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泉市北新城汉墓M2发掘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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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河北;鹿泉市;汉墓;发掘简报
  【摘要】1997年5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组队,在鹿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的配合下,对鹿泉市城关镇北新城村砖场发现的两座汉墓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M2是一座“中”字形土圹木椁墓,虽早年经盗挖并焚毁,仍然出土了玉器、铜器、铁器以及陶器、石器等。根据出土随葬品,并结合相关文献分析,推测该墓为西汉时期某代真定王的墓葬。
  
  1997年5月,石家庄鹿泉市城关镇北新城村砖场在烧砖取土时发现了汉墓,经河北省文物局批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组队,在石家庄市文物研究所和鹿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的配合下,对汉墓进行了考古发掘,历时4个多月。
  北新城汉墓位于鹿泉市北新城村西,西距鹿泉市约3.5公里。村西北200米设有村办砖窑一座,墓区范围内南面和西面发掘前已形成窑场取土坑。附近曾发现大型汉墓,在其西北约千余米处曾发掘了高庄汉墓。北新城汉墓由南北并排两座大墓组成,墓坑相距32米。我们把南侧之墓编号为M1,北侧之墓编号为M2(图一)。
  


  
  一、墓葬形制
  
  北新城汉墓M2是一座“中”字形土圹木椁墓,有东、西两条墓道。由于砖厂取土,发掘前已遭不同程度的毁坏,墓的东、西两侧以及南侧的大部分形成了取土坑。东墓道东端、部分外藏椁和墓的上部已被破坏。墓葬东西残长36.30米,南北宽23.70~30.70米。
  该墓由墓室、东西墓道、外藏椁组成。封土已基本被破坏掉。现墓室中的填土为塌落的土方,有红烧土和大火焚烧后形成的烧结块,红烧土内多烧土颗粒,土质松散。
  (一)墓室
  1、墓室
  位于M2的正中,东西两侧分别与东墓道和西墓道相通。由于取土,墓室顶部已遭毁坏,现残顶基本在一个平面上。墓室平面呈长方形,东西残长13.30~13.50米,南北残宽11.00~11.10米,残深3.00~3.35米。墓壁基本垂直,除南壁、东壁的上部以及北壁的东侧外,余皆修筑平滑。
  墓室南壁长13.30米,残高3.00~3.25米。残壁顶部除东西两侧外,余皆为活土。该处活土东西长约8.30米,高约1.60米,顶宽0.50米,土内含有木炭和碎陶块,与墓壁接合处呈坡状,外侧面有修整过的痕迹,推测为原边塌陷之后,又重新补接之墓壁。
  墓室东壁中部为东墓道,其南北两侧墓壁上部外皮剥落,下部保存较好,修筑平整,残高3.15~3.35米。东墓道西端墓壁高仅0.60米。
  墓室北壁东、西两端分别和东、西墓壁成直角相交接,墓壁修整较平坦,除中部东侧自然塌陷一坑外,余皆保存完好,壁高3.25~3.35米。
  墓室西壁中部为西墓道,墓壁修筑较光滑,残壁高3.20~3.25米。西墓道东端墓壁仅高0.90米。
  墓底经修整和夯打,较平坦。由于大火的焚烧,墓底的东西两侧呈砖红色,中部多木灰,呈黑色。
  2、木椁
  M2为一大型积炭木椁墓。墓底普遍残存有厚约45厘米的木炭。由于墓室曾遭大火焚烧,木椁情况不详。
  (二)墓道
  M2有东、西两条墓道,分别位于墓室的东、西两侧,由于取土的破坏,墓道的外端及顶部均遭毁坏。
  1、东墓道
  位于墓的东部正中,自东向西呈斜坡状直通墓室。原中部南、北两侧分别和外藏椁相通,这两个外藏椁发掘前已毁坏。墓道残长6.40米,宽4.80米。
  南北两壁顶部多处塌陷,凹凸不平,底部修筑较平整,并残留有工具的痕迹,所用工具为平头,宽约1.25~1.35厘米。墓道南、北壁西端残高2.60米,墓道底西端高于墓室底约0.60米。
  墓道清理深度1.20米以下部位,西部残留有大量的木灰。在墓道底的中部,东西纵置一圆木,圆木已朽,残留有柱洞和木灰,洞壁光滑。柱洞东端径0.12米,向西逐渐递增,西端洞径0.20米,长约4.30米。柱洞东端距墓道残口约1.00米,距墓道南壁2.85米,西端距墓道南壁约2.68米。圆木推测与下葬有关,下葬后被弃置于墓道内。
  2、西墓道
  位于墓的西部正中,自西向东呈斜坡状直通墓室,残长约16.45米。墓道东部口宽底窄,呈喇叭状,残口宽4.75~4.95米,底宽4.50~4.75米。墓道壁修整平滑,残壁高0.25~2.30米。墓道口部多处塌陷,有修补过的痕迹。墓道底经修整并夯平,夯层厚约10厘米,墓道底东端高于墓室底约0.90米。
  


  
  二、随葬器物
  
  M2虽然早年经盗挖并焚毁,仍然出土了部分随葬品,其中包括玉器、铜器、铁器以及陶器、石器等,共计480余件。
  (一)玉器
  共133件。分两类,一类为玉璧,另一类为玉片,均出于墓室。
  1、玉璧1件。残缺。残留部分断为三块,总体面积约为原玉璧的一半。三块不在一处出土,一块呈青色,另两块呈浅黄色,经观察,三者能接合到一起。青色者玉质细,光洁明亮,内夹杂有黑色的斑点;浅黄色者看上去表面粗,无光泽,两者均有受水土侵蚀形成的斑痕。该玉璧被折断后不在一处的原因,恐是盗墓者造成的。至于色质不一,青色者推测为该块玉的本色,浅黄色者估计为焚烧严重造成的。璧的两面纹饰相同,璧面中部刻栉齿纹一周,将其分为内外两圈,外圈琢刻夔龙纹,内圈琢刻涡纹,在内外周缘均刻弦纹一道。外径17.9厘米,内径3.9厘米,厚0.45厘米(图二)。
  2、玉片132片。出于墓室的西侧中部,出土范围南北长1.45米,东西宽0.95米。玉片呈长方形,均经严重焚烧,现基本呈白色,普遍有水土侵蚀和焚烧而形成的斑迹,个别上有青色斑点,带光泽,推测白色是因为焚烧所致,青色才是原色。玉片四角有穿孔,供穿接之用,但未发现连接所用的材料。玉片正面阳刻瑞兽,正中有一圆形刻槽,内嵌有饰物,但由于被焚烧,难辨其详。瑞兽昂首,垂须,两角竖起,前腿作跪状,尾巴自然下垂。玉片背部为素面。玉片大小不一,大者7.5×6×0.2厘米及7.9×5×0.2厘米,小者4.5×3.8×0.2厘米,一般为5.8×4.6×0.2厘米。
  (二)铜器
  铜器中明器车马饰件占大宗,另有庳轮、弩机、铜顶帽等。明器车马饰件基本均出于外藏椁内,庳轮和两件明器车辕饰出于墓室,Ⅳ号外藏椁西段南端成堆存放有弩机、铜顶帽。铜器中除庳轮为实用器外,余皆为明器。
  1、庳轮4件。形制相同,由铜轮、铁轴、铁架组成。轮为圆柱体,有铁轴贯穿铜轮中心,轴也为圆柱体,轴的两端有铁架,出土时锈蚀严重。铁架的底部呈三角形,余面平直。标本M2∶146,轮径16.5厘米,厚9.5厘米。铁轴径4厘米,长17厘米。左侧铁架长27厘米,厚3厘米;右侧铁架长27.5厘米,厚3.5厘米,两端宽分别为5.5和6.5厘米,最宽11厘米。
  2、弩机38件。形制相同,由郭、悬刀、钩心等部分构成。郭部前窄后宽,上刻箭槽。标本M2∶26,郭长4.4厘米(图三,1)。
  3、铜顶帽25件。形制相同。器身中空,一端开口,呈椭圆形,由顶至口渐细,在器身外侧的中部下方饰宽带纹一周。标本M2∶128,出土时有朽木杆穿至器腔内,缚于一起。顶径1.05厘米,口径1.4厘米,通长3.2厘米(图四,6)。
  


  4、当卢44件。分大小两种。
  大当卢29件。形制相同。作马首状,中部透雕出鼻子,鼻上部两侧呈椭圆形,顶部两侧及上方做成三个花瓣状,花瓣外侧为半椭圆形。背面上下各有一个竖钮,正面均鎏金。标本M2∶165,外缘及鼻子的周缘均线刻一周,鼻子下部两侧各线刻一龙首,张口吐芯,龙尾相缠绕成三个圆,内饰云气纹。顶部三朵花瓣内线刻草叶,余饰云气纹。宽1.8~3.4厘米,通长13.1厘米。标本M2∶213,外缘及鼻子周缘各线刻一周,鼻子两侧线刻两条并行线,在其下方相交成一个椭圆形,内饰云气纹。余因锈蚀,漫漶不清。宽1.75~2.5厘米,通长13.15厘米。
  小当卢15件。器作叶状,一端大而尖首,中部内收,另一端略呈长方形,背部上下各有一竖钮。标本M2∶51,通长4.75厘米,最宽处1.45厘米。
  5、銮铃16件。形制相同。椭圆筒形器身,口外侈,呈弧形,平顶,顶中有一梯形钮。铃顶悬舌,铃舌呈长条形,舌一端有孔,系于铃的顶部。铃顶素面,铃外侧一面两侧饰对顶四个三角,中饰三个方框,内各有一个乳头饰,两侧似饰一条奔腾的龙,并点缀有乳头饰。标本M2∶121,顶宽2厘米,口径3.8厘米,通高3.3厘米。
  6、铜铃12件。形制相同。呈圆形,一侧凸起,顶中有一梯形系钮。铃舌呈长条形,舌端呈椭圆形,另一端有穿孔系于铃顶部。标本M2∶20,径5.2厘米。
  


  7、盖弓帽30件。分二型。
  Ⅰ型18件。器身作长管形,前端有收分,顶部饰花朵,花朵四瓣八棱。管身中部向旁侧出一钩。后端开口,有的管腔内残留有木爪,爪的断面作圆形,末端渐细。标本M2∶156,通长2.9厘米,花径2厘米,后端口径0.5厘米。
  Ⅱ型12件。用相交的四条外弧线作成四朵花瓣的形状,余同Ⅰ型。标本M2∶142,通长2.1厘米,前端花径1.5厘米,后端口径0.4厘米。
  8、泡饰97件。作椭圆球面状,背有一梁或二梁,由于锈蚀,有的梁已无存。分大小两种。大者10件,标本M2∶35,长径2.6厘米,高1.1厘米。小者87件,标本M2∶122,长径1.6厘米,高0.55厘米。
  9、伞柄2件。作圆筒形,中部饰凸弦纹一周。器腔内残留有木爪,截面为圆形。标本M2∶257,通长8.6厘米,径13厘米(图四,5)。
  10、兽面车饰14件。器身作一突起的兽面,两眼圆睁,两耳内翻,线条简单,口鼻清楚。平顶上伸出一长方形铜片,作插入车木之用。标本M2∶68,通长2.2厘米,凸现长1.7厘米,宽2.25厘米。
  11、车20件。分二型。
  Ⅰ型2件。器身筒状,两端开口,末端及中部饰凸弦纹一周,前端外缘饰宽带纹一周,开直口,呈喇叭状。附铜辖,呈长方形条状,尾端稍粗并弯曲,露于腔外。标本M2∶84,长2.5厘米,末端外径1.45厘米,内径0.95厘米,前端外径2.4厘米,内径1.6厘米(图三,4)。
  Ⅱ型18件。器顶作帽状,弧面,余同Ⅰ型。标本M2∶132,长2.9厘米,末端径1.1厘米,前端外径2.4厘米,内径1.4厘米(图三,3)。
  12、辕饰6件。器一端作筒形开直口,另一端作半圆形龙首状。龙独角向后,嘴前伸,唇上下翻,耳眼清楚,尾弯曲前伸,满身龙鳞,状甚威猛。标本M2∶188,外侧均鎏金。通长7.8厘米,尾端口径1厘米(图三,2)。
  13、梯形车饰3件。器身作梯形,中空。标本M2∶64,顶长0.8厘米,宽0.3厘米,底长1.3厘米,宽0.8厘米,器高0.5厘米。
  20、马衔镳19件。有铜衔铜镳,也有铅衔铜镳。
  铜衔铜镳17副。分四型。
  Ⅰ型镳略作S形,两端似桨叶,中段扁平,有二横穿孔。衔一端扁环贯镳,另一端饰平顶圆帽,衔中部饰凸弦纹一周,凸弦纹和圆帽之间有一扁环贯另一只镳。标本M2∶94,镳长9.2厘米,衔长11厘米(图四,1)。
  Ⅱ型镳两端桨叶饰波浪式花边,余同Ⅰ型。标本M2∶56,镳长13厘米,衔长11.4厘米(图四,2)。
  Ⅲ型镳和Ⅰ型相同。衔作二节式,中间以小环相衔接,两端以扁环贯镳。标本M2∶113,镳长9厘米,衔长11.9厘米(图四,3)。
  Ⅳ型镳两端桨叶有镂空,似月牙,余同Ⅱ型。衔和Ⅰ型相同。标本M2∶160,镳长10.4厘米,衔长11.4厘米(图四,4)。
  铅衔铜镳2副。镳和Ⅱ型相同。衔为铅制,两端扁环贯镳,中间两环相扣,衔身饰扭索纹。
  (三)陶器
  M2出土有少量陶器,均为泥质灰陶,种类有罐、钫、耳杯等。罐出土于墓室内,钫和耳杯为村民所交,据说钫出土于东墓道中,耳杯出土于Ⅴ号外藏椁内。据当地村民讲,当时在挖东墓道南侧的土时,出土有大量的碎陶片。推测大宗的陶器应藏于东墓道中部南侧的Ⅴ号外藏椁内。
  1、钫1件。方口,大平底,鼓腹,肩部四棱由口部的四角向下延伸,腹部显圆,棱角不明显。标本M2∶352,口宽18.5厘米,底径36厘米,腹径50.4厘米,通高65.6厘米,壁厚2.4厘米(图五,1)。
  2、罐7件。分三型 。
  Ⅰ型口微敞,外缘有一周凹弦纹,粗短颈,圆鼓腹,平底。标本M2∶142,口径11.2厘米,底径8厘米,高19.2厘米(图五,2)。
  Ⅱ型敞口,腹略鼓,大平底,器身肩部以下饰凹弦纹。标本M2∶139,口径12厘米,底径11.2厘米,高15.2厘米(图五,3)。
  Ⅲ 型直口,口外缘饰凹弦纹一周,粗短颈,圆鼓腹,肩以下饰凹弦纹,平底。标本M2∶138,口径11.2厘米,底径6.4厘米,高19.6厘米(图五,4)。
  
  三、结语
  
  由于墓葬中未发现有关墓主人身份的直接证据,加上墓室多次被盗掘,又被焚毁,棺木和人骨无存,随葬器物的原始埋藏状况被人为严重扰乱等原因,所以确认墓主人身份已非常困难,只能依据墓葬的形制、规模和残留的随葬器物等做初步的推测。
  (一)出土器物及其他
  诸侯王、列侯或高等级的贵族墓葬,有棺椁数重,“重且万斤”,所以下葬时或在棺下设置轮具,以方便下棺。据《仪礼·士丧礼》载:“升棺用轴。”郑注:“轴,轴也。状如床,轴其轮,而行。”孙机先生认为:“轮小且无辐,应即《说文·车部》所载名‘辁’的无辐之‘庳轮’。”[1]这次该墓所出的铜轮,应即所谓的庳轮,铜轮铁镑贯铁轴,径达16.5厘米、厚9.5厘米,非一般贵族所用。
  M2出土有玉片132片,基本均为长方形,四角有穿孔,但未发现连接所用的材料。玉片正面阳刻瑞兽,背部为素面,推测为玉衣片。关于玉衣片的装饰,据《西京杂记》(卷上)记载,汉武帝的玉衣“镂为蛟龙鸾凤龟麟之象,世谓为蛟龙玉匣”。究竟如何,还有待于考古工作的证实。但在江苏扬州甘泉山汉墓出土的玉片中,有的刻蟠虺纹和贴饰金片[2],在河北邢台南郊汉墓出土的200多片玉片中,有一半左右雕刻柿蒂纹或云纹,纹饰嵌金丝、金箔片[3]。这两座墓都属西汉后期,邢台汉墓的墓主人可能是列侯,扬州汉墓的可能是诸侯王的妻妾。根据《后汉书·礼仪志下》记载,皇帝死后使用金缕玉衣,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使用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使用铜缕玉衣。考古资料与《后汉书》所载正相吻合[4]。由此推测,北新城M2应为王侯级的高等级贵族墓。
  (二)墓葬的时代及墓主人
  北新城汉墓M2有很长的双墓道,有围绕整个墓室复杂的回廊外藏椁,其外在墓道的两侧还分布有耳室等,是汉代中原一带流行的诸侯王墓葬形制,符合汉代“实行二十等级爵制,诸侯王、列侯这二级有食邑的最高爵级,可使用一些类似皇帝的、其他等级贵族所不能享用的制度。在墓形制度上,使用着包括了‘明堂’、后寝(室)、‘便房’、‘梓宫’、‘黄肠题凑’的‘正藏’和‘外藏椁’”[5]。
  北新城汉墓西北距高庄西汉常山王刘舜墓[6]仅约千余米,应在其墓域的范围之内,推测为其后代。查阅历史文献,常山王刘舜死后,儿子们之间产生了矛盾,舜妃所生长子心怀不满,告继位的子勃宪王病不待疾及居丧无礼,结果数月即被废徙房陵[7],未必能回葬。据《汉书·诸侯王表》载:汉武帝顾念亲情,于元鼎三年(前114年,《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作元鼎四年)封常山宪王舜子刘平30000户,为真定王,析常山郡置国。真定王五代六王,一脉相传,至王莽秉政国绝。北新城同坟异穴两座汉墓,推测当为某代真定王及王后合葬墓。同坟异穴是西汉时期流行的一种夫妻合葬形式,真定国立于西汉的中后期,与该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的时代也相符。
  发掘者:庆祺、姚明、
  张亚琨、韩立森
  
   执笔:韩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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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
  [2]南京博物院:《江苏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载《文物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3]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邢台南郊西汉墓》,《考古》1980年5期。
  [4]卢兆荫:《试论两汉的玉衣》,《考古》1981年1期。
  [5]俞伟超:《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载《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6]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高庄汉墓》,科技出版社,2006年。
  [7]事见《后汉书·和帝纪》。
  〔责任编辑:张金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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