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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9月份，各地都在晒“首张《三孩生育登记证明》”，三孩生育政策以这样一种喜庆的形式落地实施。
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8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修改后的人口计生法规定，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国家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大事，生育政策调整完善关系千家万户。三孩生育政策的出台，宏观上有很多设计和考量，但落实到每一个家庭，生还是不生，终归是一个需要“思前想后”“协商论证”的问题：有的家庭跃跃欲试，有的家庭犹豫不决，也有的家庭望而却步。
回顾我国人口政策的调整历程，曾有专家概括为“起于忧患、行于艰难、成于均衡”。20世纪70年代，我国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从根本上扭转了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随着生育率的迅速下降，我国创造了抚养负担较低、劳动年龄人口充裕、储蓄率较高的人口红利期。
进入21世纪，新的问题浮出水面：人口惯性增长趋势明显减弱，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断加深，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家庭的抚幼养老能力和功能有所弱化等。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历史重任，开始摆在全社会面前。
党的十八大以来，根据我国人口发展变化趋势，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先后做出单独两孩、全面两孩等重大决策部署，取得了积极成效。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的重大战略机遇期，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能够最大限度发挥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积极应对生育水平持续走低的风险，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近年来，由于政策调整原因，全国累计多出生二孩1000多万人。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由2013年的30%左右上升到近年来的50%左右。出生人口性别比（以出生女婴为100，男婴对女婴的比例）从2013年的118降至目前的111左右。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看，目前0～14岁少儿人口占比从2010年的16.6%提高到2020年的17.95%。
一个事实是，我国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近年来的出生人口仍有下降。对于原因，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在答新华社记者问时表示，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高等教育普及，社会保障完善，少生优生成为社会生育观念的主流。
一是生育妇女规模减少，婚育年龄推迟。“十三五”时期，20～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规模年均减少340万人，2020年同比减少366万人。另一方面，婚育年龄推迟造成当期生育的妇女减少。2006～2016年，我国女性平均初婚、初育年龄分别从23.6岁、24.3岁推迟到26.3岁和26.9岁，20～34岁女性在婚比例从75.0%下降到67.3%。
二是群众生育意愿降低。目前，我国“90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仅为1.66个，比“80后”低10%。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显示，有生育二孩及以上打算的妇女，仅不足半数实现了再生育。教育、住房、就业等相关经济社会政策，成为影响家庭生育抉择的关键。
三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国际多项调查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多个国家和地区生育水平下降。受疫情影响，年轻群体就业、收入状况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婚育安排进一步延后或取消。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与2019年同期比较下降幅度较大，可能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有一定关系。
与此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20世纪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10%，进入老龄化社会，预计“十四五”末期将由轻度老龄化转入中度阶段（占比超过20%），在2035年前后进入重度阶段（占比超过30%）。三孩生育政策的实施，长期看有利于改善人口年龄结构，扩大新增劳动力供给，减轻老年人口抚养比，缓和代际之间矛盾，增加社会整体活力。
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还显示，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相当比例的家庭想生不敢生，排名前三的原因是经济负担重、婴幼儿无人照料和女性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调查显示，因为“经济负担重”的占7 5.1%，“没人带孩子”的占51.3%，女职工生育后工资待遇下降的占34.3%，其中降幅超过一半的达42.9%。
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在答新华社记者问时表示，为解除很多家庭的后顾之忧，将把0～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强化政策引导，通过完善土地、住房、财政、金融、人才等支持政策，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以市地级行政区为单位制定整体解决方案，建立工作机制，推进托育服务健康发展。
“十四五”规划《纲要》更是将托位数列为20个主要指标之一，提出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从目前的1.8个提高到2025年的4.5个。对于大家非常关注的普惠托位，官方表示，将实施公办托育机构建设工程和普惠托育服务扩容项目，支持150个城市新增示范性普惠托位50万个以上。
在建立健全人口服务体系方面，将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建立健全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加强基层服务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增强抚幼养老功能。落实生育登记制度，做好生育咨询指导。推进出生医学证明、儿童预防接种、户口登记、医保参保、社保卡申领等“出生一件事”联办。
三孩生育政策出台后有很多关于产假的讨论，对此，该负责人表示，要严格落实产假、哺乳假等制度。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父母育儿假试点，健全假期用工成本分担机制。事实上，中央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的同时，还强调要有配套支持措施，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
想多生孩子的有了政策支持，但要把孩子平安、顺利、健康地生下来，首先要保证生育的主体，即母婴的安全。
在这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建立母婴安全五项制度，包括妊娠风险筛查与评估、高危孕产妇专案管理、危急重症救治、孕产妇死亡个案报告和约谈通报制度。五项制度贯穿孕产期服务与管理全过程，要从制度上保证孕产妇安全，并对不同风险的人群提供适宜的、有针对性的干预服务。
为保障新生儿安全，要建立健全危重新生儿救治协作网，健全分级负责、上下联动、应对有序、运转高效的危重新生儿救治、会诊、转诊网络。加强危重新生儿救治能力保障，密切产儿科协作，加强人员培训培养，推广新生儿早期基本保健、早产儿袋鼠式护理和新生儿复苏等适宫技术。强化新牛儿健康管理，强化孕期、产前、产时和产后优质服务，保障胎儿和新生儿健康。
7月23日，在上海市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等主办的一场线上论坛上，众多妇儿专家表示，“三孩时代”要特别关注高龄孕产妇增加的问题。从妇产科学和生理角度考虑，23～28岁是生育的最佳时期，选择生三孩会让35岁以上高龄产妇的比例更高，由此带来出生缺陷增加。
针对这一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在答新华社记者问时表示，要做好出生缺陷的三级预防，扩大新生儿疾病筛查病种范围，做好出生缺陷患儿基本医疗和康复救助工作。同时，构建新型婚育文化，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提倡男女平等、适龄婚育、优生优育。
在结婚和生育都有所推迟的现在，迎接三孩，除了物质基础和情感基础，最需要的，还有全面的母婴健康知识和自我保健能力。
（编辑 余运西）
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8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修改后的人口计生法规定，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国家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大事，生育政策调整完善关系千家万户。三孩生育政策的出台，宏观上有很多设计和考量，但落实到每一个家庭，生还是不生，终归是一个需要“思前想后”“协商论证”的问题：有的家庭跃跃欲试，有的家庭犹豫不决，也有的家庭望而却步。
新问题需要新应对
回顾我国人口政策的调整历程，曾有专家概括为“起于忧患、行于艰难、成于均衡”。20世纪70年代，我国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从根本上扭转了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随着生育率的迅速下降，我国创造了抚养负担较低、劳动年龄人口充裕、储蓄率较高的人口红利期。
进入21世纪，新的问题浮出水面：人口惯性增长趋势明显减弱，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断加深，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家庭的抚幼养老能力和功能有所弱化等。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历史重任，开始摆在全社会面前。
党的十八大以来，根据我国人口发展变化趋势，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先后做出单独两孩、全面两孩等重大决策部署，取得了积极成效。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的重大战略机遇期，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能够最大限度发挥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积极应对生育水平持续走低的风险，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近年来，由于政策调整原因，全国累计多出生二孩1000多万人。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由2013年的30%左右上升到近年来的50%左右。出生人口性别比（以出生女婴为100，男婴对女婴的比例）从2013年的118降至目前的111左右。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看，目前0～14岁少儿人口占比从2010年的16.6%提高到2020年的17.95%。
生育率偏低有原因
一个事实是，我国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近年来的出生人口仍有下降。对于原因，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在答新华社记者问时表示，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高等教育普及，社会保障完善，少生优生成为社会生育观念的主流。
一是生育妇女规模减少，婚育年龄推迟。“十三五”时期，20～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规模年均减少340万人，2020年同比减少366万人。另一方面，婚育年龄推迟造成当期生育的妇女减少。2006～2016年，我国女性平均初婚、初育年龄分别从23.6岁、24.3岁推迟到26.3岁和26.9岁，20～34岁女性在婚比例从75.0%下降到67.3%。
二是群众生育意愿降低。目前，我国“90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仅为1.66个，比“80后”低10%。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显示，有生育二孩及以上打算的妇女，仅不足半数实现了再生育。教育、住房、就业等相关经济社会政策，成为影响家庭生育抉择的关键。
三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国际多项调查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多个国家和地区生育水平下降。受疫情影响，年轻群体就业、收入状况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婚育安排进一步延后或取消。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与2019年同期比较下降幅度较大，可能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有一定关系。
与此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20世纪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10%，进入老龄化社会，预计“十四五”末期将由轻度老龄化转入中度阶段（占比超过20%），在2035年前后进入重度阶段（占比超过30%）。三孩生育政策的实施，长期看有利于改善人口年龄结构，扩大新增劳动力供给，减轻老年人口抚养比，缓和代际之间矛盾，增加社会整体活力。
解后顾之忧看配套
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还显示，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相当比例的家庭想生不敢生，排名前三的原因是经济负担重、婴幼儿无人照料和女性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调查显示，因为“经济负担重”的占7 5.1%，“没人带孩子”的占51.3%，女职工生育后工资待遇下降的占34.3%，其中降幅超过一半的达42.9%。
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在答新华社记者问时表示，为解除很多家庭的后顾之忧，将把0～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强化政策引导，通过完善土地、住房、财政、金融、人才等支持政策，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以市地级行政区为单位制定整体解决方案，建立工作机制，推进托育服务健康发展。
“十四五”规划《纲要》更是将托位数列为20个主要指标之一，提出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从目前的1.8个提高到2025年的4.5个。对于大家非常关注的普惠托位，官方表示，将实施公办托育机构建设工程和普惠托育服务扩容项目，支持150个城市新增示范性普惠托位50万个以上。
在建立健全人口服务体系方面，将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建立健全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加强基层服务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增强抚幼养老功能。落实生育登记制度，做好生育咨询指导。推进出生医学证明、儿童预防接种、户口登记、医保参保、社保卡申领等“出生一件事”联办。
三孩生育政策出台后有很多关于产假的讨论，对此，该负责人表示，要严格落实产假、哺乳假等制度。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父母育儿假试点，健全假期用工成本分担机制。事实上，中央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的同时，还强调要有配套支持措施，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
母婴安全迎三孩
想多生孩子的有了政策支持，但要把孩子平安、顺利、健康地生下来，首先要保证生育的主体，即母婴的安全。
在这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建立母婴安全五项制度，包括妊娠风险筛查与评估、高危孕产妇专案管理、危急重症救治、孕产妇死亡个案报告和约谈通报制度。五项制度贯穿孕产期服务与管理全过程，要从制度上保证孕产妇安全，并对不同风险的人群提供适宜的、有针对性的干预服务。
为保障新生儿安全，要建立健全危重新生儿救治协作网，健全分级负责、上下联动、应对有序、运转高效的危重新生儿救治、会诊、转诊网络。加强危重新生儿救治能力保障，密切产儿科协作，加强人员培训培养，推广新生儿早期基本保健、早产儿袋鼠式护理和新生儿复苏等适宫技术。强化新牛儿健康管理，强化孕期、产前、产时和产后优质服务，保障胎儿和新生儿健康。
7月23日，在上海市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等主办的一场线上论坛上，众多妇儿专家表示，“三孩时代”要特别关注高龄孕产妇增加的问题。从妇产科学和生理角度考虑，23～28岁是生育的最佳时期，选择生三孩会让35岁以上高龄产妇的比例更高，由此带来出生缺陷增加。
针对这一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在答新华社记者问时表示，要做好出生缺陷的三级预防，扩大新生儿疾病筛查病种范围，做好出生缺陷患儿基本医疗和康复救助工作。同时，构建新型婚育文化，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提倡男女平等、适龄婚育、优生优育。
在结婚和生育都有所推迟的现在，迎接三孩，除了物质基础和情感基础，最需要的，还有全面的母婴健康知识和自我保健能力。
（编辑 余运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