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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总理关于“教育家办学”指示的内涵究竟是指什么?大家可以多角度做出理解与解释。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教育要按照教育自身的规律来办：教育工作者应该有远大的理想。至于现在办教育的人是不是教育家，现在的校长以及优秀教师能不能成为教育家，教育家的标准是什么，用什么样的方式确认教育家的地位，以及教育家应该享有什么样的待遇等等，意义远没有前者那么重要。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们不能因为自己可能永远成不了教育家在痛苦的现实中放弃对理想的追求；也不能为了追求可能存在的教育家而不顾鲜活的现实。能够在实然与应然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并且能做出较大作为的人，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教育家。
很多教育工作者并不缺乏对教育理想的理解，就是解脱不了诸多困扰因素的制约。很多有识之士在一项教育改革启动的初期，以满腔的热情，百倍的精力参与其中，但不少人最终还是成为现实的牺牲品。这些人不要说成为所谓的教育家，就连校长的岗位也难以保全。这就是我们这些校长面临的残酷现实。作为一个校长，笔者认为在五个方面是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并且尽可能地有所作为的。
第一，办让家长满意的学校。“家长满意”与“社会满意”不是同一个概念。比起“社会满意”来讲，“家长满意”可能狭隘一些。但这是教育的现实所在。笔者所在的学校，有一所是股份制民办学校。民办学校能否生存是每一个办学者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代表家庭利益的家长意志与代表民族利益的国家意志很多时候不是完全一致，甚至是有很大矛盾的。国家考虑的是整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因而需要以国家的名义推进课程改革，使得基础教育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人的终身负责。从人才的角度看，国家的栋梁之才在整个人群的比例中也是基本稳定的。以国家的名义并不需要所谓的高分，而需要人的全面素养和真正的竞争力。但对于一个家庭来讲，需要考虑的主要不是整个民族，而是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战胜同伴或可能的竞争者，使得自己处于人群中的优势地位，从而取得优先发展权。我们没有理由批评家庭意志的狭隘，只不过是各人站的角度不同而已。因而，在这样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环境中，要想摆脱考试分数的束缚是完全不可能的。一所民办学校生存的第一要素可能就是要有成就学生考分的能力。但光有这一点也是不行的。一个有远见的教育人士，绝对不会把目光定在眼前的现实功利上。不要说教育家，就是一个有些追求的校长，他也应该具有“超前一步”的意识。即便从学校功利的角度看问题，如果同样能成就学生的考分，还能成就学生其他方面的学校会更加得到家长的青睐。再说，在教育问题上对家长的引领，除了一些稳定的教育制度自发起作用外，学校的引领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所有水平的学校，一位有教育家风范的教师或校长，对家长教育价值观的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如果我们这个社会造就了许多教育家式的人物，可能这个社会的教育理念也会随之而改变。反之，如果我们这个时代造就不了教育家式的人物，只会应对大多数家长现实的需求，那么，我们的教育真的存在严重的问题了。笔者所在的学校通过五年的努力，在成就学生的考分上保证了家长满意。在此基础上，我们明确提出把学生的行为规范和综合素养当作重要的目标来抓，得到了家长广泛的赞同。特别是对于学生一生产生影响力的生命教育，从学校的当前利益来讲没有什么积极意义，但家长非常支持学校的举措，因为他们懂得这样的教育会作用于人的一生。满足家长现实需要的同时，引领家长的教育价值观，这就是应然与实然的结合点。
第二，做让孩子喜欢的教育。在考试制度没有重大突破的前提下，学生的学业负担要有根本的改变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几年来，迫于社会对教育的严重呼吁，也迫于诸多媒体的广泛参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对减轻学生负担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但效果几乎是非常小的。原因的根子可能还是在考试制度上。在现行的考试方式中，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生产力的时代似乎没有到来。无论到哪所学校调查研究，考试成绩好的地方无非有这样一些原因：生源好，决定了学生成绩的起点高；教师群体水平高，决定了教学起点高；抓得紧，让学生的考分接近了分数的极限。两所同样水平的学校，事实上抓得比较紧的学校考试成绩会好得多。再说，现在被有关方面抬举的典型，可能大多不是高质量“轻负担”的学校。南京高考之痛之后，教育界出现了混乱局面，有些教师和校长甚至用极端的语言表达内心的痛苦：“辛辛苦苦几十年，一下回到解放前。”现在校长和教师无形中达成一个共识：千松万松，考试成绩不能松。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中要想有比较理想的教育，要有学生非常喜欢的教育，事实上是不大可能的。但也不是一筹莫展，我们可以在课程等诸多方面把教育活动搞得丰富多彩一些。笔者所在的学校有一些教育活动是受到学生普遍欢迎的。例如“校长直通车”，这是列入课程的本人与初中学生的对话活动。这种活动每个星期有一次，每次一两个小时。活动由学生代表主持，学生可以任意提出自己想提出的问题，本人现场作答并且互动交流。有的学生会问到“你怎样看待学生的早恋，你小的时候有没有早恋的经历?”。有的学生会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学生不应该打电子游戏机?如果允许，控制的时间是不是像父母说的一小时”?每次对话，只要校长有敏捷的思维，幽默的语言和接近学生的思想立场，总会得到学生的欢迎。很多班级的学生在繁重的学习活动中，都渴望这样的对话活动早日到来。由此可以看出，我们的教育是可以改善的，让学生喜欢的教育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我们用怎样的“儿童立场”去考虑问题，用什么样的价值观看待目前的教育。如果我们尽可能地多组织一些孩子们喜欢的教育活动，有可能在残酷的现实中间找到理想的落脚点。
第三，实施让教师留恋的管理。教师的岗位有的时候是有幸福感的，但很多时候是比较痛苦的。从目前调查的现实情况看，教师的工作负担和心理压力普遍比较重，甚至健康状况都不容乐观。他们的经济收入虽然比较稳定，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报酬的水平远远比不上公务员，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虽然各级人民政府也想方设法提高教师的待遇，但终因教师数量庞大，难以如愿解决问题。因此，有条件的学校要尽可能提高教师的报酬。要把积极为教师谋福利看成是校长的应尽职责，千万不能寻找各种理由为自己开脱。如果真的因为客观原因，教师是会理解的。让教师享受职业的尊严可能比经济待遇更为重要。首先，学校领导要最大限度地尊重教师，不能摆出领导的所谓架子。对于校长来讲，教师应该是上帝，而不是领导手中的工具。教师是上帝还是工具是不需要学校领导自己标榜的，都是在具体的问题处理中体现的。笔者所在的学校倡导教师的三种自由。一是言论自由。只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要不是故意的人身攻击，什么话都可以讲。二是学术自由。只要教育行为是积极的改 革与探索，可以不受所谓规范的限制。三是发展自由。教师可以选择自己的工作岗位，参与管理岗位的竞争，甚至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学校，只要按照聘用合同办事，调动工作不受学校领导的制约。学校在实施管理的过程中始终要坚持“教师立场”，也就是说任何时候都要站在教师的角度思考问题，即使是按照规范解聘教师，也要启动一定的程序，让教师明明白白。用文化来引领学校的发展，可能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境界。要在学校产生一种“可以随处闻到花的飘香，但就是找不到开花的树木”。对于教师来讲，一所理想的学校肯定是待遇丰厚，环境人文，有个人发展的支持系统。如果大多数教师愿意长期留在这里工作，并且在不同的岗位上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这样的学校还会没有希望吗？这样的管理境界，也应该是在实践中寻求与应然的结合点。
第四，发展让同行尊重的内涵。在这样一个功利与浮躁充斥校园的时代，要坚守教育的宁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是铜牌重要还是老百姓的口碑重要，这是永远没有定论的价值观的争论。学校不生存在真空之中，很多时候需要迎合某些方面的需求。但作为教育家式的校长，对学校的前途，发展的趋势要有一个比较恰当的定位。要尽可能避免一些劳民伤财、急功近利的事情，积极引导对于学校长远发展有好处的东西。例如，笔者今年在校内引领一种我们称之为“本真课堂”的研究。这种研究追求真实的课前准备，真实的课堂学习过程，真实的课堂评价与对问题的真实研究。这种研究让教师感觉到如清泉注入心田，有久违了的研究风气。我们把这种研究的所有实录经过适度编辑汇编出版。今年，笔者所在的学校教师个人专著有13本之多。可以想象，如果我们长期坚持对本真教育的追求，不断积淀学校的内涵，每年至少有8本以上的教师个人专著问世，这样的学校还会得不到同行的尊重吗?
第五，创造让领导信任的业绩。在我国这样一个行政体制特别强大的国度，很多校长埋怨学校没有自主权。这的确是一个需要有关方面认真研究的问题。中国长三角校长高峰论坛期间，有幸聆听来自英国伦敦的一位教育官员的报告。在他们那样一个所谓自由度很高的国家，同样存在“学校应该积极服从政府的旨意”的观点。有人提出校长的三重角色。第一是“枪手”。所谓枪手，就是按照别人的意图做事，特别是无条件地按照领导的意图做事。其实这是非常应该的事情。政府肯定有政府的考虑，社区也有社区的需求。我们学校是社会的一分子，它不可能摆脱特定环境的制约。从学校发展的积极角度看，我们应该把主动取得各级领导的支持看成是一种不可多得的资源。民办学校应该拥有相对多的自主权，但我们在实践中仍然坚定地认为，争取领导的支持可能是宝贵的财富。这是学校管理者有智慧的表现。第二，校长很多时候又是“猎手”。我国的教育有着中国的国情，校长不可能纯粹干教育教学的业务，很多时候需要用经营的头脑去干原本不很应该由校长干的事情。因此，要经营一所学校，校长的空间还是很大的。第三，校长其实真的还是一位“舵手”。只会按照上级的指示办事的校长，无疑不会得到教师的拥护。学校教育理念的确立，发展目标的制定，制度体系的建构，课程改革的实施，无一不要校长把握方向和发展力度。不管是“枪手”、“猎手”还是“舵手”，关键是要把事情做好，要做出卓越的成效。我们平常所说的“争先创优”可能就是争取领导信任的主要方面。其实，一所学校，家长满意了，学生喜欢了，教师留恋了，同行尊重了，领导还会不信任吗?
笔者是一位比较特殊的校长。这是因为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只有读过七年书。也由于曾经是“民办教师”，没有经过教师专业的培训。当副校长的时候，国家还没有校长培训的制度。几年前，笔者曾经在《中国教育报》发表过一篇题为“校长离教育家的路有多长?”的文稿，文中谈到了我国中小学校长成为教育家的路途是非常艰难的。当然，笔者从来没有想过要当当前有些机构炒作的教育家。但是，作为一个有36年教育生涯，有25年校长生涯的人来讲，不会没有对教育的理想追求，尽管这种追求有时候是痛苦的，或者是非常痛苦的。如果能够在现实和理想之间找到一个切入点，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就算圆了教育家之梦。
很多教育工作者并不缺乏对教育理想的理解，就是解脱不了诸多困扰因素的制约。很多有识之士在一项教育改革启动的初期，以满腔的热情，百倍的精力参与其中，但不少人最终还是成为现实的牺牲品。这些人不要说成为所谓的教育家，就连校长的岗位也难以保全。这就是我们这些校长面临的残酷现实。作为一个校长，笔者认为在五个方面是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并且尽可能地有所作为的。
第一，办让家长满意的学校。“家长满意”与“社会满意”不是同一个概念。比起“社会满意”来讲，“家长满意”可能狭隘一些。但这是教育的现实所在。笔者所在的学校，有一所是股份制民办学校。民办学校能否生存是每一个办学者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代表家庭利益的家长意志与代表民族利益的国家意志很多时候不是完全一致，甚至是有很大矛盾的。国家考虑的是整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因而需要以国家的名义推进课程改革，使得基础教育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人的终身负责。从人才的角度看，国家的栋梁之才在整个人群的比例中也是基本稳定的。以国家的名义并不需要所谓的高分，而需要人的全面素养和真正的竞争力。但对于一个家庭来讲，需要考虑的主要不是整个民族，而是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战胜同伴或可能的竞争者，使得自己处于人群中的优势地位，从而取得优先发展权。我们没有理由批评家庭意志的狭隘，只不过是各人站的角度不同而已。因而，在这样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环境中，要想摆脱考试分数的束缚是完全不可能的。一所民办学校生存的第一要素可能就是要有成就学生考分的能力。但光有这一点也是不行的。一个有远见的教育人士，绝对不会把目光定在眼前的现实功利上。不要说教育家，就是一个有些追求的校长，他也应该具有“超前一步”的意识。即便从学校功利的角度看问题，如果同样能成就学生的考分，还能成就学生其他方面的学校会更加得到家长的青睐。再说，在教育问题上对家长的引领，除了一些稳定的教育制度自发起作用外，学校的引领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所有水平的学校，一位有教育家风范的教师或校长，对家长教育价值观的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如果我们这个社会造就了许多教育家式的人物，可能这个社会的教育理念也会随之而改变。反之，如果我们这个时代造就不了教育家式的人物，只会应对大多数家长现实的需求，那么，我们的教育真的存在严重的问题了。笔者所在的学校通过五年的努力，在成就学生的考分上保证了家长满意。在此基础上，我们明确提出把学生的行为规范和综合素养当作重要的目标来抓，得到了家长广泛的赞同。特别是对于学生一生产生影响力的生命教育，从学校的当前利益来讲没有什么积极意义，但家长非常支持学校的举措，因为他们懂得这样的教育会作用于人的一生。满足家长现实需要的同时，引领家长的教育价值观，这就是应然与实然的结合点。
第二，做让孩子喜欢的教育。在考试制度没有重大突破的前提下，学生的学业负担要有根本的改变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几年来，迫于社会对教育的严重呼吁，也迫于诸多媒体的广泛参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对减轻学生负担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但效果几乎是非常小的。原因的根子可能还是在考试制度上。在现行的考试方式中，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生产力的时代似乎没有到来。无论到哪所学校调查研究，考试成绩好的地方无非有这样一些原因：生源好，决定了学生成绩的起点高；教师群体水平高，决定了教学起点高；抓得紧，让学生的考分接近了分数的极限。两所同样水平的学校，事实上抓得比较紧的学校考试成绩会好得多。再说，现在被有关方面抬举的典型，可能大多不是高质量“轻负担”的学校。南京高考之痛之后，教育界出现了混乱局面，有些教师和校长甚至用极端的语言表达内心的痛苦：“辛辛苦苦几十年，一下回到解放前。”现在校长和教师无形中达成一个共识：千松万松，考试成绩不能松。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中要想有比较理想的教育，要有学生非常喜欢的教育，事实上是不大可能的。但也不是一筹莫展，我们可以在课程等诸多方面把教育活动搞得丰富多彩一些。笔者所在的学校有一些教育活动是受到学生普遍欢迎的。例如“校长直通车”，这是列入课程的本人与初中学生的对话活动。这种活动每个星期有一次，每次一两个小时。活动由学生代表主持，学生可以任意提出自己想提出的问题，本人现场作答并且互动交流。有的学生会问到“你怎样看待学生的早恋，你小的时候有没有早恋的经历?”。有的学生会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学生不应该打电子游戏机?如果允许，控制的时间是不是像父母说的一小时”?每次对话，只要校长有敏捷的思维，幽默的语言和接近学生的思想立场，总会得到学生的欢迎。很多班级的学生在繁重的学习活动中，都渴望这样的对话活动早日到来。由此可以看出，我们的教育是可以改善的，让学生喜欢的教育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我们用怎样的“儿童立场”去考虑问题，用什么样的价值观看待目前的教育。如果我们尽可能地多组织一些孩子们喜欢的教育活动，有可能在残酷的现实中间找到理想的落脚点。
第三，实施让教师留恋的管理。教师的岗位有的时候是有幸福感的，但很多时候是比较痛苦的。从目前调查的现实情况看，教师的工作负担和心理压力普遍比较重，甚至健康状况都不容乐观。他们的经济收入虽然比较稳定，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报酬的水平远远比不上公务员，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虽然各级人民政府也想方设法提高教师的待遇，但终因教师数量庞大，难以如愿解决问题。因此，有条件的学校要尽可能提高教师的报酬。要把积极为教师谋福利看成是校长的应尽职责，千万不能寻找各种理由为自己开脱。如果真的因为客观原因，教师是会理解的。让教师享受职业的尊严可能比经济待遇更为重要。首先，学校领导要最大限度地尊重教师，不能摆出领导的所谓架子。对于校长来讲，教师应该是上帝，而不是领导手中的工具。教师是上帝还是工具是不需要学校领导自己标榜的，都是在具体的问题处理中体现的。笔者所在的学校倡导教师的三种自由。一是言论自由。只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要不是故意的人身攻击，什么话都可以讲。二是学术自由。只要教育行为是积极的改 革与探索，可以不受所谓规范的限制。三是发展自由。教师可以选择自己的工作岗位，参与管理岗位的竞争，甚至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学校，只要按照聘用合同办事，调动工作不受学校领导的制约。学校在实施管理的过程中始终要坚持“教师立场”，也就是说任何时候都要站在教师的角度思考问题，即使是按照规范解聘教师，也要启动一定的程序，让教师明明白白。用文化来引领学校的发展，可能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境界。要在学校产生一种“可以随处闻到花的飘香，但就是找不到开花的树木”。对于教师来讲，一所理想的学校肯定是待遇丰厚，环境人文，有个人发展的支持系统。如果大多数教师愿意长期留在这里工作，并且在不同的岗位上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这样的学校还会没有希望吗？这样的管理境界，也应该是在实践中寻求与应然的结合点。
第四，发展让同行尊重的内涵。在这样一个功利与浮躁充斥校园的时代，要坚守教育的宁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是铜牌重要还是老百姓的口碑重要，这是永远没有定论的价值观的争论。学校不生存在真空之中，很多时候需要迎合某些方面的需求。但作为教育家式的校长，对学校的前途，发展的趋势要有一个比较恰当的定位。要尽可能避免一些劳民伤财、急功近利的事情，积极引导对于学校长远发展有好处的东西。例如，笔者今年在校内引领一种我们称之为“本真课堂”的研究。这种研究追求真实的课前准备，真实的课堂学习过程，真实的课堂评价与对问题的真实研究。这种研究让教师感觉到如清泉注入心田，有久违了的研究风气。我们把这种研究的所有实录经过适度编辑汇编出版。今年，笔者所在的学校教师个人专著有13本之多。可以想象，如果我们长期坚持对本真教育的追求，不断积淀学校的内涵，每年至少有8本以上的教师个人专著问世，这样的学校还会得不到同行的尊重吗?
第五，创造让领导信任的业绩。在我国这样一个行政体制特别强大的国度，很多校长埋怨学校没有自主权。这的确是一个需要有关方面认真研究的问题。中国长三角校长高峰论坛期间，有幸聆听来自英国伦敦的一位教育官员的报告。在他们那样一个所谓自由度很高的国家，同样存在“学校应该积极服从政府的旨意”的观点。有人提出校长的三重角色。第一是“枪手”。所谓枪手，就是按照别人的意图做事，特别是无条件地按照领导的意图做事。其实这是非常应该的事情。政府肯定有政府的考虑，社区也有社区的需求。我们学校是社会的一分子，它不可能摆脱特定环境的制约。从学校发展的积极角度看，我们应该把主动取得各级领导的支持看成是一种不可多得的资源。民办学校应该拥有相对多的自主权，但我们在实践中仍然坚定地认为，争取领导的支持可能是宝贵的财富。这是学校管理者有智慧的表现。第二，校长很多时候又是“猎手”。我国的教育有着中国的国情，校长不可能纯粹干教育教学的业务，很多时候需要用经营的头脑去干原本不很应该由校长干的事情。因此，要经营一所学校，校长的空间还是很大的。第三，校长其实真的还是一位“舵手”。只会按照上级的指示办事的校长，无疑不会得到教师的拥护。学校教育理念的确立，发展目标的制定，制度体系的建构，课程改革的实施，无一不要校长把握方向和发展力度。不管是“枪手”、“猎手”还是“舵手”，关键是要把事情做好，要做出卓越的成效。我们平常所说的“争先创优”可能就是争取领导信任的主要方面。其实，一所学校，家长满意了，学生喜欢了，教师留恋了，同行尊重了，领导还会不信任吗?
笔者是一位比较特殊的校长。这是因为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只有读过七年书。也由于曾经是“民办教师”，没有经过教师专业的培训。当副校长的时候，国家还没有校长培训的制度。几年前，笔者曾经在《中国教育报》发表过一篇题为“校长离教育家的路有多长?”的文稿，文中谈到了我国中小学校长成为教育家的路途是非常艰难的。当然，笔者从来没有想过要当当前有些机构炒作的教育家。但是，作为一个有36年教育生涯，有25年校长生涯的人来讲，不会没有对教育的理想追求，尽管这种追求有时候是痛苦的，或者是非常痛苦的。如果能够在现实和理想之间找到一个切入点，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就算圆了教育家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