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车应用的江湖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cppgreate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滴滴打车CEO程维

摇摇招车 VS嘀嘀打车


  七拐八绕,记者终于来到了王炜建在建外SOHO的公司,这里更像一个战场,无比嘈杂——不到10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塞满了人,每个人头也不抬地在电脑前忙碌着,或接听着电话,门口还有几个中年男人抽着烟,他们是来领奖的的哥,每个月只要上线时间和接单数达到一定量,便会有车充、车架甚至毛巾被送出,这对于日夜奔忙的的哥的姐们无疑充满了温暖。
  绿色的墙上挂着一行字:“小小的摇摇招车,有着改变世界的梦想。”1974年出生的王炜建来自河北邯郸,有过4次创业经历,可改变世界的想法却还是第一次提出,之前只是想改变自己的命运,面对三十多家前来洽谈的风投,他已经讲过太多次自己的创业故事。
  高二念完考大学无望,他开了几个月的出租车,之后发现当地的出租车广告还是一片空白,于是当机立断找朋友借执照印名片,开起了出租车广告公司。一年后便转行做起了家具代理,他接手的商铺一年内销售量翻了3倍。接着他把之前赚到的钱全投入到了乳品厂的建设中,6个月后就达到了自主生产——加工、消毒、包装及配送的能力,并成为了全国最早开始送奶入户的企业,那个时候他才25岁,今年销售额约7000万元。   实现财富自由的他开始了10年的玩乐时光,先是在加拿大上了3年的工商管理,期间驾车横穿加拿大,退学后玩起了滑翔伞,并在2009年墨西哥滑翔伞世界锦标赛上获得第61名,成为我国滑翔伞运动史上的最好成绩。
  35岁时,他发现自己在天上飞的时间太多,又或是运动生涯已经到达了顶峰,就回到地面开始再次创业。2009年,王炜建在北京用1000万元分批购入70辆中档轿车,办起了2 1租赁公司,可这也为日后他第五次创业开头的不顺埋下了伏笔。
  2012年3月,善于盘活资源的他首先在自己的租赁车上做起了“摇摇招车”的平台调度实验,3天后,会员数量就突破5000,那个时候他没考虑到出租车市场的存在。3个月后,他发现“摇摇招车”的自有租赁车辆远远跟不上持续增长的租车需求,而私家车在平台上接单已经触到了“黑车”的红线,有几个司机还遭到了交通执法大队的罚款。最后他忍痛砍掉了租赁车业务,“轻”装上阵。
  王炜建语速很快,脑子转得更快,一般人需要跟上他的节奏很费力。他面前摆着一台手提电脑,几乎是一边处理着业务,不时接听几个电话,同时接受采访。这种高强度的工作似乎累不着他,他身板坚挺,手臂上肌肉紧绷,经常会发出几声大笑。
  他有着创业者特有的基因,市场嗅觉灵敏,精力旺盛,心态乐观,喜欢和善于解决问题,他曾在一次访问中提到自己喜欢做一些“巧事”。最近他刚把摇摇进行了游戏化的改造——奖章和官衔是摇摇招车的一个特色,在这个成长系统中,摇摇根据司机累计获得的奖章来确定司机当前的官衔。获得的奖章越多,官衔就越高。例如抢单好评,微博表扬,或者反馈好的产品意见,都能获得奖章。如果用户投诉司机师傅爽约,客服核实后,也会扣掉很多奖章。

  官衔有很多特权奖励,官衔越高,获得的特权就越多,例如有会员包车,将优先推荐给级别高的司机,平时获得专属客服回访,同时会优先参加摇摇定期举办的各种奖励活动,官衔等级可以从群众一直升到厅长。
  根据“摇摇招车”提供的一组数据,目前公司已经与北京市九十多家出租车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乘客日呼叫量近万次(北京市总叫车量为270万),打车成功率近75%。
  相比于摇摇的“草根凶猛”,业内还有一家半年内快速崛起的“滴滴打车”,其办公室位于互联网的创业圣地中关村,楼下就是贩卖各类电子产品的市场。同样是不到100平方米的办公室,可却显得井然有序,门口摆放着的沙发给加班的技术部员工睡觉用,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方格内安静地工作。
  创始人程维30岁出头,说话语速偏慢,每句说出口都经过了深思熟虑,有着超越自身年龄的沉稳,这也许得益于他在阿里巴巴工作的8年时间,从B2B到淘宝,最后在支付宝负责B2C业务。大公司的历练让他做起事来更注重大局观和规范化,他的另外两个合伙人也有着互联网公司的背景。
  用公司市场部经理卓然的话讲,这间公司“有着纯正的互联网血统”。
  进入打车应用市场前,程维有过7个不同的创业计划,其中包括家居电商,这是他在支付宝工作时负责和精通的领域,他认为里面有很多细分领域并没做全。
  他的野心并没让他选择背靠大树:“互联网的江湖里面,早已是山头林立了,可市内出行还是一片荒芜之地,这就有空间让我从地上长出一颗互联网的树来,而不是别人树上的一个枝桠。广阔天地大有可为,何必挤在人潮人海中打破头呢?何况里面还有比你胖的胖子,而凳子就那么一两把,多累啊。”
  据他观察,“3年之前(打车应用的)时机还未成熟,今天算是成熟了,标志是什么呢?就是千元智能手机的普及,中国整个3G网络环境门槛的下降,使得大量的蓝领入场。如今金字塔尖的一帮人和中间的白领生活已经非常互联网化了,现在开始往下渗透,这是时代的大背景。”
  他所指的蓝领,便是13000个驾驶出租车的师傅们,他们是这场竞争的关键所在,如今这些车上都安装了滴滴。程维第一次去出租车公司讲课,下面坐着的一百多名司机里只有二十多人有智能手机,其中有8个愿意试用。在这之后,软件的推广工作并不顺利,用户人数和使用量一直上不去。
  雷军有句名言:“站在风口,猪都会飞。”对于滴滴打车,2012年北京的第一场大雪便是第一阵风,11月3日滴滴第一次单日突破1000人叫车,如今的日下单量更是突破了万人大关。
  摇摇招车里,乘客要在客户端里通过支付宝充值后扔“炸弹”(即加价),相对繁琐,滴滴只需输入手机号便可以完成叫车服务,虽然软件中有20元加价封顶的选择,可是真正付费还是通过现金交易。界面的简易设置来自于程维多年好友、美团网CEO王兴的建议,尽管当程维第一次拿着自己的软件去请教王兴的时候,曾被斥为“垃圾”。
  出身互联网企业,让程维有许多接触同行的机会,就在采访的头一天,他刚通过朋友的介绍见到了国外某手机约车打车应用巨头的CEO。
  远道而来的外国同行对中国公司的3个特点表示十分惊讶。一是免费的烧钱玩法,尽管滴滴和摇摇在一开始都曾试图征收小额的调度费,但因为会拖慢软件覆盖的速度,只得作罢,而国外同行创业之初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赚钱。二是用户为何会有爽约的习惯,在中国,无论是摇摇还是滴滴都有一套奖惩制度,例如滴滴面对乘客爽约,第一次封号一周,第二次两周,第三次则是永久封号;而国外则是通过信用卡绑定账户,甚至乘客下车一周后信用卡公司才会发车费的电子账单过来。三是中国独创的语音交流系统,国外用户并没有类似的习惯。

市场VS体制


  打车应用的鼻祖是美国的Uber公司。他们进军纽约出租车行业之后,由于受到了纽约市租车委员会(TLC)设立的种种限制和打压,于去年10月退出了这个市场。随后监管机构突然发现了新科技的力量,于是一个个站了出来。去年12月份,来自纽约、洛杉矶、旧金山、华盛顿和芝加哥等15个城市的出租车监管机构组成了“智能手机应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已经为新的条例起草了指导方针,其中多条规定直指Uber的核心业务。   类似的政策风险在中国也同样存在,在谈到与交管委的沟通时,程维这样回答:“今天我们需要去跟主管部门沟通,告诉他们我们是来帮忙的,不是来捣乱的,这个很重要,而实质上你能不能、有没有帮到这个社会更好更高效地运行,还是你的能力不足以干这件事件,结果你干了,你控制不了里面的一些信用和风险,这个是关键,我们要达成一致的。因为你这个是涉及民生的,关系到公共资源,所以你应该接受社会舆论和主管部门的双重监督,这个是必要的。”
  类似的主动沟通,摇摇和滴滴都在进行,更多时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王炜建通过与“96109”叫车热线的绑定,省去了传统的3元电召费,提供免费的摇摇叫车服务,做到了车台与手机双平台的精准定位,目前已有2万辆出租车安装了摇摇招车设备。采用同样的打法,嘀嘀和北京市两大出租车调度中心之一的96106达成了战略合作关系。
  与出租车公司的互动目前来说也是良性的,摇摇之前曾接触过祥龙出租车公司,在习总书记专门为北京“打车难”问题视察完公司之后,祥龙第一时间主动找到了王炜建,之后摇摇免费帮祥龙公司进行了内部软件的升级。
  在全国扩张的势头上,滴滴目前暂时走在了摇摇的前面,它已经开始覆盖上海、深圳、广州和杭州4个城市的市场,而摇摇在3月底将会开通上海、深圳、广州3个城市的服务。
  可程维、王炜建他们都清醒意识到了智能招车的特殊之处,即每个城市都是一个独立的新战场,因为线下资源、用户习惯以及品牌认知都不尽相同。
  而更为重要的也许是各地城市监管机构的态度,Uber在波士顿的出租车业务就曾遭受封杀,最后获得了解禁。去年年底,经过听证会程序后,纽约似乎也向Uber抛来了橄榄枝,公司不久将重启出租车叫车业务,创新科技与监管机构的博弈也必将继续上演。
  当问程维在这个行业如何活下去时,他回答道:“前面看是谁能解决更多的问题,就是用户体验,而后面拼的则是企业的成本和效率,当然和监管部门的沟通也是效率的一部分。”

幼苗VS巨树


  相比于摇摇招车在融资的高调(2012年5月获得数百万美元的A轮融资,投资方为红杉资本。B轮融资将于3月底完成,数额达千万美元),滴滴打车并不愿公布任何细节,甚至于接受采访他们都认为曝光过度,可互联网的江湖却一直在暗流涌动。
  据ChinaVenture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未来几个月,腾讯欲战略投资嘀嘀打车,微信业务未来将整合打车业务。而事实上,马化腾在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的间隙曾公开表示他对“打车”的关注:“未来几个月,微信平台将推出出租车等服务的微支付服务。”
  与此同时,成都和杭州等地出现了司机达百人之多的微信出租车队,为此乘客只需提前在微信群里预约用车,便会有人准时过来接送,这变相取代了打车应用。
  纵观市面上的打车应用,无一例外调用的均为百度地图。据搜狐IT报道,百度占据此优势后,正积极地与各打车应用洽谈合作,开放接口,在百度地图上实现一键打车功能。另外阿里也在坐等企业上门,因为几乎所有的打车应用都在努力寻求与支付宝的深入合作,以实现在流量及变现上的突破。
  这似乎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事情,看似从土地里独自生长出来的互联网应用,其核心技术还是脱离不了3棵大树——他们用的是微信的语音、百度的地图、阿里的支付宝。
夜晚高峰时段北京东三环上行驶的车辆
其他文献
南怀瑾走后的几天,我的脑子里突然迸出个念头:登琨艳又该踏上游荡之路了吧?前几年,我们一起在太湖大学堂静修。他很用功,每天下午准时到禅堂打坐,晚上在饭堂听怀师讲经说法,隔三岔五还可以听到他文采飞扬的修行报告。几年下来,登琨艳确实已非同一般,每隔三天才吃一餐饭,人却格外精神,双目炯炯有神,戴了几十年的眼镜也脱下了。他在庙港的村子里租地筑屋,像是打算长住的样子。可我知道:他那颗游荡的心并没有安定下来,只
所有关于古巴音乐的故事,都绕不开“Buena Vista Social Club”。  这个混合西班牙文和英文、带着几分享乐气息的名字,原意为“好景俱乐部”,是1949年古巴首都哈瓦那开张营业的社交会所。彼时,台上乐队演出,台下男女谈情说爱听歌跳舞,“好景”名噪一时。后来乐队因政局变更而解散,俱乐部也于1961年关门大吉走入历史。  1996年,美国知名音乐人莱·库德(Ry Cooder)来到哈瓦
市场上当地人贩卖的花朵与香蕉回頭红衣小女孩儿水鸟村码头的清晨单车小路托钵化缘僧侣们赤足走在街头  普鲁斯特曾经写道,地名是人们思绪中“地表上一些特定地点”的具体化。比如巴黎是“一个堆满镀金边框的镜子、刻意安排的店面和大量博物馆的地方”、仰光是“大佛塔、昂山素季和穿笼基的男人”,至于茵莱(不是莱茵),它是东南亚最大的高山湖泊的名字。“这是一个由漂浮在水上的花园、棚屋村庄和摇摇欲坠的佛塔组成的水汪汪美
9年前的7月7日,著名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悄然离开人世。他35岁攻读研究生,55岁谢世,虽然学术生涯只有20年,但却不枉此生。他的《专业化和经济组织》一书被权威杂志书评称为“盖世杰作”。  就全球华人经济学家而言,对中国的政治变迁和经济改革有切身体验和真知灼见者是少数。能对现代经济学作出理论性贡献或挑战现有理论体系者是极少数。同时具备这两者的学者更是凤毛麟角,而杨小凯就是这样一个人。  经济学界
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已整整60年了。这次“院系调整”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至深且巨。直到今天,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盘”仍为60年前的“格式化”确定的,当然有发展、变化,但并无实质性的改变。  60年前定下的这种格局,与今天的社会发展和转型已经严重不适。因此,人们对教育体制的不满、批评、指责,甚至愤怒越来越严重、强烈。这一切都说明,现在已到高等教育体制“重新格式化”的时候了。  大洗牌
H7N9的“恐吓”并未击退车企对于车展的热情,车企们恨不得打了“鸡血”般抢滩上海。要在白玉兰花开的时节,发出更大的声浪、吸引最多的眼球,拉动2013年全年的销量。  这场总面积超过23万平方米的盛宴,吸引了2000家厂商。早在一个半月前,便有车企前往上海踩点,在随后的预热营销时间里,各大车企新车车型、动态就相继在各大网站、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袭来。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部分今年1月、
图/ 本刊记者 大食  最初,黄绮珊拒绝了《我是歌手》的邀请。总导演洪涛追到北京、重庆、新加坡,亲自坐在黄绮珊的对面,她还是说,“这个事情,真的抱歉。”对于当时的她来说,完成在新加坡浸信会神学院的学业,是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在重庆,洪涛把黄绮珊拉去KTV唱歌,想试试她的嗓子。她唱了一首《I will always love you》,把洪涛唱哭了。第二天早上,他给黄绮珊发去一条短信:谢谢你,我这
“我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所谓的地下共产党员。”  3月25日,香港会展大厅,媒体见面会,几分钟前刚刚当选为香港第四任特首的梁振英掷地有声。  事实上,在过去的5年中,他已经重复了这句话不下10次。这次面对路透社的发问,惟一不同的是,他用了英文来回答。  距7月1日上任还剩下3个多月时间,《明报》社论提醒正春风得意的他:“梁振英特首无蜜月期,就职前已需提振民望。”  “红”人梁振英  即将58岁的梁
布雷希在布道之余,四处奔走请求受害者宽恕  6年前的一个星期二,布雷希被审判。由利比里亚总统指定的九人委员会进行判决。在审讯中,他们问布雷希杀过多少人。布雷希身着白上衣、白裤子和白鞋子。  他看着这个宽敞奢华的房间,似乎很专注。委员会坐的地方在战争期间是被推翻的总统宝座、一堆粪便和发亮的斯坦威钢琴。钢琴的脚已经被锯掉,像是做了外科手术一样。就在那时,布雷希控制了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  战争从19
张乔峰在家里给孩子们放音乐,当出现“鱼”的歌词时,两个小孩在地板上模仿起鱼来 图/刘关关  45岁的张乔峰决定把6岁的儿子张洪午带离学校。  张乔峰不能忍受传统教育在他这一代人身上留下的毒害,再在张洪午身上延续。“所有的学习都是以伤害我们的身心健康为代价的。”  他希望张洪午未来做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意识的公民。张洪午离校后,张乔峰在家创办了学堂“龙学园”,自己教张洪午。  早在1945年,李慎之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