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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是青年，一般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而要在短时间内建立一个全国性有影响力的政党，缺乏经费是万万不能的。在建党初期，主要经费来源仅仅是靠陈独秀、李大钊等少数知识分子教书、写文章挣来的稿费和其他一些人的捐献来维持，这显然绝非长久之计。因此，经费问题成为建党中的一个大问题。
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
最初，陈独秀坚持中共要独立自主，不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而听命于人。他多次拒绝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表示，以致“一大”以后，中共中央每月两三百元的经费都难以筹措。
1921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租界被捕，面临七八年的牢狱之灾。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花了很多钱，费尽周折，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并请了著名的法国律师出庭辩护，才顺利地将陈独秀营救出狱。回想连从监狱里自救的钱都拿不出，还怎么独立于人，陈独秀感慨地说：“现在的统治者们既这样无情地压迫我们，我们只有和共产国际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不必再有疑虑。”即便如此，陈独秀也不完全同意中共成为共产国际的附庸，他仅仅同意党的各部门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向共产国际申请经费。这样，党的工作得以迅速开展。
陈独秀之后，另一个想独立自主、大干一番的是李立三。
1930年蒋冯阎大战，李立三认为中国革命必将发展为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于是一口一个“暴动”，“指手划脚”地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要求苏联置自身安全于不顾，全力配合中国革命，令共产国际和苏共惊讶得目瞪口呆。
共产国际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进行了干预：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被停发了经费的李立三，便只剩下台一途。
最后，深刻理解当时中国社会情况的毛泽东，找到了独立自主解决财源的方法，才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经济基础。
毛泽东的思路就是建立“红色割据”。依靠红色根据地，共产党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赢得了广大农民对红色政权的支持和拥护，农业生产蓬勃发展，为根据地的经济独立奠定了基础。
巴黎公社的教训和俄国苏维埃的成功经验，使毛泽东和其他根据地创始人清醒地认识到，革命要想成功，必须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伊始，新生的红色政权就决定创立自己独立的金融体系，创建苏维埃共和国自己的中央银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
国家银行最重要的工作有三项：第一，统一货币；第二，统一财政和税收；第三，支持苏区的生产与贸易。
世界上最小的中央银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
1931年11月，毛泽民受命筹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以下是国家银行的5位创始人：
毛泽民，国家银行行长。出身农民，4年私塾。
曹菊如，国家银行会计科科长。出身店员家庭，小学文化。
赖永烈，国家银行业务科科长。红军战士，永定县农民银行创始人。
莫均涛，国家银行总务科科长。出身店员，12岁辍学做童工。
钱希均，国家银行会计。出身农民，曾在上海平民女校学习。
这些人就是苏区千挑万选出来的跟银行“沾过边”的人，其中曹菊如和银行的来往，仅仅是替老板存款取款，而莫均涛在汉口的银行当过蓝领工人，甚至从来没有点过钱。如果说他们能办好农村合作社，有人或许相信；办中央银行，无论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和一般人想象的中央银行都相差十万八千里！
当时摆在这5位面前的任务，是要建立一套独立的中央银行体系，这简直比登天还难！想想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有多少吧：
银行的启动资本如何获得？
货币以什么为本位？
纸币发行的准备金是多少？
如何建立货币信用？
如何在苏区统一货币？
银行的金库建在哪里，如何保密？
金库账目如何记录？
纸币如何发行？谁设计图案？印刷纸张和油墨从哪里来？纸币如何防伪？
银元如何发行？是独立设计还是仿制？
如何开展贷款、汇票贴现等业务？
无穷无尽的问题铺天盖地而来，想想都发愁！
但正是这“五虎上将”，在瑞金城外叶坪村一幢普通的农家小屋里，几张桌子、几把算盘一摆，开始了国家银行从无到有的艰难创业，奠定了今天中国银行系统的基础！
建行之初，国家银行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启动资金，其财政来源主要是战争中缴获的物资。每逢红军有重大作战行动，国家银行都会组织没收征集委员会，随部队到前方筹粮筹款。
1932年，毛泽东指挥的漳州战役大捷后，毛泽民也随军来到漳州。他走街串铺，找商人们谈话，宣传红军的政策，同时，国家银行在漳州城颁布了有关没收和征集的布告，红军不没收商店，但可以接受商店老板捐款。这一政策受到漳州大小商户的拥护，他们纷纷捐款。这次出征，红军不仅得到大批军用物资，还筹得105万大洋，国家银行的资金有着落了！
为了将在漳州筹集来的部分资金储存起来，国家银行决定建立一个秘密金库，他们在临近瑞金的石城县烂泥垄村找到了一个靠山的房子，然后又组织了4批战士来运送，每一批人只掌握一部分信息。包裹金银的不知道储藏何处，负责运输的不知道终点在哪里，储藏包裹的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最后的警卫更是毫无线索。不仅如此，毛泽民还在清册上以黄酒白酒来代表黄金白银，真可谓思虑周详。在后来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长征时，当初储备的这部分资金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在启动银行代理金库业务时，大家不知如何着手记账。一次，前线部队送来一批缴获的现洋，经手人员发现，现洋的包封纸竟然是国民党税务机关的四联单。仔细查阅后，毛泽民和曹菊如欣喜若狂，如获至宝。他们对四联单认真分析、研究，从中得到启发，对金库的制度和流程进行改进，终于制定出了银行金库管理方法。这样，金库资金的收款方、管理方(国家金库)、使用方和支配方都有了相应的记录，保证了财务制度的严谨，有效地杜绝了各级政府和军队中的贪污浪费。
随着各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国家银行逐步运转起来。
红色货币的诞生
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之前，根据地流通的货币有：江西工农银行的铜元券、闽西工农银行的银元券，还有光洋和国民党的纸币，甚至有清朝时期的铜板。人们购买物品，抓一把各式各样的票子出来，有时连账也算不清。不仅老百姓头疼，商家也是不胜其烦。
国家银行成立后，统一中央苏区的货币就成为了头等大事。
要发行货币，第一个难题就是，找谁设计和绘制纸币的图案呢？有人推荐了黄亚光。他曾留学日本，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还有绘画才能。
当时苏区正受到国民党严厉的经济封锁，工作条件很差。毛泽民从上海秘密买来绘图笔、圆规、油墨和铜板等，黄亚光仅凭着对所用过的一些钞票的记忆，开始了货币图案的设计工作。
毛泽东要求苏维埃政府货币的设计，一定要体现工农政权的特征。因此黄亚光在设计货币时，把刀、锤子、地图、五角星等图案有机地组合起来，既美观大方，又突出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货币的特点。他临摹红色书刊上的列宁头像在纸币上，代表苏区人民在马克思列宁思想指导下改天换地的新气象。
纸币的发行，还要解决纸张和油墨的问题。由于国民党对苏区的封锁，国家银行只能暂时一边用白布印刷，一边自己动手造纸。没有造纸原料，大家捡些烂麻袋、破棉絮，上山砍毛竹、剥树皮，收集鞋底、绳头。于是，人们常常在村头街口看到这支国家银行的“捡破烂”队伍。捡回来的东西全部砸碎后，在石灰池中浸泡，然后捣成纸浆用于造纸。
最初造出来的纸不甚理想，韧性不好，又厚又黄，后来加入胶水和细棉花来增加韧性和洁白度，才终于造出了适合印刷钞票的纸。
油墨问题也是历尽艰辛。最后一位钱庄老板建议用传统的松烟法造墨，把松树的松膏烧成烟油，然后掺些桐油即可。一试之下，果然效果不错，这样油墨的问题也解决了。
在克服了资金、设计、印刷钞票等种种问题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1932年7月7日，即国家银行成立仅5个月后，印制出第一批苏区纸币。货币是以银元为本位，纸币为银币券，1元银币券兑换1银元，银币券为国币。有了统一的货币，国家银行会同苏区财政部门宣布，一切交易和纳税均按国币计算，国民党的纸币禁止流通，原苏区银行发行的货币按比例限期收回，不再使用。
国家银行除了发行纸币外，还发行了银币和铜币。国家银行货币的发行与流通，逐步回收了各种杂币，使中央苏区的货币实现了统一。
到1932年底，苏维埃国家银行印制、发行银币券65万元，而准备金达到39万元，准备金占发行总额的60%。
纸币在苏区顺利流通，一举肃清了昔日货币市场的混乱。
就这样，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创建者经过了无数的风风雨雨，凭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牢牢地抓住了钱袋子。（摘自宋鸿兵《货币战争（三）》）
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
最初，陈独秀坚持中共要独立自主，不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而听命于人。他多次拒绝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表示，以致“一大”以后，中共中央每月两三百元的经费都难以筹措。
1921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租界被捕，面临七八年的牢狱之灾。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花了很多钱，费尽周折，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并请了著名的法国律师出庭辩护，才顺利地将陈独秀营救出狱。回想连从监狱里自救的钱都拿不出，还怎么独立于人，陈独秀感慨地说：“现在的统治者们既这样无情地压迫我们，我们只有和共产国际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不必再有疑虑。”即便如此，陈独秀也不完全同意中共成为共产国际的附庸，他仅仅同意党的各部门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向共产国际申请经费。这样，党的工作得以迅速开展。
陈独秀之后，另一个想独立自主、大干一番的是李立三。
1930年蒋冯阎大战，李立三认为中国革命必将发展为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于是一口一个“暴动”，“指手划脚”地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要求苏联置自身安全于不顾，全力配合中国革命，令共产国际和苏共惊讶得目瞪口呆。
共产国际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进行了干预：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被停发了经费的李立三，便只剩下台一途。
最后，深刻理解当时中国社会情况的毛泽东，找到了独立自主解决财源的方法，才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经济基础。
毛泽东的思路就是建立“红色割据”。依靠红色根据地，共产党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赢得了广大农民对红色政权的支持和拥护，农业生产蓬勃发展，为根据地的经济独立奠定了基础。
巴黎公社的教训和俄国苏维埃的成功经验，使毛泽东和其他根据地创始人清醒地认识到，革命要想成功，必须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伊始，新生的红色政权就决定创立自己独立的金融体系，创建苏维埃共和国自己的中央银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
国家银行最重要的工作有三项：第一，统一货币；第二，统一财政和税收；第三，支持苏区的生产与贸易。
世界上最小的中央银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
1931年11月，毛泽民受命筹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以下是国家银行的5位创始人：
毛泽民，国家银行行长。出身农民，4年私塾。
曹菊如，国家银行会计科科长。出身店员家庭，小学文化。
赖永烈，国家银行业务科科长。红军战士，永定县农民银行创始人。
莫均涛，国家银行总务科科长。出身店员，12岁辍学做童工。
钱希均，国家银行会计。出身农民，曾在上海平民女校学习。
这些人就是苏区千挑万选出来的跟银行“沾过边”的人，其中曹菊如和银行的来往，仅仅是替老板存款取款，而莫均涛在汉口的银行当过蓝领工人，甚至从来没有点过钱。如果说他们能办好农村合作社，有人或许相信；办中央银行，无论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和一般人想象的中央银行都相差十万八千里！
当时摆在这5位面前的任务，是要建立一套独立的中央银行体系，这简直比登天还难！想想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有多少吧：
银行的启动资本如何获得？
货币以什么为本位？
纸币发行的准备金是多少？
如何建立货币信用？
如何在苏区统一货币？
银行的金库建在哪里，如何保密？
金库账目如何记录？
纸币如何发行？谁设计图案？印刷纸张和油墨从哪里来？纸币如何防伪？
银元如何发行？是独立设计还是仿制？
如何开展贷款、汇票贴现等业务？
无穷无尽的问题铺天盖地而来，想想都发愁！
但正是这“五虎上将”，在瑞金城外叶坪村一幢普通的农家小屋里，几张桌子、几把算盘一摆，开始了国家银行从无到有的艰难创业，奠定了今天中国银行系统的基础！
建行之初，国家银行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启动资金，其财政来源主要是战争中缴获的物资。每逢红军有重大作战行动，国家银行都会组织没收征集委员会，随部队到前方筹粮筹款。
1932年，毛泽东指挥的漳州战役大捷后，毛泽民也随军来到漳州。他走街串铺，找商人们谈话，宣传红军的政策，同时，国家银行在漳州城颁布了有关没收和征集的布告，红军不没收商店，但可以接受商店老板捐款。这一政策受到漳州大小商户的拥护，他们纷纷捐款。这次出征，红军不仅得到大批军用物资，还筹得105万大洋，国家银行的资金有着落了！
为了将在漳州筹集来的部分资金储存起来，国家银行决定建立一个秘密金库，他们在临近瑞金的石城县烂泥垄村找到了一个靠山的房子，然后又组织了4批战士来运送，每一批人只掌握一部分信息。包裹金银的不知道储藏何处，负责运输的不知道终点在哪里，储藏包裹的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最后的警卫更是毫无线索。不仅如此，毛泽民还在清册上以黄酒白酒来代表黄金白银，真可谓思虑周详。在后来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长征时，当初储备的这部分资金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在启动银行代理金库业务时，大家不知如何着手记账。一次，前线部队送来一批缴获的现洋，经手人员发现，现洋的包封纸竟然是国民党税务机关的四联单。仔细查阅后，毛泽民和曹菊如欣喜若狂，如获至宝。他们对四联单认真分析、研究，从中得到启发，对金库的制度和流程进行改进，终于制定出了银行金库管理方法。这样，金库资金的收款方、管理方(国家金库)、使用方和支配方都有了相应的记录，保证了财务制度的严谨，有效地杜绝了各级政府和军队中的贪污浪费。
随着各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国家银行逐步运转起来。
红色货币的诞生
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之前，根据地流通的货币有：江西工农银行的铜元券、闽西工农银行的银元券，还有光洋和国民党的纸币，甚至有清朝时期的铜板。人们购买物品，抓一把各式各样的票子出来，有时连账也算不清。不仅老百姓头疼，商家也是不胜其烦。
国家银行成立后，统一中央苏区的货币就成为了头等大事。
要发行货币，第一个难题就是，找谁设计和绘制纸币的图案呢？有人推荐了黄亚光。他曾留学日本，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还有绘画才能。
当时苏区正受到国民党严厉的经济封锁，工作条件很差。毛泽民从上海秘密买来绘图笔、圆规、油墨和铜板等，黄亚光仅凭着对所用过的一些钞票的记忆，开始了货币图案的设计工作。
毛泽东要求苏维埃政府货币的设计，一定要体现工农政权的特征。因此黄亚光在设计货币时，把刀、锤子、地图、五角星等图案有机地组合起来，既美观大方，又突出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货币的特点。他临摹红色书刊上的列宁头像在纸币上，代表苏区人民在马克思列宁思想指导下改天换地的新气象。
纸币的发行，还要解决纸张和油墨的问题。由于国民党对苏区的封锁，国家银行只能暂时一边用白布印刷，一边自己动手造纸。没有造纸原料，大家捡些烂麻袋、破棉絮，上山砍毛竹、剥树皮，收集鞋底、绳头。于是，人们常常在村头街口看到这支国家银行的“捡破烂”队伍。捡回来的东西全部砸碎后，在石灰池中浸泡，然后捣成纸浆用于造纸。
最初造出来的纸不甚理想，韧性不好，又厚又黄，后来加入胶水和细棉花来增加韧性和洁白度，才终于造出了适合印刷钞票的纸。
油墨问题也是历尽艰辛。最后一位钱庄老板建议用传统的松烟法造墨，把松树的松膏烧成烟油，然后掺些桐油即可。一试之下，果然效果不错，这样油墨的问题也解决了。
在克服了资金、设计、印刷钞票等种种问题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1932年7月7日，即国家银行成立仅5个月后，印制出第一批苏区纸币。货币是以银元为本位，纸币为银币券，1元银币券兑换1银元，银币券为国币。有了统一的货币，国家银行会同苏区财政部门宣布，一切交易和纳税均按国币计算，国民党的纸币禁止流通，原苏区银行发行的货币按比例限期收回，不再使用。
国家银行除了发行纸币外，还发行了银币和铜币。国家银行货币的发行与流通，逐步回收了各种杂币，使中央苏区的货币实现了统一。
到1932年底，苏维埃国家银行印制、发行银币券65万元，而准备金达到39万元，准备金占发行总额的60%。
纸币在苏区顺利流通，一举肃清了昔日货币市场的混乱。
就这样，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创建者经过了无数的风风雨雨，凭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牢牢地抓住了钱袋子。（摘自宋鸿兵《货币战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