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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凸显出环境伦理的重要性，而环境伦理哲学基础面临的困境阻碍着环境伦理的完善，“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困境;人类作为价值主体的膨胀;理性崇拜与理性的非理性化是环境伦理哲学基础出现问题中主要的三个方面。
关键词：环境伦理 哲学 科学技术
环境伦理学一直是学术界炙手可热的研究点，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环境伦理的哲学基础存在诸多理论困境，主客二分的认识论，传统的关于价值主体的理论，机械论的思维方式以及对科技理性的盲目崇拜都伴随着人类文明进程而显现出理论的困境。结合当代社会发展的特点，对环境伦理的哲学基础进行反思和批判，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环境伦理学建构与完善的诉求，对确保社会—经济—自然持久而和谐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困境
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主要认识方式，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是科学知识产生的重要基础，它亦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在人类社会文明进程中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但主客二分作为人处理与人与自然的标准范式，忽视了自然的整体性及其价值，二元分裂的认识论导致人类巩固自身“中心地位”的做法是对自然的征服与盲目使用。
（一）“主客二分”：哲学世界的中轴
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使人与世界对立起来，相互联系的作为整体的世界被一分为二，人与世界关系紧张，与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是有必然联系的;人类毫无节制肆意地破坏掠夺自然与主客二分的对象性思维方式紧密相关。主客二分的对象性思维方式一直贯穿着西方文化，从希腊三贤里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文艺复兴之后的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等，作为西方哲学中轴的主客二分思维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极大地促进科技的进步，增强了人对自然的征服力，推进了历史的巨大进程。人的肉体和非人的物质包括自然在内相对于这个能够“思”的我的理性都成为了客体对象，从我思出发，任何世界都一分为二，人和自然的关系从此对立起来。[11]
（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标准范式
“主体—客体”的思维方式是人类考虑与自然关系，处理与自然的关系的标准范式。人类青睐选择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有其历史必然性，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作为人们把握世界的主要方式，是科学知识产生与发展的前提与基础。虽然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促进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提升了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力量，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彰显了人类的价值与尊严;但在此标准思维范式的影响下，人类忽视了大自然的价值与尊严，造成了人类对大自然带有极大优越感的盲目征服与掠。事实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征服或者服从的关系，人类在实践中实现自身的价值与大自然展现其规律应该是能够有机统一的 ，对大自然不合理的侵略与对资源的盲目的消耗，实际上是通过对人类自身意志的掌控来达到的，与主体相剥离的科学技术对自然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二、人类作为价值主体的膨胀
自然价值的人类主体性与属人性决定人类必须承认自然的价值，认识到呵护自然是作为价值主体实践的必须。对价值属人性与主体性的任意发挥是导致人与自然矛盾加剧的重要原因。
（一）人类价值主体性的肆意发挥
一般的哲学上认同价值是属于一种主客体之间的满足于被满足的关系，即价值是相对人来衡量的，是以人作为主体的，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有了人，才产生“价值” 这个问题。[9]这样传统的暧昧不清的关于价值的观点，容易导致人类的盲目自大，进而对大自然肆意妄为。传统的价值主体性观点认为，价值是人类赋予大自然的，人类作为价值主体，他的需要是否得到满足，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是判断某事物是否具有价值的内在尺度。然而，在人类出现之前，自然就早已存在，自然具有一定的客观意义。人类赋予大自然的是相对于人类的价值，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大自然本身的意义。作为赋予客体以相对于人类的“价值”的缘起者，人类的需求受到客观实在的制约，人的实践活动是建立在客体自身存在的天然属性上，这个就是大自然的内在价值。换句话说，对于人类来说的价值虽然来自于人类的主动性，却并非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上的，也不能肆意运用人类的意志妄图驾驭大自然。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在自然界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和灵活性，人类利用自然的能力越强，这种受动性就越明显和广泛，主动性与受动性是同步增长的。
（二）狭隘的人类主体利益
价值主体性原则下的人类中心主义视野中强调的人类主体性是片面而狭隘的。[11]科学技术是每一代人智慧的结晶，是人类千百年来的智慧的共同积累，这种特性决定了科技价值的广泛性以及人类不可忽视代际伦理。科技必然要以整个人类以及社会的利益，和促进人与生态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为目的，每一代人都有责任在自由地运用科学技术的同时，保护环境使之不受掠夺和污染;只顾及眼前狭小利益，本着直线式的无限进步理念，将任意损害公共福利，浪费自然资源的恶果推延给下一代人，这是威胁后人的生存环境，侵犯他人权益的不道德的行径，也是主体性原则膨胀的人类中心主义里对“人类的利益”的狭隘理解和片面取义。在社会实践方面，主体性的膨胀强调的以全人类的利益作为出发点与归宿，这里的“全人类”是一种虚幻的臆想，在现实中，维护“共同体”的利益只是乌托邦的幻想。全球性的环境保护行动最后演变成各个国家、地区利益集团出于自身利益需求而进行的“在一个地球上维护两个或多个世界”的环保行动。
三、理性崇拜与理性的非理性化
启蒙运动时期，理性作为一把利剑，赶走了中世纪的宗教与上帝，将人们从封建势力的钳制下解救出来，是西方乃至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武器。但是，近代的理性主义却将自身确立为上帝，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人类唯科学理性、工具理性、技术理性马首是瞻。随着最能够体现人类理性的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理性便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作为价值规范向技术、工具理性过渡，这一理性伴随着人类征服大自然的能力飞速提高而得到了极度的强化。以数学为基础的工具理性具有定量计算的特点，追求精确的数量化和标准化的结果，它注重在科学条件的基础上，对手段与目的通过测算达到最佳的控制效果，科学技术的实效性前所未有地体现出来，技术领域与项目的物质性价值的体现为人类社会带来了空前的物质繁荣。理性与非理性仅一步之遥，科学技术万能论、科技决定论体现出了科技逐渐陷入单向度的状态。对科学技术的盲目崇拜，将科学技术绝对化，是科学理性的非理性化。科技替代中世纪的上帝成为新的权威，科技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评价文化、国家制度等至上的裁判。科技理性主義正是在科技为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人们对科技的狂热愈演愈烈的背景下新兴的理性主义思潮。科技理性主义坚信，人类完全能够通过科学理性认识世界的全貌，通过科学的运用成为主宰世界的上帝，克服一切局限性，使“资源永不枯竭”。人们不仅坚信科学技术应当成为评判一切的标准，还确信科学技术是万能的，把科学技术的工具性神圣化。科学技术横扫了封建迷信的神话，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它披着“合理化”的华服，带领人类走向丧失自由、人性和真正理性的现代化进程。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大自然被当成了“能量供给者”，被科学技术构造成了标准化的“这样”，和定量化的“那样”，人们对自然片面的理解使自然沦为人的工具，人们可以对工具任意妄为。
参考文献
[1]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5～11.
[2]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3]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 卢风、刘湘溶.现代发展观与环境伦理[M].河北：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
[11] 孙道进.环境伦理学的哲学困境—一个反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关键词：环境伦理 哲学 科学技术
环境伦理学一直是学术界炙手可热的研究点，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环境伦理的哲学基础存在诸多理论困境，主客二分的认识论，传统的关于价值主体的理论，机械论的思维方式以及对科技理性的盲目崇拜都伴随着人类文明进程而显现出理论的困境。结合当代社会发展的特点，对环境伦理的哲学基础进行反思和批判，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环境伦理学建构与完善的诉求，对确保社会—经济—自然持久而和谐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困境
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主要认识方式，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是科学知识产生的重要基础，它亦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在人类社会文明进程中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但主客二分作为人处理与人与自然的标准范式，忽视了自然的整体性及其价值，二元分裂的认识论导致人类巩固自身“中心地位”的做法是对自然的征服与盲目使用。
（一）“主客二分”：哲学世界的中轴
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使人与世界对立起来，相互联系的作为整体的世界被一分为二，人与世界关系紧张，与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是有必然联系的;人类毫无节制肆意地破坏掠夺自然与主客二分的对象性思维方式紧密相关。主客二分的对象性思维方式一直贯穿着西方文化，从希腊三贤里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文艺复兴之后的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等，作为西方哲学中轴的主客二分思维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极大地促进科技的进步，增强了人对自然的征服力，推进了历史的巨大进程。人的肉体和非人的物质包括自然在内相对于这个能够“思”的我的理性都成为了客体对象，从我思出发，任何世界都一分为二，人和自然的关系从此对立起来。[11]
（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标准范式
“主体—客体”的思维方式是人类考虑与自然关系，处理与自然的关系的标准范式。人类青睐选择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有其历史必然性，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作为人们把握世界的主要方式，是科学知识产生与发展的前提与基础。虽然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促进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提升了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力量，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彰显了人类的价值与尊严;但在此标准思维范式的影响下，人类忽视了大自然的价值与尊严，造成了人类对大自然带有极大优越感的盲目征服与掠。事实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征服或者服从的关系，人类在实践中实现自身的价值与大自然展现其规律应该是能够有机统一的 ，对大自然不合理的侵略与对资源的盲目的消耗，实际上是通过对人类自身意志的掌控来达到的，与主体相剥离的科学技术对自然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二、人类作为价值主体的膨胀
自然价值的人类主体性与属人性决定人类必须承认自然的价值，认识到呵护自然是作为价值主体实践的必须。对价值属人性与主体性的任意发挥是导致人与自然矛盾加剧的重要原因。
（一）人类价值主体性的肆意发挥
一般的哲学上认同价值是属于一种主客体之间的满足于被满足的关系，即价值是相对人来衡量的，是以人作为主体的，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有了人，才产生“价值” 这个问题。[9]这样传统的暧昧不清的关于价值的观点，容易导致人类的盲目自大，进而对大自然肆意妄为。传统的价值主体性观点认为，价值是人类赋予大自然的，人类作为价值主体，他的需要是否得到满足，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是判断某事物是否具有价值的内在尺度。然而，在人类出现之前，自然就早已存在，自然具有一定的客观意义。人类赋予大自然的是相对于人类的价值，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大自然本身的意义。作为赋予客体以相对于人类的“价值”的缘起者，人类的需求受到客观实在的制约，人的实践活动是建立在客体自身存在的天然属性上，这个就是大自然的内在价值。换句话说，对于人类来说的价值虽然来自于人类的主动性，却并非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上的，也不能肆意运用人类的意志妄图驾驭大自然。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在自然界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和灵活性，人类利用自然的能力越强，这种受动性就越明显和广泛，主动性与受动性是同步增长的。
（二）狭隘的人类主体利益
价值主体性原则下的人类中心主义视野中强调的人类主体性是片面而狭隘的。[11]科学技术是每一代人智慧的结晶，是人类千百年来的智慧的共同积累，这种特性决定了科技价值的广泛性以及人类不可忽视代际伦理。科技必然要以整个人类以及社会的利益，和促进人与生态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为目的，每一代人都有责任在自由地运用科学技术的同时，保护环境使之不受掠夺和污染;只顾及眼前狭小利益，本着直线式的无限进步理念，将任意损害公共福利，浪费自然资源的恶果推延给下一代人，这是威胁后人的生存环境，侵犯他人权益的不道德的行径，也是主体性原则膨胀的人类中心主义里对“人类的利益”的狭隘理解和片面取义。在社会实践方面，主体性的膨胀强调的以全人类的利益作为出发点与归宿，这里的“全人类”是一种虚幻的臆想，在现实中，维护“共同体”的利益只是乌托邦的幻想。全球性的环境保护行动最后演变成各个国家、地区利益集团出于自身利益需求而进行的“在一个地球上维护两个或多个世界”的环保行动。
三、理性崇拜与理性的非理性化
启蒙运动时期，理性作为一把利剑，赶走了中世纪的宗教与上帝，将人们从封建势力的钳制下解救出来，是西方乃至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武器。但是，近代的理性主义却将自身确立为上帝，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人类唯科学理性、工具理性、技术理性马首是瞻。随着最能够体现人类理性的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理性便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作为价值规范向技术、工具理性过渡，这一理性伴随着人类征服大自然的能力飞速提高而得到了极度的强化。以数学为基础的工具理性具有定量计算的特点，追求精确的数量化和标准化的结果，它注重在科学条件的基础上，对手段与目的通过测算达到最佳的控制效果，科学技术的实效性前所未有地体现出来，技术领域与项目的物质性价值的体现为人类社会带来了空前的物质繁荣。理性与非理性仅一步之遥，科学技术万能论、科技决定论体现出了科技逐渐陷入单向度的状态。对科学技术的盲目崇拜，将科学技术绝对化，是科学理性的非理性化。科技替代中世纪的上帝成为新的权威，科技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评价文化、国家制度等至上的裁判。科技理性主義正是在科技为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人们对科技的狂热愈演愈烈的背景下新兴的理性主义思潮。科技理性主义坚信，人类完全能够通过科学理性认识世界的全貌，通过科学的运用成为主宰世界的上帝，克服一切局限性，使“资源永不枯竭”。人们不仅坚信科学技术应当成为评判一切的标准，还确信科学技术是万能的，把科学技术的工具性神圣化。科学技术横扫了封建迷信的神话，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它披着“合理化”的华服，带领人类走向丧失自由、人性和真正理性的现代化进程。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大自然被当成了“能量供给者”，被科学技术构造成了标准化的“这样”，和定量化的“那样”，人们对自然片面的理解使自然沦为人的工具，人们可以对工具任意妄为。
参考文献
[1]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5～11.
[2]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3]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 卢风、刘湘溶.现代发展观与环境伦理[M].河北：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
[11] 孙道进.环境伦理学的哲学困境—一个反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