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最初的旅行是怎样开始的？
　　陈丹燕：开始的旅行非常简单，我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听短波，那个时候听得最多的是澳大利亚广播电台，我想有一天如果可以看到世界就太好了，所以我想人生在世一定要去看世界的。
　　上世纪90年代初，我的第一本书在日本出版，1990年我去了日本。后来就开始慢慢地用版税在世界各地旅行，用到最后版税不够了，有好几次飞机快要起飞了，行李超重，我拿不出罚款，然后会跟称行李的说，我这么远，旅行了这么长时间，就超重一点点。虽然每次遇到的是不同的人，但他们都会说，那好吧，下回不要超重了。好像大家都很理解。
　　问：是什么让你对旅行如此热衷？
　　陈丹燕：旅行让我最大程度地亲近自然。生活在大城市里面，自然离我们非常遥远。在上海最伟大的自然就是夏天下雷雨，这个雷从天上滚过，是我们能够感受到的自然。其实人作为一个动物，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可以和自然契合的那部分。在非常伟大的自然里面，你会发现你可以和它沟通，这种沟通的关系，让人的动物性得到了非常大的安慰。我觉得真正可以抚慰人的精神的，不是哲学，也不是人类产生的文明，但是自然是可以的。
　　问：您的旅行方式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陈丹燕：我会把书当作字典和地图，比如我去都柏林读《尤利西斯》，非常享受，书里面很多地点在都柏林还存在，我就拿着那本书，乔伊斯写墓地的那一章就是去墓地读完的。《哈扎尔辞典》我就想去塞尔维亚读完。这是一个旅行的目的，然后开始找我怎么能够去那里，我去那里要在哪里读，有哪些东西要跟这些书联系在一起。如果能在地理上阅读，这是很大的享受。
　　上个月在巴黎，我就去了梵高过世的地方，我想去看那个麦田，梵高画过很多次的麦田。梵高死去很多年，麦田还是留着那种特殊的气韵，你可以感受到。周围是寂静无声，旁边是梵高和他弟弟的墓地，还有就是常春藤，一直活到现在。一个人的感受非常好。
　　问：您花了八年时间写上海三部曲，接着又花了10年时间写外滩三部曲，这和您的旅行有怎样的关系？
　　陈丹燕：1990年代起的海外旅行促成了我后来写“上海”，因为我看到了世界，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跟上海相似，跟上海话里面的那些外来语相似，它启发了我对故乡的好奇。
　　其实，我不是地道的上海人，我出生在北京，3岁随父母来到上海。正因为不是上海人，才对上海的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好奇。有时，我觉得自己像个游客，尽管在上海长大，但并不了解它，于是就想了解自己生长的城市。我喜欢把城市当成人来写，这样，它就有了自己的性格，有好看的地方，有难看的地方。在我的笔下，上海是主要人物，而非故事背景。对街区的描写，就是对人物的描写。把城市当作人物形象来采访、对话、写作的时候，就会和它产生应有的距离，写作还是需要一定距离的。
　　问：20多年的行走，给你的人生带来了怎样的改变？
　　陈丹燕：旅行可以带给你对世界完全不同于其他人的深切体会，这种体会能够让你爱这个世界，而不是恨这个世界；变得宽容，而不是变得狭隘；能够容忍生活当中很多的遗憾，努力消解由于这些遗憾带来的内心怨愤，这慢慢让你变得广大和宽容。我就想我并不是一个非常广阔的人……如果没有旅行我就是一条小水沟，是旅行让我变成了一条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