派失败的教训，矫正着中国近代思想家寻找富国强民道路的方向，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被推到时代浪潮的最前面，肩负起改造中国的使命。
　　孙中山以西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共和等思想为武器，对封建政治制度和传统的法律学说给予了清算。他用鲜明的民主观控诉了人民权利被剥夺的黑暗社会，揭露了专制政治是社会进步、科学技术和文化发展的障碍，是导致中国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的祸根。中国的出路在于刻不容缓地推行民主法治。可以说，孙中山的法治思想远远超越了改良派，特别是其提出的“五权宪法”，标志着中国在借鉴西方法治的同时，结合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另辟蹊径，迎头赶上。
　　在孙中山民主法治思想的引导下，全国出现了反清反封建的浪潮。辛亥革命的爆发，推翻了延续两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按照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模式建立的中华民国，终于将“人民主权”原则写在了宪法之上。但是，革命派同样未能摆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弱点，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和创立民主政治的任务。
　　回顾中国近代法治探索历程，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和软弱性，模仿或照搬西方法治理念不能使中国走向富强，建立民主法治社会的重任最终落到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