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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酌》确应为《大武》的一章，且为第五章，但《序》言“告成《大武》也”，不确。而“养天下”应理解为“守天下”，诗中也确有“能酌先王之道”，“先王之道”即为文王的封分制！
关键词： 酌 大武 考据
0 引言
《诗经》大约辑成于西周中期，据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考证其篇目成诗于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其中颂部分成诗最早，主要为周初之作，至今已3000多年。从现存最早的诗经注释汉初人毛苌所作的《序》到今天已过了大约2000年。从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算起，2000年来，作为儒家经典的《诗经》，历代封建王朝都将其用作教化的工具，而历代学者又不断考证，这之间可能被篡改了多少，后人恐怕已经无从知晓（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与《王莽改制考》便是例子）。另外，即便撇开成诗后的问题不说，作者写作诗歌时的立场、态度、反映事件的超然程度、准确程度等等都很难考证。所以这么多年来，研究者越多，得出的结论就越多。
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收录的李廷光对颂的解释：“颂多空洞、抽象的说教，缺乏形象性和韵律美，也极少运用比、兴手法。其中周颂时代较早，语言典雅庄重而欠活泼，叶韵也不甚规则。”胡念贻的《先秦文学论集》也有类似的评述“诗里面有一些空洞的歌颂语句。生活的具体内容有时较少，形式方面也有一些凝滞之处。”就本诗而言大约也的确如此。但本文不讨论本诗的艺术问题，只考据一些事实问题。
1 关于诗本意的分歧
酌（周颂）
於鑠王师，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师。
由于存在较大争论，具体文字的解释多种多样，下面按《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研室编，中华书局，1957年；《毛诗说》，曾运乾著，岳麓书社，1990年；《诗经译注》，北京市中国书店版，1982年，据广益书局，1934年，《国语注解诗》经影印，江荫香注解；《诗经直解》，陈子展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诗经全译全评》李家声译评，华文出版社，2002年；《诗经新注全译》（增订本），唐莫尧译注，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1998年；《诗经今注》，高亨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分别标为［北注］、［曾注］、［江注］、［陈注］、［李注］、［唐注］、［高注］。
於铄王师：“於，音‘与’，感叹词，有赞美之意；铄，盛大。”［北注］於，呜，叹息声。铄通灼，辉煌。［高注］毛亨：“铄，美。”孔颖达：“於乎美哉，武王之用师也。”［李注］於，叹词。铄，（音朔）光辉。通烁。《尔雅·释诂》：“美也”。指光美。［唐注］。曾、江、陈注与此类似，译作：“啊！盛大的王的军队。”
尊养时晦：遵，顺着；养，取；时，同“是”，犹言“此”；晦，昏昧之人，指纣王。［北注］《左传·宣公十二年》：“兼弱功昧，武之善经也。《汋》曰‘於铄王师，尊养时晦’耆昧也。”是“养晦”即“耆昧”也，“耆昧”即“攻昧”也，“攻昧”即攻取时昧。与毛义正合。今按“养”，食之取也，引申为取国。［曾注］遵是依着，养是守着，晦是不光明，是说不得意的时候。译作：“他能够依照时候，斟酌尽善，在不利的时候，他便守着不动。”［江注］遵，屯聚。遵，借为僔。《说文》:“僔，聚也。”遵养，把兵屯聚起来以教养训练。时晦，时代黑暗，指殷纣王统制末年，此句指王师屯聚不动而养之，由于那个时代是黑暗的。［高注］毛亨：“遵，率，养，取。晦，昧也。”孔颖达：“率此师以取是暗昧之君，谓诛纣以定天下。”［李注］守时养晦。遵，循。养，守。时，时宜。晦，黑暗。《诗集传》：“言其初有於铄之师而不用，退自循养与时皆晦。”袁《释注》：“隐居以待时，谓之养晦；守拙谓之养拙。……此句承上文，意谓：﹙武王有劲旅而不盲动﹚遵循和酌量时宜，在昏暗不利的情况下能安守以待时机成熟。”一说率王师以攻取晦昧。《传》：“遵，率。养取。晦，昧。”晦昧，黑暗。指殷纣。［唐注］
时纯熙矣：纯，大；熙，光明。马瑞辰说：‘“纯熙”谓大光明也。武王既攻取晦昧，於是遂大光明。’按，此指天下澄平。［北注］马瑞辰：“按纯熙，琗谓大光明。……《尔雅·释诂》：介，善也。大介即大善。大善犹大祥也。故下即以我龙受之，正谓受此大善耳。［李注］时已大光明。时，形势。纯，大。熙，明。矣，助词。《诗集传》：“既纯（大）光矣。”袁《释注》；“时势已大为光明，大为有利。”［唐注］高注无异言，陈、江注亦与此相类，只是前面“尊养时晦”相异，故译为白话时意不同，为“到了很便利很光明的时候，他便趁着机会，大大发扬他的兵威。”
是用大介：“大介”即“大善”，犹言“大详”（用马瑞辰说）。此句言天下因此大祥。”［北注］陈译作：“所以是太好的赐予”，意相近。“介，是说穿盔甲的人，便是说用兵。”［江注］介，疑，借为捷，胜也。大捷，指大败殷纣王。一说：介，善也，吉也。大介即大吉，指取得巨大胜利。［高注］于是用大兵。是，于是。介，甲。指甲兵。《诗集传》：“然后戎衣而天下大定。”（“大歼殷商而天下大定”。）［唐注］
我龙受之：“龙”是“宠”的假借字，此言武王得天下宠，而享有天下（用郑玄说）［北注］江、陈注与此相似。《传》：“龙，和也”。兼而有之也。龙，和同位相转之声。按：龙为龛之假借字。《方言》六“鋡，龛，受也。”“我龙受之”与《赉》“我应受之”句法相同。［曾注］我，武王大自称。龙，借为宠，荣也。受之指承受殷朝的王业。［高注］陈奂：“《传》云：龙，和也。凡应天顺人谓之和，言我周协和伐商，遂受天命有天下。”［李注］我，武王自称。龙，光宠；荣幸。通宠。《笺》：“宠也”。受之，受领大军。之，代词。指大介。［唐注］
跷跷王之造：跷跷，武貌。造，作为解，犹今言成就。此言武王的成就是非常英武突出的。［北注］［江注］、［曾注］、［陈注］与此相似。但就“跷跷”修饰的主体是什么，江、陈有异。江译作“（武王）自有一种特别威武的样子。”陈译作“矫矫武士都投到王这里来。”跷跷，勇武貌。造，读为曹，众也。指士兵。［高注］毛亨：“蹻蹻，武貌。造，为也。”严粲：“于是蹻蹻然威武，以兴事造业。”［李注］蹻蹻，勇武貌。王，指文王。造，作为；成就。《尔雅》：“为也。”《统文》：“就也”。［唐注］
载用有嗣：指后世能继承武王的跷跷之业。欧阳修说：“谓后世能承其业，为有嗣矣。”［北注］［江注］、［陈注］、［曾注］、［唐注］无异。载，乃也。嗣，读为司。有司，文武官吏的通称。此句指武王任命王师的将官。［高注］严粲：“李氏曰：是用后嗣续而不绝。”［李注］
实维尔公允师：“实”同“寔”，即“是”，“实维”犹言“是维”，即今所谓“那只有”；尔公，犹言“尔先公”（用马瑞辰说），指武王；允，信，犹言“实在是”；师，师法，借鉴。此连上句如果后世子孙想继承武王的遗烈，那么你们先公——武王——实在是可以供后世取法，借鉴的。［北注］［江注］、［曾注］与此相似。尔，你。尔公，指周公召公。这是你王的事功，真是善于用兵。［陈注］允，当作充，形近而误，借为统。充，统古通用。《礼记·儒行》：“不充诎於富贵。”陈注：“充或为统。”便是例证。充借为统。统师，统领王师。武王代殷。统领周兵的将领是周公召公，周和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的联军统帅当时是吕望（姜太公）。［高注］严粲：“李氏曰：其所以传嗣而不绝者，盖能合天下之公，而信于众也。……实尤尔王之至公，足以兴于众也。”朱熹：“允，信也。”［李注］只有效法你的事业。实，助词。维，只。尔，指文王。公，事。允，助词。师，效法。《诗集传》：“亦继武王之事是师尔。”［唐注］
2 关于《序》的分歧
2.1《酌》是不是《大武》中的一篇。
《序》云：“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王之道以养天下。”
《序》成于汉初，起初是为了传授《诗经》而作，是现存最早的注释《诗经》的资料。在宋以前，几乎没有人怀疑《序》的真实性。从苏辙开始，学者们对《序》的真实性产生很大争论，以致对《诗经》各篇的注释往往也分为依《序》的注释和不依《序》的注释。而在许多怀疑者的眼里，序的一切内容都应该推倒重来。而本篇在《诗经》中并没有明确被指明就是《大武》的一篇，更没有指明是第几篇，甚至诗经本身就没有说《大武》有几篇，或哪几篇。
所以学术界不少学者认为说《酌》确是《大武》的一篇缺乏依据。但也有部分学者如金启华、李家声、唐莫尧、高亨、聂石樵等都支持《酌》确是《大武》的一篇这一观点。
据《礼记·乐记》和《左传·宣公十二年》。《礼记·乐记》云：“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志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而复缀，以崇天子。”《左传·宣公十二年》云：“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礼记·乐记》说《武》“六成”，《左传·宣公十二年》说《武》“六出”。所以《武》应该有六章，而不是三章，并根据《礼记·乐记》：“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与《序》：“告成《大武》也”，认为《酌》是其中第五篇。
由于左丘明是与孔子同一时代的鲁国人，史载与孔子私交甚好。故《左传》的可信度在时间的这一纬度上无疑是最高的。《礼记·乐记》与《序》都成于汉初，故可信度次于《左传》，但虽然《左传》的可信度高，但它说有六篇却只记述了其中的三篇，其他三篇没有记载；而就时间来看，既然《序》可以怀疑，那么《礼记·乐记》同样可以怀疑。而最关键的是这两个记载事实上是矛盾的。
根据《序》：“告成《大武》也”，《酌》应为最后一章即第六章。但《礼记·乐记》：“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那么《酌》就应为第五章。
陈奂有一个很牵强的解释，其在《诗毛氏传疏》中说：“《维天之命》礼成，告文王。此乐成，告武王。乐莫大于《大武》，故云告成《大武》也”。但如果果如其言，那是不是意味《大武》的六篇在毛苌作序时都可以加上“告成《大武》也”呢？
而如果《酌》确是《大武》的一篇的话，按可信度首先采信《左传》，而《左传》对其第六出已做了规定，并不是《酌》，所以《序》的“告成《大武》也”不可信。但《礼记·乐记》“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并不矛盾。
2.2诗中有无酌意
诗是谁所作，或者说诗中的“我”是谁？诗中有没有“能酌先王之道以养天下”的意思。如果有，“先王之道”又为何道？
郑玄的《笺》说：“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归政成王，乃后祭于庙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其意是周公还政于成王，作本篇（乐歌），因其刚作成，祭于太庙而奏此乐。李家声（《诗经全译全评》）据此认为“西周盛世成王继承功业，他牢记武王创业的作为，并决心师法武王事功。以巩固和发展周朝的功业。诗简明意深颂美之中有言志之辞，足可见成王谦敬与奋励的态度和精神。”诸多的研究者中王安石和朱熹也支持这一观点。
但《毛序》则说本篇是《大武》系章始成告于庙用的乐歌。撰诗意及此诗的历史背景，应为武王伐商前告于宗庙用的乐歌。故高亨（《诗经今注》），唐莫尧（《诗经新注全译》）都认为武王伐殷前祭祀的乐歌。
然而郑玄又迟于毛苌，而且《笺》所云与《史记》不合，《史记·周本记》云：“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居二年（即又过了两年，即文王受命第十一年，武王即位第四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东王子比干，田箕子，太师疵，少师疆，抱其乐器而奔周。”于是武王通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毕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而分周公左召公右也是在武王之时，故几乎可以肯定“我”是武王而不是成王。
而本篇为什么篇名叫“酌”?《诗集传》说：“‘酌’，即‘勺’也。《内则》‘十三舞勺’，即以诗为节而舞也。”朱熹在《辩说》中有：“诗中无酌字，未见酌先祖之道以养天下之意。”王质《诗总闻》也说：“寻诗无酌字。亦无酌意。恐酌是灼字……《说文》：‘铄，销也’；‘灼，炙也。’皆是火意。”《毛诗序》云：“能酌先祖之道，不确”。
《内则》的一条恐怕无从考起，而聂石樵（《先秦两汉文学史稿·先秦卷》）总结朱熹王质的观点认为“酌字本为‘灼’，当为‘酌’字之误。灼即於铄王师之铄，皆火意。”
但猜测原作笔误似乎缺乏说服力，陈奂《诗毛氏传疏》有“至蔡邕《独断》，应劭《风俗通》皆言酌先王之道，知序意之来古矣。”故陈子展据此在其《诗经直解》提出正相反观点，“此亦不知序说有本，最初序今古同说也。彼不解诗言尊养时晦，不解序言养天下，而若遽推言养先祖，斯大谬也。”
如果“序意之来古矣”确切的话，“言能酌先王之道以养天下”也必然就确切了。那么“先王之道”为何道，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研室、曾运乾、江荫香在注释时都将“能酌先王之道”放在“实维尔公允师”上，而陈子展遵旧说，将“公”释作“事”，“师”释作“军队”。并认为“能酌先王之道”不是在这里，而引陈奂言释“能酌先王之道”，“——而篇名《酌》者，言酌时之宜，所谓汤代桀，武王代纣，时也。曰酌先祖之道，先祖谓文王。文王之道，三分有二而不取；武王酌其时，八百会同则取之。《孟子》曰：取之而万民不悦则勿取，文王是也。取之而万民悦则取之，武王是也。《序》以《大武》之取天下为能酌文王道，即此意也。称先祖者，据成王作颂时言尔。”从这里不难看出，陈是将“能酌先王之道”放在“时纯熙矣，是用大介”上。
但这几种解释显得都不是很合理，在“养天下”的“养”注释上，前人走入了一个误区，就是一直都将其解释为攻取。但江荫香解释“尊养时晦”是“遵是依着，养是守着”，那么“养天下”不一定就必须是攻取天下，而再成即灭商，四成已经南国是疆了，作为第五出的《酌》更应该是守天下，更何况无论是顺应天时、相机而动还是“实维尔公允师”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道，所以更不会是先王之道。
那么先王之道究竟是什么呢？应该从“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来看。从柳宗元的《封建论》来看“文王”治国最大的道就是分而治之，而本篇所述“武王”封分周公、召公以助其治国，这才是“先王之道”。
3 结论
从以上论述结合所引的注释不难看出，本诗考据的主要分歧在于诗中有无“能酌先王之道以养天下”的意思，但即便是确信认为诗中确有“能酌先王之道以养天下”的注释者，在此具体体现在哪一句上也有分歧。但同时，在个别字句的解释上，认为诗中有“能酌先王之道”和认为诗中没有“能酌先王之道”的意思研究者也有相同之处。以聂石樵为例，其在注释“时纯熙矣，是用大介”上与江、陈同，但其与江都不同于陈，将此引申到“先王之道”的高度上，而只释为“相机而动”。陈以为“相机而动”就是先王之道。在“载用有嗣，实维尔公允师。”的解释上，聂遵高亨说，即，“任用将帅，统兵的人是你们二公。”认为“嗣”作“司”解，“有司”即文武官吏。“尔公”指“周公、召公”，“允”当作“充”，形近而误，充借作统，统师，谓统帅王师。意思是当时伐纣的总指挥是吕望，而士兵分为两队，分别由周公、召公统领，周公、召公因有战功，又是武王的亲族，便令其分陕而治。其依据是前文所述《礼记·乐记》：“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此自不同于陈，与北、江、曾所注相差更大。
所以，《酌》确应为《大武》的一章，且为第五章，但《序》言“告成《大武》也”，不确。而“养天下”应理解为“守天下”，诗中也确有“能酌先王之道”，“先王之道”即为文王的封分制！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研室.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M］.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
［2］高亨.诗经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3］江荫香.诗经译注［M］.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2年.据广益书局.国语注解诗［M］.经影印，1934年.
［4］陈子展.诗经直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
［5］金启华.诗经全译［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
［6］曾运乾.毛诗说［M］.长沙：岳麓书社，1990年.
［7］唐莫尧.诗经新注全译［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1998年.
［8］李家声.诗经全译全评［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
［9］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10］周振甫.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11］聂石樵.先秦两汉文学史稿·先秦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12］左丘明.左传［M］.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
［13］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
［14］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15］胡乔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
［16］胡念贻.先秦文学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17］陈奂.诗毛氏传疏［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
关键词： 酌 大武 考据
0 引言
《诗经》大约辑成于西周中期，据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考证其篇目成诗于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其中颂部分成诗最早，主要为周初之作，至今已3000多年。从现存最早的诗经注释汉初人毛苌所作的《序》到今天已过了大约2000年。从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算起，2000年来，作为儒家经典的《诗经》，历代封建王朝都将其用作教化的工具，而历代学者又不断考证，这之间可能被篡改了多少，后人恐怕已经无从知晓（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与《王莽改制考》便是例子）。另外，即便撇开成诗后的问题不说，作者写作诗歌时的立场、态度、反映事件的超然程度、准确程度等等都很难考证。所以这么多年来，研究者越多，得出的结论就越多。
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收录的李廷光对颂的解释：“颂多空洞、抽象的说教，缺乏形象性和韵律美，也极少运用比、兴手法。其中周颂时代较早，语言典雅庄重而欠活泼，叶韵也不甚规则。”胡念贻的《先秦文学论集》也有类似的评述“诗里面有一些空洞的歌颂语句。生活的具体内容有时较少，形式方面也有一些凝滞之处。”就本诗而言大约也的确如此。但本文不讨论本诗的艺术问题，只考据一些事实问题。
1 关于诗本意的分歧
酌（周颂）
於鑠王师，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师。
由于存在较大争论，具体文字的解释多种多样，下面按《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研室编，中华书局，1957年；《毛诗说》，曾运乾著，岳麓书社，1990年；《诗经译注》，北京市中国书店版，1982年，据广益书局，1934年，《国语注解诗》经影印，江荫香注解；《诗经直解》，陈子展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诗经全译全评》李家声译评，华文出版社，2002年；《诗经新注全译》（增订本），唐莫尧译注，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1998年；《诗经今注》，高亨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分别标为［北注］、［曾注］、［江注］、［陈注］、［李注］、［唐注］、［高注］。
於铄王师：“於，音‘与’，感叹词，有赞美之意；铄，盛大。”［北注］於，呜，叹息声。铄通灼，辉煌。［高注］毛亨：“铄，美。”孔颖达：“於乎美哉，武王之用师也。”［李注］於，叹词。铄，（音朔）光辉。通烁。《尔雅·释诂》：“美也”。指光美。［唐注］。曾、江、陈注与此类似，译作：“啊！盛大的王的军队。”
尊养时晦：遵，顺着；养，取；时，同“是”，犹言“此”；晦，昏昧之人，指纣王。［北注］《左传·宣公十二年》：“兼弱功昧，武之善经也。《汋》曰‘於铄王师，尊养时晦’耆昧也。”是“养晦”即“耆昧”也，“耆昧”即“攻昧”也，“攻昧”即攻取时昧。与毛义正合。今按“养”，食之取也，引申为取国。［曾注］遵是依着，养是守着，晦是不光明，是说不得意的时候。译作：“他能够依照时候，斟酌尽善，在不利的时候，他便守着不动。”［江注］遵，屯聚。遵，借为僔。《说文》:“僔，聚也。”遵养，把兵屯聚起来以教养训练。时晦，时代黑暗，指殷纣王统制末年，此句指王师屯聚不动而养之，由于那个时代是黑暗的。［高注］毛亨：“遵，率，养，取。晦，昧也。”孔颖达：“率此师以取是暗昧之君，谓诛纣以定天下。”［李注］守时养晦。遵，循。养，守。时，时宜。晦，黑暗。《诗集传》：“言其初有於铄之师而不用，退自循养与时皆晦。”袁《释注》：“隐居以待时，谓之养晦；守拙谓之养拙。……此句承上文，意谓：﹙武王有劲旅而不盲动﹚遵循和酌量时宜，在昏暗不利的情况下能安守以待时机成熟。”一说率王师以攻取晦昧。《传》：“遵，率。养取。晦，昧。”晦昧，黑暗。指殷纣。［唐注］
时纯熙矣：纯，大；熙，光明。马瑞辰说：‘“纯熙”谓大光明也。武王既攻取晦昧，於是遂大光明。’按，此指天下澄平。［北注］马瑞辰：“按纯熙，琗谓大光明。……《尔雅·释诂》：介，善也。大介即大善。大善犹大祥也。故下即以我龙受之，正谓受此大善耳。［李注］时已大光明。时，形势。纯，大。熙，明。矣，助词。《诗集传》：“既纯（大）光矣。”袁《释注》；“时势已大为光明，大为有利。”［唐注］高注无异言，陈、江注亦与此相类，只是前面“尊养时晦”相异，故译为白话时意不同，为“到了很便利很光明的时候，他便趁着机会，大大发扬他的兵威。”
是用大介：“大介”即“大善”，犹言“大详”（用马瑞辰说）。此句言天下因此大祥。”［北注］陈译作：“所以是太好的赐予”，意相近。“介，是说穿盔甲的人，便是说用兵。”［江注］介，疑，借为捷，胜也。大捷，指大败殷纣王。一说：介，善也，吉也。大介即大吉，指取得巨大胜利。［高注］于是用大兵。是，于是。介，甲。指甲兵。《诗集传》：“然后戎衣而天下大定。”（“大歼殷商而天下大定”。）［唐注］
我龙受之：“龙”是“宠”的假借字，此言武王得天下宠，而享有天下（用郑玄说）［北注］江、陈注与此相似。《传》：“龙，和也”。兼而有之也。龙，和同位相转之声。按：龙为龛之假借字。《方言》六“鋡，龛，受也。”“我龙受之”与《赉》“我应受之”句法相同。［曾注］我，武王大自称。龙，借为宠，荣也。受之指承受殷朝的王业。［高注］陈奂：“《传》云：龙，和也。凡应天顺人谓之和，言我周协和伐商，遂受天命有天下。”［李注］我，武王自称。龙，光宠；荣幸。通宠。《笺》：“宠也”。受之，受领大军。之，代词。指大介。［唐注］
跷跷王之造：跷跷，武貌。造，作为解，犹今言成就。此言武王的成就是非常英武突出的。［北注］［江注］、［曾注］、［陈注］与此相似。但就“跷跷”修饰的主体是什么，江、陈有异。江译作“（武王）自有一种特别威武的样子。”陈译作“矫矫武士都投到王这里来。”跷跷，勇武貌。造，读为曹，众也。指士兵。［高注］毛亨：“蹻蹻，武貌。造，为也。”严粲：“于是蹻蹻然威武，以兴事造业。”［李注］蹻蹻，勇武貌。王，指文王。造，作为；成就。《尔雅》：“为也。”《统文》：“就也”。［唐注］
载用有嗣：指后世能继承武王的跷跷之业。欧阳修说：“谓后世能承其业，为有嗣矣。”［北注］［江注］、［陈注］、［曾注］、［唐注］无异。载，乃也。嗣，读为司。有司，文武官吏的通称。此句指武王任命王师的将官。［高注］严粲：“李氏曰：是用后嗣续而不绝。”［李注］
实维尔公允师：“实”同“寔”，即“是”，“实维”犹言“是维”，即今所谓“那只有”；尔公，犹言“尔先公”（用马瑞辰说），指武王；允，信，犹言“实在是”；师，师法，借鉴。此连上句如果后世子孙想继承武王的遗烈，那么你们先公——武王——实在是可以供后世取法，借鉴的。［北注］［江注］、［曾注］与此相似。尔，你。尔公，指周公召公。这是你王的事功，真是善于用兵。［陈注］允，当作充，形近而误，借为统。充，统古通用。《礼记·儒行》：“不充诎於富贵。”陈注：“充或为统。”便是例证。充借为统。统师，统领王师。武王代殷。统领周兵的将领是周公召公，周和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的联军统帅当时是吕望（姜太公）。［高注］严粲：“李氏曰：其所以传嗣而不绝者，盖能合天下之公，而信于众也。……实尤尔王之至公，足以兴于众也。”朱熹：“允，信也。”［李注］只有效法你的事业。实，助词。维，只。尔，指文王。公，事。允，助词。师，效法。《诗集传》：“亦继武王之事是师尔。”［唐注］
2 关于《序》的分歧
2.1《酌》是不是《大武》中的一篇。
《序》云：“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王之道以养天下。”
《序》成于汉初，起初是为了传授《诗经》而作，是现存最早的注释《诗经》的资料。在宋以前，几乎没有人怀疑《序》的真实性。从苏辙开始，学者们对《序》的真实性产生很大争论，以致对《诗经》各篇的注释往往也分为依《序》的注释和不依《序》的注释。而在许多怀疑者的眼里，序的一切内容都应该推倒重来。而本篇在《诗经》中并没有明确被指明就是《大武》的一篇，更没有指明是第几篇，甚至诗经本身就没有说《大武》有几篇，或哪几篇。
所以学术界不少学者认为说《酌》确是《大武》的一篇缺乏依据。但也有部分学者如金启华、李家声、唐莫尧、高亨、聂石樵等都支持《酌》确是《大武》的一篇这一观点。
据《礼记·乐记》和《左传·宣公十二年》。《礼记·乐记》云：“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志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而复缀，以崇天子。”《左传·宣公十二年》云：“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礼记·乐记》说《武》“六成”，《左传·宣公十二年》说《武》“六出”。所以《武》应该有六章，而不是三章，并根据《礼记·乐记》：“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与《序》：“告成《大武》也”，认为《酌》是其中第五篇。
由于左丘明是与孔子同一时代的鲁国人，史载与孔子私交甚好。故《左传》的可信度在时间的这一纬度上无疑是最高的。《礼记·乐记》与《序》都成于汉初，故可信度次于《左传》，但虽然《左传》的可信度高，但它说有六篇却只记述了其中的三篇，其他三篇没有记载；而就时间来看，既然《序》可以怀疑，那么《礼记·乐记》同样可以怀疑。而最关键的是这两个记载事实上是矛盾的。
根据《序》：“告成《大武》也”，《酌》应为最后一章即第六章。但《礼记·乐记》：“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那么《酌》就应为第五章。
陈奂有一个很牵强的解释，其在《诗毛氏传疏》中说：“《维天之命》礼成，告文王。此乐成，告武王。乐莫大于《大武》，故云告成《大武》也”。但如果果如其言，那是不是意味《大武》的六篇在毛苌作序时都可以加上“告成《大武》也”呢？
而如果《酌》确是《大武》的一篇的话，按可信度首先采信《左传》，而《左传》对其第六出已做了规定，并不是《酌》，所以《序》的“告成《大武》也”不可信。但《礼记·乐记》“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并不矛盾。
2.2诗中有无酌意
诗是谁所作，或者说诗中的“我”是谁？诗中有没有“能酌先王之道以养天下”的意思。如果有，“先王之道”又为何道？
郑玄的《笺》说：“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归政成王，乃后祭于庙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其意是周公还政于成王，作本篇（乐歌），因其刚作成，祭于太庙而奏此乐。李家声（《诗经全译全评》）据此认为“西周盛世成王继承功业，他牢记武王创业的作为，并决心师法武王事功。以巩固和发展周朝的功业。诗简明意深颂美之中有言志之辞，足可见成王谦敬与奋励的态度和精神。”诸多的研究者中王安石和朱熹也支持这一观点。
但《毛序》则说本篇是《大武》系章始成告于庙用的乐歌。撰诗意及此诗的历史背景，应为武王伐商前告于宗庙用的乐歌。故高亨（《诗经今注》），唐莫尧（《诗经新注全译》）都认为武王伐殷前祭祀的乐歌。
然而郑玄又迟于毛苌，而且《笺》所云与《史记》不合，《史记·周本记》云：“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居二年（即又过了两年，即文王受命第十一年，武王即位第四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东王子比干，田箕子，太师疵，少师疆，抱其乐器而奔周。”于是武王通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毕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而分周公左召公右也是在武王之时，故几乎可以肯定“我”是武王而不是成王。
而本篇为什么篇名叫“酌”?《诗集传》说：“‘酌’，即‘勺’也。《内则》‘十三舞勺’，即以诗为节而舞也。”朱熹在《辩说》中有：“诗中无酌字，未见酌先祖之道以养天下之意。”王质《诗总闻》也说：“寻诗无酌字。亦无酌意。恐酌是灼字……《说文》：‘铄，销也’；‘灼，炙也。’皆是火意。”《毛诗序》云：“能酌先祖之道，不确”。
《内则》的一条恐怕无从考起，而聂石樵（《先秦两汉文学史稿·先秦卷》）总结朱熹王质的观点认为“酌字本为‘灼’，当为‘酌’字之误。灼即於铄王师之铄，皆火意。”
但猜测原作笔误似乎缺乏说服力，陈奂《诗毛氏传疏》有“至蔡邕《独断》，应劭《风俗通》皆言酌先王之道，知序意之来古矣。”故陈子展据此在其《诗经直解》提出正相反观点，“此亦不知序说有本，最初序今古同说也。彼不解诗言尊养时晦，不解序言养天下，而若遽推言养先祖，斯大谬也。”
如果“序意之来古矣”确切的话，“言能酌先王之道以养天下”也必然就确切了。那么“先王之道”为何道，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研室、曾运乾、江荫香在注释时都将“能酌先王之道”放在“实维尔公允师”上，而陈子展遵旧说，将“公”释作“事”，“师”释作“军队”。并认为“能酌先王之道”不是在这里，而引陈奂言释“能酌先王之道”，“——而篇名《酌》者，言酌时之宜，所谓汤代桀，武王代纣，时也。曰酌先祖之道，先祖谓文王。文王之道，三分有二而不取；武王酌其时，八百会同则取之。《孟子》曰：取之而万民不悦则勿取，文王是也。取之而万民悦则取之，武王是也。《序》以《大武》之取天下为能酌文王道，即此意也。称先祖者，据成王作颂时言尔。”从这里不难看出，陈是将“能酌先王之道”放在“时纯熙矣，是用大介”上。
但这几种解释显得都不是很合理，在“养天下”的“养”注释上，前人走入了一个误区，就是一直都将其解释为攻取。但江荫香解释“尊养时晦”是“遵是依着，养是守着”，那么“养天下”不一定就必须是攻取天下，而再成即灭商，四成已经南国是疆了，作为第五出的《酌》更应该是守天下，更何况无论是顺应天时、相机而动还是“实维尔公允师”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道，所以更不会是先王之道。
那么先王之道究竟是什么呢？应该从“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来看。从柳宗元的《封建论》来看“文王”治国最大的道就是分而治之，而本篇所述“武王”封分周公、召公以助其治国，这才是“先王之道”。
3 结论
从以上论述结合所引的注释不难看出，本诗考据的主要分歧在于诗中有无“能酌先王之道以养天下”的意思，但即便是确信认为诗中确有“能酌先王之道以养天下”的注释者，在此具体体现在哪一句上也有分歧。但同时，在个别字句的解释上，认为诗中有“能酌先王之道”和认为诗中没有“能酌先王之道”的意思研究者也有相同之处。以聂石樵为例，其在注释“时纯熙矣，是用大介”上与江、陈同，但其与江都不同于陈，将此引申到“先王之道”的高度上，而只释为“相机而动”。陈以为“相机而动”就是先王之道。在“载用有嗣，实维尔公允师。”的解释上，聂遵高亨说，即，“任用将帅，统兵的人是你们二公。”认为“嗣”作“司”解，“有司”即文武官吏。“尔公”指“周公、召公”，“允”当作“充”，形近而误，充借作统，统师，谓统帅王师。意思是当时伐纣的总指挥是吕望，而士兵分为两队，分别由周公、召公统领，周公、召公因有战功，又是武王的亲族，便令其分陕而治。其依据是前文所述《礼记·乐记》：“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此自不同于陈，与北、江、曾所注相差更大。
所以，《酌》确应为《大武》的一章，且为第五章，但《序》言“告成《大武》也”，不确。而“养天下”应理解为“守天下”，诗中也确有“能酌先王之道”，“先王之道”即为文王的封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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