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河南省人民医院国家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医师朱良付回到家時，全家人早已吃完晚饭。看到两个女儿，他笑得合不拢嘴。听到大女儿调侃他五音不全的歌声，他羞涩地笑了。坐到沙发上，他又抱起尚在襁褓的小女儿，亲昵地问： “你将来当个医生，行不行？”正在此时，手机响了。听到电话另一头的声音，他逐渐收起笑容，皱了下眉头，“我一会到急诊部。”家人似乎习惯了他这样的状态，大女儿拽着小女儿的手向他挥动，“Bye！ Bye！”他一路小跑着来到马路边，满脸焦急地等待出租车，郑州的马路上车水马龙，到处是赶着末班车回家的人们，只有他逆向而行。
　　这是纪录片《中国医生》第一集的结尾，最后一个镜头是朱良付的背影，当他涌进了医院的人潮，镜头定格在正门上方的四个大字“急诊抢救”，这就是他耗尽一天精力后的归宿……
　　这部历时两年拍摄的9集纪录片在大年初三上线时，正值全国上下迎战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无数从四面八方驰援武汉的医务人员被盛赞为“最美逆行者”。而这部纪录片在第一集就告诉人们，医务工作者的逆行，其实是他们在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常态……

“如果我现在死了，那是浪费国家资源”

　　2008年，是《中国医生》总导演张建珍刻骨铭心的一年——她的父母被双双查出癌症晚期。父母的衰老、离世，是每个人人生道路上的必过关卡，她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那段时间，我体会到人生中前所未有的绝望。”痛苦过后，她逐渐回归理性，主动向医生了解治疗方案，“别看我是一个博士，但从那时发现自己对医学一无所知”。为了在治疗方案中做出最优选择，她开始恶补各种医学知识。在父母住院治疗的一年间，她最期待的就是医生每天早晨8点的查房，这也是全家在绝望中的唯一指望。“医生每天过来不一定能说出什么，但只要在病床旁边站两三分钟，问一问病情，想一想办法，就让人觉得很踏实。”
　　十多年后的今天，当张建珍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起往事，还是带着那种迫切、兴奋的语气。最终，双亲还是走了，张建珍却从此萌生了对医生的敬意。
　　2014年，张建珍担任国内首档医疗真人秀节目《因为是医生》的总导演。“在母亲住院之前，我从未真正了解过这个群体。”张建珍说，不了解是导致医患矛盾发生的重要原因，这正是她做这档节目的初衷，这个初衷一直被她带到了《中国医生》的创作拍摄中。

　　父母住院时，张建珍亲眼见证了医生工作的艰辛。他们每天7点半就要上班，8点来查房，8点半开始上手术台，通常有四五台手术等着他们。对他们来说，一天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全神贯注的高度紧张状态中度过的。医生做完最后一台手术，还要送病人回病房，由于刚做完手术的病人24小时之内尚未脱离危险，医生要确保随时待命，基本每天都住在医院。“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给绝望的人以信心、以安慰，即便最后病人还是得面对死亡，但医生们必须竭尽全力。”张建珍说，对很多逝者来说，医生就是人世间留给他们的最后一丝善意。
　　而要成为一名医生，需要国家和医生本人都有巨大的付出。“能进入大型三甲医院，意味着至少已在名校苦读十年。刚刚进入医院，只能做一名住院医，不能给病人看病。到有资格看病时，医生最起码已经摸爬滚打十五六年了。”张建珍感慨，从医生上手的时间来说，很难找到一份职业能望其项背。
　　朱良付在片中的一句话戳中了不少人的泪点 ：“天天这样工作量大，作息不规律，真担心有一天突然死掉。但是我不能死，我的家庭责任没有尽到，我的医疗责任也还没有尽到。我现在是主任医师，国家用25年的时间才能培养出来这样一个人，如果我现在死了，那是浪费国家资源。”
　　在《中国医生》中，不乏这种戳人心窝的大白话。这是张建珍一贯坚持的风格，她说 ：“当一味歌颂，事物就会失真，所以我坚持冷静、克制的基调。”“尽管加入渲染悲惨的情感，或许会有更好的戏剧冲突，但不利于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
　　张建珍力求呈现一个真实的医生群体，从而让观众能够发自内心地理解医生。为此，她有意识地避免在片中加入过多旁白，“旁白很容易主观，能不用就不用，尽量用主人公自己的话构成叙述”。

“還没遇到技术障碍时，就会遇到人心障碍”

　　“治病救人是医生的最高使命，而人注定是要死的，这中间有一种张力。”创作拍摄过程中，这种张力始终震撼着张建珍，“这就决定了医生这个职业存在一种天然的悲剧色彩。他们是一群站在生命悬崖边缘的人，是生命的逆行者，始终在与自然规律和人生的无常抗争。”在这条逆行的路上，医生要克服很多障碍。
　　南京鼓楼医院烧伤科医生徐晔，是一名年轻的医生。《中国医生》详细记录了他对一名身体95%重度烧伤老人的治疗全过程。虽然烧伤面积很大，但老人的治疗前景还是乐观的。可是花费巨大，让老人的儿子和儿媳一直心存疑虑，“走一步看一步”是他们同徐晔交谈时常常强调的一点。虽然徐晔为他们申请了专项救助基金，还通过设计治疗方案千方百计节省费用，但是这些努力与100多万元的巨大资金缺口相比，还是杯水车薪。终于，在老大爷准备进行植皮手术的前两天，家属突然要求手术推迟，并在不久之后带着老人强行出院。
　　在与徐晔的谈话中，老人的儿子一直强调首先考虑资金问题，其次才是治疗问题，并称在农村家里买了一个小厂和房子，无法立刻卖掉。而徐晔则反复劝他们做手术，否则老大爷很容易细菌感染，危及生命。
　　面对老人离开后空荡荡的病房，徐晔心情复杂。就在几天前，他遇到了和老大爷一家相似的状况，那名患者出院不久后就因感染去世了。徐晔说，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消化这件事情，从医学上来说，老大爷的救治希望是很大的，但烧伤科的前辈告诉他 ：“当你还没遇到技术上的障碍时，就会遇到人心上的障碍了。”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修行，何况是医生呢？”徐晔只能慢慢释怀这些人心的障碍，“任何职业生涯都是如此，有时是平的，有时是下坡路，有时是上坡路，就当成是一种螺旋式上升吧！”
　　“医生和患者，本应是共同面对疾病的战友，但越往后越发现，在并肩战斗的过程中，这对战友不光只有疾病这一个敌人。”张建珍说。一名医学院的毕业生之所以选择成为一名医生，身上一定是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的，“他们都是读到了博士的精英，毕业后有一半的人并没有从医，如果进入市场从事医疗药物和器械工作，收入上会获得更好的回报。但只要能留下来，就证明他们一定是想通过治病救人来实现自己的崇高理想。”她发现，年轻的医生一定得过人心的这道关。在这方面，徐晔的情况还不是最糟糕的，有的年轻医生甚至会被心魔困扰，将意外归结到自己身上。“他们总会想，如果我多看病人两次，是不是他就不会有问题？如果我选择另一种治疗方案，结果会不会更好？这道关是真的不好过。”
　　中国科技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学术主任孙自敏，就被这种心魔折磨过。“1990年做过我们科15年的白血病回顾分析，很凄惨。所有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人全军覆没，可以说这么多年我们的工作白做了。所以我当时不想做血液科医生了，每天面对的都是苍白的脸、无力的笑容，病房里没有一点欢笑。”孙自敏说，医生很苦很累，但支撑医生继续走下去的信念是成就感，一个病人都没救活让他们难以找到成就感。
　　尤其令孙自敏心痛的是，她的大学同学患了白血病，辗转北京、上海后回到了她的病房，但依然没有治好。这位同学颇有林黛玉的气质，是人见人爱的美女，临终前一直握着孙自敏的手，充满了绝望和不甘。“当时我才做血液科医生5年，内心一直觉得对不起她，始终不敢面对。”
　　将近30年，孙自敏一直没有去过这位同学的墓地。一个个绝望的病人刺激着她，“我当时就立志，一定要攻克白血病，不攻克白血病，我这个医生也就做不下去了！”2000年，卧薪尝胆的孙自敏攻克了一系列难题，终于用脐带血移植的方法，治好了第一例白血病患者。截至2019年，孙自敏团队已完成1200例用于治疗儿童和成人恶性血液病及造血衰竭性疾病的脐带血移植，这个数量已经在全世界领先。
　　孙自敏完成了自我救赎。在纪录片中，她终于鼓起勇气，去墓地拜祭了那位一直让她无法面对的同学。

医患之间需要托付生死的信任

　　“我特别担心这次疫情过后，医生群体不在舆论中心时，又会被大家遗忘。”张建珍向《环球人物》记者表达着她的担忧。在抗“疫”战斗中，举国上下都看到了这个群体大无畏的牺牲，但这种牺牲并不仅仅发生在战时。“时刻在依赖，时常在忽视，时而在抱怨，却从来不了解”，张建珍说，这是日常状态下公众对待中国医生的真实情况。在日常工作中，聚集了人命和金钱的医院，一定程度上也聚集了大量极端负面情绪，有许多潜在的“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爆。
　　“我真想把你撕成碎片！”这是一位老太太对朱良付恶毒的诅咒，也是朱良付在片中第一个镜头对着摄像机的讲述。“她说我把他家老爷子害死了，但我和她家老爷子在病区里关系很好的，我也不希望意外发生，而且他们也知道我是个好大夫。”朱良付说，老太太一边诅咒他，一边说“我血压高了，你给我看看”，“但是这并不耽误她投诉你！明白吗？”
　　“患者来到医院，一定是求助医生的，医患双方最初也都是共同面对死亡和疾病的亲密战友。那么为何有的战友到后来反目成仇了？”在张建珍看来，首先是社会心理决定的。“我们中国人很难去直面死亡。在一个国外的纪录片中，一位年轻医生手术失误导致病人死亡，病人母亲不但没有责怪，还安慰他不要太自责。试想，这种事情在中国很难发生。其实我们必须明白，任何事情都是有一定概率的，哪怕失败的概率不到1%，那么到了你的头上，就是100%。”
　　其次，患者习惯性地认为，医生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医学本身有很大局限性，尚有许多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最后，就是与医生的工作压力太大有关。“老百姓有个心理习惯，往往认为三甲医院的医生才是医生，导致一些名医接诊压力过大。”张建珍在拍摄南京鼓楼医院骨科主任邱勇时记得，有患者刚从诊室出来就抱怨“等了两个多月，进去30多秒就出来了”。“实际上他用30秒的时间就把问题解决了，但患者不会这样想”，张建珍说，邱勇有时一上午要看100多个病人，所以在医院开了6个诊室，由助手和学生前期接诊，当邱勇直接面对患者时，只需要用最少的时间直指问题症结，“他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救更多的病人”。
　　和医生接触时间长了，张建珍发现这个群体的行事风格是简单、干脆、利索，这和他们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有关。“如果患者能够理解他们固然好，但理解不了，他们也没有怨言。”张建珍听到过一名医生这样说 ：“与其费精力让患者不抱怨，还不如顶着他们的抱怨，把病治好。”在医生的心中，救死扶伤永远是第一位的，在他们看似冷漠的外表下，是一颗颗悬壶济世的心。

　　面对一个个脆弱的生命，医生不是每时每刻都那样冷静。《中国医生》记录下一个胃癌晚期的年轻女孩，她依然对未来抱有希望，为了不辜负男朋友，甚至不肯摘除可能癌细胞转移的子宫。南京鼓楼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魏嘉是她的主治医生，和这个女孩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面对摄像机时，她说 ：“有肿瘤科老师说，不要和病人交朋友，因为你投入的感情越多，后面的自责、失落、伤心越多，你会走不出来。”
　　《中国医生》还记录下西安交大一附院整形美容外科主任舒茂国救治的一位特殊病人——被收养的唇腭裂弃婴。孩子的养父在冬季的乡间小路发现了他，如果不抱回家，孩子很可能被冻死。一见到这家人，舒茂国的心就融化了，“既然他的养父母把该做的事情都做了，作为一个有资源和能力的医生，有些事也应当义无反顾去做。”他决定亲自做这台手术，并且不让孩子的养父母花钱。他将这家人的照片发到朋友圈，很快筹足手术费用。“这个孩子不仅简单地属于他的养父母，也属于这个社会，我们这群有爱心的人，有责任将他供养起来。”
　　医生和患者，永远都是共渡难关的。舒茂国是用温情的力量帮患者过关，而在有些情况下，医生和患者却需要托付生死的情谊。“医生最想遇到的是信任他们的患者。”张建珍说，“在制定治疗方案时，选择有很多。在极度危险的状况下，对于充满质疑甚至情绪极端的患者家属，医生会按照操作规范来，这样医生就是安全的。但很多危急关头，规范化的操作并不足以把人从死亡线上拽回来，这时需要的是放手一搏，只有充分信任医生，才有可能共同闯关。”
　　四川华西医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尹万红，已经加入到最早驰援武汉的大军中。“我對他一直有愧疚，我们的片子没有把他拍好。”张建珍前几天给身在武汉的尹万红打电话致歉，尹万红回复了短信 ：“你们做得很好了，能替医生发言，最终受益的是患者，我个人无所谓。”“他们将自己看得很淡，却将医生这个群体看得很高”，张建珍说，理解了在危急关头的放手一搏，就更能体会尹万红所说的“最终受益的是患者”为何意。
　　1月20日，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医生陶勇被医闹男子砍伤，中左臂受伤严重，可能再也无法重返手术台。在1月25日下午清醒后，他以盲童的口吻口述了一首诗《心中的梦》，“我会努力，让父母不因我是个盲人而始终生活在阴霾之下，我把光明捧在手中，照亮每一个人的脸庞”。作为国内顶尖的眼科医生，经历这样的劫难，不仅是他和他家庭的损失，更是国家和社会的损失，多少患有眼疾的病人再不能被陶勇救治了。不过陶勇说，即便不能重返手术台，他也要搞科学研究，还要组织一场盲童巡演，帮助他们赚钱养家。这样的事件让张建珍动容 ：“医生是一个非常高尚的群体，即便见证了人性的丑恶，面对着命运的不公，他们内心也不是没有任何抱怨，但是高尚的灵魂仍足以支撑他们继续笃定前行。”
　　《中国医生》的主题曲名为《重生》，其中有这样几句歌词 ：“他们是疼痛过后，柔软依旧，还是不染一抹尘埃 ;他们是生死两忘，冷暖不休，却仍独自飞翔在天空。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中国医生的伟大就在于，他们要在命运和人性的枷锁中，完成自我的重生，还要通过精湛医术和高尚人格，帮助患者重生。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特殊时刻，中国医生就是这个国家和民族重生的力量！
　　张建珍，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导演。曾为多家电视台担任节目研发和宣传顾问，2014年任中国首档医疗真人秀节目《因为是医生》总导演，2017年起开始筹划拍摄纪录片《中国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