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1日起，教育部统一组织新编的义务教育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三科教材，将在全国所有地区初始年级投入使用。新教材历经五年编审，相比老教材有了很多新变化。
　　教材的编写和改革以符合时代要求为准则，以使其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其实在中国古代，“教材”改革一直没有间断过。爬疏历史不难发现，大的教材改革至少有以下四次。
　　汉朝 “兴太学”，采用“宽进严出”的制度，学生入学不考，但在选拔当官环节，要参加“课试”。“课试”采用“射策”之法，即将考题（“策”）放在桌子上，由学生随机抽取（“射”）答题。太学生当时主要学习的教材，是《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五经”，考试时便围绕五经出题，这就是汉代的“五经课试法”。这应是历史上官学的第一套标准教材。
　　唐朝在汉朝的基础上，对这套以五经为主的教材进行了第一次比较大的修订，但教材所宗还是《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唐太宗下诏修订，由大儒孔颖达主持教材的修订，于公元642年编成，定名《五经正义》，凡一百七十卷。此后十余年间，又几经增订修改，于公元653年颁行天下，由此确定为唐朝各级各类官学的统一教材，每年的明经科举考试，都以此套教材为准。
　　宋朝有两次大的教材改革。一是北宋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在王安石的推动下，宋神宗颁布《周官新义》《诗经新义》《书经新义》，合称为《三经新义》。对照汉唐两朝的“五经”教材，王安石只保留了《诗经》和《尚书》两经，其余《周易》《礼记》《春秋》三经皆不再列入教材中。而《周官新义》则是王安石为推行熙宁变法而编撰的政治、伦理著作，排在《三经新义》之首，颁赐给宗室、大学及诸州府学，作为宋朝学生必读的教科书。这次教材改革还有一个大的变化，就是王安石首次将《论语》和《孟子》列为兼经，定为士人应考的必读教材。
　　二是南宋宁宗嘉定五年（公元1212年）推行的教科书改革。这次改革以朱熹编订的《四书集注》（即《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大學集注》《中庸集注》）为钦定教科书。
　　这个以《四书集注》为主的教科书版本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由南宋始而至元、明、清三朝，《四书集注》以无可撼动的地位，成为官学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四书集注》作为理学的重要著作，被统治者捧到了一句一字皆为真理的高度，对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思想产生了深远、巨大的影响。由这一时期开始，“四书五经”的官方教材形成，明清两朝的八股文考试，皆由此取题。
　　“四书五经”钦定教材在统治了中国官办教育数百年后，在晚清终于寿终正寝。西学的传播和洋务运动，使原来铁板一块的官方教材不得不进行时代的变革。1904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并诏准袁世凯、张之洞等改革大臣的建议，敕令学务大臣颁发新版教科书。这个时期的教科书，举凡自然科学、经济等新学皆为首次出现。至此，一个以新学为主要教材的时代从此到来，《四书集注》遂尔废除。